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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两大法系比较视野下的论题学西方两大法系比较视野下的论题学西方两大法系比较视野下的论题学西方两大法系比较视野下的论题学∗

[美]W·科尔·达勒姆著张青波译戴一飞**校

1950 年的夏天距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特奥多尔·菲韦格（1907-1988）

在当时递交了一份报告，1这份报告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经典文献——《论题学

与法律》。2独立撰写，却也遵循类似佩雷尔曼“新修辞学”3的发展脉络，菲韦

格的著作是法律修辞学传统真正复兴的主要渊源之一。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法律，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而言，在方法论上也有根本性的贡献。菲韦格的高

明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对于当代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后现代智识语境，以及一

直以来尚存争议的“前现代”修辞学技术的重要性。

自菲韦格的这一著作初版到现在，已经历了五次德文再版，并被译成了好

几种语言，这些都说明了这一作品的重要性。然而，迄今，所有这些译本——

不论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还是日文，也

仅是拓宽了在民法法律文化中阅读该书的渠道。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该书向

民法法系法律传统中主流方法论试图体系化的冲动发起了挑战，并且一开始，

就在那些地方引起了更为广泛的讨论和争辩。然而，正是这样，使菲韦格的思

想在其故乡倍受争议，并吸引了英美法律人的关注，后者长久以来都在怀疑对

法律逻辑化和体系化的过分要求。当该书在民法法系的语境下描述这样一条抵

牾主流方法论规则的法律进路时，它却描述和解释了在普通法背景下相当熟悉

的东西。连普通法传统自己都很少意识到，它们一直保持着普遍存在且本能的

修辞学特点。因而，当英美法律文化大范围经历 “修辞学转向”4的时代到来

∗译者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本文是作者 1993 年将特奥多尔·菲韦格（Theodor Viehweg）的著作 Topik und Jurisprudenz 译为英文 Topics and Law 时所作的译者前言，所加题目也征得了作者同意，感

谢达勒姆教授慨允翻译本文并解答了若干术语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07 级博士生。1 Theodor Viehweg, "Topik und Axiomatik in der Jurisprudenz" （1950 年7 月21 日递交德国美因茨大学法律

和经济学系的未发表报告）2 Topik und Jurisprudenz 第一版正文完成于1952 年夏并于1953 年出版。3 Chaim Perelman & Lucie Olbrechts-Tyteca, "Logique et rhetoriqu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l'Etranger 1 (Paris: 1950); Chaim Perelman & Lucie Olbrechts-Tyteca, Rhetorique et Philosophie (Paris: Presses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2); Chaim Perelman & Lucie Olbrechts-Tyteca,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Traité deI'Argumentation, 2d ed., 2 vols., (Bruxelle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 Universite libre deBruxelles, 1970). 4 Richard K. Sherwin, "A Matter of Voice and Plot: Belief and Suspicion in Legal Storytelling," Michigan LawReview 87 (1988): 543-612, 545; see also Richard M.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Recent Essay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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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菲韦格的作品翻译为英文的时机也随之而来。

如菲韦格的这本书同样经典的作品之所以意义重大，在于它们难以从单一

视角加以充分评估。像本文这样的前言，期待的其实最多只是指出一些该书之

所以常青不老，经久不衰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英文版的新读者而言。记住这一

点，下文将首先提供一些有关菲韦格贡献的一般介绍性意见，此其一，其二将

描述他在民法法律传统（问题同上）中的影响，接下来第三部分评论该书与普

通法传统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简要评估相较于诸如分析

哲学、实用主义、符号学、诠释学、叙事∗∗、女权主义、批判法律运动等法律理

论正日益蓬勃的众多视角，修辞学进路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对上述理论

的替代性选择抑或作为一个更为普世的表达。

一、菲韦格与修辞学进路

从根本上讲，《论题学与法律》一书是对人类如何思考法律问题的研究。书

名中的“论题学”（Topic 或 topics）这一术语所指称的是古典修辞学为了产生

关于问题的想法——洞见和论据——所发展而来的古老技术。为了能够理解菲

韦格，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古老技术有一定的认识。从词源上看，这个词源于希

腊文“Topos”，意指“地点”或“地方”。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指称在思想中，

相似种类的论据所居之处。5通俗一点说，正如亚氏在他关于论题学的论文开篇

指出的，论题学方法论的目标是“找到一条提问的路线，籍此我们才能从那些

有关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主题的可辩驳的观点中进行推理，并且一旦我们提出

一个论点，这条路线又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自相矛盾。”6

一个用于帮助识别“有关任何主题”论据的技术最终没能吸引法律人的兴

趣倒也并不奇怪。西塞罗解释他如何撰写自己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他的《论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根据作者的解释，叙事(narrativity)意指由大量后现代学者所代表的趋势，即强调在理解哲学思想时叙述

和叙述情境的意义。可以在很多环境下看到这一点，从上世纪四十年代 David Daube 论述理解圣经叙述对

解释和理解圣经法律的重要性，到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人强调叙述作为理解道德商谈的情境的当代作品。对

此，阅读 Bernard S. Jackson, Law, Fact and Narrative Coherence (1988) 可能颇有助益。5 See Cicero, Topica II, 6-8, in Cicero.trans. H. M. Hubbell,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28 vol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386-87 & n. b. 把论题学构想为思想的场所或斗室符合古代思想和记忆观

念。See generally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1-49.6 Aristotle, Topics 100a 20-23, trans. W. A. Pickard-Cambridg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Oxford Translatio,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67. 关于在技术上对亚里士多德论

题学的有益讨论，see William M.A. Grimaldi, "The Aristotelian Topics," Traditio: Studies in Ancient andMedieval History, Thought and Religion 14 (195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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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时，提到了这样的兴趣。这本书是写给一位名为特里巴修斯（Trebatius）

的法律人。开篇一段，西塞罗回忆了他和特里巴修斯是如何“一起在我的图斯

库兰（Tusculan）别墅并坐在图书馆中，两人随意打开自己想看的书”，7当特

里巴修斯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又颇有建树地评论其中的一句话时，

西塞罗回忆道，“当我向你表明，这些书包含了一套由亚里士多德为了发现论据

所发展的体系，从而我们可以在一种合理的体系中不费周折地遇到它们时，你

求我教授这个题目。”8实际上，西塞罗是在告诉我们，特里巴修斯已经心急如

焚了，9但又怕没有足够的勤勉亲自阅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把特里巴修斯的热

望和对哲学的不耐烦当作写作他自己《论题学》的契机。他认为，论题学可以

看作是论证理论的地形学图谱中的精神地标。为了运用这一类比，西塞罗建议，

“一旦我们指出并标识出隐藏的地方，便很容易找到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相

似地，如果我们企图找寻某个论据，我们就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或是懂得论题

学：后者就是亚里士多德给‘地方’所起的名字，就好像是从中可以拖出论据

一样。相应的，我们可以把论题学界定为论据藏身的地方，并把论证界定为一

个推理过程，从而把存疑的问题完全确定下来。”10

在表面上，论题（topoi, topos 的复数）可以视为组织语言时应该提到或

论证的条项提醒或标签。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们可以被看作在处理和解决问

题中人类创造力和天赋的出发点。

论题学进路构成了古典修辞学方法论的一个关键点。多亏了柏拉图对古希

腊智者和修辞学家的批评，否则修辞学（包括论题学）在哲学史上只能享有微

乎其微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过分地关注修饰和雄辩的表面文章，修辞

学自我伤及了其实质问题，从而加剧了自身的衰落。而且，它的声誉，就像律

师一样，也因轻佻地想要参与所有讨论而遭受损害。数个世纪以来，修辞学对

于那些庸俗且毫无智慧的人而言，对于人类事物所有维度中的操控性交流，以

及那些在更深层面上的玩世不恭的相对主义而言，都是唾手可得的，这给修辞

学自身的信用蒙上了阴影。

7 Cicero, Topica I, 1 in Cicero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1976) 2:382-83.

8 Ibid., Topica I, 2 in Cicero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1976) 2:382-83.9 Ibid.

10 Ibid., Topica I, 6-8 in Cicero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 1976)2:3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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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自身存在缺陷，修辞学还是战胜了它的诽谤者，为亚里士多德

之后的两千年提供了欧洲教育和文化的支点。柏拉图为了实现哲学支配教育所

作的努力同他的政治学一样遭受了重创。11相反，修辞学家伊索克莱斯

（Isocrates）的教育学观点则占了上风，他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作为哲学的必

要基础知识，而不是被哲学所排斥。12到了古代后期，人文学科的数量被确定为

七种——语法学、修辞学、辩证法、数学、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前三种（后

被称为三艺）被视为基础；后四种(四科)则更为深入和专业化。13这些学科当中，

很明显，修辞学是最重要的。直到公元四世纪中期，它一直作为希腊教育的核

心课程，并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 338 年以后），14拓展到了整个地中海。在罗

马，它很快被同化，在那里它变得与活跃与务实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联。15演说家

的形象成为了后世称为“文艺复兴之人”的原型。对于古典修辞学家而言，演

说家被夸耀为一种文化英雄，体现了“人文的最高实现状态”。16理想的演说家

饱学了所有种类的知识，因为“美妙的雄辩是博学与才华横溢的体现”17

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之后，修辞学仍然是古遗产的关键元素。用布莱恩·

维科斯（Brain Vickers）的话说，“从罗马开始，在教育、公共行为和所有形

式的写作中，修辞学传播到了整个世界，而它的影响只在十九世纪才变弱。”18在

圣奥古斯丁的帮助下，他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经历了从修辞学到基督教的转折，

19为了供基督徒在解释圣经和布道时使用，异教的修辞学技术被纯化和驯化了。

20对于大量中世纪的文章，修辞学、希腊的论题学和拉丁文学提供了结构和形象，

它们在古代和现代欧洲文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21对实现当下目的最有价值

的地方体现在，修辞学对于整个欧洲的法律和法律职业训练至关重要。实际上，

11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lingen Paperback Edition 1973), 37.12Ibid.13Ibid.

14 Brian Vickers, In Defence of Rhetor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11.15 Ibid.,8.16 Ibid.,11.

17 Ibid., 10-11, 45 (referring to Cicero and quoting Quintilian and Tacitus).18 Ibid., 12.

19 James J. Murph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A History of Rhetorical Theory from Saint Augustine to theRenaiss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51, citing Maurice Testard, Saint Augustin etCicéron, 2 vols. (Pari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1958), 1:137-42.20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40-41; Murph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48-62.21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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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法律成为博罗尼亚的一门大学课程，法律才不再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而

成为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科目。22考虑到英格兰法律培训的性质，以及普通法系

的判例法所强调的本能的论题学进路，修辞学的影响持续了更久，并且在那里

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具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菲韦格的中心意图是，相比于自笛卡尔以来流行的法律思

维的演绎模式，位于修辞学中心的论题学技术或艺术（Techne）是对法律智慧

更恰当的描述。立基于维柯的一本较为晦涩作品中的暗示，菲韦格确立了两种

法律思维模式：与笛卡尔主义相联的体系取向的演绎模式，和与此相对、源于

古代修辞学方法的问题取向或者说是论题学的模式。带有数世纪法律思维的精

致、深化和简练，菲韦格认为，相比古代的修辞学方法，转向作为现代方法论

特征的体系化，成为法律智慧的一大损失。

在谈维柯的暗示那一章中，菲韦格提供了对古代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差异以

及二者各自优劣的最好简述。据菲韦格看来，∗∗∗

“维柯把旧的方法形容为“修辞学”（论题学）的，把新方法称为“批判”

的。前者是来自古代、主要经西塞罗传承遗产。后者，通常认为是笛卡尔主义，

即由笛卡尔强烈代表的思维方式。

新方法（critica）的起点是第一真理（Primum verum），它甚至不能因为

怀疑而受破坏。进一步的发展遵循几何学方法，也就是根据曾出现的第一个示

范科学的标准，或者说是根据尽可能长的推理链（sorties）。相反，旧的方法

（topica）看起来却是这样的：常识（sensus communis）构成了出发点，它根

据可能性（verisimilia）来检验，遵循修辞论题学的尺度来变换视角，还主要

处理了大量的三段论。在维柯看来，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敏锐和精确

（至少在此处第一真理还是真理）。然而，缺点却似乎更多：即失去明智的洞见

与想象、记忆的停滞、语言的贫乏以及判断的不成熟，一句话：剥夺了所有人

文。在维柯看来，所有这些，通过古老的修辞学方法，特别是通过它的核心特

征——修辞论题学，就得以避免。修辞论题学提供了人文智慧，训练了想象力

和记忆力，教授了如何从众多不同的方面，考虑一件事情——即，找到大量的

22 Richard J. Schoeck, "Lawyers and Rhetoric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James J. Murphy, ed.,Renaissance Eloquence: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74.∗∗∗ 本文中作者所有引用菲韦格原书中的内容均由译者依据德文版《论题学与法律》直接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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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23

简而言之，演绎体系化的优长被创见力和想象力的减弱抵消了。但是，这

种创造力，在获致正义和得到法律问题的最优答案的过程中，当然构成了一个

关键的人文因素。

换言之，菲韦格的论点可以视为一种宣告，即演绎体系化的理想构成了法

律制度的一个业已被误导的目标。这种看法道理在于，首先，这一理想其实是

无法企及的。对此的解释，现在可能要比写作《论题学与法律》的时候更易理

解。那时候，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物理学化约为演绎体系的规划还是一个有生命

力的努力方向。24回想起来，如果物理学不能被化约为这样的体系，很明显，法

律更不能。而且，即使在一个演绎体系中能够实现完全的内在一致性，也未必

能说明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这个体系的起始前提。找到它或创造（用论题学的

术语）它不可避免是论题学性质的。25其次，即使这种体系化能达至，随之而来

的机械法学也必然是不灵活和缺乏人性化的。司法问题不能化约为可由计算机

处理的演绎几何学，既是因为有限的人类缺乏必要的编程能力（更不必说智慧），

也是因为在最终的分析中，司法是一种对人类关系的塑造和构建，26但如果它的

人性维度在本质上被抽离了，获得正义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会失败。

正如很多菲韦格的批判者未做到的，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他所反对的是

演绎体系化。菲韦格很清楚，法律推理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演绎因素。而且，

他明显没有号召大量抛弃所有形式的秩序化和体系化。正如菲韦格在其著作的

第 2版导论中写道，智识的论题学方式“虽然使用演绎的思考方法，但不能就

其整体被演绎地表达出来。因此，在我们的领域拒绝演绎体系化，这当然不意

味着——这也是从正文中看，足够明显的——要否定任何意义关联。”27

为了便于掌握和传授，法律材料需要以各种方式体系化。菲韦格的观点是，

为此过程所使用的结构，相比演绎体系化所建议的要多样和丰富得多，真正对

23 Theodor Viehweg, Topics and Law, § 1, II, infra.24 See Frederick Suppe, "The Search for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Theories," in FrederickSuppe, ed.,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2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3-5.25 Viehweg, Topics and Law § 3, IV, infra.

26 See James Boyd White, "Rhetoric and Law: The Arts of Cultural and Communal Life," in idem,Heracles' Bow:Essays on the Rhetoric and Poetics of the Law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28-48.

27 Viehweg, Topics and Law,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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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现象的分析不应让自己被这个诱人范例的狭隘所蒙蔽。

菲韦格的著作并不意图详尽研究法律和论题学传统的关系。毋宁说，这是

“一篇基础研究论文”，28计划为未来的思考和学术建议新的途径。尽管如此，

在考察了笛卡尔主义的体系化流派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并对这一过程之缺失

提供丰富洞见的同时，他的著作仍然是智识史上的一颗宝石。在陈列了对法律

的论题学和演绎体系进路之间的差别后（§1），对论题学进路的亚里士多德和

西塞罗渊源，菲韦格给出了一个简短的概观（§2）。然后，在该书可能最核心

的一章中（§3）,他给出了自己对论题学方法的分析。这一章揭示并分析了论

题学进路的关键方面。其后的一章概述了这一进路在法律史的各个时期是如何

的明显。他追溯了法律中的论题学方法（和它残留的证据）的演进，上起在罗

马法的开端（§4），经中世纪（§5）和近代早期（§6），迄至较为当代的语境

（§7－9）。历史的分述有意识简短，但也足够勾勒该书的基本论点。

一旦人们感知了论题学进路的性质和意义后，人们就意识到大量的途径，

正是借助它们，当代思想的语汇和风尚对这一进路有了微妙的偏见。此外，这

种困难解释了乍看上去是翻译中的一个奇怪念头。人们可能问，为什么菲韦格

著作的书名被译成了“论题学与法律”（Topics and Law），而不是更明显的“论

题学与法学”(Topics and Juriprudence)呢？相似的，为什么在正文中许多翻

译德语词“法学”(Jurisprudenz)的地方，用了相当古怪的词汇“法律智慧”(legal

prudence)，而不是“法学”(jurisprudence)呢？

答案反映了，当最初拉丁词“法学”(jurisprudentia)进入德国和盎格鲁

美利坚不同法律文化时，所发生的意义上的微妙差别。在德国，如同大多数民

法法系国家，“法学”这个词，承载了很大程度上在英语中已经消失的判例法（和

法律实务）的从属意义。更重要的是，英语中的“法学” (jurisprudence)已

经成了法律哲学（legal philosophy）的一个同义词，恰恰也包含了后笛卡尔

哲学的演绎分支，而菲韦格认为后者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如果我们想最合适地

分析真实世界的法律思维。在英语世界中，法学(jurisprudence)转化到法律哲

学的过程失去的是（这也是一个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损失）法律作为一种智慧

的意义，它的最高成就体现了人的机智。现代人的选择是尝试根据一些当前时

髦的科学（无论是几何、物理、进化生态学、历史学、社会生态学或者一些更

28 Viehweg, Topics and Law, Introduction,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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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什么东西）的形象来重新构思法学，并相信这样一种科学，在最高

和最纯的形式中，应该能化约为一个演绎体系，它从伟大的第一原则伸展到个

案的决定。“论题学与法律”的译法，目的在于强调论题学方法对法律和法律实

务的关联，并避免“法学” (jurisprudence)一词在哲学上的过分封闭。“法律

智慧”(legal prudence)一语是希望提示菲韦格的深层信息：在上面的分析中，

法律最好被看作一种实践智慧（prudentia），一种论题学式的实践机智，而不

是一门可简化为演绎体系化的科学。

二、菲韦格在德国法律文化中的地位

《论题学与法律》有力而丰富的思想启迪所带来的冲击，波及整个严密封

闭和高度体系取向的战后德国法律文化。结果便导致了一次学术讨论的大潮，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29达到第一次高峰，而现在正在见证第二代讨论的风潮。

后者正被恰当地赋予“美因茨学派”30之名的菲韦格的追随者所引领。这里只能

提到这些卷帙浩繁文献的一些方面。

尽管菲韦格及美因茨学派的论题学进路从未在德国成为主流方法论进路，

但在四十年多来的德国法律思想中，它也保持了主要潜流的地位。菲韦格更习

惯超脱于其著作所引起的论争之外，满足于纠正对他立场的明显误解31和发表一

些深化其观点的论文。32他把自身精力献给了（二十年）编辑《法哲学与社会哲

29 这些参考文献中汇集了数百篇有益于当下“论题学”讨论的论文和著作。对于晚近文献更广泛的讨论，

参见 Dieter Breuer & Helmut Schanze, eds., Topik: Beiträge zur inter-disziplinären Diskussion(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81); Ottmar Ballweg, "Analytische Rhetorik als juristischeGrundlagenforschung,"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Beiheft 44: Rechts- undSozial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Heute (1991): 45-54.30 See Katharina Sobota, "System and Flexibility in Law," Argumentation 5 (1991): 275-82, 276; OttmarBallweg, "Vorwort," in Ottmar Ballweg & Thomas-Michael Seibert, eds., Rhetorische Rechtstheorie(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GmbH, 1982), 9.

31 See, e.g., Viehweg, Topics and Law,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fra.

32 See, e.g., Theodor Viehweg, "Zu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keit der Rechtsdisziplin," in StudiumGenerale 11 (1958): 334-40; idem, "Über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Rechtstheorieund Rechtsdogmatik," in Estudios Juridico-Sociales. Homenaje al profesor Luis Legaz y Lacambra l(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60), 203-212; idem, "Zwei Rechtsdogmatiken. " in Festschriftfür Carl August Emge (Berlin, 1960), 106-113; idem, "Rechtsphilosophie als Grundlagenforschung," in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47 (1961), 519-38; idem, "Zur geplanten Reform desRechtsstudiums in Deutschland," in Politische Ordnung und menschliche Existenz: Festgabe für EricVoegelin zum 60. Geburtsta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62), 558-71; idem, "Was heisstrechtspositivismus?" in Peter Schneider und Otto Saame, eds., Positivismus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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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丛》和使法律哲学领域国际化——二者都是通过他在“国际法哲学与社会

哲学协会”和他在论丛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的思想的主要涵义被其追随者拓

宽和精致化了，他们专注于发展菲韦格思想的理论依据。菲韦格论及古代修辞

学方法的中心论题学的作品，已经被整合到对分析修辞学普遍化的认识中了。33

正如最近卡塔琳娜·索博塔（Katharina Sobota）——她是美因茨学派一位较

为年轻的拥趸——所评论的，奥特马尔·巴尔韦格（Ottmar Ballweg）特别在

细节上“成功地给了菲韦格缓和又雅致的怀疑主义以修辞学分析的精确定形”，

34同时索博塔也强调，菲韦格的作品不应被视为，为了建立法律价值，而为古老

wissenschaftstheo retisches Problem (Studium Generale der 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erUniversitätsgespräche Wintersemester 1964/65), 14-20; idem, "Que veut-on dire par positivismejuridique?"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10 (1965): 181-90; idem, "La «logique moderne» du droit,"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11 (1966): 207-09; idem, "Systemprobleme in Rechtsdogmatik undRechtsforschung," in Alwin Diemer (ed.), System und Klassifikation in Wissenschaft und Dokumentation(Meisenheim/Glan: Verlag Anton Hain, 1968), 96-104, and in J. Bärmann, Festschrift zum 150jährigenBestehen des Oberlandesgerichts Zweibrücke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9): 327-38; idem,"Ideologie und Rechtsdogmatik," in Werner Maihofer, ed., Ideologie und Recht (Frankfurt a. M. 1969):83-96; idem, "Some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Legal Reasoning," in Graham Hughes (ed.), Law, Reason,and Justice: 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257-69; idem,"Einige Bemerkungen zu Gustav Hugos Rechtsphilosophie," in Paul Bockelmann, Arthur Kaufmann, &Ulrich Klug, eds., Festschrift für Karl Engisch zum 7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69): 80-90; idem, "Rechtsdogmatik und Rechtszettethik bei Jhering," in Franz Wieacker und ChristianWollschläger, eds., Jhering's Erbe: Göttinger Symposion zur 150. Widerkehr des Geburtstags von Rudolphvon Jheri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0), 211-16; idem, "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derjuristis chen Argumentation: II. Neuzeit,," in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Beiheft N.F. Nr. 7(1971), 63 ff.; idem, "Positivismus und Jurisprudenz," in Jürgen Blühdorn und Joachim Ritter, eds.,Positivismus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 a. M.: V. Klostermann, 1971), 105 ff.; idem, "Notizen zu einerrhetorischen Argumentationstheorie der Rechtsdisziplin," in 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Rechtstheorie 2 (1972), 439 ff.; idem, "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II. Neuzeit,"in Die Juristische Argumentation: Vorträge des Weltkongresses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Brüssel, 29.VIII. - 3. IX. 1971, Herausgegeben im Auftrag der In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für Rechts- undSozialphilosophie (IVR)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2), 63-75; idem, "Zur zeitgenössischenFortentwicklung der juristischen Topik," Anales de la Catedra Francisco Suarez 13 (1973): 9-17; idem, "Schrittezu einer rhetorischen Rechtstheorie," in R. Herren, D. Kienapfel & H. Müller-Dietz, eds., Kultur, Kriminalität,Strafrecht: Festschrift für Thomas Würtemberger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7), 3-8.; idem, "Rhetorik,Sprachpragmatik, Rechtstheorie," in Friedrich Kaulbach und Werner Krawietz, eds., Recht und Gesellschaft:Festschrift für Helmut Schelsky zum 65. Geburtsta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8), 717-20; idem, "ZurTopik, insbesondere auf juristischem Gebiete," in Dieter Breuer & Helmut Schanze, eds., Topik: Beiträge zurinter disziplinären Diskussion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81), 65-69; idem, "Antirhetorische undrhetorische Kontrolle rechtlicher Argumentationen," in Estudios de Filosofia del Derecho y Ciencia Juridica enMemoria y Homenaje al Catedrático Don Luis Legaz y Lacambra (Madrid: Facultad de Derecho de laUniversidad Complutense, Centro de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1985), 847-851.33 Ottmar Ballweg & Thomas-Michael Seibert, eds., Rhetorische Rechtstheorie; Ottmar Ballweg,Rechtsphilosophie als Grundlagenforschung.

34 Katharina Sobota, "System and Flexibility in Law," 5 Argumentation 275, 275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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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恢复名誉的标准努力，而应该看作对独立于规范性取向、意识形态和其

他主观评价标准的法律思维结构，进行分析的技术。35

在很多方面，菲韦格的作品受困于这个事实，它试图在法律语境下使修辞

学传统焕发青春，可是法律对修辞学进路又是非常陌生的。为了估计菲韦格著

作所引起的争议程度，关键是要明白，其著作不仅对民法法系传统的体系化发

起了冲击，而且在更深层面，对于德国法律哲学在 19世纪所继承的本体论信仰

和科学主义，都构成了一个挑战。36相比于美国，那里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很少

学者会严肃地宣称他们的作品是“科学”的，除非在略为宽松和相对无内涵的

“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而德国法律文化倾向于更为严肃地要求法律的科学性

格。比起其他法律文化，德国法律传统为法律的体系结构赋予了更深的意义和

合法性力量。特别是借助纳粹崩溃的余波，这种科学主义紧密地与对合法性和

法治的关切相联系了。宣称特定司法裁判在“科学上源于”合法的宪法或法典

条款，能有助于使裁判免于个人偏见、政治影响或专横的其他形式的指责。在

这样的语境下，一条置疑并建议限制法律中体系化作用的进路，是极具威胁性

的。

结果就导致了在众多交锋点的激烈批判和讨论。这里只能提到三个。最常

见的批评或是旨在揭露论题学进路的反体系特点，或是为体系化辩护，这一点

不足为奇。37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些批评大多是被误导的，因为它们把菲

韦格对演绎体系化的批判误解成对体系化的一个更普遍的批判。事实上，菲韦

格的立场是，法律确有体系和结构，但那个结构并非公理性和演绎性的。它由

35 See id.; Ottmar Ballwe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Jurisprudenz (Basel: Helbing & Lichtenhahn,1970); idem,"Rechtsphilosophie als Grundlagenforsch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und der Jurisprudenz,"in 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2 (1972), 43-49; idem, "Rhetorik und Res humanae,"in R. Hauser, J. Rehberg, G. Stratenwerth, eds.,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Peter Noll (Zürich 1984), 13 ff.;idem, "Analytical Rhetoric, Semiotic and Law," Law and Semiotics 1 (1987): 25-33; idem, "Entwurf eineranalytischen Rhetorik," in H. Schanze, ed., Rhetorik und Philosophie (München 1989), 229 ff.; idem,"Rhetorik und Vertrauen," in Erhard Denninger, Manfred O. Hinz, Peter Cornelius Mayer-Tasch, GerdRoellecke, eds., Kritik und Vertraue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Schneider zum 70. Geburtstag (Frankfurt a.M.: Verlag Anton Hain, 1990), 34-44; idem, "Analytische Rhetorik als juristische Grundlagenforschung,"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Beiheft 44: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Heute(1991): 45-54.36 Katharina Sobota, "System and Flexibility in Law," Argumentation 5 (1991): 275-82, 275.

37 See, e.g., Claus-Wil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Berlin1969); Uwe Diederichsen, "Topisches und systematisches Denken in der Jurisprudenz," Neue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9 (1966): 697-705.


11

论题的模式来形容，38换句话说，它是修辞学的体系。就此而言，菲韦格不会反

对下述主张，“论题学进路是我们的主要技术，在逻辑上处理观点，尤其是把大

量观点变成一个有序的体系。”39他也不会反对下列理想：各种归序技术对法律

职业的功能是必需的；40非演绎的体系的存在；41在法律材料中能够并且应该获

致较大的清晰性和协调性。42因此，菲韦格也不应被看作体系思维的颠覆者，他

只是对过分刻画德国思想的体系拜物教提供了一剂有益健康的解药。

第二个流行的批评源于担心论题学进路会导致过分使用司法裁量，而破坏

了分权和法治的基本原则。43这个顾虑似乎是，既在立法留下“缝隙”、也在法

律规范模糊或未完结的地方，论题学进路会使司法创造力过度兴奋。随之而来

的忧虑是，未受许可的司法能动主义备受鼓舞，而通常强化了法律约束力的对

司法的限制也会被削弱。

司法的过度张扬当然是所有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危险，但论题学进路并非

明显加剧这一困境。要沿着这条论证线路前进，有必要首先显示这种司法创造

力不可避免是有害的（根据对衡平和灵活性需要的古典关切，这似乎是不可能

的）。其次，假设第一个难关能通过，人们将需要从经验上证明，相比使用一些

其他方法论的法官，使用论题学方法的法官更有可能滥用他们的权威。但这还

不完全清楚。与民法法系的法官相比，典型的普通法法官具有更强烈的论题学

取向，但相对于他的民法法系同行，他可能会感到制度中的支配性论题（先例、

原则、解释方法等等）对他严格得多的约束。

问题在于解释技术总是（或者会变得）过于灵活，从而声名狼藉。相信任

何特定解释方法都能提供坚固保障，以防止这种灵活性，是种（就我们历史经

验的全部所知）幻想。至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解释方法本身仅仅是，我们在

决定其他和修辞有关的构造物（制定法、先前司法意见）应如何解释的过程中，

所援用的竞争性元论题。司法滥权是否发生，并不取决于法官使用的解释技术

38 Katharina Sobota, "System and Flexibility in Law," 277.

39 Samuel Stoljar, "System and Topoi," Rechtstheorie 12 (1981): 385-393,389.40 Uwe Diederichsen, "Topisches und systematisches Denken in der Jurisprudenz," 702.41 Ibid,700.42 K. Engisch, "Literaturbericht,"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69 (1957):596-601,601.

43 See, e.g., F. Wieacker, "Zur Topikdiskussion in der zeitgenos sischen deutschen Rechtswissenschaft,"in E. von Caemmerer, J.H. Kaiser, G. Kegel, W. Müller-Freienfels, & H.J. Wolff, eds., Xenion: Festschrift fürPan. J. Zepos (Athens, Freiburg/Br. & Köln: Ch. Katsikalis Verlag, 1973),391-415,397-99.


12

或方法论的性质（论题学 V.S.其他竞争者），而是取决于法官是否在特定环境

中觉得，司法抑制这一论题，要比在同种情况下的其他因素更有说服力。沿着

菲韦格的作品所建议的线路，分析性修辞学有助于对司法裁判与解释中的自由

裁量产生影响和加以限制，澄清范围。修辞学进路所提供的这种清晰性可能会

对司法滥权风险做最好的保护。

第三个争端产生于德国人对法律中论题学进路的讨论中，这一争端涉及它

对形成社会合意过程以及由此提升法律秩序合法性的贡献能力。44这里的分歧略

微缓和，支持者指出了论题学进路能提升合意和合法性的许多途径，而反对者

则认为这种主张太夸张，至少论题学的支持者还未在这个领域给出一个完全充

分的理论。显而易见，这些讨论是没有结论的，但它们至少发现了值得进一步

研究的一系列相关领域。在一个对解决争端的替代模式、谈判和完善的程序越

来越感兴趣、对个人疏离于国家和社会的超级结构越来越忧虑的时代，论题学

进路可能会给出丰富人类创造力储备的途径，而这种创造力能用来解决这些问

题。

三、论题学与普通法传统

在明确了菲韦格作品的主要影响是在民法法系之内的同时，我们也有绝对

的理由去相信《论题学与法律》对于普通法世界可能更为重要。其中最为基本

的是普通法中处处存在的修辞性。由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修辞学传统已经被

其他种类的知识遮蔽了，故而它残余的线索也就时常被遗忘了。但至少，菲韦

格的作品有助于给英语世界法律文化所熟悉的结构，提供一个新鲜视角。

在某些方面，普通法世界修辞学的踪迹可能显得流于表面和不连贯。例如，

相比民法法系，普通法系的审判和上诉更注重口头辩论，而在正式辩论的形式

中，也相应地更易看到修辞学。尤其是陪审团制度太经常在不过是口头操纵的

这种贬义上引出了修辞学。另一修辞学残余是，法官以“意见”（opinion）解

释他们的裁判。古典时期，修辞学的领地正是意见的王国（与知识和科学相反），

而这个词仍被用来形容司法裁判显然不是偶然的。

44 Josef Esser, Vorverstä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Frankfurt a. M. 1970), 8, 24, 84, 115,159 ff.; Klaus Lüderssen, "Juristische Topik und konsensorientierte Rechtsgeltung," in Norbert Horn, ed.,Europäisches Rechtsdenk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Going (München: C. 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82), 549-64; Wieacker, "Zur Topikdiskussion," 398; cf. Ottmar Ballweg,"Rhetorik und Vertrauen," 34-44.


13

典型的法律研究的论题学结构或许不太显而易见。在普通法的语境下，处

理一个法律问题的标准途径是找到有关案件。一个好的法律人对判例法的谱系

有一种感觉。使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表达，就是这个法律人知道先例在哪个“地

方（居身）”，从哪里能找到重要的论据（特定案件的理由）。有时，能够在对制

定法规定的注解中，找到有关的判例法。另外，他们也求助于由论题松散组成

的非正式手册，其中汇集了所有有关案件的推理。再者在今天的计算机时代，

通过进行适当的词语搜索，案件也可能在存有无数裁判全文的大电子数据库中

找到。不论什么特定的方法，很明显，这些法律材料都储存在相当于巨大论题

目录的某种东西之中。普通法本能的进路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然后找到那些与

类似问题最相关的案件，以便发现可供利用以解决问题的论据和洞见。有时，

能找到如此的先例：当下的案件可以归于其下并作为一个（遵循）先例的情形

解决。然而，通常在“论题目录”中找到的是，与待决案件或多或少相似、却

又有些分歧的若干推理链条和事实情况。此时，伟大的法律技术需要创见和洞

识。即使最终目标是履行对法律和先例的忠诚，无论是作为律师还是法官，编

织有说服力的论证过程是一个创造性和塑造性的实践。

甚至在普通法法律人与制定法材料大打交道时，他们也以论题学的方式行

事。虽然美国的各个州和联邦政府都颁布了构成立法的“法典”，但这些还比可

回溯一（德国）两（法国）个世纪的欧洲大法典差得远。这些制定法杂烩（例

如统一商法典或一些州的刑法典）的一部分，在体系化构造的复杂性上，开始

接近欧洲法典。但对大多数而言，这些法典仅仅是便利的立法性论题学目录，

它们提供了一个粗犷和现成的框架，用以吸收和组织每年新通过的立法洪流。

各个立法文件，趋于作为对当下问题的特别回应得以通过，而对全部有效颁行

法律的体系协调性，只有非常低的关切。

法典的结构并非普通法系对制定法态度中反映论题学进路的唯一方面。制

定法解释的方法也有根本的论题学特点。卡尔·卢埃林令人赞叹地把应用制定

法的对立原则成对地汇集起来，45事实上汇集的是提供了相互冲突的指南的解释

论题——或者要求对制定法语词严格解读，或者要求宽泛解读。如果根据个案

的所有事实运用，有助于产生虽非绝对唯一，但属合理的司法裁判，那么它们

则代表了积累起来的实践智慧。

45 Karl Llewelly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Deciding Appeal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0), 521-35.


14

对论题学的认可也被纳入了普通法传统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抗辩制。这种

诉讼方式的潜在前提是，相比让一个人——欧陆法官——对解释案件的事实和

法律负有主要责任，如果当事人得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提出自己的论证，就更

可能实现正义。设定的前提是，当事人和勤勉的律师会尽全力收集与案件所提

出问题相关的论题，而根据竞争各方所提供的对案件的对立说法，法官更好找

到一个最优解决方案。

但抗辩制中明显的论题学结构，只是普通法世界给予程序以普遍优先权中

的一例。程序上的正当程序经常（虽然并不必然总是）为的是确保发生合适的

交流（给出提示或公正警告）或一个争端的所有各方意见都被适当聆听。正当

程序的实际作用是给当事人以机会，表达他们对一个问题常存分歧的观点。如

果这个过程得以适当运作，且不会变成无理的抬杠，就经常能找到比当事人各

自事先所想到的更好的解决办法。程序因此就变成了对个人和他们认为有说服

力的观点表达公共尊重的一种方式。尽管它没有消除还得做出最终的社会决定

这一事实（当然意味着由人做出），但一些人对他人的专横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被

减少或者尽最大可能消除了，因为确保了每个人的意见（所有有关论题）都被

考虑到了。

程序在开放修辞学空间和确保相关论题得到考量上的作用可能有助于解

释，与民法法系相比，为什么在普通法中程序会趋于担当一个更核心的角色。

在更倾向于体系化的民法法系中，程序明显从属于实体。为了给收集信息并做

出决定的过程引入秩序，程序至关重要，但相对于成体系的实体规范——这些

规范被视为本体论上已先在的社会价值的存放处，特定裁判必须从中演绎和具

体化——程序只是次要的。相反，在普通法文化中，程序趋于在实务中被赋予

更多的重要性。这反映了一个深藏的——如果不总是有意识的——假设，在法

律巨大的画卷之中，程序是把竞争的各个线条（也就是竞争的论题）拢在一起

的媒介，以便给手头的特定（立法/司法/行政）问题指出解决办法。当然，法

律文化间的这个差别是个侧重和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实体和程序各自作用的绝

对对立，但它也不容误会。

对程序相对不同的倚重，也有助于从更深的层面解释英伦海峡两边的法治

理想在理解和实施方式上的重大差别。例如，相比普通法国家，德国的法治国


15

和法秩序观念倾向于假定法律制度中的更高度协调和体系化（和对于肩负适用

法律律令的国家官员的更强消极性）。

在辩诉交易现象中，可以看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当然，普通法世界也没人

把这种程序看作处理刑事案件的理想途径。要是有足够资源，最好是让每个人

享受完整（和快捷）的审判程序。然而，在美国一般不认为辩诉交易是对法治

约束的根本侵犯，而在民法法系却这样认为。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普通法法系

的法律人易于把辩诉交易和完全审判之间的差别看作是相关论题（支持或反对

有罪判决的论据）在考虑程度上的差别。普通法对辩诉交易程序的抗辩集中在

对辩护人陈述修辞学机会的压制或强行歪曲上，或者在滥用公诉裁量上（也就

是案件被非中立的公诉人有效决定了，他可能因为他和他的同事对案情的叙述

和他们所收集的论题而有偏见）。相反，民法法系的抗辩是，有些根本非正义的

东西隐含在做司法交易的观念中。在程序阶段解决，僭越地混淆了程序和实体。

在普通法和民法法系中，根本目标都是同样的法律规范同等适用于所有人。但

对于民法法系的法律人来说，法治的首要关切并非确保充分考虑所有（关于规

范是什么和应如何理解的）论题，毋宁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求助同

样的国家官僚（法官），他们的职责是消极地确定律令的意义。

当然，上文所描述的差别过分简化了，在很多方面，都没有捕捉到英伦海

峡两岸不同观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差别值得比在这里可能做到的细致得

多地研究。但所作的说明至少暗示了下述事实的一些方面：普通法仍然主要是

修辞学性质的，并且相比民法法律传统，它在精神上更接近智识的论题学模式。

如果从当代的例子转向历史地考察普通法的修辞学根源，并宣称的确如此，这

种观点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又一次，不得不满足于一些例子，但更希望它

们将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从最早期到现在，普通法方法论一直受着论题学进路的强烈影响。正如斯

蒂文·西格尔（Stephan Siegel）教授所指出的，直至中世纪末期，亚里士多

德的思想还一直深刻影响着英格兰法。46当然，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

和实践推理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影响在关于法律性质的主流观念中十分明显。

对中世纪后期的普通法法律人来说，“规则而非原则，支配着法律思维，尽管许

46 Stephen Siegel, "The Aristotelian Basis of English Law,"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56 (1981): 18-59.


16

多规则得自于其他规则，但整体的结构是犬牙交错的拼图，而非金字塔。”47这

一语境中的规则，实际上是较大的法律拼图内的论题。对于塑造了普通法的关

键人物，诸如约翰·福特斯鸠爵士（Sir John Fortescue）、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圣赭曼（St.German）、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

来说，“法律被认为大多数是由众多古老规则产生并由其所构成。”48对柯克而言，

这大量的规则、原理和原则内在地不成体系，不能化约为易理解的演绎结构。49

普通法的司法要求一种实践智慧，柯克将其描述为“一种理性的人为完善，经

由长期学习、观察和经验获得，并非每个人的自然理性。”50这种“人为理性”

实际相当类似于，维柯联系到修辞学发现和创造力的那种心智养成。

鉴于修辞学在训练法律人的教育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论题学进路对普通

法方法论有深刻影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修辞学训练的深度毫无疑问有所不同，

它清楚地在早期法律训练中，也在大学和最重要的——在律师公会中，51起了重

要的作用。教育当然会使潜在的法律人熟悉诸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

和其他人物的作品和修辞学理论。修辞学技巧也在各种案例讨论课上传授,后者

是现在案例讨论课实践的历史先驱。52学生被要求参与类似经院式争论

53——菲

韦格已经指明了这种争论内在的论题学性质54——的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的、高

度传统的练习。

而且，在普通法形成期支配伦理学话语的先例决疑论推理方式的核心既强

化了论题学进路，也由论题学进路所构成。当笛卡尔式的推理方法和智识活动

越来越受到青睐，决疑论的方法就如同其修辞学上的对应物那样越来越可疑了。

与此同时，部分是因为决疑论方法在新教英国，没有像在天主教法国55那么早、

那么尖刻地受攻击，部分是因为普通法主要是经由律师公会而非大学来保留和

传承，作为普通法决定性特征的判例法存活了下来。判例法特征的要求提供了

47 Ibid.,20.48 Ibid., 22-23.49 Ibid., 29.50 E. Coke, Upon Littleton, bk. ii, ch. 6, sec. 138, at 97b.

51 Richard J. Schoeck, "Lawyers and Rhetoric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James J. Murphy, ed.,Renaissance Eloquence: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Berkeley, Los Angeles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74-291, 275.52 Ibid., 281.53 Ibid., 282.54 Viehweg, Topics and Law, § 4, infra..55 See Albert R. Jonsen & Stephen Toulmin, The Abuse of Casuistry: 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 (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57-64, 269-78.


17

一个受保护的港湾，在那里，即使学界的潮流正在改变，论题学的本能也得以

存活。

随着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新科学”的兴起，普通法这一怪物不成体系的论

题学推理，越来越受到批判。最起劲的攻击者之一，是托马斯·霍布斯，他再

三声称，普通法过时的推理形式不再适应新的、以几何学为模范的、更有分析

性的理性讨论方法。56当然，霍布斯的动机部分是政治性的：他想要削弱这种观

点的反权威意蕴——法律是最终根据观点所确定的实践科学，而数个世纪法律

人的“人文理性”所获得的经时间检验的观点，有合法权利去限制主权者。57对

他而言，政治学和法律最终是一个主权者意志的事情，相信普通法及其论题学

基础所蕴涵的智慧，是他不能接受的。

重要的是，这场辩论的论题学一方与英国宪政史中的反权威力量结盟了。

论题学进路与监控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将变成普通法中一再出现的模式，并

有助于解释英语法律文化中反体系本能的顽固张力。盎格鲁美利坚文化中众多

最深的信条可追溯到这个渊源。例如，支持言论自由的经典论据，可以重释为

支持下述主张重要性的论据：确保社会的论题储备尽可能丰富，而在考虑任何

社会问题时，确保适当考虑所有相关论题。58而辩护非官方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技

术，例如市场，这个论证所依据的前提是，对于个人用以估计自己利益并找到

解决问题办法的所有相关论题，中央计划机制从来不能全部收集到。59就此而言，

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理论之父，也是一位修辞学教师，就并非

偶然了。60

56 T. Hobbes, 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53-62, ed. J. Cropse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original publication: London 1681); T. Hobbes, Leviathan, ed. C.B.MacPher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original publi cation: London 1651), 311-35.

57 Siegel, "The Aristotelian Basis of English Law," 48.58 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Nov. 23, 1644), in Merritt Y. Hughes, ed., 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Major Prose (New York: The Odyssey Press, 1957) 716-49;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Everyman's Edition(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59 See generally Friedrich von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3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73-79; single volume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idem,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Donald N.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60 Adam Smith,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ed. J.C. Bryce,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A.S. Skinner, General Edito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3; reprint,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Liberty Classic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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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论题学进路导致过度复杂、没有效率和不公正的地方，对理性的

怀疑——其并未受普通法的熏陶——也产生了对改革努力的疑虑。边沁有许多

对普通法的功利主义批判，遭遇了这种抵抗。而当功利主义暂时成为了普通法

世界的优势文化影响时，说句公道话，实践中的功利主义，本质上充当了一个

组织论题的图示，这些论题被用来分析所建议行为或做法的优劣（成本和收益）。

此外，缺乏主体间可适当量化的功利标准，削弱了功利主义要提供社会决策公

式的自负。

长期以来，普通法思想中论题学进路，和对实践经验的重视相关联。例如，

大法官黑尔（Hale）驳斥了霍布斯的几何学方法，并指出，在由普通法丰富的

案例和规则所提供的经验宝库中，将找到更伟大的智慧和确定性。61在这个方面，

更著名的是霍姆斯的《普通法》开篇的格言，“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从来

都是经验。”为了看到这段话和论题学进路的全部关联，重温这句话所在的整个

段落很有裨益。原文是这样的：

“本书的目标是提供普通法的一个概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除了逻辑，

需要其他工具。不错，体系的一贯性要求一个特定结论，但这并非全部。法律

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从来都是经验。感知到的时代要求、流行的道德和政治

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有无明确意识，甚至法官与其同胞共有的偏见，

在确定统治人们的规则时，都比三段论有意义得多。法律体现了数个世纪民族

的发展史，不能视其为好像仅仅包含了数学书的定理和结论。”62

当霍姆斯在这段话中提到，“不错，体系的一贯性要求一个特定结论”时，

63他证明了他对自己那个世纪庞大体系化——罗马法的德国专家正在建构一个

曾有过的最雄伟的法律体系化表述——存有深层意识。恰恰在内战后当霍姆斯

前往德国学习的时候，这个运动到达了它的颠峰。正如马克·迪乌夫·豪（Mark

Dewolfe Howe）在他写给《普通法》的导论中所说的，霍姆斯先花了大量时间

学习罗马法。但是“在七十年代结束之前，他渐渐怀疑把普通法结构变得像罗

61 See Matthew Hale, "Reflections by the Lord Chiefe Justice Hale on Mr. Hobbes His Dialogue of the Law," inW.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7th ed. 1956), 500-06. See also Hexter, "Thomas Hobbes and theLaw," Cornell Law Review 65 (1980): 471; Yale, "Hobbes and Hale on Law, Legislation and the Sovereign,"Cambridge Law Journal 31(1972):121.

62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Common Law, ed. Mark DeWolfe How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5.63 Ibid..


19

马法一样的努力。至少如同德国法律人所解释的，罗马法似乎那么深地卷到了

康德和黑格尔的假设之中，以至接受这种法律背后的观念——霍姆斯和他所有

早年哲学的同仁（实用主义者）早已摒弃的形而上学，威胁了这种接受本身。”

64

简言之，源于一种重视对问题的实用和经验取向的、普通法的本能感觉，

霍姆斯的作品攻击了体系的建构者。从他捍卫普通法的实用主义，到指责 19世

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宪法理论的高度形式化，只差一小步。65

霍姆斯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为法律现实主义

者铺平了道路，并且几乎凭一人之力让美国法律文化对体系化的过度诱惑有了

免疫力。此处的要点是，霍姆斯的方法是暗含论题学的，而霍姆斯法律理论的

成功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为，它自然地适应了主流修辞学法律传统。

霍姆斯正确的地方，也证明是菲韦格正确的地方。前文试图指明，在修辞

学传统和普通法之间，可以暗示出众多的联系。当然，这里所说到的仅仅是为

了启发。为了深入考察这种联系，还要做更多的工作。为了指出这一事业的价

值，为了指出在普通法文化内，修辞学的广泛领域可能还持续拥有重要价值，

但愿我已经说的够多了。像菲韦格的这样一本著作——它有助于阐述对于当代

绝大部分普通法世界尚未言明的方法论前提，其启迪作用远胜于其他。

四、法律、修辞学与后现代主义

当人们步入现代，普通法传统与修辞学之间的关联故事就越发丰富了。与

此同时，这个故事似乎正在令人惊讶地复杂化。当代学界相互竞争的流派，织

成了一幅难以置信的复杂画面，但有一支仍然离我们那么近，以至我们不能清

楚辨认各种模式及其分支的全部意义。人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修辞学事实上到处

在复活，也许只有德国，还仍是“修辞学的流落地”。66仅仅列举较有影响的国

家，在法国、67比利时、

68英格兰

69和美国，

70关于论题学及其和人文科学的关系，

64 Mark DeWolfe Howe, "Introduction," in Oliver WendellHolmes, The Common Law, ed. Mark DeWolfe Howe(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xv.

65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75-76 (1906)(Holmes, J., dis senting.)66 Ottmar Ballweg, "Analytische Rhetorik als juristische Grundlagenforschung," citing Josef Kopperschmidt,Die Rhetorik nach dem Ende der Rhetorik, in Josef Kopperschmidt, ed., Rhetorik, 2 vols.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0-91), 1:1-31.

67 Roland Barthes, "L'ancienne rhétorique. Aide mémoire," Communications 16 (Paris: 1970): 172-223; idem,


20

一条愈发澎湃的思想洪流显而易见。众多学科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包括法律、

71哲学、72神学、73伦理学、74历史学、75文学评论、76政治哲学、77社会学、78经济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Olivier Reboul,La Rhétorique, 2d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

68 Chaim Perelman, Rhétoriques (Bruxelles: Editions de l'Universite de Bruxelles, 1989); idem, The Realm ofRhetoric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Alain Lempereur, ed., L'Homme et laRhétorique (Paris: Meridiens Klincksieck, 1990).

69 Paul Robertshaw, "Law, Language and Rhetoric," Modern Law Review 50 (1987): 971-981; Bernard S.Jackson, Law, Fact and Narrative Coherence (Merseyside, U.K.: Deborah Charles Publications, 1988); PeterGoodrich, Legal Discours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Legal Analysis (New York: St. Martin'sPress, 1987); Ann E. Berthoff, ed., Richards on Rhetoric: I.A. Richards: Selected Essays (1929-1974) (New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ephen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Brian Vickers, In Defence of Rhetor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70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d e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idem, Modern Dogma and the Rhetoric of Assen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74); idem, Cr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Pluralism (Chicago and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Kenneth Burke, A Rhetoric of Motives (1950; Californiaedi 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Donald N. McCloskey, 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87); Herbert W. Simons, ed.,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Publications, 1989); idem, ed., The Rhetorical Tu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71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1); Paul Robertshaw, "Law, Language and Rhetoric," Modern Law Review 50 (1987): 971-981; PeterGoodrich, Legal Discours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Legal Analysis (New York: St. Martin'sPress, 1987); Bernard S. Jackson, Law, Fact and Narrative Coherence (Merseyside, U.K.: Deborah CharlesPublications, 1988).

72 Anthony I. Cascardi, "The Place of Language in Philosophy, or, the Uses of Rhetoric," Philosophy andRhetoric 16 (1983): 217-65; Ernesto Grassi, Rhetoric as Philosophy: The Humanist Tradition (University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ristopher Norris, The DeconstructiveTurn: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4); idem, Deconstruction andthe Interests of Theo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Mark C. Taylor, ed., Deconstruction inContext: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73 Kenneth Burke, The Rhetoric of Religion, (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Mark C.Taylor, Deconstructing Theology (New York: Crossroad; Chico: Scholars Press, 1982); idem, Erring: APostmodern A/th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74 Albert R. Jonsen & Stephen Toulmin, The Abuse of Casuistry: 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d ed., (Notre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75 Sovoie Lottinville,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6); 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87); idem,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idem,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2d e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1

学79以及更一般的人文科学。

80特别是詹姆斯·波伊德·怀特（James Boyd White）

的著作让美国人对论题学在法律中的意义和前景敏感起来，81但他的作品显然不

是一个孤立的声音。82

在当前的解释潮流中，修辞学进路趋于被看成许多智识进路之一。因为修

辞学的领地总是观点，而观点的世界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人们自然常把

修辞学同当代的理论潮流——它们被一起松散地归到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之下83

——混为一谈。这些理论中颇具代表性的包括女权主义、84批判理论（法律批判

76 James R. Andrews, The Practice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New York: Longman, 1990); 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d e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77 Richard Harvey Brown, Writing the Social Text: Poetic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New York:A. de Gruyter, 1992); Richard J. Burke, "Politics as Rhetoric," Ethics 93 (1982): 45-55; Chaim Perelman,"Rhetoric and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7 (1984): 129-34.

78 Peter L.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Knowledg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Richard Harvey Brown, Society as Text: Essays onRhetoric, Reason and Re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F. G. Bailey, The Tactical Uses ofPass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idem, Strategems and Spoils: A Social Anthropology ofPolitics, 5th ed., (Oxford: Blackwell, 1985); George L. Dillon, Rhetoric as Social Imagination: Explorations in theInterpers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Warren Handel,Ethnomethodology: How People Make Sens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82); George Lakoff & Mark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tephan Wolff, Der rhetorischeCharakter sozialer Ordnung: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als soziales Probl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6).79 Donald N.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80 James W. Fernandez, Persuasions and Performances:The Play of Tropes in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86); James L. Golden, Goodwin F. Berquist, William Coleman, The Rhetoric of WesternThought (Dubuque, Iowa: Kendell/Hunt Pub. Co., 1976);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 Donald N. McCloskey,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Herbert W.Simons, ed.,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9); idem, TheRhetorical Turn: 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81 James Boyd White,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90); idem, Heracles' Bow: Essays on the Rhetoric and Poetry of Law (Madison, 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idem,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onstitutions andReconstitutions of Language,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82 Edgar Bodenheimer, "A Neglected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1 (1969): 373;Scott Brewer, "Figuring the Law: Holism and Topological Inference in Legal Interpretation," Yale Law Journal97 (1988): 823-43; Judith A. Harris, "Recognizing Legal Tropes: Metonymy as Manipulative Mode," AmericanUniversity Law Review 34 (1985): 1215-29; Richard K. Sherwin, "A Matter of Voice and Plot: Belief andSuspicion in Legal Storytelling," Michigan Law Review 87(1988): 543-612.83 Alan Hunt, "The Big Fear: Law Confronts Postmodernism," McGill Law Journal 35 (1990): 507-40;Christopher Norris, 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84 Katherine T. Bartlett, "Feminist Legal Methods," Harvard Law Review 103 (1990): 829; Patricia A. Cain,"Feminist Jurisprudence: Grounding the Theories," Berkeley Women's Law Journal 4 (1989): 191; Feminism and


22

研究、种族批判理论）、85符号学、

86解构

87和实用主义。

88与之相对的是一系列更

具传统法律观的认识——库恩（Kuhn）可能称其为“常规的法律话语”。这包括

传统的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理论（包含各种形式的新自然法，如富勒和德沃金的

理论）、宪法理论中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以及法与经济学。

“常规”和“后现代”阵营之间的精确分界也是流动的。例如，德沃金的

理论，认真对待了有关权利和原则的传统论述。89然而，他的解释主义清楚反映

了后现代主义者解释理论的冲击。他有一个对法律和解释的建构性观念，后者

与下述命题紧密相关：社会现实（包括法律）是一个修辞学的构造，而且，他

也明确抵制本质主义。90∗∗∗∗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他的作品等于在努力保持本

the Law: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989); Feminist JurisprudenceSymposium, Georgia Law Review 24 (1990);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7 (1982): 515; idem, "Feminism,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Society 8 (1983): 635; Carrie Menkel-Meadow, "Feminist Legal Theory,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nd LegalEducation or The Feminist-Critics (Fem-Crits) Go to Law School, "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38 (1988): 61;Nadine Taub, "Thoughts on Living and Moving with the Recurring Divide," Georgia Law Review 24 (1990): 965;Joan C. Williams, "Deconstructing Gender," Michigan Law Review 87 (1989): 797; Leslie Bender, "Feminist(Re)torts: Thoughts on the Liability Crisis, Mass Tort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ies," Duke Law Journal (1990):848.85 Roberta Mangabeira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2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6); Christian Joerges & David M. Trubek, eds., Critical Legal Thought: An American-German Debate(Baden-Baden: Nomos, 1989); David Fraser, "If I Had A Rocket Launcher: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s MoralTerrorism," Hastings Law Journal 41 (1990): 777-804; Mark Kelman, A Guide to Critical Legal Studies(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rk V. Tushnet,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Political History," Yale Law Journal 100 (1991): 1515-44; Duncan Kennedy and Karl E. Klare, "ABibliography of Critical Legal Studies," Yale Law Journal94 (1984): 461-90.

86 John Deely, Introducing Semiotic: Its History and Doctrin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Bernard S.Jackson, Semiotics and Legal Theory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 Charles William Morris,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Unified Science,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vol. 1, no. 2: ii-59.

87 J. M. Balkin, "Deconstructive Practice and Legal Theory," Yale Law Journal 96 (1987): 743-86; GaryPeller, "The Metaphysics of American Law," California Law Review 73 (1985): 1151-1290; Symposium,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Cardozo LawReview 11 (1990):919-1726.88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315-94; idem,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82); Symposium on Legal Pragmatism, Southern California LawReview 63 (1990):1569-1928.

89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idem, A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dem, Law's Empire (Cambridge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90 Dworkin, Law's Empire 52-55, 76-86, 225-75; idem, "Law as Interpretation," Texas Law Review 60 (1982):527-50).∗∗∗∗根据作者的解释，本质主义(Foundationalism)意指众多道德理论为规范寻找形而上基础的努力。尽管伦

理学之外的领域也需要这个认识论基础，但对这个基础的寻找，构成了很多代道德哲学的中心特征。康德

的《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可能是其经典作品，但本质主义还要宽泛得多。它反映了为

道德、政治和法律价值判断找到先验并不可动摇基础的冲动。在其《追寻美德》一书中，麦金太尔描述了

他称为给伦理学规定合理基础的“启蒙事业”。回溯到斯多葛哲学的自然法传统是对这一人类深刻感悟的

法律体现：对于重要的道德价值，有一些绝对和不可改变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对本质主义者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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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主义的形式，而抛弃它的内容。

相似地，实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后现代式地完全摒弃本质主义。但一旦

实用主义耗尽全力去给本质主义者在社会讨论中的保护层除魅的时候，它仍然

很满足于常规话语和政治学的残余。91实用主义可能提供“免于理论责任的自

由”，92但它既没有消除对于常规话语可能性的需要，也没有论证反对这种可能

性。它是形而上学的解毒剂，而非道德虚无主义的邀请函。

在这个复杂的智识环境中，关键问题涉及到修辞学与其他流派的关系。修

辞学仅仅是这些新理论——这些理论适应了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情境、过度复

杂化和醒悟，并由一个松散的基因关联连接在一起——的老祖父，而不是任何

别的什么吗？或者说，与新的理论相比，修辞学应该被扔到智识的古董堆中吗？

对修辞学兴趣的复苏明确使这种建议成为不可能了。

实际上，情形更类似于一个孩子带着一些新奇的主意回到家，却发现父亲

和祖父早就知道这个主意及其全部涵义了。例如，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个核心技

术——在批判法律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是非常明显的——是指出，正式规则的表

面肯定性是如何被内在于语言和规则结构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所削弱。93这种不确

定性的发现被用来证明，正式法律制度看起来中立的推理实际不是中立的，乍

看上去制度内的区区逻辑演绎，结果却是夹杂了深藏偏见和暗含前提的推理链。

这个过程在大量情形下重复，揭露了“权力的事实”，为要求不同的政治构想铺

平了道路。

这种分析深刻而富于成效，但这里的要点是，存在于这个分析核心的不确

定性，仅仅是复述了古老的观念：修辞学和修辞学构造对应了观点的领地，而

质论者思想模式的回应。从语用视角对本质主义的一个著名批判参见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Mirror of Nature。

91 See, e.g., Richard A. Posner, "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3(1990): 1653-70;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315-94; idem,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82); idem, "The Banality of Pragmatism and the Poetry of Justice,"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3(1990): 1811-19; Jeffrey Stout, Ethics After Babel: The Languages of Morals and Their Discontents (Boston:Beacon Press, 1988)243-265;

92 homas C. Grey, "Hear the Other Side: Wallace Stevens and Pragmatist Legal Theory," Southern CaliforniaLaw Review 63 (1990): 1569.

93 See, e.g., Mark Kelman, A Guide to Critical Legal Stu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2-13, 46-48, 53, 200-01, 245-46,2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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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领地的性质正是缺乏科学的确定性。谈及“暗含前提”，更稳妥的方式是，

大量人类的说服行为是通过简略三段论（enthymeme）来进行的。94这是自然的，

甚至是必要的，而可能保证也可能不保证在特定情形下取决于其他因素的怀疑。

95对情境加以修辞学理解优于某些后现代理论的好处是，从修辞学的性质角度可

以很清楚地看到，没有政治性推论能从其方法论本身推出。把修辞学作为方法

是缺乏方向感的，它是规范性论证的媒介，而不是信息。

考虑修辞学和其他当代智识潮流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种属术语。谁包

含了全部的论说方式？修辞学？实用主义？解构？批判理论还是诠释学？在互

相关联的脉络中，可以去问这些智识方式中的某一个，是否应该用作分析其他

方式的工具。如果是这样，采用何种方式来承担分析工作？修辞学应被解构，

还是用古典修辞学的工具来解说解构中的东西？在此人们所做的是不限于用一

些语词来标志本质相似的智识运动呢，还是标志共同智识进路的不同部分？这

些进路的区别是什么，它们为何重要？

研究不同流派重叠或互相支持的方式也许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例如，理查

德·舍温（Richard Sherwin）指出，划分当前众多流行智识流派的分割点之一，

围绕着怀疑和确信的二元论。96有些常见智识技术的目的是，发展策略来展示已

经确证的社会构造的可疑特征（例如解构、批判理论）。97其他的则着力于增加

和强化让我们可能对社会构造达成妥协的确信。舍温把詹姆斯·波伊德·怀特

的“肯定性修辞学”归到这一范畴。在舍温看来，需要“批判性修辞学实践”，

它可以帮助怀疑和确信的冲突主张达成和解，二者中任何一个，仅靠自己都不

能提供足够妥当的社会理论。

最后，上述问题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问题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

我们如何理解和塑造自身文化，还有我们自己。《论题学与法律》不可能有这些

问题的所有答案，但作为修辞学进路复兴过程中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它必定值

得细致思考。

94 James H. McBurney, "The Enthymeme in Rhetorical Theory," Speech Monographs, 3 (1936): 49-74; Arthur B.Miller & John D. Bee, "Enthymemes, Body and Soul,"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5 (1972): 202-14; Jürgen Sprute,Die Enthymemtheorie der aristotelischen Rhetorik, Göttingen 1982.95 Katharina Sobota, "Don't Mention the N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4 (1991) 45-60.96 Richard Sherwin, "A Matter of Voice and Plot: Belief and Suspicion in Legal Storytelling," Michigan LawReview, 87 (1988):543-612,545-549.97 Margaret Stone, "The Reification of Legal Concept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9 (1986):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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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两大法系比较视野下的论题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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