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 吳乃德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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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台北國際書展講座

    變動的身份認同激發我們關注歷史,不同的認同篩選我們的歷史記憶。但只有尊重歷史

    事實,才能讓身份認同更篤定。而不是靠對「敵人」的恨,來團結可憐的「我們」。

    2016-03-01吳乃德 分享文章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編者按】社會對歷史的記憶不斷變動。重新訴說歷史,對過去的篩選和詮釋,不止是官方推動

    意識形態,學界討論的新課題,更反映了生活在當下的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追求怎樣的共

    同生活的基礎。對歷史課綱調整的抗議,對特定日期的不同紀念 ......正在建立、鞏固身份認同的社

    會,在歷史記憶的爭奪上尤為激烈。

    如何處理過去國民黨政府在威權獨裁體制下違反人權的種種做法,是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一直

    面對的問題。悲情故事講了許多年,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成為一種套路,對歷史的檢討好像停

    滯在那些控訴中難以再深入。推動對威權時期人權迫害事件的發掘、記錄和保存,是台灣民間真

    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任務之一。

    2015年10月,促進會出版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今年書展,促進會

    理事長、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從這本書講起,分享他面對歷史資料,如何思考責

    任,如何關照現實。面對迫害,絕非把某個歷史人物貼上「劊子手」的標籤就可以了事。那些細

    緻嚴謹的思辨、分析、推論,才能把虛妄的情緒,化成某種群體智慧。端傳媒獲授權刊載講座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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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

    為什麼台灣歷史越來越受到民眾關心?一個原因就是認同問題。由於認同的契機,

    帶來大家對歷史的關注。這跟一般的想法不一樣,一般是你看了歷史,才會產生認

    同。我認為剛好相反,是我們先有了認同,才會關心自己的歷史。

    那這個認同哪裡來呢?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最近十年我們產生那麼大的、強烈的台

    灣認同,這個認同勃興的普及化造成越來越多人關心歷史。認同跟歷史之間有很微

    妙甚至麻煩的關係。

    不只是台灣,在世界各地,我們常常因為認同的需要,而修改、剪裁、有時候甚至

    扭曲歷史。所以有些歷史學者會說,我們要把歷史從民族主義里解救出來。意思是說歷史常常會被民族認同而虐待、扭曲。

    我們看到在台灣歷史的過程,歷史是一系列事實,可是因為歷史很豐富,你可以從

    不同的角度去看,或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剪裁,弄出自己需要的樣子。我覺得這會

    造成很大的麻煩。

    我認為不管我們的認同是什麼,歷史就是歷史,我們要盡量給歷史以真實。個人因

    認同的需要去選擇自己要的部分,但不能扭曲事實。

    歷史有兩個重要的點,一個是它對認同的影響和關係,第二個是它在轉型正義的角

    色。轉型正義除了要追究過去的加害者,賠償過去的受難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

    作,是要為了保護那一段歷史。

    那段威權統治的歷史很重要。在威權統治下,人民的生命跟自由如何被剝奪和殘

    害。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民主很重要。它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過去是怎

    樣,從而避免它,或者若很不幸未來也碰到這種狀況,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

    舉個例子,我最近在看廣島事件。現在在廣島已經成為一個很有名的觀光景點,大

    家都會去。廣島事件對日本人而言,有點像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他們民族

    受難的一個標記。原子彈爆炸,日本人死了很多人,是很淒慘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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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這個紀念公園成立不久以後,大阪的一個中學很多學生去參觀,參觀完就去

    問博物館,我們日本人是受難者嗎?還是侵略者?為什麼在博物館裡面都沒有提到

    東南亞,中國的南京大屠殺?

    管理人員不知道怎麼回答。不久之後,廣島地區的中學老師就正式要求廣島博物館

    要騰出一個角落,叫日本侵略的角落。證明廣島博物館給出的是片面的扭曲的歷

    史,把日本寫成了受難者,而忽略了它原本是侵略者、加害者這件事情。

    可是博物館拒絕。如果各位去東京靖國神社看,會看到一個滿洲國,日本完全沒有

    反省侵略滿洲國(中國),依舊把它當成日本的光榮的事跡。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記憶是怎樣的?第一,它受到優勢族群的剪裁。比如

    現在美國南北戰爭的紀念碑,有很多在1970年代之前沒有黑人的雕塑。

    第二,也會受到不同時代需要的影響。回到台灣的例子,二二八對台灣是非常重要

    的歷史記憶,我們有兩個紀念館,一個國立的一個台北市的。每到二二八我們都會

    做很多紀念活動,著作、研究、論述也非常多。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民主的歷史記憶裡面,受難都非常重要。為什麼受難比光榮的

    事跡還要重要?因為對苦難記憶的認同,會激勵你的民主成員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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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6日,日本廣島,一名男子在二戰七十周年在河邊擺放燈籠作紀念。攝:Chris

    McGrath/GETTY

    二二八死難人數

    關於二二八,有兩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爭論不休:一、死難人數。因為苦難

    在歷史記憶中的重要性,苦難常常被誇張;二、加害者的責任追究。

    各位如果還記得,兩年前郝柏村先生(編者注:台灣前行政院長),挑戰了台灣社

    會普遍對二二八的理解。他說哪有死那麼多人?他說二二八至今為止申請到補償的

    只有八百六十幾人,不到一千個,這跟兩、三萬受難者的一般認識差很多,對不

    對?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他,雖然不喜歡他,卻不能說他說的話都錯。當然,他一講出

    來,就受到很多政治人物和歷史學者的批評,有些人說他不應該在傷口上撒鹽,有

    些人說他是加害者,不應該說三道四等等。

    我看到這個新聞就覺得很可惜,這其實跟轉型正義有關。郝柏村是加害團體的一員

    沒錯,而且是很重要的成員。如果是歷史論述如同一個法庭的話,他等於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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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應該有權利挑戰原告的主張,對不對?這是被告方的基本權利。除非回到以前

    的時代,那會被政府看成顛覆政府罪拖出去槍斃。現在如果因為郝柏村的挑戰,就

    把他的發言抹滅掉,那說明我們還活在過去。

    但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所以應該正視他的主張。看他講得有沒有道理。我們知道

    死難人數非常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論?

    第一,因為過去這個事件一直沒有辦法被研究、被談論,所以過了三、四十年很多

    重要的材料都不見了,很難再恢復歷史的真相。

    甚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都犯過很大的歷史錯誤。有一次我去參觀,發現一個玻璃的

    牆上刻字:「根據行政院的二二八報告,二二八的死難人數在一萬八千到兩萬之

    間。」我後來碰到這個館長,就麻煩他再去看看,報告是不是這樣寫的。

    但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是當時一個人口學家,用人口統計得出的結論。日治時

    期,戶籍統計做得很完整,但到了戰爭的時候卻沒辦法做了。所以這個學者,就將

    戰爭前最後一次的戶籍資料,再加上戰後的第一次戶口普查的資料,去估算人口少

    了多少人。

    但這樣是非常不準確的。比如有很多移民,加上海關沒有那麼嚴格,很多人坐船就

    走了,跑到日本、東南亞,非正式移民非常多。因此導致利用戶口普查的方式變得

    非常不準確。人口學家自己也說,這個數字跟其他數字比,沒有更權威,也沒有更

    正確。

    但現在以訛傳訛,大家都覺得行政院的調查出這一萬八千人應該不會錯,但我覺得

    其實錯得很離譜。史明(編者注:台灣歷史學者,主張台灣獨立)說10多萬,一般

    人說兩、三萬。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因為二二八發生在五個都市,如果有兩、三萬,則除以五,每

    個都市有6000人遇害。二二八的屠殺不到一個禮拜,6000人排隊要排多久?所以不

    可能那麼多。

    有一個史料來源比較被大家忽視,就是林獻堂的日記。當時他是台灣人的領袖,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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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非常多,跟很多高官認識,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全台灣很多二二八受難者的

    太太都跑去拜託他,拯救她們的先生。

    所以他其實對台灣的各地的狀況是非常清楚的。我比較相信他的估算,而非當時報

    紙上的。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很多報社的記者,都是中共潛伏在台灣的人,很多是

    反政府的。

    另外一個比較中立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但他也報道了好幾萬,問題是《紐約

    時報》記者當時沒有在台灣,而是在日本。他是聽一個去過台灣在外國的傳教士講

    的。

    還有一個來源是一些比較反國民黨的學者,比如史明、後來去中國的林木順(編者

    注:台灣共產黨成員)。所以這些我覺得都不太可信,我寧願相信林獻堂。

    林獻堂這個人是非常好的,非常decent非常正直的一個人。他後來死在日本不願意

    回來,不願活在國民黨統治下。在他的日記中,陳儀(編者注:二二八事件當時的

    台灣行政長官)被槍斃那天,他講了一句話,說陳炘(編者注:台灣金融家,二二

    八遇難者)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

    也就是說,他估算的遇難者差不多1000多人,加上其他的材料佐證,我覺得這個數

    字比較接近。

    另外,我也問過保密局。保密局當時有很多報告,雖然蔣介石在南京,可是保密局

    已經派了很多工作人員在台灣。目前我們找到的高雄市、台中市的保密報告,其中

    包括很多死難的人名。

    當時保密局蒐集的死難名單,跟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名單對照,一半以上是一樣

    的。補償基金會已獲賠償的是820多人,把它乘以2,就是1600多人,是比較合理的

    數目。

    這其實也是很大的數字,日治時的台灣基本上不是一個那麼殘酷、殘暴的社會。蔣

    渭水這些反日的人關進監獄也只關幾個月,謝雪紅這個共產黨也就被關幾年,沒有

    被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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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二二八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就把人槍決了,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震撼非常非

    常的大,殺了1000多人,這個心靈創傷就很大了。所以綜合考量下來,我覺得1000

    多人的會比較準確。

    2014年2月28日,台北,台灣總統馬英九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參與悼念儀式。攝:SAM YEH/AFP

    加害者的責任

    第二個爭論是誰該負責,這最重要。到底是被誰殺害?那目前為止,這也是最大的

    議題。前幾年,台灣的歷史學家張炎憲出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二二八事件責任歸

    屬研究報告》,論述蔣介石在二二八裡面的責任。

    就像剛提到郝伯村一樣,如果我們把台灣這些歷史學者的書,當做一個起訴狀的

    話,蔣介石會說什麼?他會說,「這不公平!你亂講!」,還是他會說,「我認

    罪」?

    這些歷史學者起訴狀或者判決書,認為蔣介石有罪,他應該負責。兩個理由,第

    一、是蔣介石派兵來台灣;第二個理由是他袒護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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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是蔣介石的辯護律師,我會說這些指控站不住腳。為什麼?首先,派兵來

    台軍人屠殺的事實沒有錯,但這中間的環節不夠清楚。

    想想看,如果你是蔣介石,當時二二八有暴動,然後你看到從基隆、宜蘭,一直到

    新竹、屏東,所有都市都被佔領,警察局被佔、槍械被沒收,甚至很多軍人被限制

    在軍營里出不來。整個國家的一個權威機構被解除武裝,這時候你會不會派兵來?

    會。

    那時台灣成為中國的領土不久,整個國家的權威沒有建立。如果要建立國家的權

    威,一定要有軍隊來鎮壓。派兵來不表示他下令屠殺,這樣的話,這個論述就站不

    住腳。而且目前為止,找不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文件,或者指示軍隊應該怎麼做。

    當然很困難,在威權時代他們不可能直接出面。但找不到供述人,在歷史法庭上就

    沒辦法定罪。你需要證明他有罪他才可以被定罪。

    第二個袒護陳儀。但奇怪,我的手下殺一個人,我後來袒護他,沒有處罰他,這當

    然是個政治責任,但這跟我下令讓他直接去殺台灣人,兩個行為差很多。從這兩個

    理由,我都覺得判決是有問題的。

    那要怎麼判決?現在不可能找到供述人,說不定蔣介石真的有下令,可能是電話或

    密電,但沒有證據。而假設不是他下令的,那他的責任在哪?

    這裡有段歷史值得參考,二戰之後,盟軍開始審判戰犯。在歐洲有紐倫堡審判,太

    平洋地區有東京審判,還有一個審判比較少人注意到,在馬尼拉。

    馬尼拉審判,是日本在東南亞軍區的總司令山下奉文,被麥克.阿瑟審判。這個審

    判,我覺得可能可以借鑒到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追究上。

    山下奉文之所以被稱為戰犯,他被起訴的最大的一個因素,是在日軍的佔領下,日

    軍在馬尼拉屠殺了5000多平民。這是很大的罪行。先介紹一下山下奉文這個人,從

    他當兵的過程來看他其實是滿文明的一個軍人。

    他從日軍學校畢業以後,因為德文很好而被派到瑞士大使館當武官,然後又派到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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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納當武官。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就去維也納大學修學分,念經濟學。後來慢慢爬

    升,成為東南亞戰區的軍長。

    日本要開始進攻東南亞的時候,已經被美國禁運了。當時日本的石油80%是從美國

    進口的,所以亟需進入東南亞獲得資源。當時山下奉文就成為了進攻新加坡的指揮

    官之一。

    80天把新加坡攻佔了,那在這個過程中,他俘虜了很多英軍。他對軍隊說,這些英

    國人打仗非常勇敢,運氣不好被我們抓到,所以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不要虐待,

    他對戰俘都非常好。當他外調要離開的時候,他給英軍戰俘里的最高指揮官留了一

    個大包裹,有一百多瓶啤酒,2-3瓶乳酪。

    後來盟軍收復巴黎,將軍凱旋進城,任何將軍都需要這種場面,提高自己在後方國

    家的聲望。東京給山下奉文打電報說,你到底要不要凱旋進入新加坡?一直打電話

    來催促,後來他忍不住了,回說「不會有凱旋進城的儀式活動,只會有哀悼死難兄

    弟的紀念儀式。」

    東京方面很不解,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將軍。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可是他後來被

    審判,他說他不知道日軍在馬尼拉的屠殺,如果他知道,一定會禁止。

    麥克.阿瑟的檢察官也沒辦法證明他知道,而我從他過去的表現來看,我傾向於相

    信他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或者沒有下令有沒有罪?有沒有責任?

    當時麥克.阿瑟的法庭判決是,即使你不知道,沒有下令,還是有責任。身為最高

    指揮官,你本來就應該注意到你的軍人在地區里種種行為。這個理由我同意,但以

    山下奉文審判的這個例子來說有點不公平。因為當時日軍的指揮系統有點亂。他根

    本沒辦法指揮憲兵隊,日本憲兵隊是有非常高自主性的,刑囚、抓人都是自主的。

    所以憲兵隊所做的壞事,他即使知道,也沒有辦法阻止。可是當時國民黨軍隊沒有

    這個問題。蔣介石身為最高統帥,沒有人敢違背他的指令。他的指揮系統非常明確

    清楚。那你派軍隊到一個地區,你身為一個指揮官你本來就需要留意,那是你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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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即使蔣介石沒有下令,事後所有參與屠殺的人也都沒有被處罰,陳儀後來被

    槍斃,並不是因為二二八,而是他投共。

    那目前來看,應該說蔣介石的責任不是直接屠殺台灣人,而只能說,他作為最高指

    揮官,應該注意到的事,完全沒有注意到。並且發生這個事後,四十年來,他也從

    來沒有一句話,不要說道歉了,都不會提到這件事。沒有嘗試歸還受難者遺體。

    現在再追的話這些遺體已經不可能有了,林茂生、陳炘,這些遇難的台灣當時知名

    社會精英的屍體已經找不到了。如果蔣介石知道這是錯的話,他應該歸還這些屍

    體。這是他對二二八的責任。

    (文字由編輯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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