A25阅读/连载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阅读编辑：孙钟焜 编辑邮箱：szk@xmwb.com.cn2017年1月19日 星期四 连载编辑：刘伟馨 编辑邮箱：lwx@xmwb.com.cn

白话文运动100年（下）! 蒋波

《新青年》与《学衡》的较量

!"!# 年，!" 岁的胡适留学美国，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后，师从杜威。受其实用主义影响，胡适逐渐形成“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 $#世纪之活字”。后来任教北大时，为了论证白话文简明达意，胡适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职位一事出题，请学生拟电报稿。学生拟出“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字的电报稿，而胡适仅用了 %个字回绝———“干不了，谢谢”。

为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是年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称“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急先锋”钱玄同及时跟进，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直接把文言文视为“独夫民贼”“文妖”。

!"!&年 !月《新青年》开始刊发白话文，但此时的文学作品往往还是“文言序言”加“白话文本”的体例，比如鲁迅的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序言部分写道：“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至正文自述部分话风一转：“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一年之内，全国上下白话报至少出了 '##

种。《星期评论》《曙光》《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都在这一年推出。

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同年，蔡元培成立“国语研究会”，围绕国语标准音问题引发大范围探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渐呈相辅相成之势。至 !"$#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一

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文体，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白话文至此确立了在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数年后，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至今日又突然火起来，一版再版，影响深远。然而，面对风起云涌的白话文

运动，有人很不爽。国学大师黄侃针锋相对，也出了一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长达 !!个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个字即可”。这样的反对之声并非个例。当

胡适、陈独秀、鲁迅在《新青年》上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时，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衡派”也走上了另一条为文言文正名的道路。他们秉持文言文的天然简约精雅，视其为母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表达能力非是白话文所能企及。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声讨胡适“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抛出疑问，“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而从横向上看来，方言白话小说确实难以达到文言文超越语言障碍通达四方的传播效果。“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张爱玲以国语译完《海上花列传》时曾作如是叹。

欧化汉语：几家欢喜几家愁

$# 世纪初国运维艰，迷失在

“欧风美雨”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文化自卑。回归文本，一些为白话文正名的奔走者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继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在通过以翻译为纽带的语言接触后，欧洲语言的一些特点逐渐进入汉语，最终融于其中，成为别具一格的“欧化”汉语，这也是“五四”百年以来的白话文区别于传统白话的特色。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常会交

替采用“他”或“伊”来指代女性。到!"$'年《祝福》发表时，鲁迅才开始固定使用“她”。一年后，在《伤逝》中鲁迅开始使用“牠”（同“它”）来做非人类的第三人称代词。小作品反映的是白话文大趋势，为了对应英语中的 ()*+)*和 ,-，此时的汉语逐渐产生“他”“她”和“它”的分别。而《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代

尚未区分的形容词和副词后缀“的”和“地”，在“五四”洗礼后逐渐分野，

乃至很多人会在原本就是副词的词后生硬加上一个“地”，如茅盾的《追求》中“草地上顿时更加热闹起来。但似乎大家都忙于吃喝，暂时地没有话。”

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刊文称：“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为了吸收这种“细密的结构”，“五四”以来汉语大量使用连词、介词，也更注重使用范围修饰语，如“就……而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说”等等都被吸纳。这样，“枯藤老树昏鸦”，在欧化汉语翻译来，就会是“枯藤缠绕在一颗立有昏鸦的老树上”。从“五四”至今，欧化从未止步。

但许多文人为了追求时髦，在唯“欧”是瞻的风潮下，盲目构造为了欧化而欧化的文艺腔。!"$%年，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发表，开篇便是一段冗长的定语“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 . 字式的尖阁里”。$#世纪 /#年代，有人用直译的欧化句法来写作，比如将“-)*

0112* 34 56 *6*”译为“我目的苹果”，将“-337 -)* )*08- 39- 34 ),5”译成“将其心拿出”。时至今日，白话文运动已有百

年。有些欧化的语法现象已经渗入汉语肌理，成为现代白话文不可分割的血肉；但仍有些“老骨”，依然顽固地卡在喉结，难为汉语所吞咽。比如，以抽象名词做主语：“横贯公路

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生硬构造英语中的名词后缀“:度”“:性”等，“很难”“很快”“易读”改为“难度高”“速度快”“可读性高”；新句型“不能同意更多”随口而出；更有甚者，在不清楚被指带人的性别时，以 ;.来代替。“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

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诗人余光中曾痛批盲目“欧化”，“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在谈及欧化汉语时，鸳鸯蝴蝶

派张恨水曾以《三国》举例，“‘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化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一般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着别扭，看不起劲。”在网络时代，书写的门槛已被

打破，文字不单单为少数精英所掌握。如今的汉语面对的不仅是“欧化”，还有以段子、缩写、误写、假借、颜文字、表情符等方式的庞杂“网络化”。相较于白话文运动，网络语言一方面既可精确记录口语，暗合“我手写我口”的理念（如“港真”“酱紫”“香菇蓝瘦”），又在一方面与“五四”先驱们试图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以拉丁字母替代白话文，最终让中文走上表音文字的努力相背（如“槑”“囧”“<8=”及颜文字都是以象形符号的方式存在于网络）。面对无限的网络空间和多种技术手段，“网化文”的未来在何方，也许超出你的想象。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年 #

月上

" 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绘图的

白话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 ! ! ! ! ! ! ! ! !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审判官见邹韬奋反应灵敏，即刻又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全救会是什么宗旨”，想放下诱饵钓大鱼。“宣言上有一句话：我们唯一的目的，在集中全力对日！”审判长又问：“什么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是指容共吗？”他高声回答：“容共与否，先说明全国应团结，各党各派云云，廿一年国难会议宣言中亦有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共图救国方策的话；三中全会亦有各党各派合作之语；蒋介石先生谈话中没有歧视排斥之意。各党各派如共党、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国民党都听见过，各党各派不一定指哪党哪派。”在场旁听者纷纷鼓掌。这时，法庭

内的钟敲了十二下，到了吃饭时间。七人被分成未审问与审问的两组隔开吃饭。史良大为不满，站在凳子上叫着：“吃饭为什么要分开，怕说话派一个人监视好了，阿要交涉？”沙千里摆好筷子，坐下来端起饭碗：“吃饭根本不能讲话，马马虎虎吧。”史良见无人响应，跳下凳子，闷头扒拉起饭菜。

下午 $时半，继续审问邹韬奋：“《生活日报》上说人民阵线与人民救国阵线一样的，是不是>”邹韬奋义正辞严地回答：“《生活日报》中关于人民阵线一文，是读者写来问，我回答他错用了‘人民阵线’一名词。原意是指正错用了‘人民阵线’一字，而起诉书反认为拥护人民阵线，岂非断章取义，故意罗织，入人以罪？如中央宣言谓反对阶级斗争，哪里能说中央拥护阶级斗争>”

检察官忽然站起：“被告说‘故意罗织，入人以罪’这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未得到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

邹韬奋笑了：“刚才也没有问西安事变，检察官不知什么意思？”“我是发表起诉意见。”邹韬奋反唇相讥：“这意见牛头不对马嘴，我完全莫名其妙。”检察官要求禁止被告发表另外意见，邹韬奋被激怒了：“我不能侵害检察官发表起诉意见的权利，但是检察官也没有无理禁止我发表意见的权利。”

审判官生怕矛盾闹大了无法收场，巧妙地接过检察官的话头，把话题转到了西安事

变上：“根据电报内容，请张学良出兵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且全救会时有同样电文给国民政府及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检察官何以不仔细看看> 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请检察官证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

检察官强词夺理，“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而给国民政府及宋、

韩、傅的电报并未引起事变。”不想，在一旁的史良开了腔：“比方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说杀了人应该刀店负责吗>”检察官顿时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紧接着审判长宣布审讯沙千里

和史良以及其他两人。但是由于检察官拿不出证明，又反对向张学良、马俊超、马相伯等人调查，遭到二十四位律师的全体抗议。案子无法再审，审判长只能宣告暂时退庭评议。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查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定期开审。

第二次开庭审判与第一次一样，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上海文化界谢六逸、胡愈之、夏丏尊、欧

阳予倩等百余人，联名呈请南京政府恢复沈钧儒等自由，并请求撤销陶行知等通缉令。就在第二次开庭的同日，宋庆龄、何香凝

等十六人在上海发起了抗日入狱运动。宋庆龄等在呈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中措词严厉地指出：“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具状人等或为救国会会员，或为救国会理事，或虽未加入救国会而在过去与沈钧儒等共同从事救国工作，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

翌日，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的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彭文应、潘大逵等十六人又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申明救国与爱国无罪，说明他们发动救国入狱运动的动机、经过及今后的态度，同时，他们还发布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与《救国入狱运动规则》。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 ! ! ! ! ! ! ! $$%勇敢和真诚是永恒的

元化老师寓所的来客经常是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每逢此时，我就安然地坐在一边，有时也为元化先生和他的友人拍照留念。屋内只有我们两人时，便是随意地交谈着，就我的学识而言，根本谈不上与他的渊博学问探讨和对话，我们最是感到轻松的，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最感兴趣的，往往是听我讲述体育赛事和文坛动态，这时，他的眼神里，就会有一种顽童般的好奇和活泼，而我呢，若是冬季，在那间高大的、暖气烘热以至于烫脸的房间里，看着那扇微开着的吹进冷风的窗户（这是元化老师在屋内过冬的独有习惯，他说他喜欢这样）和顺风不断飘扬的轻纱窗帘，就会看到元化先生在不断反思质疑中，学术研究迸发出一个个噼啪作响的思想火花。与元化老师聊天，说到激动时，他往往会

站起来，两眼发亮，穿着袜子在地毯上来回走动。他说某领导是好人，说为了两位名人的不和出面请饭讲和，但仍是不行，说五七干校时徐玉兰对他的关心。一次，元化先生靠在那张宽大的睡床上，戴着眼睛，高跷着大腿，看着手中的一本纪实文学书籍，口中反复说着一句话：“引而不发，跃如也……真是的啊……”我已是听出来，这是元化老师对于极“左”路线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极度愤慨和悲痛。在他的心中，“历史和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还有一天下午，元化先生的屋内坐着上

海图书馆的几位领导和中国文化名人收藏馆的同志，他们都以恭敬、崇敬的神态，静静地听着元化老师说话。“这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几百年、几千年之后，都会化作粉末和灰尘……只有勇敢和真诚是永恒的。”坐在一旁的我，听了此话，心中受到极大震动。我曾请元化先生为我题词，因为，这一定

是凝结着他治学和为人至尊精华的手迹。他很是欣赏熊十力先生“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治学原则，力主摒弃功利浮躁之心的严谨学风，并为此而孜孜不倦。他也将自己的诗句“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视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作为坚定、

平和与乐观人生道路的总结。元化老师离开我们远去的时日越长，我们

就会愈发强烈地思念他。有时候，经过衡山宾馆和余庆宾馆，我都会驻足停步，凝视着元化老师曾经生活、思考和写作的房间窗户———元化老师，我去参观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时，会怀着虔诚和祈福的心灵，再一次近距离地与您会面，感受您在世时的精气神———同样的气宇轩昂，同样的淡定宁静。我的父亲修孟千当年“南下”到上海落户

后，即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丁景唐先生就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在家中听到父母亲说起丁景唐的名字。一次，父亲牵着我的小手，走进永嘉路慎成里石库门老房子，看望景唐先生，那时的我，年纪还小，觉得那座弄堂老房子的楼梯好陡，跨步好难，房间里面暗暗的。见到景唐叔叔，父亲用他那浓重的胶东口音称呼他“崂（老）定（丁）”。十余年后，我在家中听父亲说，他在一个商店门前，见到景唐先生，“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面容疲惫。”那时，景唐先生被扣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和“走资派”的帽子，被抄家、批斗，蒙受凌辱。

!"?"年初，我从云南边疆回到上海，幸运地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丁景唐先生担任着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我刚进文艺社不久的一次上海书展上，见到正从工人文化宫宽大台阶兴冲冲走上来的景唐先生，那姿态，那神情，真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丁先生的双眼是明亮的，脚步是有力的，说话带着浓厚的宁波乡音，但又是平和的白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每一个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打击和磨难的人，在这个生命阳光普照、人生春风浩荡的金色时光中，都会从内心感到无比振奋和激动，这当然也包括当时已是五十九岁的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