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本學發展探析 - his.ncku.edu.t ·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46,...

《成大歷史學報》第四十六號

2014 年 6 月，頁 291-313 成功大學歷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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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文本學發展探析

陳仁姮

摘要

俄國學術在文獻考證方面，雖然未經歷西方自文藝復興以降的經典考證，卻在十

九世紀編年史研究中，藉由運用西方考證方法，產生了考證理論。此來自十九世紀聖

彼得堡史學的傳統，至二十世紀中期由學者李哈裘夫延續，結合蘇聯早期形式主義出

版編輯的理論，成為文本學。史料考證和出版著作本無相關，但因文本為兩者共同研

究對象，也均借用西方考證法，使得能夠兩相結合。然而文本學的目的不僅止於考證

字句，更重要的是文本之下的訊息，如關於作者、創作動機、問題意識等等，都是文

本學之目的。其宗旨在於讓文本反映真實的歷史文化，也因此發展出不同於蘇聯馬克

斯教條的歷史論述。文本學除了對抗政治意識型態，還因主張作者為中心的文本，再

和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等劃清界限。

關鍵詞：文本學，文獻考證，李哈裘夫，聖彼得堡史學，俄國形式主義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人文社會學系合聘副教授。

本文作者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不吝提供寶貴意見。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初步的文獻整理結果。研究計畫旨

在探究近代俄國聖彼得堡歷史學的特質，計畫題目：近代俄國歷史學—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兩都的史學研究（十九世紀晚期至革命時期），編號：NSC 102-2410-H-009 -009。還要感謝國科會支持的 2006-2007年譯注計畫「聶斯特的《往年紀事》」，翻譯過程中接觸許多俄國編年史研究資料，衍生後續構想。

投稿日期：2013.12.9；接受刊登日期：2014.6.17；最後修訂日期：2014.6.30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46, June 2014, pp.291-313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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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Textual Criticism

Chen, Jen-Heng

Abstract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 loc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resul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Even though Russian scholars had never experienced the biblical criticism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other critical theory arose from the Russian chronicle stud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tradition of St. Petersburg historiography was inherited by Soviet scholar D. S. Likhachev, who combined it with editing works on methodology of formalism. After that, a new theory of textologiia was born. Chronicle study and editing publications could be combined, because text was the common object for both diaciplines, and both of them had long been using the Western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 The purpose of textologiia is more than analyzing the wording, understanding the messages under the text to inderstand author’s background,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central ideas are more crucial. The goal of textologiia was to make the text reflect the tru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a historical discourse different from the Marxism doctrine of the Soviet Union which had also been created. In addition to opposing the dominant political ideology, textologiia emphasized the author as the centere of the text, which further separating apart from formalism,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Keywords: Tekstologiia, Textual Criticism, D. S. Likhachev, St. Petersburg Historiography,

Russian Formalis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Hum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Received December 9, 2013; accepted June 17, 2014; last revised June 3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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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說到文獻考證（Textual criticism），1一般認為指的是在西方始於文藝復興以

來的聖經考證學。2由於《聖經》各篇章內容存有諸多版本，為求統一，遂進行考

證其文本真偽與否；長久經驗累積，形成一門研究文本的學術。在東歐的俄羅斯，

也有一套文本研究法，起源於考證編年史料。3俄國從十八世紀近代史學誕生，摒

棄舊的編年史撰修，並開始批評考證編年史。4經過十九世紀許多專家努力，逐漸

摸索出基本步驟，奠定二十世紀的一項新學門，但不稱文獻考證，而是「文本學」

（текстология）。5看似兩方不相關又各自發展的體系，卻能比對出近似處；更重

要的，西方文獻考證技巧間接促成了俄國文本學起源，要歸功於聖彼得堡歷代學

者。從本文探討文本學發展脈絡即可看出，西方的考證經驗如何運用於十九世紀

以來的俄國考證。

東歐和西歐考證的起始對象不同，年代也相差甚遠，但曾有過相同難題。兩

方都因為面對大量來自四面八方的文獻手稿（manuscripts），除了內藏啟人疑竇

的來源出處，另經過多個世代轉手抄錄後，筆誤或是損毀而產生的誤漏，也使得

各版本良莠不齊，著實應謹慎處理。在印刷術發明之前的文獻，可以理解有其考

1 Textual criticism 如直譯應為文本評論，但這項工作的實際內容確為文獻考證（考據），故筆者如此稱呼。中文裡又常另稱「校勘學」，參見：蘇杰，〈編譯前言〉，《西方校勘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頁 i-xv；詹宗佑，〈試論 1980 年以來新校本新舊《唐書》校勘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十九期（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2007.11），頁 177-204。

2 關於西方文獻考證發展，參閱：Bruce M.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西方中世紀有多種文類的史學著作，編年史(chronicle)是常見的一種，另還有如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地方史(local history)、編年史、王朝史、傳記……等。編年史多由神職人員撰寫，如優西比烏(Eusebius, ca. 260-339)的《編年史》(Chronicle)。參閱：Michael I. Allen, ‘Universal History 300-1000: Origin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s, ’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ed. by Deborah Mauskopf Deliyannis, Leiden: Brill, 2003, pp. 17-22.

4 關於俄國編年史過度至近代歷史學，可參見拙文：陳仁姮，〈《往年紀事》在近代俄國通史編著的意義〉，《臺大歷史學報》， 43 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9.6），頁 151-186。

5 俄文 Текстология 可直譯成英文 textology，也有學者採音譯為英文的 Tekstologiia。見：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in the Povest’ vremennykh let: An interlinear collation and paradosis, 3 vols., assoc. ed. David J. Birnba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XLV.

陳仁姮／俄國文本學發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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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必要，但事實上「考證」也運用於近代的出版，這門學問才得以歷久不衰。

近代的著作在編輯、印刷過程中也不可避免會出錯，但有更多情況來自作者本身，

會為了某些原因主動或被動變更文字，或是由出版商任意修改（那是沒有著作權

的年代）。至蘇聯成立，即有學者指出，帝俄時期種種原因造成出版品質低劣，

嚴重破壞作家的優美創作，因此組成專責部門，大規模進行勘誤、整理，以求回

復原著面貌。6這段過程中，不僅許多著作經過嚴謹校勘而重新出版，文本學也正

式形成。

古代文獻和近代著作畢竟研究途徑相差甚遠，方法與目的不盡相同。目前國

際間所知的俄國文本學，為晚近由蘇聯社科院院士李哈裘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ёв, 1906-1999）整合，7將歷來編年史考證方法結合蘇聯的校勘經驗，他認為

是一套適合考證古、今著作文本的理論和方法。所以，雖然「文本學」之名出現

於李哈裘夫之前，若作為一種理論仍多指為李氏的版本。唯近年對文本學理論的

可行性仍存有爭議；8再者，李哈裘夫之理論雖然頗負盛名，於本文探討發現，考

證與分析文本並非學者唯一職志。本文試圖觀察所謂俄國文本學之發展，探究與

時代關連，期望深入瞭解文本學之理論、意義，也藉此得知俄國史料考證在近代

學術的地位。

6 參閱：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Основы текстологии”, Редактор и книг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Вып. 3, c. 41–

86. 7 關於俄國文本學，可參閱兩篇著作的深入討論。此兩位作者也均認同「文本學」由李哈裘夫所確立，見：

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p. XLV-LIV; R. N. Krivko, “Theory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Practice: On the Piblication of a New Edition of Povest’ vremennykh let”, Russian Linguistics, Vol. 29, No 2, 2005, pp. 265-269.

8 前註的兩篇論文當中，即包含爭辯文本學之理論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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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俄國史學的文本研究與文本學出現

一、俄國編年史研究與文獻考證

歷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史料。十八世紀俄國甫引進西方學術，立即對舊文獻展

開批判研究，尤其編年史籍也因此接受檢視。新學術發端於帝國首都聖彼得堡，

且由外國人帶領，主要是德意志（今德國）的學者。最早對古俄編年史進行考證

（critical study）的，即為德國人施洛采（August L. Schlözer, 1735-1809）。9不過

由於編年史料手稿數量龐大，同一篇章可見於諸多文稿，缺乏適當研究方法之下，

始終無法克服篩選與辨別真偽的困難；遲至十九世紀下半葉沙赫馬妥夫（А. А.

Шахматов, 1864-1920）出現，研究成果才大幅增加。沙赫馬妥夫以文本比較法，

推測資料來源和其間相互關係，排列出各重要史籍編寫的先後順序，也勾勒出編

年史發展輪廓。如此，突破了編年史研究長久停滯不前的情況。

沙赫馬妥夫詳加整理十六世紀之前的編年史料，尤以《往年紀事》（Пове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下最多功夫。10 他的考證方法很簡單，也很科學。首先從記載同

主題的多個文稿挑出「錯誤」，按照共同錯誤歸為同一組，表示他們有共同「母

本」。一般說來，最理想的抄寫員特質是「機械性的、沒有思考能力的」，中規中

矩、原封不動照抄，才能達到複製效果。但往往偶然疏忽，造成百年錯誤。常見

的有如聽寫造成類似「舉燭」的瑕疵，11還有因抄寫員口音使得字母誤用，或是注

意力不集中看錯字……等。即便一個小錯，可差十萬八千里。舉例來說，八百

（восемьсот）壯士寫成七百（семьсот）壯士，看來似無大礙，但可能與上下文格

9 見其著作：А. Шлёцер, Нестор: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на древнеславяском языке, СПб., 1809-1819. 10 《往年紀事》是現今保留最早的古俄編年史，以教會斯拉夫文寫成，內容記載中世紀東歐羅斯國建國

前至分裂情形，是研究俄國史的重要史料。 11 意指聽寫可能造成的失誤。「舉燭」典故出處，見：《韓非子》，卷 11，〈外儲說左上‧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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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破壞原有的行文之美。12以上都屬無心之過，如遇到摻雜個人想法的抄寫

員，認為發現錯字或是自行修改，甚至刻意篡改，更是給後來的考證增加困難。

除了抄寫員的關係，另還有大環境因素。例如教會或是王權的勢力轉移，形成過

去與現在某些事情認定上不同，自然在修訂編年史時會採取當時的標準。13「錯誤」

雖然有損經典原著，但考證的旨趣就在於找出「錯誤」所隱含的意義，還可從抄

寫員來歷追蹤文本傳播的方向，此即文本學宗旨。

沙赫馬妥夫並沒有為他的考證方法寫過理論，他其實也是借用現成的方法，

把大量繁複的資料系統化。沙氏採用德國學者拉賀曼（K. Lachmann, 1793-1851）

研究聖經所歸結的「共同錯誤」的理論，整理出文本間的系譜脈絡，並常以「枝

狀圖」（stemma）表示。14以《往年紀事》來說，有數個保留其文本的編年史，

那些編年史居於在不同地方；15究竟那些文本從何而來，相互間有何關係，若解決

這些疑問，可得知哪個版本最可靠。16比較文本的方法未必能讓其他學者接受，如

普力謝科夫（М. Д. Приселков, 1881-1941）批評他的方法不夠專業，認為他考證

的《往》文本，如處理一般寫作，忽略其他歷史證據。17即便如此，沙氏仍然被公

12 以《往年紀事》1093 年條當中的對話為例。《勞倫特編年史》版本：「他卻說：『我有 700 個少年兵，

足以抵抗他們。』……那些足智多謀者勸說：『就算你找來 8 千人也不夠啊。』」而《依帕提》、《拉茲維爾》、《莫斯科科學院》等編年史（以上依序為 Ипатьевская, Радзивиловская, Московско-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летописи）卻是：「他卻說：『我有 800 個少年兵，足以抵抗他們。』……那些足智多謀者勸說：『就算你找來 8 千人也不夠啊。』」照理說，以後面一句同樣都以「八千人」比喻再多人也不夠，按照對仗原則，前一句的數量應該是 800，這就是一個「錯誤」。詳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одготовка текста, перевод, статьи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Д. С. Лихачев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П. Адриановой-Перетц, СПб.: Наука, 1996, c. 508.

13 古俄編年史常見的「錯誤」分類和舉例，詳閱：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VII веков, СПб.: Алтелия, 2001, с. 68-94. 西歐文獻考證也多仰賴「錯誤」，以聖經研究為例，文本「錯誤」的分類舉例，參見：Bruce M.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p. 186-206.

14 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16-18. 15 保有《往年紀事》文本的編年史，如 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ая, Троицкая, Радзивиловская, Московско-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Ипатьевская, Хлебниковская, Густынская, Синодальная, Переясла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и. 各史籍的編著年份和地方，參閱：А. А. Шахмат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Т. 1, Книга 2, 2003, с. 561-563; 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XX.

16 學者常以枝狀圖表示文本的資料來源和後繼抄本情形。沙赫馬妥夫研究古俄編年史《往年紀事》所繪製枝狀圖，見附錄一；另一位蘇聯歷史學家普里謝可夫的《往年紀事》研究枝狀圖，見附錄二。

17 М. Д. Приселк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XI-XV вв.,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6, 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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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俄國編年史研究創始人」，18不僅是他使得編年史獲得系統化的空前進展，

還因為擴展到其他課題，如作者、編年史發展等相關研究。單從《往》文本考證，

沙氏提出更多證據印證編作者為何人，其寫作理念；還原文獻中許多事件的詳細

經過；又透過其資料來源和後續抄寫，說明古俄編年史的發展過程。

文本學尚未確立之前，沙氏的研究只屬於歷史領域的史料學（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19

範圍，也是聖彼得堡編年史學傳統的一大特色。為了研究史料做的考證，和為了

出版而作的考證，兩者間最大不同就是出版時的編輯處理。文學作品重忠於原著，

編輯必須修正錯誤。而古俄編年史經考證後，於現代出版印製時不會更動裡面的

任一「錯誤」，但會告知出自哪個版本，編輯的重大任務就是在注解裡說明「錯

誤」，說明此版本與其他版本的差異。譬如說，近代所出版的《往年紀事》大多選

擇《勞倫特編年史》（1377 年）版本，標題即是「勞倫特編年史之往年記事」，20

再補充《依帕提編年史》（十五世紀中期）多出的部分；正文之後附上注解，用

以說明與其他版本的比較。21以上可看出俄國史料考證的出版方式和西方之間差異，

李哈裘夫認為此「文本學」之特質與形成，要追溯至沙赫馬妥夫之考證，故推崇

他為文本學先驅。

18 Д. С. Лихачев,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Л.: Акадения Наук, 1947, с.

14. 19 Д. С. Лихачев, 'Шахмотов – текстолог,' его ж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 Наука,

1986, с. 393. 20 近代以《勞倫特編年史》為底本出版，並非因為《勞》的年代最接近《往》。依沙氏認為，那是因為

依照文本比較得知，《往》在 1113 年完成後，於 1116 和 1118 年各經過一次增修，而《勞》是根據1116 年版編修，應最接近原始的《往年紀事》。見：А. А. Шахмат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Т. 1, Книга 1, 2002, c. 24.

21 如此版本，可見於：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Вып. 1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ПСРЛ Т. 1, Ленинград: АН СССР, 1926; Поветс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о 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ой летописи 1377 г.,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Д. С. Лихачева, М.-Л.: АН СССР, 1950;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Перевод Д. С. Лихачева, Вступ. ст. и примеч. О. В. Творогова,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Карелия,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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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聯初期文本學形成

蘇聯成立後，學術、教育都是當局非常重視的層面，試圖與過去資本社會產

物劃清界限，出版品因此受到注意。蘇聯文學研究專家指出，帝國時期的出版業

品質落差大，某作家的同一著作可以有多個版本流通，讀者不知道哪一版本才是

正確的。會造成如此情況，主要來自嚴格的審查制度。沙皇政府開放民間經營出

版與媒體，也沒有獨大制式的意識型態，但不能觸犯的就是批評主政者，否則一

律逮捕，判為政治犯。例如，詩人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

1837）曾因嘲諷沙皇獨裁，流放至黑海北岸的邊疆地。檢查制度妨礙自由創作，

作家不得不用各種方式掩飾，或文辭迂迴，躲避無端災害。此外，作家有時也會

為了遵從編輯要求而修改原著。甚至也有出版商擅自增減文稿，只為了符合市場

取向，賺取利潤。至於無可避免的印刷錯誤，造成原著失真，已不是刻意造成。

有鑑上述情形，蘇聯政府決定要好好整頓舊俄的著作，讓原著重新問世。很

快地在 1918-1920 年間出版了第一批文集，並且在接續的幾十年間，陸續再版許

多經過校勘的作品。22這項重大工程目的在於恢復原著，挑選的作品都出自名家，

從普希金、果戈里，到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等。此看來

像是出版社編輯的工作，實際上肩負沈重的研究任務。曾有參與這項工作的負責

人將其成熟的校勘經驗歸納成理論，出版專著，論及考證宗旨、技術、案例……

等，「文本學」之名也於此出現。23最重要的有湯馬雪夫斯基（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омашевский, 1890-1957）的《作家與書籍》，以古文獻考證方法為基礎，在著作

中除詳述校勘技巧，將現代印刷的「錯誤」分類，及刊出前的文稿分層（作者手

稿或校對與編輯過程的文稿）24等，他還指出需借助專業語言學科，如詞法

22 主要負責出版工作部門在舊都聖彼得堡。蘇聯政府主導再版舊俄文學經典，以及出版經過，參閱：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Основы текстологии”, pp. 43-48.

23 參見：Б. Я. Бухштаб, “Что же такое текстологи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5, № 1, c. 66.「文本學」之稱首次出現於 1928 年，湯馬雪夫斯基出版專書《作家與書籍－文本學概論》：Б. В.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Писатели и книги— Очерк текстологии。另一知名的著作為 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Основы текстологии。

24 校對是指糾正錯字，而編輯處理的範圍較廣，從修改文句、重組段落，甚至刪除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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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y）、正字學（orthography）等輔助考證。過些年後，另一重要文本

學著作〈文本學基礎〉為湯氏的同僚愛亨葆（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хенбаум,

1886-1959 ）所著。25

湯馬雪夫斯基很重視從作者寫作到出版前編輯整理的每個步驟，也就是一份

文本的生成史。市場取向或是不忠於原著的修改、錯誤，均為湯氏極不樂見。如

此審慎的編輯態度，除為了保障書刊品質，還出於一份新的創作理念。他們強調

作品「形式」，因作者決定呈現的文本具其意義，不容破壞。此外，有太多著作

的最終版本並非原貌，故追究一份文本的歷史，找出原始（或作者希望）的版本，

才能看到真正內容。舉一個有名的例子，《格林童話》於編作者格林兄弟在世時

共出版七次，除收集故事數量隨版次增加，敘述筆法也大幅修改。格林兄弟在十

九世紀初寫作日耳曼的童話，主要起因於經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襲捲歐洲，在

一片愛國熱潮下希望發掘民族文化；另一方面，童話又能表現當時浪漫主義特質，

如嚮往與自然世界、神的精神世界結合，因而催生出「格林童話」。此深具歷史

意義的著作，到第七版因為一些原因，已和最初版本迥異，26故現今仍有標榜「初

版」的《格林童話》。27這個例子裡面的題材、文類（genre），及敘述手法即是

文本「形式」，形式承載內容，還能反映現實。湯馬雪夫斯基和愛亨葆除擔負再

版舊俄經典名著之重責大任，因認同「形式」，於是也和當時形式主義者共同宣

傳此理念。28

25 見註腳 7。 26 《格林童話》初版因業績不好和讀者反應的關係，不得不大幅修改，以符合市場期待與教育功能。到

第七版增加了摘自《天方夜譚》的東方故事，又更遠離當初寫作目的。關於《格林童話》的時代意義

與版次差異，參閱：林愛華，〈《格林童話》產生的歷史背景與出版經過〉，《消費、流行與文學》

（臺北：麥田，2002），頁 160-166。 27 見：格林兄弟、劉子倩譯，《初版格林童話集》（臺北：旗品文化，2000）。 28 詳見：趙毅衡，〈前言：符號學的一個世紀〉，趙毅衡編譯，《符號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

2004），頁 25；Victor Erlich, “II. Approach of Formalism”, Russian Formalism, 4th ed.,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p.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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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俄國形式主義和文本學雖有交集，卻不能視為一體，形式主義具本身

理論來源。形式主義在俄國之所以產生，更大的力量來自象徵主義詩人率先發難

（其他還有如未來派、阿克美派），在十月革命前的二十世紀初興起一股文學改

革潮流，希望透過新的詩學（poetics） 29創造美感。其中非常著名的活動，為

1915 年組成「詩詞語言研究會」（簡稱 ОПОЯЗ）。30此潮流未侷限於文學創作和

語文研究的框架，還帶有改變社會價值的意涵。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的結構

主義和符號學，因象徵主義藉由一個「外在」投射出另一「指涉」的詩學，近似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提出的「能指」和「所

指」。但是，俄國新詩學產生並非受語言學啟發，而是早在俄國十九世紀「以藝

術創作陳述社會思想」的理念為核心，引導出追求道德價值的詩學。31而形式主義

者要到革命後的二〇年代，才結合了他們稱之為「日內瓦學派」的索緒爾理論。32

按照當時形式主義者，也是後來著名的結構主義者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 1896-1982）所言，「隨形式主義發展，把一部詩作看做是一個結構系統，

看做是一套藝術手法的有規則、有秩序的等級系統的精確概念產生了」33。形式主

義順勢轉變為結構主義，從語言、文學擴及廣泛的藝術與文化。34

從湯馬雪夫斯基和愛亨葆的角度來看，編輯工作重點在嚴謹的文本研究，必

須保留文本之形式。文本形式能夠反映現實，那即是生活內涵，因此嚴謹的編輯

有助於讀者瞭解文本；很可能一個小「錯誤」，使得讀者看懂文字，卻讀不懂內

29 「詩學」原專指古希臘亞里斯多得的詩論，為廣泛的論述文藝作品，不限於詩作。而晚近在後現代理

論下常運用至其他學科，分析其他領域的語言及構成原則，如歷史詩學。故也有建議稱做「語藝論」，

參見：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06），頁 64。 30 關於形式主義產生，參閱：Victor Erlich, “II. Approach of Formalism”, Russian Formalism, pp. 31-50；趙

毅衡，〈前言：符號學的一個世紀〉，頁 24-30。 31 Victor Erlich, “II. Approach of Formalism”, Russian Formalism, pp. 26-32. 32 參閱：尤里‧特尼亞諾夫；羅曼‧雅各布森著，滕守龍譯，〈文學與語言研究諸問題〉（1928 年初次

發表），趙毅衡編譯，《符號學》，頁 3-6。 33 參閱：羅曼‧雅各布森著，任生名譯，〈主導〉（1935 年初次發表），收於前註編著，頁 7-14。 34 關於形式主義從詩詞的詩學擴展至文化的詩學，愛亨葆也另有專論《形式主義方法論》說明，見：Б. М. Эйхенбаум, Теория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метода», 1925 (http://www.opojaz.ru/method/method00.html#Anchor-”0: =07-5334). 最後造訪：2013.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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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形式與內容成為文本一體的兩面，同時存在。他不希望語言文化從中受到破

壞，提倡文本學的最大目的即在於改善書刊品質，提升文化水準。35

參、蘇聯中期以後的文本學

蘇聯文本學形成，原本是運用於出版帝俄文藝創作的校勘理論，到六〇年代

因古俄文學專家李哈裘夫出版兩本著作，古俄文獻考證和出版近代著作的文本學

整合為一。36此脫胎換骨的新文本學可以說至今仍屬封閉的學理，幾乎「僅實踐於

俄羅斯和烏克蘭」，仍有學者存疑是否適當。37此外，事實上李哈裘夫新論的文本

學甫推出，也曾遇到質疑，被指出革命前、後考證研究對象不同，兩種理論不宜

合併；何況形式主義著重編輯細節，而古俄文獻考證著重文史研究，兩者目的截

然不同。38即便如此，目前若說到俄國文本學，主要還是以李氏理論為主，因其研

究成果最完整豐富。他的論述分理論和實作兩層面，以下依這兩點來觀察。

首先是理論的部分。李哈裘夫絕大部分以自己在古俄文獻研究的經驗，加上

蘇聯文本編輯方法，實際上還參考許多西方文獻考證的理論，尤其以拉賀曼至馬

斯（Paul Maas, 1880-1964）的系譜法（stemmatics）為主39。此亦即多個文本在

「共同錯誤」協助下分組，證明相互間水平和垂直關係，是文本學主要研究途徑。

35 見 Б. В.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Писатели и книги, c. 11. 36 李哈裘夫的兩篇著作為: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VII веков （《文本學：

十-十七世紀俄文文獻之運用》） (М.-Л.: Наука, 1962);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文本學簡論》） (М.—Л.: Наука, 1964).

37 見：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p.XLV. 此作者相當質疑李氏的文本學。古俄文獻與烏克蘭關係密切，因為十三世紀之前俄羅斯的前身為羅斯國，其首都基輔位於現今烏克蘭。

38 參閱：Б. Я. Бухштаб, “Что же такое текстология? ”, c. 65-75. 39 馬斯以「錯誤」判斷兩文本是否存在關連，以枝狀圖示文本之間的前後與相互關係，稱為系譜法。參

閱：Paul Maas, Textual criticism, London, 1958, pp. 42-49. 另因為枝狀圖表示文本前後承接，好比家族裡的網絡關係，系譜法也以 genealogical method 稱之，見：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 XXVII.


302

此外，李氏對於文本在複製與流傳之後，經演變產生其他的形式，細分成如下多

個層次：作者手稿（автограф）、手抄本（список）、草稿（черновик）、定稿

（ беловик）、複製本（ копия）、修訂本（ редакция текста）、地方抄本

（извод）、變體（вариант）、原型（архетип）、再寫本（протограф）、異文讀

本（разночтение）。40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種區別，是為容納自古至今的多樣文類，

以及手抄和印刷兩個世代的刊物，如編年史、詩歌、民俗文學、近現代的散文與

小說……等。他細分的多個層次文本形式相互間並無價值高低的概念，也就是說，

「作者手稿」不會因其原創地位而使後來的文本相形失色；相反的，後來的文本

即使增加著墨，也無法否定先前的文本。以《往年紀事》為例，聶斯特（Нестор,

十一世紀下半葉－十二世紀初）於 1113 年完成「作者手稿」；席維斯特

（Сильвестр, 十一世紀下半葉－1123）於 1116 年的增修版為「原型」；《勞倫特

編年史》根據原型編修為「手抄本」；若在保加利亞或其他地方，為任何需要而

收錄，則為「地方抄本」；想要以其內容為底本進行改寫，可稱「變體」，如當

代動畫電影《俄羅斯王子》。41雖然層次不同，但各版本寫作具其目的和成果，相

互間不排斥，也就沒有何者優越或真偽的爭議，都是可流通的文本。

文本有如此多的區別，李氏希望傳達文本多層次的事實，在枝狀圖繪製上也

因此與西方傳統不盡相同。【圖 1】為例的枝狀圖當中，可看見刻意用幾何圖形

表示其層次。文本學的枝狀圖顯示版本目前存在與否，以及文本流傳過程中所曾

經產生後續版本的推測，此即李哈裘夫所稱的「文本的歷史」。至止，我們只掌

握了文本間的相互關係，關於各文本的使用與處理，則為下一個課題，要進入到

實作。

40 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c. 18-29. 41 見：尤里‧巴塔寧(Yuri Batanin)，《俄羅斯王子》DVD（臺灣代理：弘恩文化事業公司，2008）。


303

【圖 1】

【圖 1】裡的左邊枝狀圖下方，各幾何圖形所代表意義，按編號依序為：1 是遺失的作者手稿，

2 是遺失的作者文本抄本，3 是遺失的原型文本，4 是遺失的抄本，5 是現存的抄本；而此枝狀

圖顯示，是根據 5 個現存抄本文本推測文本史。

圖片來源：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c. 27. 關於枝狀圖繪製，另參閱：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446-451.

第二，實作的部分。依據馬斯所言，「文獻考證的工作就是產出一個盡可能

接近原作的文本」，42這是西方文獻考證在理論運用上和文本學最大不同處。李哈

裘夫也執行訂正「錯誤」和修復文本，但這些並非為了出版而做的編輯手續。李

氏修訂「錯誤」的方法和文獻考證法相差不大，藉助語言學科和上下文推敲的功

夫，但他強調「修復文本必須和出版區分隔」。43在他看來，修復文本無法將其完

42 Paul Maas, Textual criticism, p.1. 43 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c. 80.


304

全回復原貌，即便筆誤都更改完畢，也未必真正明瞭內容，而文本學該做的是要

找尋真實內容。所以修復的工作並不是「訂正文本」，而是對那些流傳下來的文

本在歷史研究之基礎上，回復文獻生成的歷史步驟，其文本內容，以及語言形式

等。44李氏的文本學講求與歷史方法結合，除了交代真實的字面陳述，也同時讓文

本帶出更深層的歷史。

「文獻考證」和歷史同樣密不可分，如馬斯認為，「史料考證和系譜法

（methods of stemmatics）關係最為密切。」45簡單地說，文獻和歷史兩個領域之

界線在於，文獻仍要回歸到一個原創的文本，而歷史關心的是當中事件，且不希

望受制於書寫形式。文學藝術品因其本身是完整的，讀者能夠易於明白各成分相

互組成的必要，所以能夠歷經歲月不受破壞。但文獻中可能因偽造而使歪曲事件，

所以歷史學要印證的是事件來龍去脈。46若說到「文本學」與歷史的關係，李哈裘

夫希望能有更密切的結合，相輔相成，一方面讓歷史方法協助追蹤出文本的生成

步驟，另一方面也讓文本成為史料，協助印證歷史。所以，文本學包括了以史料

為目的。李氏相信無論哪一層級的文本均有其本身的寫作動機，因此作者的創作

歷程都能夠反映時代背景，那麼研究文獻得到「文本的歷史」，就完全不是古文

獻學了。47文本呼應時代，作者的意志和思維代表時代，代表了當時文化，實為文

化表徵。

再以《往年紀事》為例，李哈裘夫從文本中讀到的不只是歷年的諸多事件。

編作者聶斯特開頭標題為問句－「羅斯從何而來」，全篇作品即為此大哉問之解

答；他的回答絕非表面上編年流水式記錄，而是帶有深入的批判眼光。總的來說，

聶斯特不顧上位者之尊，平實陳述對君王的褒貶；觀看一個國家並未以政治或統

治者為中心，也關懷庶民生活，詳細又客觀地描述社會文化；身為僧侶，卻又以

44 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452-453. 45 Paul Maas, Textual criticism, p.20. 46 Paul Maas, Textual criticism, pp. 20-21. 47 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120.


305

無比入世的心胸注意國家局勢，他每每寫著「我們」，將自己和群眾結合，期望

國家美好未來，喚起了國家意識與愛國熱忱。聶斯特收集大量歷史資料，他看到

許許多多的成敗，而人的成敗取決於自己的意念，因此他筆下的人類歷史看來就

是一部「善與惡的鬥爭史」。48對李氏來說，雖然得不到「作者手稿」，但利用已

知文本去推測寫作的背景才是目的，文本學絕對能夠去追溯「作者手稿」之成立。

文本學的重點並非找尋那個唯一真實的版本，因為每個版本具其意義，在文

本的衍生歷程中探求各文本的歷史性質，和帶給讀者的歷史感。至於為何要訴諸

於文本，是否別無他途？這個問題可用文本學方法來印證，也就是回到李哈裘夫

寫作的時代；那是馬克斯主義掌控的年代，對歷史解釋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階級

鬥爭。但李氏不認同如此單一且不可靠的認識，他認為歷史是整體文化，是人類

生活的全部。既然當局已經定義了「歷史」，那麼他只得用另一種語言，批判馬

克斯史觀，以「文化」解釋時代。49文本學經李哈裘夫重新塑造，成為有別於蘇聯

早期的另一門學科。

李哈裘夫採用「文本學」此名稱（已知由湯馬雪夫斯基提出），並未刻意要

和「文獻考證」分流，還清楚指出兩者的重疊和相異處。文本學因為融合了文獻

考證方法，所以具有拉賀曼理論性質，是一門技藝（ремесло），更是林林總總與

文本有關的手法；若單指文本學，則是一門學術，也是一種藝術。50李氏提出文本

學，毫無意味要取代西方早已存在的文獻考證，因為兩者涇渭分明，各有取向。

假使真要定義兩者關連，文獻考證指的是文本學的方法，李哈裘夫如此建議。51枝

狀圖在文本學當中並非結果或結論，而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助於瞭解文本

48 李哈裘夫研究《往年紀事》的成果非常多，而關於文本透露的史觀，參閱：Д. С. Лихачев, “Глава 8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и нестор”,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М., 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47, с. 147-169.

49 參見：А. С. Запесоц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академика Д. С. Лихаче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 Наука, 2007, № 2, c. 154.

50 見：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36-37. 李哈裘夫在此 1962 年的《文本學》中將兩名詞合用，見 30，36 頁。

51 Д. С. Лихачев,”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Б. Я. Бухштаба”,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 Наука, 1965, № 1, с. 84.


306

在歷史上或創作過程中的角色。拉賀曼理論主要任務為「修復作者文本」，在俄

國卻開發另一新課題。52此新課題正是由沙赫馬妥夫所創，指向當時的人文社會，

包括「歷史、社會思想、政治觀念，和作者、編者、改寫者的心境等等」。53 不

過兩者區分是否僅止於此，當代學者持不同意見。古俄文獻學者奧思托夫斯基

（Donald Ostrowski）認為，俄國採用了文獻考證方法，卻產生相違背的結果。西

方具備文藝復興以來聖經考證歷練，不僅方法純熟，在枝狀圖協助下，也能編輯

出最適當的文本。但俄國方面，考證之後得到的文本仍複雜無定論，枝狀圖只能

供作表示文本之間關連，對於修復文本毫無用武之地。54奧思托夫斯基指出，其原

因除了俄國缺乏聖經考證經驗，更大膽假設起因於俄國十七世紀保守的教會，教

會並不在乎能否考證出最主要或原創的文本，而是要製造一個合乎規範的讀本。55

此論點很快引起俄國學者回覆，重申「文本學」起源與教會的文獻研究無關。56或

許奧思托夫斯抱持和李哈裘夫不同的理解，但是透過他的論述，又再次印證文本

研究在西歐與俄國確有區隔。

還必須補充一點。西方「文獻考證」歷史悠久，至今發展出的方法很多元，

俄國文本學專家借用的方法僅其中一部分，雖然是很基本、很重要的方法，不能

視為全部涵蓋。例如文獻考證中除了系譜法，還有知名的折衷法（eclecticism），

在眾多文本中的「錯誤」比對之後，選出最優良的一個。57廣泛的派別與方法中，

也能找到與俄國文本學相呼應的聲音，例如重視作者的意念。文獻考證之所以能

夠終結古代抄寫產生的大量文本，要歸功於近代的科學理性方法；但即便文獻考

證成為一門學術，目的不在方法，仍要回到文本，而且是「作者原本希望的文

52 Д. С. Лихачев,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460. 53 Д. С. Лихачев, Шахматов – текстолог, его ж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 Наука,

1986, с. 397. 54 參見：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p. XLVII-XLVIII. 55 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p. XLIX-L. 56 針對奧思托夫斯基所論述「文獻考證與文本學之對立」回覆，參閱：R. N. Krivko, “Theory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Practice: On the Piblication of a New Edition of Povest’ vremennykh let”, pp. 265-268. 57 參閱：Bruce M.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pp. 175-179.


307

本」。58那麼，出版一篇著作考慮到的就不只有年份、「錯誤」等問題，還需要推

敲作者意圖，修訂出一個符合創作初衷的文本。如此以作者為主體的執行編輯出

版，和文本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肆、結語－文本學的時代意義

既然蘇聯中期以後李哈裘夫的文本學名稱來自蘇聯早期形式主義者之語，方

法也與其相符，是否算做形式主義的延續？或是和形式主義轉型後的結構主義，

甚至是一脈相承的後結構主義或符號學，59又有何關連？

蘇聯初期的文本學和李哈裘夫的文本學，兩者目標均為文本，都借用了西方

文獻考證理論，是最大共同處。若論及研究途徑和目的，則完全不同。形式主義

者以「文本形式」為方法，走向創新文化；李氏的文本學則透過「文本內容」，

研究歷史文化。很有趣的，前者期盼未來，後者思索過去，最終目的都在確立一

個論述知識與事物本體的價值標準。而後者更不只是在蘇共政權下找到異於馬克

斯主義的歷史論據，還為了對抗學術上的形式主義及相關理論；可以說，李氏擷

取了形式主義者的方法，卻也反過來批判形式主義。對此，李哈裘夫在〈文學研

究的歷史主義原則〉中曾說明。他指出，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美學思想，包括形式

主義，均受到胡塞爾（Edmund G. Husserl, 1859-1938）現象學影響，而形式主義

特別試圖將作品從歷史、文學傳統、主題意識等抽離開來，和過去的文學研究區

58 參閱: James Thorpe, “II. The Idea of Textual Criticism”,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CA, San Marino: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2, pp. 50-79. 59 形式主義結合歐洲語言學理論後，轉型為結構主義，最知名代表學者為移居歐美的雅各布森。而在蘇

聯的六〇年代，接續結構主義則產生了後結構主義，或稱符號學理論，代表學者如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 1922-1993)、巴赫丁(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 1895-1975)等人。參閱：Victor Erlich, “IX. Formalism Redefined ”, Russian Formalism, pp. 154-168; 李幼蒸，〈2. 蘇聯文化符號學：文化和思想形式研究〉，《文化符號學》（臺北：唐山，1997），頁 11-75。


308

隔。到了結構主義，作品更被拆解得支離破碎，只剩下文本「內部結構」，豐富

內涵剝離殆盡。60李氏為此提出相對立的文本理論，因他相信一個作品的誕生必然

經過多個條件交互激盪，尤其作者與時空背景的因素，不能忽略。

李哈裘夫提出文本學並非創新，他常援引沙赫馬妥夫的方法，以其為師，探

究文獻所涉及的諸多歷史問題。從文學跨越至編年史料，同樣的也將史料納入文

學分析範圍，李哈裘夫開拓廣大的格局，既是文學理論家，也是歷史學家，是聖

彼得堡史學傳統的實踐者。他的理論在蘇聯不顯突兀，因他借用大家熟悉的傳統。

至於在同年代的歐洲，文本學面對後結構聲稱「作者已死」潮流，61反要加強作者

為中心的分析，看來則是非常格格不入。事實上無論是文本學、形式主義、結構、

後結構，甚或是符號學，都同意作品反映了時代，是時代的表象，不同的地方在

於如何探究文本之下的另一話語。李氏採取回歸帝俄編年史料之途，在既有的史

料考證基礎之上（李哈裘夫也是聖彼得堡的學者），補強方法論，新生文本學，

建構歷史論述。而形式主義方面，發展至三〇年代，成為史達林麾下馬克斯教條

的異端而噤聲；來到六〇年代，卻因為論述中的「結構性」觀念與馬克斯主義產

生共鳴，安全地演變為符號學，成為蘇聯著名的學派。62

文本學裡面看到的不僅是一個語文學理論，還隱含蘇聯人文領域熬頭李哈裘

夫院士的奮鬥，力求學術不受政治環境干擾，發揚優良學術傳統。無論文本學是

否在全球普及，是否與其他理論相融，已累積了豐碩成果。多虧了文本學，能夠

讓後蘇聯的俄國找尋史學傳統時，看到的不是空白，而是活生生的歷史。（責

任校對：張祐誠、黃姿瑜）

60 李哈裘夫對形式主義批評，以及文本學要旨，詳閱：Д. С. Лихачёв, Принцип историзма в изучен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СПб.: БЛИЦ, 1999, с. 109-134.

61 「作者已死」由著名的後結構主義、符號學代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提出。他主張文本的重點不在寫作，而是閱讀，應放棄分析作者。〈作者已死〉（1968 年初次刊登）是重要的著作之一。參閱：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mage-Music-Text,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N. Y.: Hill and Wang, 1988, pp. 142-148.

62 參閱：Victor Erlich, “IX. Formalism Redefined”, Russian Formalism, pp. 154-168; 李幼蒸，〈2. 蘇聯文化符號學：文化和思想形式研究〉，《文化符號學》，頁 11-75。見註 58。


309

【附錄一】沙赫馬妥夫的《往年紀事》考證枝狀圖

圖中各文本可大略分為三種層級，分別有：虛線長方形為「作者手稿」，橢圓形為「原型」，

圓形為「手抄本」。而往年紀事（英文縮寫 PVL）的手抄本可見於六個手抄本：L 為

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ая, R 為 Радзивиловская, A 為 Московско-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H 為 Ипатьевская, Kh

為 Хлебниковская, P 為 Переясла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圖片來源：Donald Ostrowski, “Introduction to PVL”, p. XXXIII.


310

【附錄二】普力謝科夫的《往年紀事》考證枝狀圖

普力謝科夫則將 1116 年和 1118 年的兩個「原型」版本標示為平行關係，和附錄一所顯示的垂

直關係不同。

圖片來源：М. Д. Приселк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XI-XV вв., с. 83.


311

參考書目

A. 專書

（一）俄文

Лихачев Д. С.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и их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М., 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47.

Лихачев Д. С.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СПб.: БЛИЦ,

1999.

Лихачев Д. С.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VII веков. СПб.:

Алтелия, 2001.

Лихачев Д. С. Текстология.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6.

Лихачев Д. 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 Наука, 1986.

Приселков М.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XI-XV вв.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6.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Писатели и книги— Очерк текстологии. М.: Прибой, 1928.

Шахматов А. 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Т. 1,

Книга 1, Книга 2, 2002-2003.

（二）英文

Erlich Victor Russian Formalism (The 4th ed).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80.

Maas Paul Textual criticism.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Barbara Flower.)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8.

Metzger Bruce.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3rd ed.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anselle Thomas Textual criticism and scholarly editing.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312

Press of Virginia, 1990.

Thorpe James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CA, San Marino: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2.

（三）中文

蘇杰編譯，《西方校勘學論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趙毅衡編譯，《符號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2004。

李幼蒸，《文化符號學》，臺北：唐山，1997。

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06。

B. 論文

（一）俄文

Бухштаб Б. Я. “Что же такое текстологи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 Наука, 1965, № 1,

с. 65–75.

Запесоцкий А. С.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академика Д. С. Лихаче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 Наука, 2007, № 2, с. 151-158.

Krivko R. N. “Theory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Practice: On the Piblication of a

New Edition of Povest’ vremennykh let”, Russian Linguistics （A journal in the

Netherlands）, 2005, Vol. 29, No 2, pp. 243-278.

Лихачев Д. С. “По поводу статьи Б. Я. Бухштаба”,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 Наука,

1965, № 1, с. 76-89.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Основы текстологии”, Редактор и книг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Вып.

3,с. 41–86.


313

（二）英文

Allen Michael I. “Universal History 300-1000: Origin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s”,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 ed. by Deborah Mauskopf Deliyannis, Leiden:

Brill, 2003, pp. 17-42.

Ostrowski Donald. “Introduction to PVL”, in the Povest Vremennykh Let: An interlinear

collation and paradosis, 3 vols., assoc. ed. David J. Birnba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XVII-LXXIII.

（三）中文

林愛華，〈《格林童話》產生的歷史背景與出版經過〉，《消費、流行與文學》

（臺北：麥田，2002），頁 160-166。

陳仁姮，〈《往年紀事》在近代俄國通史編著的意義〉，《臺大歷史學報》， 43

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9.6，頁 151-186。

俄國文本學發展探析 - his.ncku.edu.t ·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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