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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体味明理故事，聆听《法苑》之声。 投稿信箱：legalrealm@ 163.com本版责编：封雪 本版排版：封雪

2版：要闻：我院开展学习吴

良镛先进事迹活动

经典清华明理人———赵力蓥学长专访

学风之下 众声喧哗巴赫金于其著作《陀

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以“众声喧哗的复调小说”评价陀氏作品。所谓“众声喧哗”，即指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他们有机地交错在一起，彼此平等地相互讨论、争辩所构筑成的景观。

那么当我们谈论起学风的时候呢？

开学第三周的一堂债法课上，耿林老师对照名册点起一个又一个同学，“课前预习复习了吗？读了些什么书什么论文？一共选了多少课？每周花在债法上的时间大约多少？”就这样几个问题，让许多零字班的同学哑口无言。

无独有偶，去年某一讲座中赵晓力老师提到当年课堂上有那么几个学生跳出来，就某一章节、某一段落、甚至某一词句与老师争论、探讨。而现在的学生，更多的是面对老师的提问，坐在教授后面低下头，不知道听进去没有，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听。

变化总是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总是在不经意间，亦不被意识到。就表象来看，法学院的学风不能算不好。有良好学习习惯、认真听课、早起自习者均不在少数，但表象之下呢？有多少学生端坐于课桌前，只是机械的跟着老师的语调，艰难而无力的翻书？有多少学生只是简单的记录下教授的一言一词，然后一遍一遍的重述记忆？有多少学生会对照着书页下的一行脚注，翻阅出处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抛开单一的背诵与考试，又有多少同学真正深入进一门学科中去，怀有大志愿，誓将这一领域学的清楚明白，搅得风起云涌？

就耿林老师那日发问后的回答看，除去例行的作业外，能在课前课后做到预习、复习的法零同学并只占少数；而会参考其他老师推荐书目进行拓展阅读，进行一定对比思考，并提出自己观点的同学更是凤毛麟角。

不仅仅是老师，就学风问题，同学们也纷纷感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有零字班同学坦言，“我所认为好的学风，是一种氛围，在这氛围下绝大多数人喜欢并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专业或兴趣，能够自动和主动地去学习，而不是为了漂亮的学分绩。这种动力可以是兴趣，可以是梦想，而绝不是把学习当做一种工具；最终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还是满怀抱负和理想。”九字班、八字班的同学们亦纷纷提到，“不带

功利目的为充实自身而去学习，不时的被求知的欲望所激发，去探究、主动的独立思考，而非被动的接受与重述是为一种理想学习风气。”

不难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自身对学风的期待大抵相仿。不仅仅是带着功利的目的着眼于课程，着眼于成绩；而是应将目光聚于知识本身，要怀着批判的、探究的精神围绕学科扩展开来，带着广博的视野和开阔的胸怀，用心的读书、学习。

对学风问题的探讨可以借鉴布罗代尔历史研究时段说，来发掘出表面波涛下作为活水的潜流。首先，作为留存于血脉之中的中华传统文化自可作为长时段；而当今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状态可视为中时段；而学校中培养方法与学生的学习态度即为短时段。

强世功老师在《法学院的守护神》演讲中说：“我们思想自由的引力已经不是政治权力，而是金钱的重力。…所谓理性就是在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算计。这种思想正通过法律经济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们法学院扩张。”学风的的确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面反光板，反映着整个社会与时代的风格与无法逃脱其氲染的人类的气质。

然而，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作为与校园与社会最后的分野的大学，应该对我们的学生进行怎样的指引与教导呢？

就采访中听到的声音而言，现状似乎不容乐观。在对一字班及零字班同学的采访过程中，不少同学反映，“确实很想认真学习，培养自己的学术能力。可是总不知道该怎样有效的读书，不知道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在学习的入门阶段，总会遇到相仿的问题。诸如面对一个文本，不知道该怎样把握逻辑；面对一门学科，更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阅读。

在 这所园子里生活了四年的同学谈到，“我在四年中不断的问周 围 同学，你是不是常常被感觉有一种求知的冲动？但遗憾的是基本都表示这种情况不太多，大部

分人还是不断地在为了成绩赶任务。”相仿的，面对“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在学习”这一问题时，只有少数同学可以坚定的回答，学习是因为知识本身。而更多的答案是出于做学生的惯性，既然选了课就自然而然的要听讲做笔记，是为了有一个好的成绩掌握一门好的技能，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了优秀的地方，不肯服输。

很多同学将症结归于评价体系及培养方案的问题。“评价体系的单一是问题，于法学院的评价体系中，对于专业课学分绩的过度仰赖无疑会限制同学们发展自己的兴趣，而花费精力大、消耗周期长的学术探究活动对学分绩并无增色，自然而然被同学们放置一边。”正如同学们所反映的，这种对课程选择的限制、对学分绩的过分仰赖或会造成对宽泛领域内学术研究精神的限制。

漂亮的成绩、美好的前途、优越的生活等等这些附加因素似乎现在已经渐渐成为了学习的目的；而我们曾经那些诸如匡正现实、探寻真理、改变世界的美好理想却渐行渐远了。功利的目的、残酷的竞争指引着我们一步步迈向“学分绩主义”，迈向熟练掌握技能的工匠之路，却忘记了知识，从来都不是以功利的面貌存在的。

怀有理想的学习会带来什么？内在的支柱与探究的动力。

采访中一位九字班同学指了指身旁的一摞宪法学著作说，“每次坐下来，只剩下自己和书中人物对话，都会感到一种宁静与积淀。阅读这些著作占用了大量时间，也没办法给我提高多少学分绩，但是，出于对公法及政治学的喜欢，还有匡正现实的理想，就能坚持下来。”

相仿的，零字班的一位同学说，“读书仅仅是想获得头脑的清明。当

然，同时心理还有对人际间大事的关怀，想从书中找到答案，或者找到获取答案的方法。面对学分绩不高当然也会苦恼，但想想自己的理想，这些也都不算什么。”

对于大师们亦是如此。辞掉普林斯顿所有职务回到清华任教的姚期智老师有云“人生为一大事来”，当下之所谓大事，即指老先生期望找到计算机领域最顶尖的老师，将最新知识教给最有潜力的学生，将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建成有足够规模的一流研究机构，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竞争。回国研究并非没有阻力，亦并非没有挂碍，但“只有培养出优秀的年轻人，中国才能和别的国家竞争”这一信念，支撑着老先生回到了清华。

怀有理想的学习会带来什么？对前途艰难的无所畏惧。

韦伯于《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演讲的开始，即指出了学术生涯存在的诸多外援条件。不仅如此，学术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与学术生涯中的机遇问题、横亘于其中的政治因素、学者与教师的难以兼得，都使得学术生涯成为了一场“疯狂的冒险”。

而当下，暂不言学术之路，哪怕顺着自己的理想、志向去学习、去选择，有时也成为了一场同样疯狂的冒险。制度的问题从来都存在，将来或许也不会消失，但真正决定一切的仍然是学生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日复一日怀着一份寡淡的心境，于理想之路上孤独的喁喁独行？是否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那些“不公平”发生，始终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去？又是否能够时刻面对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自身的怀疑与动摇，始终告诉自己理想只在前方？

（本文作者为法零年级封雪同学。）

本图为法学院图书馆二层 图片由本报记者王鑫同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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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楠：乌坎事件再反思

唐啸：为什么会有范式？

︱︱︱范式理论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明理风物考之户部执照

﹃雷锋帮帮忙﹄

2 本版责编：刘蒙 本版排版：姜周澜

要 闻

继我校 3 月 1 日开展吴良镛先进事迹报告会活动，我院法九、法零及法一年级各党支部先后开展吴良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同学中掀起一阵向吴良镛同志学习的风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院士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将之发展为人居环境科学，曾主持“菊儿胡同改造”、曲

阜孔子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区等项目，对奥运会场馆建设、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大楼等地标性建筑建言献策，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研究等作出卓越贡献。他致力于新与旧的结合，使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时代中得到体现，是时代激流中的探索者，中国人居科学环境科学的奠基人，也是心怀民生的教育家，荣获201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基于对吴良镛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与高尚人格的憧憬，我院党支部以多种方式开展吴良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展开广泛讨论学习且收获颇丰。

法一年级党支部通过对吴良镛院士事迹的介绍，联系雷锋精神开展激烈讨论。“吴良镛先生的建筑是艺术对科学的哺乳与关怀，吴良镛先生的人生是国家危难与国家发展一路铺就的轨迹”是同学们的肺腑之言。

法零年级同学则切实立足于法学院学生身份，围绕吴良镛同志的先进事迹展开学习和讨论，

并得出三点心得体会：其一，弘扬传统文化，批判吸收外来文化，启示法学院学生不断思索，结合中国实情，引进外国经验健全我国法律制度；其二，注重基本问题的系统研究，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即以吴先生为榜样，既努力寻求跨领域合作，又培养有基础科学研究功底的专业型法律人才为使命；其三，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心，眼光长远，求真务实，永不言弃，作为法律人，更应该心怀仁义之心，肩负社会公平正义之责。

法九年级党支部以“自立以立人，自强以强国———学习吴良镛同志”这一主题，通过观看纪录片《大家之吴良镛：理想之国》以及同学宣讲，同学们纷纷展开激烈讨论，从多个角度，逐步形成对吴院士事迹的初步了解并形成自身认知。谈到活动的心得与感触，法九党支书赵力蓥谈到：“谈及专业精神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建筑与法学是极具相似性的两个学科。在吴良镛院士遇到的每个困境中，他都以极其认真的专业态度，坚持最佳的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对理念

的现实化，来建设一个适宜的人居环境，实现人人都有一个家的社会理想。反观法学学科，也唯有如此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在国家树立起法律权威的大厦。”

吴良镛院士潜心学术刻苦钻研，铁肩担道心怀祖国，其体现的清华人的精神风貌深深感染我院师生，并激励我们在法学专业领域不断精进、追求卓越。

（本报记者法一年级姜周澜同学供稿，特别鸣谢法九年级张军、法零年级张启迪、法一年级程若曦同学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我院开展学习吴良镛

同志先进事迹活动

《法苑》已经陪着法学院走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2008 年《法苑》在人人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开始和大家随时分享院里院外发生的小事情和大事件。

2012 年《法苑》人人重新起航，讨论法学热点问题，和同学分享法律名言锦句，为同学们提供一个法学交流和获取法学知识的平台。

据调查，全国大约有37.8%的大学生每天登陆人人网，79.5%的大学生一星期会登陆人人网一次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报纸纷纷转战网络；而在人人网上，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等平面媒体都相继注册。可以说，传统的平面媒体与网络版本相互结合的方式早已成为媒体发展的潮流。而《法苑》网络版此次改革正是要利用网络信息传播快捷、方便、并且能为广大同学随时获取的特点，使《法苑》更深入同学们的生活。《法苑》人人目前的

栏目内容分为三大板块：* 状态栏：法苑人人

状态主要分为“法苑晨语”、“法苑之光”、“法院夜话”、“轻松一刻”等栏目，分别和同学们分享，

法学名言、法学家博客微博,以及校园外与法学相关的新闻时事等。

* 日志栏：法苑人人会以专题的形式跟踪报道社会大事件。同时，法苑人人日志和纸版法苑紧密联系，为大家提供各期法苑纸质版抢先看，为报纸预热；以及法苑报电子版，供没有时间阅读纸质版的同学提供方便阅读机会。

* 相册：会收录法苑开会照片，以及法苑小组同学的各种照片，让大家了解法苑的工作状态。

关注法苑人人，你可以获得法律发展中引人深思的名言锦句；关注法苑人人，你轻松获得社会事件的专题报道；关注法苑人人，你可以不用上微博就看到法学时事新闻；关注法苑人人，你还可以了解老师们的学术活动、同学们关心的事件；关注法苑人人，还可以带你探秘法苑编辑们在出版背后的工作状态。《法苑》人人，求关

注！

（本文作者为法九年级刘业帆，感谢法一年级阮神裕同学的支持。）

法九年级四年辅导员，现学生工作组组长，曾经同时兼七份工作的社工“达人”，攻读清华宪法与行政法博士研究生、与明理相伴十年的法律人……透过这些身份，我们走近赵力蓥学长，听他细数身后的故事与思考，讲述点滴岁月间沉淀的对清华明理身份的解读与珍视。

当与法九同学谈起辅导员赵力蓥时，他们普遍提及国庆阅兵的八天七夜。采访中再叙“奇迹”，力蓥学长仍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当时正值甲流。学

校规定出现病例，辅导员必须带学生到疾控中心检测。如果不能排除疑似，则要送回学校住院。当时其他院系都有两个辅导员，法学院就我一个，来回赶压力也比较大。我们法九有个同学得甲流，送他去时已经烧得很厉害了。为了安慰他，我的口罩就只是挂着作个样子，一直主动和他聊天，宽慰他，用我的行为告诉他，甲流没那么可

怕。一直检查到凌晨两三点把该同学送回基地。当然第二天早上我还要起来组织同学训练。”

特殊时期，这样心理与身体双重的高强度工作使作为辅导员的力蓥学长自己身体也很不适。“阅兵结束后，院系

党委书记车老师，院长王老师，廖老师等来看望我们。由于我感觉基本已感染甲流，于是带着 N95口罩，不敢握手，只说‘老师，我们平安回来，但我觉得自己得甲流了。’王老师没有任何表情变化，毅然跟我握手，说‘辛苦了’。当时大家一起合影，虽然很累，但乐在其中。”

作为辅导员，赵力蓥学长的细心是无微不至的，以至于法九同学将“绝世好男人奖”授予他，亲切地唤之“赵妈”。在问及为什么能这样不计利害地付出和对“辅导员”工作的解读时，力蓥学长这样回答。“我一直在思考辅导

员工作，觉得‘辅导员’就是一个‘辅助’和‘导引’的过程。‘辅助’的意义在于帮助同学们省掉弯路，走上正路。因此大一时，我做事“举轻若重”，任何细枝末节的小事都考虑得特别细。到大二，就有意识“疏远”。因为再事无

巨细包办并无好处，可以放手，让大家去试错，去锻炼能力。”“我认为辅导员不是

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应如朋友，避免优越感与懒惰。尽你所能，在他们最需要指导、最需要开阔眼界的时候，你帮助他们。”“关注每个同学是辅

导员应该做的。 我自己也受益于学长学姐的指点。这就是一种传承。我想清华人会抱团，会在错综复杂的形式下成长好，也因为这样一种传承。”

赵力蓥学长曾经是社工“达人”。大一积极加入各个项目组参与班级组织工作，同时任体育部干事，校团委宣传部网络电视台干事。大二身兼七份工作。大三退回学院，任院学生会副主席、院团委法苑报主编。被问及社工与学习、生活之平衡及参与社工的初衷与意义时，力蓥学长如是说。“参与社会工作的初

衷是考虑到综合素质的锻炼，也因为自己不会完全埋首书斋。同时我认为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经济要改革，法律亦将起大作用。而如果要用法律改造社会，不认识这个社会是不行的，缺乏应对各

方面的综合能力会误事和误国。而真正身在其中就会有种热爱和感情坚持下去。外人听起来可能很虚很假，但你真正在那个团队中会有一种感情。”“有时学生工作会对

学习和实习造成影响。大三之后做学生工作有时就是一种责任和惯性。你知道要实现‘双肩挑’自己需要付出更多，因此活得更苛刻更辛苦。而我认为这种同学，只要一直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追求卓越，逼自己努力，长远看不会比很早就走出去的同学差。一来，成大事者要有理想和责任感，二来，清华人真的是逼出来的，潜能会被激发，从而态度更积极，他们不会掉队，会更优秀。对于我，这种紧迫感也一直持续到现在做辅导员。

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明理博士，近十年间，赵力蓥学长一直不变的身份是明理法学学人。采访中他也对清华及清华法学院的特质精神给出自己的解读与思考。“清华法学院比较

小。凝聚力比较强，闯劲冲劲也比较强。”“清华最打动我就是

它的历史。赔款学校，见证着民族的耻辱成长，但其中埋着图强复兴的种子。清华也做到了。作为新生入校起认同感就特别强。因此我也一直对法

九同学说，从清华走出的学子不一定声名赫赫，但一定要有这样的理想。”

说到自己选择宪法行政法的原因和自我期许，赵力蓥学长坚定地给出回答。“想去公共部门工

作，在国家的公共部门中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有说法鄙夷各个公共部门都像大染缸。但如果我们还有热血的人都不做，你怎么指望本来就削尖脑袋的人去干事。我们进去是有风险，但等到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就能在我们能决策的范围内撑起一片晴天。这也是我选择宪法行政法的原因：规制政府。后来读博，也就是觉得很有意思与意义。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透，有很多事情真的可以做，跟一些老师接触，看他们从一些小细节，很现实的问题入手，一步步推动进步。这种感觉很好。”

最后，赵力蓥学长对

于清华明理学弟学妹送上如是寄语：“清华给我们这么

多，我们就应该努力，至于能走到什么地方，你此时此刻站在这个点很难预见。但要给自己找一个方向。不断调整。”

清华明理的学生是各种各样的，如王小波有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说赵力蓥学长是“经典”清华明理人，并无意给明理学生贴上标签。只是因为通过他的故事与思考，大家都能隐约看到自己已走和将走的路并有所借鉴。而他的成长，以及他为助人成长所做的努力，正是一代清华明理人精神与行为成长的缩影，是这一代人面对外在国家与内心期许的虔诚回答。

（本文作者为本报记者法一年级姜周澜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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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清华明理人———赵力蓥学长专访

本图为赵力蓥学长 图片由本报记者提供

本图为吴良镛院士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3求 索

本版责编：程若曦 本版排版：王博闻

乌坎事件再反思

︱︱︱范式理论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自 2011 年 9 月，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村民群体上访事件爆发，到 2012年 3月 4日，乌坎村重新选举村民委员会结果揭晓，历时超过半年，在海内外掀起了巨大反响，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在正在召开的“两会”上，围绕乌坎事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广东省长朱小丹都一再地受到记者追问，似乎乌坎事件的解决正在孕育出某种“经验”，从而与近来讨论得非常热烈的“广东模式”关联在一起。

在我看来，记者和不少民众的这些良苦用心诚可体谅。但事实上，作为一种改革经验，不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都未臻成熟。在当前情况下，地方改革的某些动作，是否出于深思熟虑，抑或仅仅是“换届”之前的政绩工程，这点犹未可知。从乌坎事件最近可喜的动向来判断，我们只能断言，广东省政府在危机处理的能力上技高一筹，但它是否形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值得怀疑的。基于此，我们不妨暂时抛开乌坎这一事件本身的细枝末节，也暂时不去评价政府危机处理措施的高下优劣，而是深入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来看待一些问题。

乌坎事件起因于土地问题。由于之前乌坎的村民委员会未经广大村民同意，擅自转让土地使用权，结果激起了剧烈的土地纠纷。事后经过协调和安抚，事件以重组村民委员会的方式结束。外界普遍认为，这种解决方案是皆大欢喜的，也是值得推广的经验。而在笔者看

来，增加农村自治单位的民主内涵，固然有利于增加村民委员会与广大村民之间的联系，但并没有触及本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即土地问题。乌坎“经验”并没有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性的解决方案。

乌坎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有三个根源需要认真思考。它们分别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以及解决土地纠纷的司法过程问题。

第一，土地所有制问题。依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而这种所有制产权并不明晰，我们无法找到所有权真正的承担者。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乡村处于持续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过去那种“社会主义劳动集体”大多面临着分解的局面。因此，但凡涉及到集体所有制，都会牵涉到谁来决定，谁能获益，谁能处分等重要问题。在乌坎事件中，土地虽然在名义上归属全体村民所有，但实际的决策者是村民委员会，假如村民委员会无法通过民主方式获得处理集体土地的共识，那么就会出现极高的异议风险。进一步讲，即便是改善乡村民主，这种意义风险是否消除了呢？答案是没有，因为除了极其罕见的情况，期待所有村民对土地处理达成共识是几乎不可能的。总会有少数村民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利益分配的方式提出异议，除非乡村民主表现出相当高水平的协调能力，否则这些异议很可能继续恶化成不可预料的结果。针对这种问题，有学者提

出，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是赋予农民个人以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并建立灵敏的土地转让价格机制和有效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在这种方案看来，在经济利益的问题上，市场往往比民主更加有效，也更加合理，而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与权责明确。当然，这一选择背后还有更严肃的宪法原则问题，因为它可能在根本上触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原则。但是，我并不认为，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因此就需要中止，毕竟即使是宪法原则也是可以在公共领域充分讨论，接受实践再检验的。

第二，我国土地制度的双轨制。根据土地管理法，我国将土地划分成城市用地与农业用地两个大的部分，其中城市用地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住房以及工商业发展的用地，而农业用地则主要包括耕地和农村宅基地。这样，与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便形成了两个相互分离的土地使用系统。制度之所以这样安排，确实有一些实际的考虑。第一层考虑是维护耕地总量，避免耕地遭到不断蚕食、侵吞，以致影响国家农业安全；第二层考虑是暂时凝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发展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并在此基础上能够逐步扩展。这种安排的确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过去我国有着广袤的乡村和较少的城市。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摇摇欲坠。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土地价

格飙升，需求旺盛，与农村土地价格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这样自然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驱动———只要将“便宜”的农村土地转变成为“昂贵”的城市土地，转手之间，就会产生巨额利润。在这种利润驱动面前，几乎任何程序安排和制度防范都显得势单力薄，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成为了滋生腐败和暴力的温床。实际上，根据程序，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一方面依赖于村民委员会与开发商之间的协议，一方面也经由政府以征收的方式完成此种转化。因此，农民最后获得的并非土地转让价款，而是征收补偿款，也就是说，是土地所有权由集体所有转变成了国家所有，再由政府将使用权转让出去。政府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妙，实际上政府才是这种转化的主持者和推动者。政府一方面实际控制着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征收补偿价款，它决定着开发商的命运，也主宰着农民的命运，这使得它不仅成为裁判者，还成为踢球者。这种安排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果。首先，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省份的政府）出于政绩和财政的考虑，是愿意积极推动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因为这种转化不仅能够加速本地区的城市化，而且能够带来巨额的土地财政利益；其次，这种安排在表面上尊重了农民自己的意志，却将农民排除在定价过程之外，因此转移了农民的注意力，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受损，不是因为

政府的征收补偿不足，而是因为村民委员会与开发商之间的协议不公。最后，农民如果因为此种土地利益而引起纠纷，政府缺少动力来予以解决，因为它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转变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了踢球者。谁又会有动力来推翻自己所作出的安排呢？分析到这里，我们或许已经明白农村土地纠纷很难获得合理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此问题，较好的解决方案或许在于，让政府摆脱兼任裁判者与踢球者的角色，一方面让政府退出市场，一方面将裁判者转交给真正独立的司法部门。然而，乌坎事件并没有在这两个方面形成很好的方案。

最后，以司法的方式处理土地纠纷。这两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地方的农村土地遭到征收，农民的房屋被拆迁，一时之间可谓烽火遍地。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大量的上访，乃至出现武力对抗和自焚等极端的方式。从乌坎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了集体上访和暴力抗法的实例。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事情往往会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境地？从一个法律人的视角看来，是因为运送正义的方式堵塞，民众已经难以从正当渠道获得合法的救济了。我们知道，人的生存离不开水和空气，却不知道，人的生存也同样离不开正义，如果失去了这一宝贵的资源，那么社会会很快滑向霍布斯所说的黑暗丛林。然而，在上文中，我分析到，地方政府并没有动力去反对自己的安排，因为它对

土地征收与转让有利益，依据自然正义的原理，“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那么行政部分怎么可能合理合法地解决土地纠纷呢？！围绕行政官僚体系内部上访怎么可能奏效呢？！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以司法的方式对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裁判。而这又触及到了整体的制度安排。在目前的制度实践里，地方司法常常依附于地方政府，成为附属乃至“帮凶”，这导致正义最后的防线成了马奇诺。失地农民穷尽了一切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正义，就被迫在体制外寻求自力救济，这不也是自然的结果吗？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方案是独立的司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今的中国，几乎任何事情都会牵涉到整体的制度安排，都会与进一步的改革息息相关。何以如此？这是因为制度改革的需要已经如此紧迫，实在是绕不过去，也拖延不得了。在乌坎事件中，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农民的行动，已经由过去那种意义上的“要政策”，变成了“要权利”。这意味着，农民所需要的，已非任何一张临时的支票，而是其作为国家成员的固有权利。这是一种决定性的进步，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信号，它或许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正伴随着走向城市的时代一起扑面而来。

（本 文 作 者 为2007 级法理学博士研究生鲁楠同学）

范式一词滥觞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曾在《科学革命的

结构》一书中率先成功借用这个概念批判其时科学史中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归纳主义。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性的阶段性前进；这种前进过程被描述为一门科学中的学科共同体接受一套共同接受的信念和观察体系，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当研究中出现反常（危机）与学科共同体预期不相一致，学科共同体不得不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重新建立新的研究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螺旋式的前进中，科学得到了不断进步。而这种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的信念和价值基础即是范式。

笔者认为，在库恩的这本《科学革命的结构》一文中，对于科学革命和范式的论述中，包含了很多经济学的思想。而对于这些经济学思想的挖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范式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以消除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应用中的一些误解。

范式理论作为一种

应用于整个科学的方法论，如果假定这一理论的存在，那么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史中，会形成这样一种科学演进的模式？或者说范式理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何处？

笔者认为，范式可能存在的价值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其的使用价值，另一个方面在于其的身份价值。

从第一个方面使用价值来看，范式的存在有助于科学研究的深入。这点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得到验证。范式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和信仰。因此学者在研究时，“主要工作中不再需要力图重新建立他的领域，不需要从第一原理出发并为引进的每一个概念进行辩护”，可以说范式相当于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系列的公共产品，这样学者可以“研究他那个团体所关注的自然现象中最微妙和最深奥的那些方面”的效率，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避免了重复成本的投入。这实际上也是近代科学

与古代科学经验式研究的分水岭。

从第二方面身份价值来看，范式的存在有助于研究者身份的自我认同。这点可以用经济学中信息甄别理论进行验证。范式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一种身边甄别的符号，即使暂时不论范式的使用价值，范式作为一种信号，其可以有效帮助研究者将自己身份与他人甄别，并从人群中甄别出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人员。并且由于进入近代以后，科学研究开始进入职业化阶段，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研究者必须采用一种符号将自身与他人分别（乃至不同研究领域研究者的区分），而范式恰恰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种身份符号。

在对于范式的意义有所考察之后，笔者认为范式在具体的应用中也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解释。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书中，将科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区分为“常规

科学”时期与“科学革命”时期。库恩认为在“常规科学”时期中，学科中有一种范式处于统治地位，范式中的一批学者进行“解谜”。而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之前的范式出现危机，一批学术共同体之间展开竞争，实质上是“拒斥一种先前被公认的理论，并选择另一种理论的过程”。

这可以被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理论所验证。假设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学术共同体都作为一个企业，其的生产工具即为一种范式，而其产出的产品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在前范式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则处于市场中的自由竞争阶段，而采用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范式）的企业（学术共同体），其产出的产品（科学知识对于世界解释的符合度）质量和数量较佳，因此在不断的竞争与淘汰中，一些采用“落后”生产工具的企业被逐渐淘汰，而最终进入寡头垄断的局面，即常规科学时期。（下转第四版）

为什么会有范式？唐

啸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月出版。）

鲁 楠

4 本版责编：王鑫 本版排版：徐向妤

“雷锋帮帮忙”足 迹

当今社会毋庸置疑地拥有丰硕的建设成就和丰裕的物质供给，但在享受文明果实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叩问内心———精神追求是否遭到冷落？

半个世纪前，雷锋之为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遍颂大江南北，而今天，雷锋精神之于我们似乎冷淡疏离，渐行渐远。而今年法学院团委策划组织的“雷锋帮帮忙”学雷锋活动，却使得雷锋精神走下神坛，以朴素、温馨而开放的姿态直截了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里，我们走近雷锋精神、走进雷锋精神。走进法学院大门，我

们可以看到布告栏上一

张色彩鲜明的海报，标题为“雷锋帮帮忙”，这就是团委组织的学雷锋活动的主战场。海报上贴满了同学留下的 N 次贴，写着各式心愿———求安装某软件；求教课；求擦车等等，等待好心人的领取。“ 雷 锋 帮 帮 忙 ”？

———其中正蕴涵着宣传雷锋精神的新思路。

从小我们听闻长辈的教诲，听说雷锋做好事不求回报；而每年春暖花开之时，我们看到的是街上浩浩荡荡的义诊和板报展示———这些形式的表象在我们心中渐渐置换了雷锋的形象，而他的精神———当年承载了太

多一个年轻人所不能承载的时代席卷而来的政治之重，以至于雷锋高高在上的形象让我们习以为常；以至于在我们今天的反思和去魅之下剥离出的真实雷锋是那样平凡而让人难以置信———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平凡正是我们能够被感召、并且应该被感召的理由。雷锋精神是崇高的，

也是可亲、可近的———“雷锋帮帮忙”，俏皮话一样的标题下是这样的意蕴———人人平凡如我，也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革命”、“同志”、“敌人”……我们曾经被这些雷锋故事中的经典元素浓烈的宏大气质吓倒。而今

天，我们重提雷锋时开始思考，当我们揭去他身上重重被时代加印的蜡封，包裹在雷锋内心的，是不是一种温和的，我们熟悉的、触手可及的内质？

申卫星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诚实信用原则”时，曾反复强调一个词，“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是法律原则的注脚，是不是也是我们为人经世的准则？我们向别人伸出援手时思前想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他 / 她会不会赖上我？”、“他 /她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对同类的爱，是一种天性，正如这句

“爱人如己”，人 人 得 而 行之。

不斤斤计较，别锱铢必较，与人多一份宽宏，与己多一份安心。事 无 论 大小———安装软件、教习课程、打水擦车，自这些细微的需要 和 帮 助 之间，就能产生温暖的、构筑起共同体的粘合力。

爱人如己。这句话里藏着一个个我们触手可及的雷锋，一个给我们“帮帮忙”的雷锋，一个站

在我们身边，住在我们内心的雷锋。

（本文作者为法一年级张芃芃同学）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上接第三版）而在下一个阶段，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危机时期），供给者（旧的学术共同体）无法满足需求，或者新的生产工具（范式）进入市场，导致新的自由竞争阶段的展开。

事实上，库恩在对于范式理论的描述中，其正是暗含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诸多假设，如理性人假设，研究者会选择一种“正确”的范式（有意思的是，如同现实世界一样，科学界中也一定会有一批学者像会有旧的企业不愿意更换生产工具，抱着旧的范式不肯放弃，最终被淘汰。）；竞争假设，学术共同体之间会进行相互的竞争等。

基于经济学的话语，笔者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进行了一些解释，而这些解释可能有助于厘清笔者对于社会科学是否

进入范式时期这一问题的理解。

虽然库恩本人曾认为“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坚实的研究共识（research 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

但是笔者认为，根据范式经济学话语的解释来看，社会科学已经进入了范式时期。如果很难确定范式的精确定义，那么对于范式我们不妨从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上来看，社会科学中，同样对于范式的两种价值有着迫切需要。而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科学的转型更加加剧了这两种需求。那么为什么库恩等人会否认社会科学的范式存在呢？可能的原因在于，库恩是从自然科学中发现的范式，因此对于自然科学中衍生的“范式”的机械理解，将某些自然科学范式中特有的性质扩大为整

个范式的特质。特别是范式中的自然科学里出现的“常规科学”时期里一家范式独大的局面，在社会科学中很难发现。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将学术共同体看做一个企业，而范式作为一种生产工具，那么我们会发现，社会科学同样存在常规科学时期，只是这样的时期由自然科学的垄断，变成数个寡头的垄断。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范式理论同样是对于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次范式的转换，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科学史这门学科亦会迎来新的“革命时期”！

（本文作者为法六年级本科生唐啸同学，现直升博士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获2010 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

叶子飘零，不知名，也不若枫叶美丽。以校门外积水的街道做背景，零零落落，也算铺满了半个篮球场。树梢上挺立的，好似团团的火焰，暗红色，貌似干瘪的玉米一般，年复一年，挑战全校人的认知。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树。

我常想，每个人的记忆里大概都有一个关于叶子的风景。

在高中毕业之前，我记忆中的叶子是繁荣地挂在庞大的树冠上，树只有一棵，周边是一片荒野，或者翻滚着麦浪的田地。

上了大学，我却常常记起，那团团暗红色下飘落的叶子，还有穿过积水的汽船一样的车。记起当时几个人幼稚的话，定下一个十年的约定。其实，那个时候 S就笑而不语，她说：我们将来一定不会在一起。我愣了愣，什么都没有说。我一直知道，她是我们当中最成熟的，永远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Sky 说：没关系，我到时候肯定在。还有 M。我想 H或许也会这么说。M和 H是最恋家的孩子。

然后，大三了。有些人，离你很近，

腻在一起，几年之后却回忆不起。

有些人，一直在你的隔壁，从来见不到面；可是你永远记得，她在。当然，也有些人，让你第一时间会想起，不论她在哪里。

我常常做一些明知道没有用，只是求心安的

事情。比如在胃痛难捱的时候，拼命骚扰医生，天天去校医院报道。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意志不是用来死撑了，能让自己宽心就尽量去做。想起来近两年像心理医生一样，听人倾诉。有时候想来，很多不开心都是积累起来的。再辛苦也没关系，不要让心太累。叶子每一年飘零，也是一种美。对于一定要挨过冬天的叶子，路人最多只是惊叹一下罢了。

我常常忘记很多事，就像电脑随时清缓存、垃圾、插件什么的。可是总有一些是清不掉的。就像小顾说：“病了就打电话给我。”现在想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哭。

想起从前，踩着干枯的落叶一起去打水的日子。

叶子是一种时间的记录。它的一生只记录一年的光景，可是我们的一生，汇集了好多好多年的叶子。

奇怪的是，北京，作为一个还算不错的城市，在清华之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关于叶子的记忆。我常常发呆的时候，也会想起来，这是为什么。然后，很释然的想起，每一次出游的事情。不论是海滨还是大草原，我找不到关于叶子的记忆。白桦树笔直的干，独特的树皮，我唯独不记得它的叶子长什么样子。我想，要去观察叶子，如果不是刻意为之，总是需要一种心情。当你对环境很熟悉的时候，会发现和游人不一样的风景（当然，银杏落

叶这种以叶子为主打的景色我就暂时忽略不计了），常常还含着一点点小沧桑的感觉。

有一位老师对我说过：“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我想，在大面上，这是像真理一样让人感慨的一句话。然而，风景是一个不断被发现的东西，就像每一年的叶子一样。还有一位老师说：“美丽的心灵，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他是一位心理学的专家，在他看来，这些学生都有一颗美丽的心灵。然而美丽，总是如飘飞的叶子，缓缓滑落，等待着被发现。

写到这里，已经不知道如何继续。叶子是一种神奇的记录工具。三年了，不知道法九的朋友们有或者没有，又有多少关于彼此的记录。有多少人的叶子里，有我的影子。我很好奇。想起来，恭王府万福园，冻结在那个聚宝盆里的叶子，好多好多，挤在一起。不知道，再过三年，再过十年，还有多少人记得。

（本文作者为法九年级管珺同学）

叶

子

在明理法学院图书馆二层，珍藏着一幅由田涛先生赠送的清末的户部执照，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民间买官卖官的凭证，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中国封建社会的选官制度中有别于科举制的“赀纳”制度。

该户部执照质地为薄棉皮纸，四周印有黑色花纹长方形双线框，线框内印有双龙戏珠纹饰。执照上半部分为一个梯形，首端横印有“户部执照”四个大宋体字，其上是四个满文字样。下半部分是一个矩形，印有正文内容，另用墨笔填写若干文字。正文部分印有满汉双文的户部印章，汉文字体为小篆。执照的上方和右侧边缘分别留有半字编号和半个关防印章，这是为了日后勘合辨验，防止

假冒。正文文字大致意思是江苏东台县人陈荣华在捐赠银两二十四两后获得了九品官衔。“初二”和“行”为朱批文字，在年月日处另有朱批草书“实”。

户部执照反映了古代的“捐纳”制度。捐纳，也叫赀纳，就是俗谓的卖官鬻爵，是清末买官卖官公开化、合法化的标志。它由政府条定事例，安官阶大小，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制度，到晚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清一代，进入官场的渠道主要有四种：荫袭、保举、科举和捐纳。这张户部执照反映了其中的两个类型：捐出身和捐虚衔。

捐出身主要是捐监。捐监最初只限于生员，也就是在县学、府学就读的

人。到清乾隆年间，捐监门槛降低，庶民也可捐监。当时以庶民身份报捐监生的人，被称为“俊秀”，得来的监生名号通称“例监”。随着清王朝的衰弱，同治、光绪年间，捐监几近泛滥，监生之名益贱，朝廷也就不得不一再将捐价降低。捐监制度虽然是朝廷为缓解财政困难的无奈之举，但对社会风气和国家吏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捐虚衔可以从正文中陈荣华捐银获得九品官衔看出。捐虚衔是按捐实官价格减半或六成则可得同等虚衔，像陈荣华这样的小康之家，通常会花一些银子换个从九品的虚衔，以求光耀门楣。

然而户部执照却常被人误认为是户口登记簿，主要是因为户部作为

中国古代官署，是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副官为户部侍郎。户部的捐纳处在捐纳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主管作用。捐纳者将所想的捐纳官职告知户部，同时交付相应的钱款，获得户部颁发的户部执照，就可到吏部上任。

有趣的是，这种古代

文凭在防伪技术上有三道保险。第一道是户部执照上必须详细写明持有人的体貌特征。第二道是写明了“右照给陈荣华收执”字样，说明执照原本为一式两联，档案馆保存的是官府存档的左联。之前说到的执照的上方和右侧边缘分别留有半字编号和半个关防印章，是为了日后勘合辨验，防止

假冒。最后“三代曾祖、祖、父”姓名一栏，也是官府的一道防伪保险。至于执照末尾的朱批大红“行”字，以示批准，“实”字则表示“银已收”。

（本文作者为法一年级徐向妤同学）

明理风物考 之户部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