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教师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系列书名：《大学英语教学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

系列主编：严明

编委会：姜涛 王瑜 顾丽颖 黄坤 李家春 刘丹 王玉双 汪志涛

总主审：王立非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

主编：冯莉

副主编：李家春 宋月霜

编者： 甄晓非 张博宇 吴凡 张爽 卢岩 郜鸿春

上编 基础理论

第1章 语言学翻译观

１．１　系统功能翻译理论

　　１．１．１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述

　　　　　１．１．１．１　阶和范畴语法

１．１．１．２　系统语法

１．１．１．３　功能语法

１．１．１．４　关于语境

　　１．１．２　基于系统功能理论的翻译研究

　　　　　１．１．２．１　卡特福德的等值论和翻译转换

１．１．２．２　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１．１．２．３　罗杰·贝尔的翻译研究模式

１．１．２．４　哈提姆和梅森的翻译研究模式

１．１．２．５　贝克的语篇分析途径

　　　１．１．３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篇分析途径

　　　　　１．１．３．１　语域分析与翻译对等

１．１．３．２　三大纯理功能的传译

１．２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１．２．１　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

１．２．１．１　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

１．２．１．２　雅各布逊的语言功能模式

１．２．２　功能翻译学派的主要理论

１．２．２．１　赖斯的文本类型学

１．２．２．２　弗米尔的目的论

１．２．２．３　赫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

１．２．２．４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

　　　　１．２．３　功能翻译理论的评价

１．３　心理语言学理论

１．３．１　翻译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１．３．１．１　认知心理学

１．３．１．２　心理学维度下翻译的定义

１．３．１．３　心理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必要性

１．３．１．４　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１．３．１．５　翻译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１．３．１．６　翻译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１．３．２　翻译过程的研究

１．３．２．１　语言的感知与翻译心理

１．３．２．２　语言的记忆与翻译心理

１．３．２．３　语言的理解与翻译心理

１．３．２．４　语言的产生与翻译心理

１．３．３　翻译过程的心理模式

１．４　语用学理论

１．４．１　语用学的起源和发展

　　１．４．１．１　国外语用学流派

　　１．４．１．２　国内语用学的发展

１．４．２　语用翻译研究现状

　　１．４．２．１　国外语用翻译研究现状

　　１．４．２．２　国内语用翻译研究现状

１．４．３　语用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１．４．３．１　指示语的翻译研究

　　１．４．３．２　语用预设的翻译研究

１．４．３．３　会话含义理论的翻译研究

１．４．３．４　言语行为理论的翻译研究

１．４．３．５　礼貌原则的翻译研究

１．４．４　认知语用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１．４．５　语用学纵观的翻译研究

　　１．４．５．１　语用学翻译过程论

　　１．４．５．２　语用学翻译语境论

１．４．５．３　语用学翻译关联论

１．４．５．４　语用学等效翻译

１．５ 语义学理论

　　　　１．５．１　意义

　　　　　　１．５．１．１　意义的定义

　　　　　　１．５．１．２　意义的分类

　　　　１．５．２　语义场

　　　　１．５．３　语义与翻译方法

　　　　　　１．５．３．１　雷茨克尔的翻译方法

　　　　　　１．５．３．２　马隆的翻译方法

　　　　　　１．５．３．３　维奈与达内尔内的翻译方法

　　　　　　　

１．６ 符号学理论

１．６．１　符号学与翻译

　　１．６．１．１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

　　１．６．１．２　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

　　１．６．１．３　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

　　１．６．２　文化符号的传译

　　　　１．６．２．１　语内翻译

　　　　１．６．２．２　语际翻译

１．６．２．３ 符际翻译

　　　　

１．７　对比语言学理论

１．７．１　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１．７．１．１　语言的可比性

　　　　１．７．１．２　对比描述的基础与内容

　　１．７．２　对比分析与翻译

　　　　１．７．２．１　对比分析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意义

　　　　１．７．２．２　对比分析与翻译实践

１．８　模糊语言学理论

　　１．８．１　语言的模糊性

　　　　１．８．１．１　思维的模糊性

　　　　１．８．１．２　语言模糊性的特征

　　　　１．８．１．３　语义模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

　　　　１．８．１．４　语用模糊——交际语言的模糊性

　　　　１．８．２　跨文化翻译中模糊语言的处理

１．８．２．１ 语境与模糊语言翻译

１．８．２．２ 文化差异与模糊语言翻译

第2章 文化学翻译观

２．１　翻译的文化转向的理论基础

２．２　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

２．２．１　文化的本体论特征

２．２．２　文化的分类

２．３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文化翻译观

２．３．１ 文化翻译观

２．３．２ 翻译研究的综合法

２．４　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２．４．１ 翻译研究的分类

２．４．２ 翻译单位的文化转换

２．４．３ 文化翻译观的内涵

２．４．４ 文化翻译观的特点

２．５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文化翻译观

２．５．１ 三要素理论

２．５．１．１ 意识形态

２．５．１．２ 诗学形态

２．５．１．３ 赞助人

２．５．２ 改写

２．６　文化翻译观的局限性

第3章 中国翻译理论

３．１　“文质说”

　　３．１．１　支谦的佛经译论首篇

　　３．１．２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思想

　　３．１．３　玄奘的“五不翻”原则

３．２　严复的“信达雅”

　　３．２．１　严复翻译思想之历史源流

　　３．２．２　“信达雅”理论评价

３．３　鲁迅“信顺说”

　　３．３．１　关于翻译策略问题

　　３．３．２　关于翻译批评问题

　　３．３．３　关于“重译”和“复译”的问题

　　３．３．４　关于读者接受问题

３．３．５　“宁信而不顺”的主张

３．４　郭沫若的“翻译创作论”

３．４．１　“风韵译”的美学主张

３．４．２　“生活体验论”的译者主体思想

３．４．３　“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的主张

３．４．４　关于重复译问题的观点

３．５　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

　　３．５．１　译者的修养

　　３．５．２　“忠实、通顺、美”

　　３．５．３　“句译”概念

３．６　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

　　３．６．１　译介的丰富性

　　３．６．２　译介的网合性

　　３．６．３　译介的统筹性

　　３．６．４　译介的翻译与科研紧密结合性

３．７　茅盾的“意境论”

　　３．７．１　神韵”与“形貌”文学翻译批评理论

３．７．２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

３．８　傅雷的“神似说”

　　３．８．１　翻译中理解、表达和读者的关系

　　３．８．２　翻译中的 “传神达意”

３．８．３　翻译中“神”与“形”的和谐

３．９　钱钟书的“化境说”

　　３．９．１　“化境说”的提出

　　３．９．２　“化境说”的分类

　　３．９．３　“化境说”的意义

３．１０　焦菊隐的“整体论”

　　３．１０．１　“段本位”思想

　　３．１０．２　“篇本位”思想

下编 翻译教学实践研究

第四章 概念、目标与定位

４．１ 翻译与翻译学

４．１．１　翻译

４．１．１．１　翻译的定义

４．１．１．２　翻译的分类

４．１．１．３　翻译的性质

４．１．１．４　翻译的原则

４．１．１．５　翻译的方法

４．１．２　翻译研究

４．１．２．１　翻译研究的目的

４．１．２．２　翻译研究的体系

４．１．２．３　翻译研究的流派

４．２ 翻译规范

４．２．１　翻译规范的界定

４．２．２ 国外翻译规范的理论研究

４．２．２．１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４．２．２．２ 从语篇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

４．２．２．３ 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规范

　　４．２．３　中国翻译规范的理论研究

　　　　４．２．３．１　规定性翻译规范研究的局限性

４．２．３．２　开展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理据

４．２．３．３ 开展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作用

　　４．２．４　翻译规范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４．３　翻译教学的重新界定

４．４　翻译能力体系的构建

４．４．１ 翻译能力的界定

４．４．２　翻译能力要素模式

４．４．２．１ 贝尔的翻译能力要素模式

４．４．２．２ 沙夫纳的翻译能力要素模式

４．４．２．３ 纽伯特的翻译能力要素模式

４．４．２．４　ＰＡＣＴＥ的翻译能力要素模式

４．４．３　翻译能力要素模式的局限性

４．４．４　跨文化翻译能力体系的构建

４．５　翻译人才培养定位

４．６　翻译人才培养目标

第五章　教学模式

５．１　英、法大学翻译教学模式研究

５．２　翻译策略与教学模式

５．２．１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模式

５．２．１．１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５．２．１．２ 翻译语料库研究现状

５．２．１．３ 语料库与翻译普遍性

５．２．１．４ 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５．２．１．５ 语料库翻译教学的优势

　５．２．１．６　语料库翻译教学的局限性

５．２．２　多维信息输入翻译教学模式

５．２．３　人本主义翻译教学模式

５．２．４　竞合探究翻译教学模式

５．２．５ 实用性翻译教学模式

５．２．６　过程式翻译教学模式

５．２．７　流程图式教学模式

第六章 课程测试

６．１　翻译测试的理论基础

６．１．１　翻译测试的定义

６．１．１．１　翻译评价和评估

６．１．１．２　测试与评估、评价的区别

６．１．１．３　翻译测试定义

６．１．２　翻译测试的分类

６．１．３　翻译测试的依据

　６．１．３．１　语言测试中的效度

６．１．３．２　语言测试中的信度

６．２　翻译测试现状分析

６．２．１　精读课中的翻译教学测试

６．２．２　权威考试中的翻译测试

６．３　建议和措施

６．３．１　完善大纲对翻译能力的要求

６．３．２　拓宽翻译试题的多样性

６．３．２．１　测试形式和内容多样化

６．３．２．２ 翻译试题编写原则

６．３．２．３ 翻译试题编写

第七章　教材开发

７．１　翻译教材的目标和定位

７．２　翻译教材现状

７．２．１　教材编排问题

７．２．２　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

７．２．３　译例选编存在的问题

７．２．４　翻译练习设计的问题

７．３　翻译教材建设指导意见

７．３．１　如何处理翻译理论与实践

７．３．２　注重英汉语言和文化对比

７．３．３　译例选编

７．３．４　练习设计

　上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语言学翻译观

语言学翻译观通常分为传统语言学翻译观和当代语言学翻译观。前者主要关注语言各个层面的对等。而后者受到当代语言学各个流派的影响，将研究视野扩展至语用、符号、心理等多个范畴。本章将系统梳理语言学各个理论流派对于整个翻译观念和翻译实践的影响。

１．１　系统功能翻译理论

系统功能学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流派之一，作为该学派的创始人，韩礼德（M.A.K.Halliday）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将言语存在的语境视为研究重点，着眼于语言在实际应用中的特点，以及语言的功能。虽然系统功能语言学不是专门的翻译研究理论，但却被用以广泛的翻译研究。原因有二：首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注重研究语言的人本性和社会性，自然更加关注语境、语用、会话含义及言外之意等，这与以“意义”为本的翻译研究“视域融合”（司显柱2007：85）。再次，翻译的前提是对原文语篇进行分析解读，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语篇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黄国文（1988）指出语篇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尚未定性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韩礼德指出他所建构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或是书面语篇，不少学者也认为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张美芳2005：15）。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在英国形成了语篇分析学派。张美芳（2005）指出，相对于德国学者翻译研究的宏观功能语言学派，英国的语篇分析学派被称为“微观翻译功能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特福德（J.C.Catford）创设的等值论和翻译转换论；House以语域变量为基础的翻译评估模式。贝尔（Bell）基于韩礼德理论提出的语境变量的分析；哈提姆 和梅森（Hatim & Mason）从语域、语篇扩展到语用的分析；贝克（Baker）引进韩礼德的理论自下而上进行语篇分析比较。

在介绍英国语篇分析学派相关理论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思想和框架。

　　1．1．1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述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语言学派之一，韩礼德在伦敦学派弗斯（Firth）语言学思想基础上发展和创立了系统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用功能方法研究语言。主要包括“阶和范畴语法“、“系统语法”以及“功能语法”。阶和范畴语法主要探讨了能够描述语言材料的语法范畴以及把范畴和语言材料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阶”；系统语法旨在揭示作为系统网络的语言中的内在关系或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该网络包含一些子系统，语言使用者从中作出选择。功能语法试图揭示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其理论基础是：语言系统与组成该系统的形式是由它们的使用或承担的功能决定的（胡壮麟　2002：295）。系统和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概念。人们在用言语实现某一功能，表达某一意义时，必须要在语言系统网络中作出选择。因此，选择就是意义。

　　1．1．1．1　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

　　阶和范畴语法描述的是语言结构的表层形式。韩礼德指出，范畴包括单位、类、结构和系统四项，语言就是靠这四个范畴来说明语法形式的，这是最高程度的抽象。

单位是用来说明语言中具有语法模式的语段，在英语中共有句、小句、词组/短语、词和语素五个单位。结构就是说明连续情况下事件之间的相似性的范畴，由于连续情况下事件之间的关系是组合的，因此结构是组合关系模式的最高抽象。类说明的是聚合关系。一个单位的结构中的序位是由次一级单位占领的，但次一级单位中只有若干组的成员可以作为该结构的成分。这意味着次一级单位的成员中进入这个序位是有限制的，因此类这个范畴的识别必须结合它在上一级单位的结构中的活动情况。系统范畴旨在说明在一系列类似项目中为什么出现这一个项目而不是另一个项目。如当结构中的某一成分需要某一类时，便要从类的系统中进行选择。

四个范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资料之间的关系涉及三个有明显区别的可以抽象的阶，即级阶、说明阶和精密度阶。这三种阶分别相当于等级体系，分类学和连续体的概念。级阶的意义为“包括”，指一个项目系统中沿着一个单一的方面有联系，它必须包括某些形式上、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即由最高层次的单位向最低层的单位移动。说明阶将理论框架中高度抽象的范畴与语言资料联系起来。精密度阶是表示范畴的区别或详细程度的阶。它是一个连续体，其极限的一端是结构和类范畴中的基本等级，其极限的另一端是对该等级不能再做进一步区分的语法关系（胡壮麟等2005：31-36）。

　　1．1．1．2　系统语法

在阶和范畴语法中，系统是一个主要的语法结构，在此阶段它被视为结构中特定位置上可供选择的“单一集”。1961年，系统的概念得以扩展，系统与系统的结合便构成了系统网络。在韩礼德的“‘深层’语法札记”中，阶和范畴语法被系统语法所取代，后者代表着语言中深层的纵聚合关系（黄国文2000：17）。例如语言这个系统网络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如时态系统、人称系统和语气系统。子系统还包括更小的系统，如时态系统中包括过去完成时、一般过去时、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一般将来时、将来完成时等等。韩礼德指出语言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符号体系，它是一套系统化的意义源泉（resource for meaning）。对语言子系统中各个项目的选择都表达了对意义的选择（朱永生 2001：3-11）。

　　1．1．1．3　功能语法

韩礼德在1968年第一次提出系统语法的四个功能部分，即经验功能、逻辑功能、话语功能和人际功能。1970年他对四个术语作了进一步的调整：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合并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话语功能被改为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保持不变。这三个功能被称为“纯理功能”或“元功能”（黄国文2000：18）。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各种经历加以表达的功能；人际功能指的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活动的功能；语篇功能指的是语言使本身前后连贯，并与语域发生联系的功能（朱永生等2001：24）。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系统和语态体现；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体现；语篇功能主要由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体现。

　　1．1．1．4　关于语境

韩礼德等认为，语言系统是人类用来表达意义，交流思想的主要手段，但它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发展并发挥作用。意义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韩礼德等人始终把研究语言意义的产生、传达和理解与研究语言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实际运用中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言语发生的语境尤为关注。韩礼德关于语境的思想可以上溯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与其所发生的情景之间的关系，语境一旦改变，语言的意义也可能会随之改变。他进而区分了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话语语境指的是语言内部的语境，被分析的词句前后出现的词语或句子，有的时候也称为“互文”；情景语境是指交际事件发生时，参与者是谁，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交际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交际的渠道以及交际的内容以及交际的正式程度等一系列因素。文化语境是指语言根植于的社会文化习俗，人类产出的话语只有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得以解释（Martin 1992； Eggins 1994）。

六十年代韩礼德建立并发展了系统功能理论，他突出强调了语言所行使的社会功能。在研究语言和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中，韩礼德发展了语类（genre）（即体裁）和语域（register）的概念。

文化语境制约着语篇的体裁结构。体裁结构是指有阶段、有步骤的语篇纲要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一种抽象化形式。

语域是由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等情景要素决定的语义构型（configuration of meaning）。语场，即“话语范围”，指交际双方正在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及交际的特定目的，也就是主题事件。它构成了语言系中的经验组分（experiential component），或者说用于揭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和看法的意义表达。语旨，即“话语基调”，关心的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关系。语式，即“话语方式”，指交际的方式，或者说交际是如何展开的，它是一种语言载体形式，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道。语域的三个变量与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互对应。语场体现了概念意义，表达了概念功能；语旨体现了人际意义，表达了人际功能；语式体现了语篇意义，表达了语篇功能。

语境变量 语义系统 词汇-语法层面

语场 概念意义 及物系统和语态

语旨 人际意义 语气和情态系统

语式 语篇意义 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

图1-1 语域三要素与语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的关系图式

　　

1．1．2　基于系统功能理论的翻译研究

上文我们述及英国的语篇分析学派主要以韩礼德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理论研究翻译现象。曼迪（Munday）指出，语篇分析在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语篇分析者研究的是语言意义和社会与权力关系在交际中如何体现（Munday 2005：88）。语篇分析以语篇作为研究对象。究竟何为“语篇”，韩礼德指出“语篇是在某个语境中起作用的语言”（Halliday & Hasan 1989：10）。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语篇是一个语言使用单位，是一个语义单位，它不是比句子大的语法单位。因此，严格地说，语篇和句子之间不存在着大小高低的关系，而是体现关系，即句子或小句体现语篇。一个语篇必须是逻辑连贯并意义完整。因此，一整篇文章、一个语段、一句话，甚至一个词都可以构成在某个语境中起作用的语篇（张美芳2005：13-17）。

在此我们简要梳理一下英国微观翻译功能学派的主要论说。

　　1．1．2．1 卡特福德的等值论和翻译转换

早在1965年，英国学者卡特福德就试图用韩礼德（1956， 1961）的阶和范畴语法思想来建立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模式，他所说的诸如“语境”（context）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这些概念都是源于韩礼德及其老师、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弗斯的语言学理论（黄国文 2004）。

卡特福德所著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被视为翻译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其针对翻译定义、翻译等值和翻译转换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20）（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TL），并提出了翻译对等论。他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寻求等值成分，等值关系可以在 “层面”（levels：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和“等级”（ranks：语法结构、句子、短语、词、词素等） 的任何一个交叉点上建立”（黄国文 2003）。翻译等值关系并不取决于源语和译语具有相同的语言意义，而是取决于它们与该语境具有相同特征的关系。不同语言系统具有各自的形式特点，为了取得翻译等值，有些情况下必须进行相应语言形式转换。

卡特福德借用了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并应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的语言学理论作为论述语际转换的理论依据，力求科学阐释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和翻译等值问题（许钧2001：126）。

卡特福德根据翻译的范围将翻译分为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前者指源语文本的每一部分都要用译语文本的材料来替代；后者指源语文本的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是未翻译的，只需把它们简单地转移并掺合到译语文本中即可。根据翻译的层次，将翻译分为完全翻译和有限翻译，前者指源语的语法和词汇被等值的译语的语法和词汇所替换；后者指源语的文本材料仅在一个层次上被等值的译语文本材料所替换；根据语言的等级将翻译分为级受限翻译（rank-bound translation）和级无限翻译（unbounded translation），即传统意义上的逐词翻译和意译。级受限翻译通常是在单词“级”上建立等值关系，或者词素等级。级无限翻译不受限制，可在句子、小句或其他层次上寻求对等，同时可以上下级阶变动，并总是趋于向较高级的等级变动。直译介于逐字翻译和意译之间。

按照卡特福德的观点，翻译并不是在两种语言间传递意义，而是用译语意义替代源语意义，使其在同一情境中具有相同的功能。卡特福德（1965：21）认为，翻译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基于“对等”定义翻译理论，这也是译语文本材料替代源语文本材料的基础和依据。在卡特福德的模式中，便可以通过“形式对应”和“文本等值”加以实现。“形式对应”被定义为：任何译语的语法范畴（单位、类、结构、结构成分等）在译语的“机体”中尽可能占有与该源语语法范畴在源语中同等的地位。如汉语系统中的名词“窗户”与英语系统中的名词“window”在各自语言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一样。当形式对应成为不可能时，卡特福德建议力争文本等值，这可以通过翻译中的转换实现。“文本等值”被定义为：特定的语境中任何译语文本或部分文本成为源语文本或部分文本的等值（Catford 1965：27）。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等值的译文，其理论的目的是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的等值（穆雷1990：40）。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等值关系与形式对应关系并不吻合，各种语言变体都会成为翻译等值关系与形式对应关系之间偏离的原因（许钧2001：140）。例如在翻译两种语言时，常常会出现语法范畴的不匹配，原文的词汇有时在译语系统中找不到等值成分，或者存在两个以上对应成分，卡特福德进而提出用概率来描述等值关系的方法。

除了“等值论”外，卡特福德还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用整整一章描述“转换”（shift）问题。正如哈提姆和梅森指出的那样，卡特福德是在翻译研究中使用“转换”的第一人。翻译转换是指源语进入译语的过程中偏离形式的对应，即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层次转换（level shift），是指译语中的等值单位处于不同的语言层次。如有些概念在一种语言中用语法形式表达，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用词汇表达；二是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主要包括结构转换（structure shift）、类别转换（class shift）、单位/阶转换（unit shift）以及内部系统转换（intra-system shift）。结构转换即翻译方法上的“结构调整”，通常发生在句子级别上；类别转换即翻译方法上的“词性转译”，根据各个语言的不同习惯，一些词翻译成目的语时需要改变词性；单位/阶转换即翻译方法上的“直译”或“逐词译”；内部系统转换只有在源语语言和目的语语言享有大约相同的系统，并在翻译中出现形式不对应情况时才有可能发生（张美芳2005：25-27）。

卡特福德率先使翻译研究摆脱了评点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运用系统语法的框架将语言层次和范畴的转换机制应用于翻译研究，强调并深入研究成分分析和翻译对等，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翻译理论模式，使翻译走向客观、科学的道路（许钧2001：146）。卡特福德的著作也受到了翻译学界不少尖锐的批评，如被认为过于理论化，模式静态（static）。主要的批评来自于他在书中所使用的抽象的、理想的以及脱离语境的例句（Agorni 2005：15），从未考虑语篇层面。韦努提（Venuti）也指出卡特福德的理论主要集中探讨词和句层面上的问题，使用的例句都是编造出来的，而非真实的（Marina Manfredi 2004：68）。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1988）曾指出，卡特福德运用的例句多数是孤立而且非常简单的，并认为翻译过程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语言练习，需要考虑语篇、文化以及情景等要素。同时她并不认为语言学是支撑翻译的唯一学科，因为翻译容纳了不同的文化及情境。我国学者穆雷（1990）也指出卡特福德认为翻译理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一观点比较片面。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以及与两种语言有关的大量非语言问题，还涉及翻译活动中的心理和思维问题，因此翻译研究不仅要研究语言问题，还要研究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对比以及语际转换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和思维过程。只是将翻译理论归结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会大大限制研究范围，使翻译过程和本质得不到正确的、全面的描述和研究。其次，卡特福德的理论主要分析和描述了翻译过程和翻译转换，却没有提及翻译标准，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在翻译中要采用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的方法。再次，卡特福德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只能从源语到译语，他没有把翻译当作一种交际手段来考虑，过分注意原文和译文的本身，忽视了译文的接收者。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卡特福德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探索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充实和完善，功劳不可抹煞。

　　1．1．2．2 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德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朱莉安·豪斯（Juliane House）发展了翻译研究的功能模式，其代表作《翻译质量评估模式》（1977）以及修订本《翻译质量评估——修订的模式》（1997）是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篇分析等理论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的专著。她认为翻译评估的关键在于对翻译本质的把握，按照其观点，翻译的本质就是语言单位的“意义”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而保持不变。这里的意义包括三个方面：语义、语用和语篇意义。翻译就是用语义、语用及语篇等值的译文文本取代原文文本。语义意义是指一种所属关系，即语言单位或符号与它们在显示世界中所指的关系；语用意义将语言单位与特定环境下语言使用者的关系连接了起来；语篇意义是由文本构成方式组成的（李广践2007：28）。

可以说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着眼于情景功能语篇分析，分析语言语境特征，主要从两个方面、八个维度进行思量：一个是“语言使用者的维度”，另一个是“语言使用的维度”。请见图1-2：

所处地域geographical origin

语言使用者的维度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

所处时代time

　　语言媒介medium（simple/complex）

　　介入程度participation（simple/complex）

语言使用的维度 　社会角色关系social role relationship

　　话题范畴 province

　　社会态度 social attitude

图1-2 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所处地域是指作者的地域方言特征。社会阶层是指作者的社会方言特征。所处时代指明了语篇的时代背景。语言媒介是指语言形式，即口头还是书面。简单或是复杂标志了语言实体的形式，例如复杂的媒介可以呈现结构简单化、语句不完整、特定的主位-述位序列等言语形式。介入程度指言语是简单的独白对话，还是促使听者或读者间接参与其中的复杂形式，如陈述句和疑问句之间的转换以及代词的特殊使用等。社会角色关系是指讲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对称（即平等）还是非对称的（即存在权威方）。话题范畴是指话语的主题。社会态度是指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以及话语的正式程度（庚敏2004：16）。

语境决定形式，同时又是由形式建构的，而形式表示意义。通过对原文语境与形式的分析和对照，把握其功能和意义，秉循同样的方法分析译文，自然可以发现和确定译文是否与原文功能对等或偏离（司显柱2005：81）。

分析原本和译本时，就是要看豪斯所提出的模式中八个维度是否两两相符，是否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同样的功能。两者的相符程度越高，翻译质量越好。译本的最终质量判断包括对上述语境里的每个维度不匹配程度的陈述，即对隐性错误（在语境维度上的错误）和显性错误（词语的所指意义与原文不对等或不符合目的语系统规范）的数量及类型的描述（司显柱2007：86）。豪斯设置的语境参数虽然有八个之多，但是彼此之间不少是重合的，有鉴于此，她在1997年的修订版将上述参数统一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之下，同时增加体裁作为一个参数纳进评估模式。修正模式对原有模式兼容并蓄，从三个层面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分析，即语言/文本，语域和体裁。语场是指主题内容、社会行为以及词汇项的具体内容；语旨是指参与者的关系，包括交际双方的社会权力、社会立场、情感因素，也包括了文本生产者的年代、地理位置、社会地位以及对描述内容的个人看法，此外还包括社会态度；语式是指作者/译者或是读者参与文本的渠道。可以说语域涵盖的是文本与微观语境的关系，体裁连接的是文本以及文本所在的语言文化圈中的宏观语境（李广践2007：28）。请见豪斯（1997：108）的原文与译文分析比较图：

图1-3 原文与译文分析比较图

由此可以看出，豪斯的模式实质上是一个特征一览表，用来公式化地阐述原文与译文

之间的对应程度，以及评价译者复制原文文体方面的成功或不足之处。

曼迪（2001：93）概括了这一评估模式的操作程序：

1. 对原文的语域描绘一个剖析图；

2. 描述原文语域所体现的语篇体裁；

3. 描述原文的各种功能成分，例如概念功能和人际概念成分（换言之，原文传递了什么信息？信息传递者与接收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4. 用同样的步骤对目标文本进行描述；

5. 对照比较译文与原文的剖析图，划分出在语篇体裁和语境方面的“非对称”（mismatches）或“误译”（errors）。语境方面的误译被称为“隐型错误性误译”，而指称方面的非对称或目标系统方面的误译被称为“显型错误性误译”；

6. 对译文进行“质量陈述”；

7. 最后，译文可归类为显性翻译或隐性翻译（张美芳2005：29）。

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是豪斯作出的翻译分类。显性翻译，顾名思义即为明显地翻译，而非第二原文，译文明显不是针对译语文化读者，因为原文与其所根植的文化紧密相连。一般来说，需要显性翻译的原文包括文学作品、政治演说以及宗教布道等。隐形翻译可以作为第二原文，即独立成文。豪斯认为，需要隐性翻译的文本与其文化并没有特殊的关联，它们并非文化所特有的，例如学术论文、旅游手册以及计算机使用指南等。由于译语文化群体对于交际规约或文本规则有着不同的期待，因此，译者应该运用“文化过滤器”（cultural filter），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期待，使其认为译本就是原文，根本不是翻译过来的作品。根据豪斯的分析模式，在显性翻译中，对等只能建立在语言/文本、语域和体裁层面上，而在功能上难以实现对等。事实上，她指出，显性翻译根本就不能实现“功能对等”，而只是第二层次功能对等（second-level functional equivalence）。相比之下，隐性翻译的目的就是实现功能对等，当然在语言和语域方面对等会有所缺失（Marina Manfredi 2004：85）。

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被称为国际翻译批评界第一个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它拥有比较完整的参数体系，步骤上遵循一定的程序，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根据她作出的翻译分类，即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教学实践，帮助学生认识翻译的实质。

　　1．1．2．3　罗杰·贝尔的翻译研究模式

另一位深受系统功能理论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杰·贝尔（Roger T. Bell），其代表作《翻译与翻译行为：理论及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就是把翻译问题放到系统功能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贝尔认为，语言不但是一个可以表示意义的形式代码结构，而且也是一个用代码形式来指示实体的交际系统，贝尔称之为语言的双重属性（dual nature of language），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在“形式等值”和“功能等值”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前者即为词对词的翻译，也就是字面翻译，而选择后者则为意译，也就是自由翻译。译者选择前者就会有人批评说是忠实但丑陋的翻译，选择后者则会被认为是漂亮但不准确的翻译。看来不管怎样选择译者都是输家。贝尔认为，对于一个语篇，我们不妨问一问以下几个问题：

1. 是什么？即文本内包含的信息，是信号的意义，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亦即话语的范围（语场）；

2. 为什么？指引我们探寻信息发送人的意图、语篇问世的目的、言语行为的施为作用等；

3. 什么时候？指交际发生的时间；

4. 怎么样？可指两种情况：交际的态度，即话语意旨；交际的媒介，即话语方式；

5. 什么地方？指交际的地点

6. 什么人？指交际中的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这些决定了话语的基调（语旨）。

贝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各种特征的代码，包括语音、文字、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的特征。语言的使用就是从这些代码特征系统中作出选择，创造出可以传递意义的语篇（张美芳2005：33）。

贝尔在探讨翻译行为及模式时，指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分析和综合两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包含了三个不同的操作领域，即句法、语义及语用。在分析阶段，首先是句法分析阶段，由句法加工器（syntactic processor）来完成，句法加工器由常用词汇储存、词汇搜索机制、常用结构储存和语法分析器四部分组成，负责处理语气系统中的各种选择并分析分句的句型结构；其次是语义分析阶段，对小句的内容进行分析，提取句法结构之下的及物性关系（transitivity relations），内容方面包括过程的类型（如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参与者类型以及参与者在过程中的关系、命题内容、话语目的、情景成分等，这一阶段主要确定应该保存的内容；最后一阶段为语用分析，由语用加工器来完成，一是进行主位结构分析；二是对其进行语域分析。主位分析是要研究其信息分布以及顺序是否为标记，而语域分析研究的是包括话语目的在内的文本特征，主要包含三种文体学参数，即语场、语旨和语式。上述分析产生一种完全不受语言制约的语义表征。语义表征是读者所理解的小句中表达的全部思想意义，是一系列抽象、普遍的概念和关系，包括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所有信息被输送给思想组织器和计划器。思想组织器是信息加工模式中的中枢系统，它整合分析结果，形成文本格局，监控积累的信息，根据新信息对某些语义表征进行修正。计划器的任务是对语义表征进行评估，决定是否进行翻译。如决定翻译，则开始综合程序。综合过程与分析过程正好相反。在综合部分，首先是语用综合，语义再现形成后，应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处理：一是如何处理原文的目的，是保存还是改变；二是如何处理原文的主位结构，是保存还是改变；三是如何处理原文的风格，是复制还是另选。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译文与原文在目的、主位结构和话语文体参数方面的映合。其次是语义综合，即创造能够传达命题内容的结构，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命题以进入下一个合成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句法综合，即寻找适当的词汇及再现命题的恰当的分句类型，最后启动书写系统，将分句实现为一串构成目的文本的符号，至此，一个句子的翻译便告一段落（王怀贞2008：72-73）。请参看贝尔的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式流程图：

记忆系统

目的语

原 语

图1-4 贝尔的翻译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式流程图

有人把这一翻译过程比喻为冰块（源语文本）融化（阅读）后重新结冰（翻译）的过程（许钧2001：220-227）。

此外，贝尔还充分讨论了意义、记忆等翻译相关问题，可以说贝尔在《翻译与翻译过程》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完整的翻译理论研究框架，借助于语言学、心理学来架构翻译过程模式，以功能语言学为基础说明了意义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又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人类信息处理（特别是翻译）的过程，应该说实现了他本人使翻译研究科学化的意图，向最终建立翻译科学走出了坚实的一步（许钧2001：265）。

　　1．1．2．4 哈提姆和梅森的翻译研究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学者哈提姆和梅森（ Hatim & Mason）承认韩礼德及其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翻译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他们指出，韩礼德及其同事们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将语言提高到语篇层面进行研究。

哈提姆和梅森1990年的著作《话语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全面讨论了影响译者话语选择的各种情景因素。在语言学框架下研究翻译问题，他们应用了韩礼德的模式，视翻译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交际活动。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及交际实质使得哈提姆和梅森尤为重视语言的各种变体，并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

哈提姆和梅森认为单纯分析语域成分（即语场、语旨和语式）还不够，并建议从三个层面对语境进行分析，即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号层面。

图1-5 语境的三个层面

（Hatim & Mason 1990/2001：58 转引自张美芳2005：37）

语境的交际层面强调文本产生的交际情景，不同的交际情景需要不同变体的语言，所以语境的交际层面研究的是语境中不同语言变体。哈提姆和梅森将各种语言变体分为两大类（许钧2001：269）：

表1-1 The use-user distinction（Hatim & Mason 1990：46）

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tion）

与用途有关（use）

语域等 （register）

与使用者有关（user）

方言等（dialects）

1. 语场 （field）

1. 地域方言（geographical）

2. 语式 （mode）

2. 时代方言（temporal）

3. 语旨 （tenor）

3. 社会方言（social）

4. （非）标准方言（non）-standard

5. 个人方言（idiolectal）

可以看出，与使用者有关的语言变体即为各种方言，关注的是“讲话者或作者是谁”的问题。上述五种变体都值得译者认真思量，语言既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文化相关，讲话者作出语言选择时一定有其文化暗含和意图。例如区域方言一直是翻译中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哈提姆和梅森明确地指出，对地域方言变体的认识，以及对其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把握对译者来说是十分必要地（Hatim & Mason 1990：40）。他们举电视剧作的翻译为例，其中将苏格兰口音赋予了俄罗斯农民，这在苏格兰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争议。将苏格兰口音与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俄罗斯农民联系在一起显然不会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哈提姆和梅森表示，地域口音翻译问题很多，而且“方言对等”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在译语系统中选择何种方言，为什么选它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译者将源语方言译为译语标准语言，他便会承担没有实现源语效果的风险，但如果翻译成某一特定译语方言，这可能会引起目标受众某些负面反响。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实现“功能对等”，即不必采用某一特定区域方言变体，而是对标准语言进行适度修整，这样源语中的效果就可以在译语中复现。译者在翻译其他方言，例如社会方言、非标准方言时也会遇到上述相似问题。

哈提姆和梅森指出的语言变体的第二个维度是与用途相关的变体，即语域。语域这一概念早在六十年代就被提出，语言随其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某一特定情境和语言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语域就是表明语言使用变体的概念，它由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而体现的。例如体育评论和政治演说就具有不同的语域特征。哈提姆和梅森指出，对于译者来说，在译语系统中建立情景-用途规约（conventions of situation-use）非常重要，并要衡量所作出的译语语言选择是否与源语语篇中的“用途”相一致，但要同时考虑所有的语域变量（Marina Manfredi 2004：77-82）。

语境的语用层面，即对语用行为部分的分析是哈提姆和梅森的语篇分析模式中的特别之处。语用学研究语言和语言使用环境（语境）的关系，即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许钧2001：279）。

哈提姆和梅森引进了奥斯汀（Austin） 首先提出，又由塞尔（Searle）发展完善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分析译文的要素。言语行为理论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表述性言语行为，即以言指事行为或言之发（locutionary act）；二是施为性言语行为，即以言行事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act）；三是成事性言语行为，即以言成事行为或言后之果（perlocutionary act）。此外他们还引进了特劳戈特和布莱特（Traugott & Pratt）（1980）提出的言语行为分类：即表述性言语行为：表述事件状况；表情性言语行为：表达讲话者的情感与思想；判断性言语行为：对事物的评价与判断；指示性言语行为：企图影响言语接收者的行为；承诺性言语行为：言者的承诺；声明性言语行为：命名、谴责等（张美芳 2005：38）。

仅仅对言语行为本身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因为作为交际的翻译还涉及不同的交际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随着交际情景的变化，同一句话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言外之力”，言外之力的确定也不是孤立的，是整个言语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言外之力应根据单个言语行为在整个文本中的地位和功能来确定。翻译时，译者不应只是机械地寻找与源语单个言语行为等值的译语，而应寻求源语整个语段的“言外之力结构”等值的译语，所谓的言外之力结构就是指言语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另外，语言的意义绝不存在于语言的表面，还存在于语言使用者的信仰及世界观，说写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它们对语言使用者的影响之中。作为站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译者，必须对源语中的语言常规（或异常）有相当的敏感度。他首先作为读者需要建立一个源语意旨（intended meaning）的模型并判断源语对其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当他动手翻译时，他将处在一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努力再现他对“原作意义”的理解，以便在译语读者中取得相同的意旨（许钧2001：281-282）。

哈提姆和梅森在《语篇与译者》书中还引进了格赖斯（Grice）的会话原则与含意理论来说明交际的意图（张美芳2005：40）。格赖斯指出，会话含意的概念是：为了使会话顺利进行，交际的双方都必须遵守一条原则，即“合作原则”。

格赖斯指出合作原则有四条具体的准则：

1. 量准则：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2. 质准则：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说证据不足的话；

3. 关系准则：说话要有关联；

4. 方式准则：避免晦涩、歧义，要简练有条理。

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遵循这些准则，一旦偏离，交际的另一方就会设法去领会深层意义，这种意义称为“会话含意”。然而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会有不同的会话准则，因而会推导出不同的会话含意。例如中西方就存在不同的礼貌原则，这便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从“对等”的角度看，尽管译文读者的礼貌原则不同，但它们仍应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应的语用含意，否则翻译就是失败的（许钧2001：284-285）。哈提姆和梅森指出合作原则对译者的意义就是：译者在分析复杂的不合作的语篇时，应该问自己几个问题：一是译文读者可以像原文读者那样明白原文中所隐含的意义吗？二是译者应该采取什么补偿性措施来让目标读者明白言语的含意；三是译者的成事性言语效果是否受到译者的控制（张美芳2005：40）？因此，译者应该根据原文的语境和翻译的目的确定哪些该译，哪些不该译，哪些该改译（许钧2001：285）？

最后的一个层面是语境的符号层面，作者与读者之间赖以交流的东西是“符号”，它是交际得以继续的主要推动力。哈提姆和梅森指出，翻译应该以“符号实体为转换单位”，这一过程涉及：识别（译者识别源语系统内的符号实体）、信息（译者把握源语信息核心）、解释（译者通过同义词、增补或释义等手段补足译语中无法找到等值的源语信息）、转化（译者补足源语中“意图”或“地位”等符号意义的表达）等步骤（许钧2001：286）。

哈提姆和梅森的翻译理论以话语分析为中心，全面考虑了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认为译者不仅具有两门语言知识，还要具有两种文化视野，他在两种不同文化中为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协调意义。但其理论只是勾勒了译者应该做的事情，而对于具体的操作涉及较少（许钧2001：300-301）。

　　1．1．2．5 贝克的语篇分析途径

贝克（Baker）所著的《换言之—翻译教程》系统探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中一些重要概念对处理翻译中诸多复杂问题的启示与指导意义，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贝克在语言的不同层面上探讨了翻译中对等的概念，即词的对等，语法结构对等，语篇对等以及语用对等。

首先，研究词或词以上单位的对等实际上就是对语篇进行的语义分析。在语义分析中，贝克指出每一种语言对世界都有不同的描述和分类，这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困难的成因，虽然译者关心的是语篇的整体信息，但是信息是由一个个的语言单位所承载的，因此有必要对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词”进行研究（张美芳2005：42）。在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对等可以建立在词或者词以上的层面。贝克承认，在“自下而上”的翻译方法中，词层面上的对等是译者最先考虑的因素。事实上，当译者开始分析源语文本时，他就已经将单词视为独立的单位并在译语系统中寻找直接对等成分。贝克特别定义了词，因为在不同的语言中，同一个词有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样译者在考察某一个单词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例如：数、性和时态。

其次是语法结构的对等，即语篇的语法分析。对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了解不同的语言对相同的事物的表达方式，从而可以译出合适的译文。不同的语言语法范畴呈现多样化趋势。贝克指出不同语言间的语法规则各异，译者在译语系统中寻找对等语法结构时就会存在一定难度。他认为源语和译语间存在的不同的语法结构可能会引起信息在语际间传递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致使译者在译本中或者增添信息或者省略某些信息，因为译语系统中缺乏特定的语法机制（grammatical device）。在所有可能引起翻译问题的语法机制中，贝克主要关注了数、时态、体、语态、人称和性。

在语篇对等部分，即语篇分析中，贝克应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以及衔接全面探讨了翻译中的对等问题。主位是话语信息的起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是话语的核心内容。通过主位-述位结构的配置，说话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对所要表达的信息加以组织和调整，这为描述、解释语言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主位-述位区分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它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解释个别句子的结构，而在于解释从多个方面如何控制信息的流向问题。同时贝克认为这一理论对译者在构建目标文本时有启发意义。贝克指出语篇性（texture）是翻译中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可以帮助译者理解和分析源语语篇进而产出特定语境下衔接并连贯的译语语篇。通常译者会决定保留源语语篇哪些衔接手段和连贯策略，他决定的作出通常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即目标读者、翻译的目的以及语篇类型。

语用对等，即语用分析，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暗含（implicature）及规避策略（strategies of avoidance）。在语用分析中，贝克仍然采用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以及会话含意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研究。暗含，顾名思义，并非明说而是一种隐含，通常是由于说话者没有遵循合作原则造成的。因此，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全面理解并把握语篇的暗含以便使源语信息有效地传递。对于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话语，翻译中比较好处理，但有时说话者没有违反合作原则，只是话语不连贯，这时就需要译者遵循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对不连贯的话语作出连贯的解释。可以说译者的职责就是在另一种文化中重建原文作者的意图，进而使译文读者对该意图有明确的认识（Vanessa Leonardi）。

　　1．1．3　翻译研究的功能语篇分析途径

前文我们简单介绍了国外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的语篇分析学派。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在该理论框架下研究翻译各个层面的问题，在此我们只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说。

胡壮麟基于系统功能理论中的三大元功能对翻译研究的“对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胡壮麟等指出，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上（即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等。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司显柱2005：61）。

张美芳在功能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研究成果。她曾创作多篇功能翻译途径的论文，既包括理论又不乏实例。张美芳在其著作《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德国的宏观翻译功能学派和英国的微观翻译功能-语篇分析学派的理论框架并就翻译实践指导论述，颇有价值，本章的许多框架和理论要点都以该书作为参考。

黄国文是另一位比较系统、全面应用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探索翻译问题的学者。他指出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该分析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是寻求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语篇是意义的单位，是在一定语境中起作用的单位，因此翻译的对等单位应该建立在语篇基础之上。黄国文将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所做的语篇分析称为“功能语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国内的学者在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时，多数是对该理论自取其用，分析解决各类语篇翻译的实际问题，较为零散。在此笔者将融合多位研究者的成果从功能语篇分析的角度来指导翻译实践，并冠以丰富翻译实例，进而更加鲜明地呈现语篇的意义和各种功能是如何传译的。

按照韩礼德的观点，语篇分析是研究交际中的语言，涉及的是语言和它的使用情景（即语境）之间的关系。曼迪（2001：90）将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用图表绘制出来：

图1-6 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

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模式可以描述从社会文化环境到语篇体裁、语域、话语意义与语言结构各种层次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张美芳 2005：23）。

语篇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其体裁范式。语篇存在的情景语境决定了各语域变量的具体值，而语场、语旨和语式又分别表达了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而这些意义的达成又是通过语言系统的选择和操纵来实现的。

黄国文（2002：28）指出，功能语篇分析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步骤，也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步骤，如果采用自上而下，步骤应该是：

文化语境（语篇体裁：纲要式结构、体现样式）　　

情景语境（语域分析：语场、语旨、语式）

语篇、语义｛纯理功能：概念功能（及物性、语态）、人际功能（语气、情态和评价）、语篇功能（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

语言使用（词汇—语法、音系/字系）

图1-7 黄国文的功能语篇分析步骤

黄国文进一步指出，分析的步骤和括号中的各个部分在实际分析时都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

可以说功能语篇分析从语言系统内部和外部着手，全面立体地呈现语篇的意义和交际价值（张韧 1994）。

功能语篇分析对翻译的价值在于，译者应该首先对原文语篇在文化语境、情境语境以及语言结构方面进行解构分析，进而在译语系统中寻找对应成分从而实现两语篇在意义和功能方面的对等。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语境，因此，寻求意义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求两种语言语境的对等，即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相同的语境中功能的对等。翻译作为传递意义的一种手段，了解和把握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必须突破语篇的言内界限，在更为广阔的外部语境中寻找答案。

孟建国（2005：65）指出基于语篇分析的翻译方法是一个“自上而下”，有目的地选择语言，构建一个适用于译语社会的语篇。因此，翻译并不仅仅转移原文的意义，同时要转移原文的交际价值。同时他还指出语篇分析翻译研究的重点是整个语篇以及语境，并认为翻译对等应建立在语篇、语境和交际层面上，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言内因素，还要包括言外因素（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制约着语篇的体裁纲要式结构，翻译中较易把握。例如多数情况下，中英文语篇的“纲要式结构”是一样的，但“体现样式”却存在明显差异，因为体现样式通常由特定的语言语言结构充当。因此有必要从更加具体的情景语境角度分析语篇，找出翻译不对等的真正原因。 因此下文拟从情境语境（即语域分析）和语言结构（即纯理功能分析）研究翻译对等问题。

　　1．1．3．1　语域分析与翻译对等

语言的使用是随着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们不会总是以一种方式说话。不同情境中的语言变体构成了不同的语域。语域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韩礼德强调进行分析和解释语篇时要仔细研究语篇出现的语境，并指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何种情景因素决定了语言系统的何种选择。语域被定义为一种意义构型，这种意义构型是由和某一具体情境相关联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整体配置所决定的，必须伴随有实现上述意义的语音、词汇语法、句子段落措辞等特征，它们被称为语域标志（register marker）。语场指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性质、特点。语旨说明了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社会地位等。语式强调了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交际渠道和修饰方式。

根据语域理论，翻译应该实现三个变量在语篇中所含信息的完全传递。由于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寻找意义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情景语境的对等。所以译文必须要反映原文的语域特征，如语篇的题材、参与者的角色和关系以及语篇的交际渠道和媒介，使其起到原文所能起到的作用（胡壮麟等2005：366）。由此可见，对语篇语场、语旨和语式的准确认识和把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个重要因素。他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作为读者，他必须对源语语篇的语场、语旨和语式在语篇、句群及信息单元等语篇基层上的具体体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二是他必须对译语语篇的相应特点，尤其是不同于源语语篇之处有清晰的了解（蒋华 2004：52）。

周俊清指出正确把握翻译中的语域取向可以全面、完整、透彻地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义，是成功地实现跨语际的“意义转换”的有利保证。在此，我们引用其文中实例加以说明：

著名丹麦语法学家叶斯珀森讲了一则语言笑话：

“A young lady home from school was explaining. ‘Take an egg， ’she said， ‘and make perforation in the base and a corresponding one in the apex， then apply the lips to the aperture， and by forcibly inhaling the breath， the shell is entirely discharged of its contents.’An old lady who was listening exclaimed： ‘It beats all how folks do things nowadays. When I was a gal， they made a hole in each end and sucked.’”

译文一：一个刚从学校回来的年轻女士正在解释。“拿一个鸡蛋”， 她说，“在底部打一个孔，在顶点打一个相应的孔。然后把嘴唇放在孔上，用力吸气，蛋壳里的东西就完全抽空了。”一个听她讲的老妇人惊叫道：“如今的人做事真奇怪，我作小孩的时候，他们一头打个洞，就吸干了。”

译文二：一位刚从学校回家的女学生正在解释：“取一枚鸡蛋，”她说，“在蛋的底部打一个小孔，再在蛋的顶点上打一对应的小孔。然后，将嘴唇置于该孔上并用力吸气，壳内之物则尽释无遗。”一位听她讲话的老太太嚷了起来：“如今的人做事真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作姑娘的那阵儿。人们把蛋一头磕一个洞，嘶溜儿一嘬就吃了。”

原文语域分析结果：

语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解释如何“打蛋”和“吃蛋”，以及另一个人听后的反应。

语旨：一个课堂书卷气十足的学生和一个文化程度不高，说话不拘形式直截了当的老妪。

语式：口语体。

通过对各层语域标志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如此简单的一件日常小事，这位年轻女士使用了大量的科技术语和正式书面语体，把日常小事说的不伦不类。老太太的话语不规范，却一语道破，给人以通俗平易，干脆利落的感觉。至此，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用语不当的滑稽可笑之处跃然纸上。周俊请指出经过上述的语域分析，在翻译的时候就不难确定汉语译文的语域取向：年轻女士的话语应该尽量接近科技语体和正式的书面语体，体现其咬文嚼字的书生腔；而老太太的话语应该尽量使用通俗表达，体现其文化程度不高特征。由此看来，译文一虽然注意到了语言变体的作用和整个语篇的意义，但是从语域取向的角度来看，美中不足。而译文二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原文语篇的语域特征，因此是成功的翻译之作，基本实现了语篇的对等。

一般来说，翻译应达到原文和译文在同一情景语境的“语域等值”，即译者能传达原文的所有语域特征。在实际翻译中，译者既是原文的接收者又是译文的生产者。他在接受原文的过程中要进行语篇分析，在生产译文时同样要进行语篇分析，而且要将两次分析的结果进行比较，才能较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但在很多情况下，三个情景语境变项难以同时实现对等翻译，因为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已经发生了变化，即语旨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语式的变化。张美芳比较了英文“会议征文”以及标准汉译本后发现语场保持不变，语旨和语式都发生了变化。原因是交际方发生了变化。原文的交际双方是会议组织者与英语国家的学者，关系是主人-客人的关系，所运用的语言表达了礼貌、热情、欢迎的态度，温和地显示了会议组织者的权威。而译文交际双方亲密程度发生了变化，文中语言结构的选择体现了主人的权威性加强，而客人的地位削弱。

陈银春等（2006）对比分析了《红楼梦》一段对话的五个英译本，得出了如下结论：几乎没有一个译文能够完全实现原文语域信息的“对等”，语域的对等。译者一般优先考虑语场的对等，即语义层上的概念意义的对等。

对等问题早已是翻译学界讨论的焦点。奈达最早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后来他又将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认为使用功能对等可以突出翻译的交际功能。但同时也有学者对对等提出了质疑。纽马克指出，等效与其说是任何翻译的目的，不如说是一种期望中的结果。他认为，等效在两种情况下无法实现：一是原文的目的是要在读者中造成影响而译文是让读者了解（或是相反）；二是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鸿沟（Newmark 1988b：48），即一个文本的文化色彩越浓，时空距离越大，等效就越不可思议（张美芳2005：118）。

张美芳谈到对等论被许多人视为翻译工作者必然追求的目标。如果译文与原文从形式到内容，从语篇到功能都完全不对等，那也就不成为翻译了。然而对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会讯”译例分析可以看出，原文与译文的语场相同，但是由于原语语篇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和译语语篇交际者之间的关系不相同，因此语旨发生了变化，语式，即译文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是受到译语的文化语境和语篇的交际情景所影响的，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翻译即交际，而交际必然涉及参与者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文化差异是造成非对等的原因之一。

翻译中追求“语域等值”还可能遇到两种困难：一是源语和目标语中没有相同的情景语境；二是困难来自于语域内在的模糊性，因为文本大都具有“多功能性”，即同一文本中混杂着许多不同的语域，好的译者应该通过语言变体反映出这些融在一体的不同的语域特征。另外，在追求“语域等值”的过程中，也不应忘记译文的目的在其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许钧2001：276-279）。

　　1．1．3．2　三大纯理功能的传译

前面我们从文化语境（即体裁）和情景语境（即语域）分析了翻译对等问题。下文将步入语言结构层面的分析，说明纯理功能的传译问题。语言的纯理功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它们分别制约着语言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

功能语言学将每一纯理功能分解成若干个组成部分，每一组成部分在整个意义系统中发挥作用。因此，通过对语言的系统功能分析，语言意义就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解读，这就为翻译提供了可贵的条件（赵德全 2006）。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就是“理解”和“表达”。对原文充分的解读是必要的前提，进而才能在译语语言系统中做出相应意义及功能选择。

孙会军等（2000）也指出当一位作者进行创作或是发出信息的时候，他要根据其所要讲述的内容在概念功能下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要根据心目中的读者在人际功能系统下的选项进行选择，要根据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在语篇功能系统下的选项进行选择。所有三种功能都能同时存在于人们的语篇组织计划内，三种功能系统组成了三种意义资源。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在解读原文的过程中，要对原文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看看原文作者经过了哪些选择之后才创造出该语篇，原文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在字里行间隐含着什么，原文作者心目中的受众是什么人，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原文作者如何谋篇布局的。由此译者才能进入翻译的表达过程。下文我们将介绍三个重要纯理功能及其语言表现形式，并举例说明各功能的传译问题。

翻译的最高要求即是将源语语篇的三大纯理功能成功地进行传译。当然，由于两种语言形式存在着句法结构等差异，翻译中完全传译三大功能定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作为译者有必要认真地识别和分类源语信息并按照重要性次序将各个功能依次传译（赵德全2006：32）。

一、概念功能

韩礼德所说的概念功能包括了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两个部分。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即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所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逻辑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单位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达。由于翻译涉及的是意义内容问题，因此我们主要探讨经验功能。

概念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transitivity）和“语态”（voice）得到体现。

及物性是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做作为分成若干个“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及物性系统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种过程：

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由动作者（actor）、动态动词（verb）、和动作的目标或承受者（goal or patient）（逻辑上的直接宾语）来表示。例如：

（1）He broke the window.

其中，“He”是动作者，“broke”是动态动词，“the window”是动作的目标。

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表示感觉（如see， look）、反应 （如like， please）和认知 （如know， believe， convince）等心理活动的过程。包括感知者（senser）和被感知的对象（phenomenon）。例如：

（2）Mary likes the piano.

其中，“Mary”是感知者，“likes”表反应过程，“the piano”是被感知的对象。

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表示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分为“归属”和“识别”。前者指某个实体具有哪些属性，或者归于哪种类型。后者指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是统一的。这两种关系过程各自又可进一步分为内包式、环境式和所有式。

在归属类中，内包式指某个实体是某类实体中的一分子，例如：

（3）Libai is a poet.

环境式指某个实体与环境因素（如时间、地点等）之间的关系，例如：

（4）The concert lasts four hours.

所有式指某个实体属某人所有的关系，例如：

（5）She has a neckless.

在识别类中，内包式指一个实体确定另一个实体的具体身份，被确定身份的实体被称为“被识别者”。起确定作用的实体被称为识别者。例如：

（6）His name is Mike.

环境式指的是两个实体在时间、地点、状态等环境意义上相互联系。例如：

（7）Spring follows winter.

所有式中的“所有”概念可以由参与者来表示，这时常用“be”，也可以由动词表示（own， contain， include， etc.）例如：

（8）This violin is yours.

（9）John owns the violin.

行为过程（behabioral process）：表示诸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过程。一般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但也可以有两个参与者，这时可以把它看作物质过程。例如：

（10） He sighed for the day of his youth.

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表示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常用的动词有say， tell， talk， praise， describe等。例如：

（11）I said that you should keep quiet.

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表示某物存在的过程。常用的动词是be， exist， arise， 等。例如：

（12）There is a pen on the desk.

可以说上述六个过程覆盖了语言所有的概念意义，这些过程都是由动词所表达的。尽管各个过程是小句的核心，但其不能单独实现概念功能，还需借助于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因素。

环境成分主要包括时间、空间、方式、程度、比较、伴随、因果、身份等，可以出现在上述的任何一个过程中，主要提供过程发生的背景信息。

在功能语法中，及物性是以交代各种过程及其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来反映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态则是以交代某一过程首先与哪一个参与者建立联系，分为中动语态和非中动语态。如果某个过程本身只与一个参与者有关，不涉及其他参与者，表示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中动语态；如果某个过程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有关，表现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非中动语态（胡壮麟等 2005：74-101）。

二、 概念功能的传译

概念功能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信息内容，是翻译过程的关键所在，它为其他两个纯理功能的传译打下基础。物质过程、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表达了小句的概念意义。在多数情况下，概念意义或者说概念功能承载了交际中的最基本意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都会首先考虑概念功能的传译（赵德全2006：37）。

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和结构方面各异，但就及物系统而言，尤其各个物质过程，却十分相似，这也是两种语言可译性的深层原因。多数小句在英汉、汉英翻译中物质过程保持不变，但是参与者和环境因素经常发生变化，源于其承载着文化社会因素。例如：

原文：She is a cat.

译文：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柯平1993：8）

可以看出，原文和译文都是关系过程，参与者却发生了变化，在古西方文化中，“cat”代表着邪恶女人，在将其翻译成汉语时，最好明示意义，以填补文化鸿沟。

为了充分把握源语语篇的意义，作为译者很有必要对其功能成分进行分析，一方面对源语语篇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从功能视角对译文语篇进行分析。好的译文应该在意义和风格方面都忠实于原文。韩礼德指出，及物系统代表了概念意义的深层语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保留原文语篇及物系统功能成分（赵德全2006：40-44）。例如：

原文：Tom leaped to his feet，moving with surprising agility.

译文：汤姆纵身跳了起来，他来回走动，显得很灵巧，这真使人感到吃惊。

对原文进行及物性分析：

Tom

leaped

to his feet，

moving with surprising agility.

行为者

（behaver）

行为过程

（behavioural process）

范围

（range）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leap和move两个动作同时发生。可是译文却成为了三个小句。赵德全对其分析如下：

汤姆

纵身

跳

了起来

行为者

（behaver）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行为过程

（behavioural process）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他

来回

走动，

显得很灵巧，

行为者

（behaver）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行为过程

（behavioural process）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这

真

使

人

感到

吃惊。

动作者（actor）

环境成分（circumstance）

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

范围

（range）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心智过程

（mental process）

环境成分

（circumstance）

他总结到：译文将原文中属于环境成分的moving with surprising agility单独译为一个行为过程，把原本属于一个过程范畴的动作分解为两个过程，显然是对原文的曲解。对原文环境成分当中的修饰成分surprising，译者将其单独地译为一个复合过程“这真是人感到吃惊”，这似乎处理得过于复杂，引文译文在过程上越是远离原文，在形式上就和原文不同。为了保存原作风格，准确传译原文的概念功能，译者应该首先分析源语当中的过程成分，然后尽可能地按照原来的过程模式进行翻译。改译后的句子为：汤姆猛地跳了起来，动作异常敏捷。

司显柱利用及物性系统分析了小说《局外人》中的一段对主要人物Meursault犯罪过程的文字描写。根据小说的情节，主人公是因为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而面临受审，而指控的依据就是这段对他开枪过程的情景描写。谋杀与一般杀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有意性，对Meursault谋杀罪名的指控成立与否，对其杀人根源的人系，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聚焦于“开枪动作”和“有意性”上。小说的作者对Meursault杀人根源的分析及对他的看法必然反映并依赖于作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和操纵。原文对其杀人过程的文字描写共有八小句属于物质过程，其中有四个属于事件过程（原文为西班牙语，直译过来的英文分别为：my whole being tensed， trigger yielded， everything began， the bullets sank），四个属于意图过程（即I clenched my hand， I touched the polished belly of the butt， I fired four more times， I was striking…）。但是当这段文字被翻译成英文时，物质过程发生了变化，译文中包含了五个事件过程（my grip closed， the trigger gave， the underbelly jogged， it began， they left no trace）和一个意图过程（I fired），原文的另外两个物质过程（my whole being tensed 和I was striking）变成了关系过程（every nerve was a steel spring； each shot was another rap）。这种过程类型的改变使得译文的读者感到在他们面前的Meursault之所以开枪杀人，与其说是主观上有意为之，不如说是环境使然。因此译者与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去甚远。司显柱指出，这种翻译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译者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在翻译过程中很可能无意识地揉进自己的主观因素。这样译者在解读原文时带进自己的知识、经验、观念等因素，所以其理解的意义又是并不是原作的意义。从语言形式对功能的体现角度看，译文语篇自然表现出不同于原文的特征，因此具有不同的交际价值。

在功能语法里，如果说及物性是以交代各种过程及其有关的参加者和环境成分来反映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态则是以交代某一过程首先与哪一个参加者建立联系。黄国文指出，主动句和被动句的选择取决于意义的表达；从语言功能功能角度看，这种选择涉及到主位结构、新旧信息分布和语句衔接等方面问题，主动和被动句之间的相互转换意味着意义表达的改变（姚银燕 2007：78）。姚银燕撰文阐述了《葛底斯堡演说》三个中译文的概念功能的传译，我们在此借用其语态分析部分为例加以说明。《葛底斯堡演说》是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作的著名演讲。原文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We are met on the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该句中使用了被动语态，这会引发听者和读者的思考，是谁使它们召集在此，目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林肯是把他废除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求助于上帝，是上帝召集使他们在此集会，而集会的目的，既是为了怀念英灵，也是为了坚定胜利的信念，更是为了团结民众捍卫国家的统一。而三个译文分别为：

译文一：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相聚在一起。

译文二：我们聚集在这场战场中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

译文三：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一个伟大战场集会。

姚银燕指出，三个译文都把该句翻译成主动语态，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集会是“我们”自觉的行为，而不是被召集，因此看不出任何宗教色彩，不能完全表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

再看一例：

原文：They arrived at the airport this afternoon and were met by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there.

译文一：他们今天下午到达机场，俄罗斯总统到那里接见了他们。

译文二：他们今天下午到达机场，便受到俄罗斯总统的接见。

显然译文二在语态上与原文保持一致，突出了动作的发出者，即总统的接见。

保留及物系统中的功能成分有利于实现对等翻译。赵德全（2006：53-59）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存在一些相似结构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翻译中会出现许多基于形式和意义完全对等现象。在同一语法层面上的对等通常表达对等的概念意义。然而英汉两种语言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多数情形下，难以实现同一语法层面的对等翻译，因此要进行适当的范畴转换，即次序转换（order shift）、级转换（rank shift）、结构转换（structure shift）、类别转换（class shift）。在保留源语及物系统各个物质过程不变前提下，译者通常会调整原文语句参与者或者过程成分的次序，这主要源于英汉语言风格的不同。英语是综合-分析（synthetic-analytic）型语言，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型语言。综合型语言通过频繁使用屈折形式表达语法关系，而分析型语言通过功能词汇、情态动词以及词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