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英文书名：

Xi Zhongxun’s Grudges

with Other Senior

Communists

页数：590

作者：温相 ( Wen Xiang)

书号： 1-932138-74-9

定价：26.00

中共黨史是一部政治鬥爭史，更是一部恩怨糾纏史。在這些血寫的軌跡中，陝北“肅反”

史始終是研究禁區，其奇特、酷烈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得到正面的追訴。而籠罩在黑幕重重

下的這段歷史可以說佔據了中共黨史上的恩怨糾纏的大半篇章。

習仲勛一生兩次瀕臨滅頂，都與陝北肅反史前後的恩怨糾纏息息相關。周恩來、劉少奇、

康生、高崗、陳雲、張聞天、彭德懷、饒漱石等悉數捲入，作為中共政治領導核心的毛澤東、

鄧小平都不得不先後出面收拾殘局。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正是以探求陝北肅反史與習仲勛兩度沉浮的真

相為主線，將中共黨史教科書的傳統觀點以及選擇性失明一一剝離。原本被粉飾的“正面人

物”的謝子長、閻紅彥、孔原、朱理治、郭洪濤、聶洪鈞、程子華、吳煥先等人都將在這裡

恢復他們的原形。中共歷史上扑朔迷離的“三甲塬繳槍事件”、“閻家窪子會議”、“誘捕習仲

勛”、“高敬亭遇害”、“高饒事件”、“閻紅彥告密”等都將再現他們的原貌。劉志丹與謝子長、

習仲勛與高崗、習仲勛與閻紅彥、毛澤東與康生、毛澤東與高崗、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

劉少奇、毛澤東與王稼祥、陳雲與高崗、毛澤東與饒漱石、毛澤東與江騰蛟、孔原與朱理治、

朱理治與郭洪濤、吳煥先與徐海東、戴季英與朱理治等復雜的歷史淵源、糾葛、恩怨都將顛

覆傳統的論述，給讀者以驚人、全新的解讀。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還首次披露大量珍貴史料，包括康生同毛澤東

之間的通信手稿，借此展現毛康的真實關系，為解密毛澤東提供新的歷史依據。

日前，温相所著新书《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由明镜出版社正式出版，美

国、香港两处均有销售。全书三十一万字，再现陕北肃反全貌，忠实的记述了毛泽东、刘少

奇、高岗、林彪、彭真、王稼祥、张闻天、柯庆施、孔原、陈伯达、阎红彦、王震、朱理治、

郭洪涛、谢子长、刘志丹、陈云、戴季英、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习仲勋、聂洪钧、饶

漱石、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生死纠缠。

習仲勛一生兩次瀕臨滅頂，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高崗、陳雲、張聞天、彭德懷、饒

漱石等悉數捲入掌握了這一段歷史，便可洞悉中共歷史上各色主要人物的是是非非、恩恩怨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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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制作者言：

本书原名《习仲勋与中共西北历史上的恩怨纠缠》。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面积、尽可

能的囊括一切有关中共西北内部斗争史的资料、史实，多角度、多侧面的让大家看到原来党

史教科书中所忽略的，或者故意回避的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对高饶事件、高敬亭遇害、孔原

发难、陈云真相、毛泽东制衡华北帮、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与陕北肃反、刘志丹、谢子

长关系的真实面孔等做了更为详尽的介绍。

本书是根据原书扫描本手打编辑的，由于原扫描本图片模糊，我们已尽 大努力及可能

找到大部分原图，但因编排原因，无法准确地还原原书，请读者原谅。

── 乡村骑士 000217

目录

第一章： 刘志丹与谢子长的真实关系

第一节 从清涧暴动到渭华起义

兵败宜川

唐澍阵亡

第二节 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南梁“播火”

“三甲原缴枪事件”

苦撑危局

第三节 谢子长、郭洪涛对刘志丹发难的前因后果

谢子长与郭洪涛

“阎家窪子会议”上的风波

谢子长诬告刘志丹

第二章：陕北“肃反”始末

第一节：中央代表孔原其人

孔原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反击李铁夫、张慕陶

第二节：朱理治“空降”陕北

郭洪涛的“秘密报告”

朱理治推行“极左”路线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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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25 军入陕及其影响

第三节：“肃反”狂飙

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

诱捕刘志丹

“肃反”运动的全面铺开

第四节：刘志丹之死

中共中央制止“肃反”

血洒三交镇

第三章：毛泽东插手西北“党争”

第一节：高岗、习仲勋的日渐得宠

高岗擢升的历史背景

习仲勋在整风运动中

第二节：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交锋

朱理治与“高敬亭事件”

西北局高干会议激辩中的若干焦点

第四章：“高饶事件”真相

第一节：“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林彪、高岗初次联手

习仲勋与王震的分歧

第二节：“批薄射刘”与“拥林反刘”

高岗同刘少奇发生龃龉的背后

从“炮打”李立三到“新税制”风波

高岗受命批判薄一波

“讨安伐刘”

第三节：高岗自杀前后

毛泽东决定抛出高岗

高岗两度自杀

第五章：习仲勋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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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阎红彦诬陷习仲勋

毛、刘关系出现重大裂痕

阎红彦告状

第二节：西北党史恩怨的 后纠缠

第一章

刘志丹与谢子长的真实关系

第一节

从清涧暴动到渭华起义

楔子

─────────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之后，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被毛泽东找去，毛泽东亲自询问有关陕北的革命大背景，在贾拓夫详尽的介绍下，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开会决定，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注 1：周维仁著《贾拓夫传》，第 36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扩大再生的根据地，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的由来。

而我们要瞭解中共西北革命历史就不能不首先提及陕甘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不提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发轫；更不能不提及与这两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谢子长、刘志丹之间的真实关系。

至于本书的主人公习仲勋与刘志丹、谢子长更是有著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中的几次关键浮沉也都是与刘志丹、谢子长的合作、分歧息息相关。可以说，西北历史上由刘志丹、谢子长及其所属的根据地发展、壮大过程中诱发的种种恩怨是非伴随、纠缠了习仲勋的一生。

1.兵败宜川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陕西也不例外。即以 1928 年为例，

陕西、甘肃两省便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一时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 年春，旱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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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树皮草根、具已食尽”、“人

相争食、死亡枕藉”，也就是说已经发展到了“人吃人”的悲惨境地。但是，执政当局对于民

生的疾苦丝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聚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 15

块银元。而政府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比率竟然比正常年景大幅增加。天灾外加人祸导致陕西、

甘肃的部分群众奋起反抗、铤而走险。而这一特殊的背景则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

了必要的政治土壤。

中共在陕北大地上的“播火者”首推魏野畴、李子洲二人。魏野畴是 1923 年经李大钊介

绍入党的中共早期骨干分子之一，他与武止戈创建了西安第一个青年团支部，并且利用在榆

林中学以及稍后我们准备介绍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是中共西北革命根据地一

大批领导人的政治摇篮。后来名震西北的刘志丹、谢子长、张德生、贾拓夫、刘澜涛、阎揆

要、郭洪涛、高岗等人都是从这两所学校中走出来的。榆林中学的校长当时是杜斌丞，杜为

人思想左倾，影响广泛，中共著名党员南汉宸、魏野畴都是通过杜宾丞介绍给一度在榆林养

病的西北军重要将领杨虎城的。

杨虎城此刻正因为个人政治前途的渺茫而举目四望，很需

要有个瞭解天下大势的人对他进行必要的开导。魏野畴本人参

加过“五四运动”，又曾经得到过国民大元老蔡元培的赏识，腹

有良谋、下笔锦绣，所以，甫一见面，杨虎城便与魏野畴有一

见如故的感觉。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杨虎城服膺“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魏野畴等人的指导下，师

法广东的黄埔军校，设立“三民军官学校”，培养军事骨干，魏

野畴被杨虎城初聘为该校政治部部长。魏野畴就以这所军校为

阵地，积极有效的发展中共组织，陕西著名的中共“三烈士”

张汉民、王泰吉、许权中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在这些

人的烘托、帮助下，杨虎城的思想也转而走向激进，比较同情

中共的立场，为其以后联合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奠定了思想基础。

贾拓夫，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杨虎城此刻正因为个人政治前途的渺茫而举

目四望，很需要有个瞭解天下大势的人对他进行必要的开导。魏野畴本人参加过“五四运动”，

又曾经得到过国民大元老蔡元培的赏识，腹有良谋、下笔锦绣，所以，甫一见面，杨虎城便

与魏野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杨虎城服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并在魏野畴等人的指导下，师法广东的黄埔军校，设立“三民军官学校”，培养

军事骨干，魏野畴被杨虎城初聘为该校政治部部长。魏野畴就以这所军校为阵地，积极有效

的发展中共组织，陕西著名的中共“三烈士”张汉民、王泰吉、许权中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人物。而在这些人的烘托、帮助下，杨虎城的思想也转而走向激进，比较同情中共的立场，

为其以后联合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6 年春，“镇嵩军”头目刘镇华受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以所谓的陕甘剿匪总司令的名

义督率“十万大军”（号称，实际兵力约有 7 万余人）围攻西安。适时镇守西安的将领是国民

军第二军第十师李云龙（又名李虎臣）部和陕西陆军第四师的两个团，总兵力不超过 5000

人。由于刘镇华自感以数万之众轻取西安是唾手可得的把戏，所以，沿途镇嵩军一路烧杀抢

掠、无恶不作，引起陕西军民的极度愤慨。杨虎城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决定驰援西安，并于 1926

年 4 月 18 日抵达西安城内，此为西安历史上著名的“二虎守西安”的开端（杨虎城、李虎臣

名字中都有一个“虎”，故名“二虎”）。5 月 15 日，镇嵩军兵围西安，从此长达八个月之久

的西安保卫战艰难的打响了。这场西安历史上罕见的围困与反围困的战役虽以杨虎城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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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胜，但留给西安普通百姓的灾难则是不言而喻的。杨虎城事后撰写的对联“生也千古，死

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道出了部分真相。西安解围后，杨虎城主掌冯玉祥西北军系

统的第十军。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冯玉祥很快也予以相应，将军中的中共党员、干部

予以“礼送”，而杨虎城则拒绝冯玉祥的这一做法，他把一批中共骨干力量隐藏在第十军内部，

内中包括魏野畴。不但如此，杨虎城还顶住压力，任命共产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

畴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兼任政治指导员）。正是杨虎

城创造的这种宽松的氛围得以让魏野畴在第十军内部大胆的开展中共的组织工作，成立了中

共驻第十军军事委员会，魏野畴兼任军委书记。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转为强硬，

暴动、起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在皖

北发动暴动，并让南汉宸、魏野畴就此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杨虎城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当时的真实政治背景，对河南

省委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一真知灼见非

但没有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回应，反而让杨虎城早就决定

的师法贺龙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想法成为泡影。杨虎城与魏

野畴以同志相称、肝胆相照，一时有“杨魏同盟”一说，

杨虎城向魏野畴保证，只要有他杨虎城在，就决不“清党”，

杨虎城多次向魏野畴表示“要做第二个贺龙”，魏野畴被

杨虎城的坦诚、勇敢所激励，专门写信给上级党委，称杨

虎城“有坚强的革命信心”，可惜，魏野畴的种种努力都

被中共河南省委拒绝了。

中共西北革命的播火者魏野畴

此后不久，杨虎城被迫离开第十军，走前，他叮嘱亲信孙蔚如要保护好魏野畴等人，杨

虎城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而魏野畴也没有放弃对杨虎

城的希望，临行前他还对杨虎城的随员米暂沉说：“要继续争取他（杨虎城）和我们合作。”

杨虎城、魏野畴这一别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魏野畴在 1928 年 4 月发动的“皖北暴动”中牺

牲，杨虎城当初的担忧不幸而言中。

与魏野畴齐名的李子洲则另有一番来历。李子洲是陕西绥德人，参加过“火烧赵家楼”，

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马克思研究会，后经李大钊等人介

绍成为中共早期党员。1924 年秋，时年 32 岁的李子洲就任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说起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在中共西北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这所成立于 1923 年的师范学校后来被称作“陕西的上海大学”，有革命摇篮的美誉。就

在绥德四师的校园里，陕北党史上第一个团组织即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特别支部成立。建国

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贾拓夫、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中共中央书记

处候补书记兼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等人都曾经在这里读书，并且也都是学生运动中

的骨干力量。“绥德四师”还是中共绥德地委、青年团绥德地委和陕北学生联合会、陕北青年

社等当时重要进步团体的所在地。像刘志丹，他虽然在榆林中学读书，可组织关系却在绥德

四师。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学生曾经搞了几次比较成功的对抗执政当局的斗争，而且方式也比

较巧妙，打着“国父孙中山”的旗号，让敌对者找不到藉口。可是，1928 年 4 月成立的中共

陕北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却让学生把运动的调子提高，并且还要做到由此令学校永无

宁日。陕北特委书记杜衡强调要反击“右倾”，这种过左、极端的做法终于给绥德师范但来了

不小的损失。尽管“绥德四师”在极左的路线领导下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在李子洲掌

握“绥德四师”期间播下的火种很快蔓延开来。李子洲选派部分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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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选派一批骨干分子到军阀部队进行兵运工作，凡此种种给后来此起彼伏的陕甘暴动提

供了先决条件。

1927 年 9 月，身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李子洲兼任军委书记，负责领导此

后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说起清涧暴动，就先要介绍一下它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

谢子长（1897—1935），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自幼家境贫寒，以牧羊为生。后来考入榆

林中学学习，一度曾经抱著“教育救国”的思想回乡创办小学，结果很快夭折。随著阅历的

增长，谢子长深感“治世用文、乱世习武”，转而投考山西军阀阎锡山举办的“学兵团”学习

军事。1925 年后他因为反对陕西军阀到北京联络，从而结识了魏野畴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

谢子长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于当年加入中共。

据阎红彦（建国后曾经被授予上将军衔，死前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

政委）回忆，谢子长早在 1924 年便开始在安定办起了民团，并且担任了团总。（注 2：阎红

彦著《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这是谢子长第一次担任民团团总，这时候的谢子长对于如何利

用民团进行有益的尝试领会得还不是很深。等到了他在 1925 年加入中共以后再度回到老家安

定担任民团团总时，目的性就非常明显和强烈了。阎红颜的入党介绍人李象九这时也被中共

派回陕北，利用陕西军阀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关系，“混”上了巡官，有了合法的身份。

与魏野畴齐名的李子洲

谢子长、李象九利用石谦部准备扩编的机会，一方面把民团变成了石谦所属的一个新兵

连，谢子长任连长；另一方面则在石谦表示再度扩编连队的前提下，又把李象九也推上了连

长的位置，而且，李象九这个连，石谦只是提供枪支弹药，人员都由李象九自己负责招募，

结果，榆林中学、绥德四师中的一大批倾向革命的人员都给李象九借机塞了进来。在军阀混

战的年代里，素有“连长、连长，半个皇上”一说，所以，谢子长、李象九虽然只不过还是

中下级军官，可手中掌握的武装以及随之带来的便利条件不容忽视。

由于有谢子长、李象九掌握了部分武器，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得以进入这支部队中大力

宣讲中共的主张、想法，部队甚至订阅了中共的主要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秘密支部也

随即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谢子长出面支持农民运动，并且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进行

公开的活动，公审民愤较大的劣绅宋应昌等人，获得了“谢青天”的称号。石谦所部扩充为

旅，中共党员在石旅中的人数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壮大，一度有 6 个连长、200 多名士兵

加入了党组织，当时石谦旅一共只有十几个连，差不多一半的武装都在中共组织的控制、半

控制之下，就连石谦本人也开始倾向于革命。1927 年“4.12”政变后，“清党”成为中国政

坛上的主流。在陕西地面上实力比较雄厚的军阀井秀岳开始对中共的存在表示了激烈的不满。

井岳秀、井勿慕兄弟都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其中井勿慕被孙中山称之为“西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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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巨柱”。井岳秀这个人是一个毁誉参半、色彩斑斓的地方军阀，他在以陕北镇守使、86 师

师长身份镇守榆林期间，既有保护地方、开发地方、兴办教育、延伸公路等人政绩（尤其是

他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民族气节上的不俗表现值得书写），也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

士，残害民主力量的劣行。就井岳秀个人而言，因为思想上毕竟有辛亥革命的残余，所以，

对于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属下也时有教训。中共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的张秀山（建国

后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张如德不满地主豪强在丈量土地上耍

弄害民的把戏，拒绝缴纳地税。佳县县长便把张如德抓了起来，搞得几乎倾家荡产。张如德

不服，一张状子告到了井岳秀跟前，井岳秀派人核实案情，发现了自己的部下扣税款、残害

百姓的事情，便一怒之下罢了佳县县长的官，张如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告倒了县长，这在

“民不与官斗”的社会中算得上头等新闻了，从这一新闻的侧面，我们也看到了些许真实的

井岳秀。（注 3：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从西北到东北》第 3、4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一版，后面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注明页码。）其实，类似于井岳秀的这种情况在民

国高级将领中并不罕见，例如顾祝同的亲信韩德勤曾经高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说来也

是显赫一时，可此公每当回乡之际，必然在离家乡所在地很远处便下车、下马，完全步行，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敢在家乡人面前“装大”。可惜的是，这些人包括井岳秀在内，他们只是

把家乡看作私产，把偶尔为之的“清正”看作驭民的伎俩，而并非真的像他们口头拥戴的孙

中山主张的那样——天下为公。这也就是在他们的治下，素以老实、厚道闻名中外的普通百

姓一而再再而三的揭竿而起、铤而走险的根本理由所在。

“清党”运动起来后，陕西的形势还不是完全恶化。1927 年下半年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

四个军支（即特别支部的后身）分别在许权申旅、石谦旅、甄寿山旅、李子高旅中生根发芽。

其中石谦旅的党支部由唐澍负责，谢子长、李象九协助。此后，上级组织认为有必要加强在

石谦旅中的力量，就派白名善为石谦旅军支书记，唐澍专门负责军事工作。因为中共当时的

指导方针还比较幼稚，所以在石谦旅中的某些活动就表现出不必要的激进，李大钊被奉系军

阀张作霖绞死，石谦旅内的共产党人就发动抗议、游行活动，这就给本来已经“神经过敏”

的井岳秀加倍的提了醒。石谦是井岳秀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可是，在中共党人的教育、

改造下，石谦对井岳秀这位“恩公”有了新的看法，石谦说过：“井大人（指井岳秀）哄了我

几十年，现在我才灵醒了。”也就是说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石谦终于明白过来了。这样的

话自然逃不过“手长耳长”的井岳秀，井岳秀说：“石谦原本厚朴，现在也给赤党教坏了，我

要挽救他。”

陕北军阀井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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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岳秀所说的“挽救”就是让石谦主动清洗部队中的“异己分子”，把共产党清除出旅部，

这点石谦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井岳秀就对石谦动了杀机。1927 年农历 8 月 15 日是井岳

秀的生日，石谦到榆林给井岳秀拜寿，结果被井岳秀派人刺杀在旅店里。石谦死后，井岳秀

任命石谦所部营长康子详代理旅长。同时，井岳秀还把明显左倾的李象九营调往延安整编，

谢子长连调往宜川接防，还增派左协中到石谦旅整理军务。这“三箭齐发”的矛头都是对准

中共在石谦旅中的组织来的。白名善、唐澍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借机以给石谦报仇拉起

队伍“造反”。他们随即就向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子洲做了汇报，李子洲同意他们的建议，力主

“暴动”。并决定成立起义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书记为唐澍，委员为李象九、谢子长、

阎揆要、白乐亭、白自强。起义的的原定部署是“由清涧的四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

县的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三个连会师。并派吴锡昌到延川和宜川向党员连长王有才、

李瑞成、王振娃等送信，传达党组织关于起义的决定和部署，要求届时做好内因。”1927 年

10 月 12 日晚，“清涧暴动”爆发。起义军打著“为石旅长（石谦）报仇”的旗号迅速南下与

王有才连会合，接著向延长进发。经过三天左右的激战，三支起义部队很快在宜川城内会师。

起义部队决定以李象九为旅长、唐澍为参谋长。一营营长谢子长，支部书记崔凤颚；二营营

长韩起胜，支部书记王怀德；三营营长李瑞成，支部书记马培梓；旅部直属手枪连连长雷进

财，骑兵连连长王宜生，学生队队长石介（石谦之子）。在军事布防上，以李瑞成、王有才带

两个连驻守虎头山，韩起胜、赵万德带两个连驻守凤翅山。白雨山第三连驻守七郎山。谢子

长随营部驻守县城。但在行动方针上，部队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李象九主张不要急著打

出红旗，不要亮出共产党的牌子，而是联络杨虎城部王保民，继续固守宜川。起义前敌委员

会则否决了李象九的意见，认为应该尽快将建立根据地、打起革命的旗帜。双方争执不下，

只能请示陕西省委。就在这争论不决的过程中给井岳秀的反扑提供了很好的时间、物质上的

双重条件。井岳秀以心腹高双成率领 6 个营围攻，起义军很快被打垮，除了谢子长带一个营

突围外，其他几支部队都先后垮掉。起义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辗转，到了陕西韩城一带，

李象九率部接受改编，而唐澍、谢子长、白明善等人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决定再次起义，起

义军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号，以唐澍为总指挥、谢子长为副总指挥、阎揆

要为参谋长。重组后的起义部队仍旧没有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重新进攻宜川，犯了“顿兵

于坚城之下”的兵家大忌，所以， 终遭到全盘失败。谢子长在清涧暴动初期并不是起义领

导机构中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候是唐澍、白明善、李象九三人负总责，直到起义后期打出“西

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旗号时，谢子长才一跃而为副总指挥。客观地说，谢子长在整个清

涧暴动中并没有出色的表演，他在军事上完全株守左倾盲动主义那一套学说，对于负责人唐

澍在军事上的失误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中共中央在 1928 年 1 月 2 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公函中指出：“陕西的军事运动是较别的

省委有基础……依数目说在陕西我们已经有整个的两旅和一些零星队伍，较之广东……已多

了一倍。”中共中央在这里还提到的“两旅”指的就是李象九所部和许权中所部，这是陕西“闹

红”的基础力量所在。中央虽然在公函中指出“这些队伍无论是聚是散，必须把他看成工农

斗争的副力，切不可反副为主，忘了发动工农群众……”，但同时也强调“军队的本身在动作

时要较有胜利把握，不至于一开始便被敌人镇压下去。”中央还认为：“造成一个割据局面为

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勉强。”（注 4：《中央公函》1928 年 1 月 2 日，载《陕西党史专题

资料集之四—渭华起义》第 27—29 页）实际上，这份公函的出台与清涧暴动的失败产生的教

训息息相关。在“清涧暴动”的后期，起义军的领导人唐澍急于求成，不顾李象九对客观情

况的判断、分析，一旦李象九的意见与他产生分歧，竟然动了缴械的念头。阎揆要后来回忆

说：“在韩城，打红旗搞游击战争，并与李象九‘分家’。当时，李象九的思想动态还和到宜

川一样，以唐澍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李也未进行积极的团结说服工作，

认为他私人感情用事，右倾。石谦的旧部对唐也不满（因为他们没权没势了），在李面前嘀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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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咕咕。彼此隔阂，形成与李象九分家的僵局。准备了十几天，成立了军委，有唐澍、谢子长、

白乐亭、史唯然和我等参加。决定把队伍拉到陕北清涧、安定一带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好的地

方，开展游击战争。制定了行动计划，拟定了口号等。当时省为对军队有这样的指示：必要

时打红旗（西北工农革命游击队），搞好游击战争。这一次起义就是根据省委这一指示决定的，

但要与李象九分家，具体行动计划没有报告省委。起义的准备工作，召开过几次革命委员会

会议均未通知李来参加，也不让他知道；部队夜间出发，李独在一地也未发觉。对李象九的

处理，曾有缴枪与否的考虑，后来还是没有缴他的枪。”李象九不但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也是

中央提出需要依靠的两支基干部队的首领之一（另一个是许权中），李象九与石谦有过亲戚关

系（他的表姐是石谦的前妻），在石谦面前可谓言听计从，没有李象九的开导、诱导，很难想

像石谦会转变的那么迅速。暴动起来后，李象九认为“打红旗”的条件并不成熟，即便是不

对，也不是敌我矛盾，唐澍、谢子长等人就以此为契机，准备用缴枪的形式对待李象九，这

种极左的思想后来一直贯穿到渭华起义、三甲原缴枪乃至阎家窪子会议。事实的部分真相正

如后来李象九本人回忆的那样：“我任旅长，唐澍任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长。唐澍同志工

作非常积极，努力提高士兵的学习，每日黎明即起，操练士兵，很能吃苦。但要求部下有些

过苛。未及，他又提议撤换韩子丰（系党员）。我认为唐澍同志要求太高，在革命初期太急进，

犯了急躁病。这不能收到团结效果，还易造成恐怖不安，分散部队的力量。所以非常不同意。

但出于尊重党的纪律，未能明言，打算将部队交给唐澍率领，我到外边游历，犯了态度消极

的错误，过早地提出不愿继续做下去的意见，引起了唐澍同志的误会，认为李象九既然不愿

革命、不愿合作，今后的局面势必无法维持，将要造成分裂。但他既没征求我的意见，就在

次日黎明出操时宣布反攻宜川，并说‘李旅长已先行了’。随后策军北开，终在攻打宜川时失

败了。”如果说与李象九的分家是在中央给陕西省委公函之前发生的历史，从道理上勉强有“时

间差”理由，那么，在公函发出以后数月发生的“渭华起义”中，唐澍等人再犯下同样的错

误，则不能不令人对唐澍等人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了。

2.唐澍阵亡

─────────

清涧暴动失败以后，中共上级党组织把再度掀起起义的热浪的目光投向了陕西渭华地区。

之所以选择渭华，主要是该地区的中共组织基础良好。据中共陕西省委在 1927 年 9 月 26 日

的《党务报告》中记载：全省七个县党委、11 个县党支部，有三个县党委、二个县党支部在

渭华地区。另据中共陕西省委 1928 年 3 月 20 日的《党务概况》上记载：“华县、渭南各有同

志五百余人，而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为全省同志数量 多而成分较好的县党部。”

除了组织基础因素外，那就是军事力量。中共在陕西省的两大骨干武装即李象九所部和许权

中所部中的许权中旅在“清党”后仍旧得以组建、发展。许权中旅是 1927 年 7 月，在西安中

山军事学校、国民党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属下的政治保卫队基础上拉起的武装，原

来的负责人是史可轩。冯玉祥对史可轩（中共党员，时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国民军联

军驻陕司令政治保卫部部长）不放心，佯令史可轩率部去河南整训，内中则布置对史部进行

改造。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史可轩部拒绝冯玉祥指派，开到陕北山区进行武装革命。7 月 29 日，

史可轩被地方武装头子田生春暗杀，队伍改由许权中率领，暂投冯子明部，许权中任旅长，

高文敏（高克林）任军队内部的党支部书记。许权中旅的装备“步兵两营、教导一队、机枪

一队，共 1290 人，枪 1020 支，机关枪三、迫击炮四。”（注 5：中共陕西省委军委 1927 年 11

月 17 日报告）。

从武器装备、人员数量以及相关的大背景看，许权中所部都还不足以承担起第二轮大规

模“兵暴”的全盘使命。关于这一点，身处第一线的许权中认识的尤为清楚。许权中（1894-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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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陕西临潼人。早年入三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18 年参加靖国军，历任班长、中队长、

总司令部副官、参谋、绘图科科长等职。1922 年入韶关云南讲武堂分校，毕业后回陕任排长、

连长。1924 年，在国民二军任营副、营长、团长。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秋升任

国民二军旅长。9 月任援陕第三路司令员。1927 年 1 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任政

治保卫部委员兼卫队师旅长、代理师长。2 月，调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员总队长。大革命

失败后，同史可轩率政治保卫队与中山军校师生向北转移至富平。史遭暗杀后，被推为负责

人。许权中不是一个喜欢盲从的人，他与史可轩交厚，通过史可轩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从

而走上了了革命的道路。但在 1927 年 7 月间就如何保存革命火种即手中的这支部队的问题上

与史可轩发生了分歧。许权中并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苛同史可轩的看法，相反他反对史可轩

提出率部暂时依靠国民二军上层人物的打算，史可轩没有听从，后来果然如许权中所料，田

生春刺杀了史可轩。（另据杨晓初回忆，史可轩是决定投奔岳西峰，在途径田生春防地时遭到

田的暗杀。高克林则进一步回忆说是史可轩试图说服田生春反对冯玉祥，结果遇害。）史可轩

牺牲后，部队多赖许权中的居中努力才得以幸存下来。此后，许权中警觉的发现冯子明对他

们心怀歹意，乃决定利用 1927 年年底部队开拨到蓝田县许家庙的机会一举清洗了冯子明安插

的内奸，改投李虎臣，许权中被李虎臣任命为旅长，1928 年 1 月驻防洛南县寺坡、三要司（黄

村）等地。按照许权中的想法，首先必须积蓄力量，“做曹操的官，干刘备的事”，等到时机

成熟的时候，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应该说，许权中的这一考虑与此前李象九的想法还算得

上不谋而合，都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但是，许权中的思考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当时，不

论是中共中央，还是陕西省委，基本思路都还停留在左倾的暴动上，凡是不赞成这一主张的

都被视为“右倾”与“动摇”。中共中央在 1927 年 11 月给中共陕西省委的训令中郑重指出：

“我们坚决的认为：谁能站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谁便是革命的同志。陕西省委不但本身，

而且要向一般同志纠正对于（右任）的幻想，指出我们的出路不是在于右任身上找，而是在

领导工农贫民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中找。”这种充满了“左倾”思潮的口气自然会在陕西省委的

领导人头脑中产生相应的配合。不过，当时的陕西省委还算比较冷静，他们在 1927 年 11 月

26 日通过的《目前军事行动议案》中仍旧承认“党在西北的军事基础过于薄弱……对于许旅

的行动，应有谨慎的计划。”尽管如此，局部的冷静仍旧不能代替整体的“左倾”，许权中旅

作为中共在渭华地区再次武装暴动的棋子这一大方向并没有改变。1928 年 1 月间召开的中共

陕西省委有关会议上，张金印（即张慕陶）、潘自力等人攻讦本来已经比较左的原省委书记耿

炳光，并且迫使耿 后辞去省委书记一职，改任陕南特委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省委还通过

了对李象九的处分。这样一来，“激进派”赢得了很大的空间，他们认定陕西全省的全面暴动

时机已经成熟，蛮干、外行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基调，这次会议委派的陕北特委书记杜衡下车

伊始就“哇哩哇啦”的断送了绥德四师这一主要阵地。新任陕南特委书记耿炳光看不惯新省

委的极端做法，拒绝接受新省委派给他的任务，就此被开除党籍。后来耿炳光回忆道：“我提

议去陕南工作，省委同意，送来路费 20 元与文件一束。我看了文件，知道已通知各地组织暴

动，而且要求在旧历年举行暴动，我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干要垮台，并表示我不去

陕南执行这个政策，把文件与路费推回去，请另派工作，省委未答复。这时我爱人病逝，留

下一个四岁的女孩，只好送回老家。回西安后，省委秘书处遭破坏，好几个同志被捕，我想

省委一定搬家了，不能去找。那时在西安无眷不能租房，又难于组织取得联系，只好再回老

家。”

耿炳光等人对暴动的抵触情绪并没有影响“极左”政策的推动。而 1928 年春爆发的“宣

化事件”无疑给这一政策在渭南地区的“放火烧荒”提供了催化剂。“宣化事件”的起因是渭

南豪绅解聘中共党员背景的刘廷献、刘克俭、李彦武三人的乐育高等小学教师的职务，刘廷

献等三人都是中共渭南西北乡区委成员，而且，就在 2 月 28 日下午，一批豪绅进一步激化矛

盾，公开率人闯入宣化高等小学辱骂教师、殴打学生，激起了彼此的对抗。这件事发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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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被恰好路过此地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张金印得知，他认为这是暴动的 佳时机，并且出席了

渭南党团联席会议，该会议决定对渭南豪绅予以坚决反击。在这次反击中，先后有几名豪绅

被枪毙、打伤，陕西省委高度赞扬了“宣化事件”的反击力度，在其 39 号通告中指出：“沉

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地勇敢地站

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的斗争，并不断地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

开发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器，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

全陕东的大动乱，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

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全陕的总暴动决不是

空谈妄想，也不是几年几个月而后才有希望实现的事，而的确是由现在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

大而即可实现的。”但是，“宣化事件”的负面影响很快暴露出来，渭南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员、

青年团员先后被捕，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渭南起义”失败以后，因为“宣化事件”

导致了该地区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连给宣化高小做饭的厨子都被抓去坐了三年监狱。

“宣化事件”发生以后，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瓜熟蒂落。1928 年 4 月

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等地指导陕东暴动事宜。同年 5 月 1 日，中共渭南

县委召开崇凝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崇凝苏维埃，率先起义。就在这红旗与干戈并舞的时间里，

“许旅”的负责人许权中并不怎么兴奋。早在 1928 年 3 月 20 日，中央通过陕西省委转交给

许旅的信中就如下指示：“1.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

命与反革命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陕西的军队无论他是冯玉祥、岳维峻或李虎臣以及一切

一切的杂色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的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要被

他们解决的。2.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要军官尽量换成我们的同志，有反动

倾向的，应不姑息地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第三，扩充军队，你们现有一千八百支枪，

至少可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3.你们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现驻地三要司农民运动及党的

力量都没有基础，又在敌人四方包围之中，恐不能久驻。据我们现在想到的，你们的出路：

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农民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

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陕北，预备将来与

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贯穿于这封指示信始终的就是一点，即必须发动武装暴动。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上级党组织先后派遣唐澍、刘志丹（刘景桂）谢子长等人深入“许旅”担任

一定的职务，其中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副营长准备代理营长。中共西北党史上领军人

物、本书主人公习仲勋的领路人、深具传奇色彩的刘志丹就这样走上了武装斗争的历史舞台。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后以字行，陕西保安县人。曾入榆林中学读书，在校期间领导学

生运动，名声大噪。此后南去广东就读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军校毕业后担

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等职。在第一次国共合

作期间，中共上层对于“枪杆子”的作用并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据李一氓后来回忆，党员

军事干部 高军阶是师级，而党员政治工作人员则早已是军党代表或者政治部主任。（注 6：

李一氓著《李一氓回忆录》，第 83、84 页，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2版，以后凡是征引该

书内容，只标明页码。）所以，一旦国民党开展“清党”，身为政工人员的中共党员毫无反抗

能力，很快被“请”了出去。对此，刘志丹本人有切肤之痛，他曾经对张秀山说道：“一定要

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旧军队对文职人员的称呼）。”刘志丹还举例说，他本来可

以带一个营或者一个团，只是因为上级指示才去了马鸿逵部做了政治处处长，结果，“武汉事

变”发生，他就给清洗出局。（注 7：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从西北到东北》，第 21、22 页）

自“4.12”政变后，中共内部像刘志丹这样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急于抓住枪杆子

进行反击的心理又促使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照搬

中央指示，希图通过一两次有限的“暴动”、“兵变”就把武装抓到手里。说起来，唐澍就属

于这一类型，而就“渭华起义”而言，刘志丹本人也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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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中共陕西省委给“许旅”的指示是利用李虎臣部反对冯玉祥的机会，拉起队伍参加渭华

起义，配合当地的农民暴动。但是，许权中在旅部内部的中共骨干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隐忧，即“许旅”目前的力量如过突然拉起起义的旗帜，很容易遭到围攻，

非但不能配合已经起来的“农暴”，反而会丢掉手中唯一的这点本钱，许权中提出的看法是暂

时听从李虎臣的调遣，攻占潼关，利用军阀之间的混战再配合渭华起义。许权中的看法甫一

提出就被唐澍否决，除了杨晓初能够比较冷静的分析许权中的看法，其他人等包括刘志丹在

内都不能接受许权中的提议。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以及唐澍等人都高估了陕西军阀内讧的分

裂程度，以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殊不知，在对付中共这一点上，这些陕西军阀

却有天然的共识。许权中长期混迹与旧军队中，对于这些问题，他比较唐澍、刘志丹是有着

比较敏锐的看法。其实，就在史可轩遇刺前后，许权中的观点就已经比较超前，事隔多年以

后，原甘肃省副省长王孝慈就如此评价许权中：“7.29 起义许权中是对的，史可轩是错的。”

（注 8：王孝慈谈话记录，1985 年 5 月 21 日）然而，糟糕的是，许权中的这一看法非但没有

得到正确的对待，反而引发了唐澍、刘志丹等人对他的猜忌。唐澍更是故伎重演，他与刘志

丹、高文敏（高克林）商量决定撇开许权中，拉走队伍执行陕西省委的决定。这等于把当初

清涧暴动对付李象九的办法完全的移植到了许权中身上。结果这么一来，部队先行分裂，负

责教导营的高致凯不愿执行唐澍、刘志丹的指派私下里去找许权中（许权中、杨晓初当时正

负责查看地形，与大部队不在一处），没找到许权中，高致凯就叛变开了小差。许权中，杨晓

初发觉有异，又赶上了部队，唐澍等人仍旧把许权中排斥在外。随后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事委员会中，刘志丹任主席，唐澍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王泰吉任

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成立赤卫队，队长张汉泉，下设四个大队，

谢子长任第三大队大队长。许权中仅被象征性的安排为革命军的总顾问并兼任赤卫队骑兵分

队分队长，杨晓初则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唐澍等人这么安排许权中、杨晓初是非常失策的，

许权中、杨晓初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他们给排斥在外首先就不利于起义队伍的整体团结。高

克林（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承认：“主要军事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听

不进一点反面意见，脱离群众。”因为唐澍等人的家长制，导致起义之初就有人径直不告而别

去找陕西省委，这种离心力对于本来本钱就不大的起义部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很严重的。参

加过渭华起义的不少老同志后来都回忆说，唐澍与许权中搞不到一起去。而刘志丹也并不信

任许权中，只是出于对尊者讳习惯，某些回忆渭华起义的文章或者回忆录中都把刘志丹换成

“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字眼。

唐澍等人后来决定开除许权中的党籍，这种错误的处理连省委书记潘自力都觉得过分，

中央也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唐澍血溅战场，为中国革命流尽了 后一滴血，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唐澍生前在清涧暴动、渭华起义中所犯下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僵硬的理解中央、

省委的指示，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容回避的。“许旅”揭竿而起后，果如许权中预料的那

样，遭到了陕西军阀的围追堵截，情况异常危险，在两岔河会议上，刘志丹主张保存实力，

退到安全地带，可唐澍机械的表态要打退来犯之敌，用薄弱的兵力硬拼到底。当赵雅生所在

的大队被围困时，唐澍不明敌情，贸然前往，不幸牺牲。而刘志丹在这场很快失败了的起义

中吸取了教训，为他以后开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正确战略打下了思想基础。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重又转回陕北，而李子洲则在 1929 年 2 月因叛徒告密被捕，

旋即死于狱中。许权中被派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红军大学学习。1930 年夏回国，

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1932 年夏被营救出狱。1933 年夏，在张家口参

加抗日同盟军，任副军长兼 18 师师长。1934 年秋，回陕四韩城开展秘密活动。后任第 17 路

军独立旅旅长。曾送一批枪支给中共地方党组织，送弹药给红 74 师。1937 年 19 月参加忻口

战役，同日军激战 14 昼夜，歼敌千余人。同年冬调任 177 师参谋长，曾兼晋东南自卫军指挥

官。1938 年 5 月，率全师在永济击退日军进攻。同年冬因病回家乡休养。此后以 177 师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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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 年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

兼眉县万家原垦区主任。他一度组织武装，准备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同年 12 月 9 日，在眉

县槐芽洪水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清涧暴动、渭华起义的失败总根源在于当时中共中央被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所覆盖，其指导暴动，起义的方针带有躁进、偏激的一面，唐澍等人

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让两次暴动都归于惨败。1929 年 5 月 4 日，中共陕西代表团给

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种事关大局的战略错误，报告中说：“渭华暴动确是犯

了盲动主义与军事冒险的错误，正是陕西盲动主义的总结束。”尽管陕西省委认识到了“盲动

主义”带来的危害，但说“陕西盲动主义的总结束”还为时过早，因为此后这类左倾蛮干、

冒险的行动在陕西党史中并不鲜见，甚至发展到了更为严重的地步。不过，渭华起义的历史

意义之深远还是必须予以承认的，他比此前发动的“清涧暴动”不论是规模还是影响乃至一

些成绩例如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都要胜出许多，这也就是刘志丹后来成为中共西北革命

的首要领袖的历史成因之一。

第二节

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南梁播火

───────────

1970 年 3 月 26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到会讲话。

在谈及刘志丹的时候，周恩来深情的说：“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澎湃、广西的

韦拔群一样，是值得纪念的。……在黄埔的时候，刘志丹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我教过他，

但学生多，我不认识他。我们到了瓦窑堡，给他平了反。我跟他谈话时，他表现很谦虚。……

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

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两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

在印象还很深刻。他很谦虚，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他和方志敏、澎湃、韦拔群一样，

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出身虽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是投降了无产阶级来

搞农民运动啊！”因为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西北问题因为涉及彭德怀、高岗、习仲

勋还不能完全的顺应历史事实来进行评说，但周恩来能够如此客观、公正的评价刘志丹已属

难能可贵。从周恩来的一席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刘志丹之于陕北乃至陕北人民群众的血肉

关系，而这些沉重的话题都要从他在渭华起义失败后亲手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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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回到老家宝安县（今志丹县），与中共党员曹力如、王子

宜等人从民团入手，从头再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刘志丹很快成为宝安县的民团团总，

还得到了宝安县县长崔焕九的支持。崔焕九甚至鼓励刘志丹说：“志丹，你大胆的搞，就是我

这个县官的乌纱帽丢了，也不算个毬蛋。”应该说，从这时候起，刘志丹已经比较注意开展统

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既是他后来能够在陕北大力发展工农

武装力量的根源，也是此后连续遭到整肃的诱因之一。通过“清涧暴动”、“渭华起义”的失

败，使得刘志丹对于认清斗争的大方向有了些许把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群众，走游

击战争的路线，虽然这在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但刘志丹却把它很快的熟练的应用到了实际

斗争中去。

被刘志丹看中的地方是南梁。南梁位于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北段，甘肃省华池县东部。

这一带地跨陕甘两省、饥民较多、群众基础好，加之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也比较薄

弱，符合刘志丹在 1929 年的陕北特委第二次大会上的主导方针即通过饥民暴动提炼革命骨干

力量的思路。1930 年初，刘志丹以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来到南梁地区，串联一部分

穷苦长工，挑起暗中造反的旗号。这是中共陕西党史上有名的“刘志丹南梁播火”。刘志丹在

保安县金汤镇以中共党团员为基干编成了一支队伍，后来确定为一个营，下辖两连，连长分

别是庐仲祥、刘约三，马锡五负责军需、杨树荣负责党务。后来就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外加

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从后天湫山拉过来的原属杨庚午部的周维琪营混合组建了三百多人的武

装，籍口给陇东民团司令谭世麟扩充兵力开进南梁的三道川。谭世麟是“陇东一霸”，因为军

阀混战，他很想借助刘志丹进行“保境安民”、扩张实力。刘志丹曾经提出，要善于利用三种

颜色为革命服务，即白色（指国民党军内部的秘密兵运工作）、灰色（收编、改造土匪武装）、

红色（创建工农武装）。而谭世麟的主张同刘志丹“借鸡生蛋”的想法吻合，所以，刘志丹等

人很快与谭世麟达成协定，将三百多人的武装开到了三道川一带。谭世麟委任谢子长为陇东

民团军直辖第三团团长，刘志丹为骑兵第六营营长。本来，刘志丹、谢子长是准备利用这个

新组建的“三团”再度成为兵暴的基点，可是，很快这一想法落空，三团内部的营长张廷芳

叛变导致这支部队被打散，功败垂成。

这次“兵运”失败后，刘志丹继续搜寻新的机会。不久，他瞭解到驻扎在合水县太白镇

的陇东民团军第 24 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口，于是，他决定一举端掉该营的同时独立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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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工农武装部队。此外，刘志丹还瞭解到谭世麟并没有发觉他们准备利用民团武装进行兵暴的

总体计划，也就是说刘志丹在谭世麟那里没有暴露身份。因此，刘志丹就将计就计的利用自

己的“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骑兵第六营营长”的身份诱歼太白镇敌军。1930 年 9 月 30 日，

刘志丹制定作战计划，即由刘志丹、杨树荣以商借粮草的名义活捉太白镇守军营长黄毓麟、

副营长王凤珠；以庐仲祥负责缴敌军第一连的枪支；以刘约三等人负责警戒。10 月 1 日，刘

志丹按原计划行事，击毙黄毓麟、王凤珠，击溃太白镇守军，缴获长短枪 60 余支、骡马 50

余匹。“刘志丹太白收枪”由此在陕甘边地区广为流传。刘志丹的队伍很快扩大到 400 多人，

编成四个连。但不久就被陇东军阀陈珪璋击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利用与国民党军宁

夏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的谈判依托苏部，相机起义。刘志丹遂接受苏雨生的统领，以苏部

团长名义驻防职田镇。1931 年 5 月，高岗奉中共陕西省委的指派到职田镇与刘志丹取得联系，

省委要求刘志丹扩充队伍、打出红旗。不料，刘志丹被当地豪绅告发，苏雨生扣押刘志丹，

软硬兼施、不得要领。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人的营救，刘志丹出狱转去平凉陈珪璋部继续

从事兵运工作。在陈珪璋不的兵运工作遭到了几乎以往同等的命运，刘志丹幸好在陈部同情

革命的军官的保护下得以脱险。反复几次失败的单纯兵运工作更增加了刘志丹回到南梁地区

揭竿而起的决心，后来他说：“ 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他和马锡五回到南梁，很快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保护，刘志丹

在这样的条件下，与马锡五一道开始认真考察南梁地区的主题

环境，他得出结论：第一，南梁土地兼并严重，当地百姓苦不

堪言，这是发动革命的 佳土壤；第二，南梁有大梢山，山高

林密，易于隐藏、游击；第三，南梁自然资源丰富，便于养精

蓄锐。刘志丹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

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里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

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地区为根据地

不仅是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

轫。

刘志丹在南梁发展武装主要依靠的是马锡五、刘景范（劉

志丹的弟弟）、赵连壁、杨丕胜、贾生才等人，其中赵连壁是

个关键角色。赵连壁，乳名“二娃”，南梁白沙川杨树渠猎户出身，为人正直、骁勇，是刘志

丹的表弟（也是刘景范的表兄）他曾经带领饥民造反，消灭了几个富户，在当地名气较大。

刘志丹对赵连壁说：“不能光为填饱肚子，要为天下穷人打算。”在刘志丹的启发下，赵连壁

在南梁联络各路饥民首领，给后来南梁游击队的创建打下重要基础。“刘志丹太白收枪”的重

头戏——报信就是赵连壁的功劳。此后，赵连壁在合水县的贾家沟圈拉起一支 200 多人的武

装队伍，与平定川杨丕胜（麾下 200 多人）、蒿嘴铺的贾生才（麾下 100 余人）形成刘志丹南

梁游击队的主干。军阀陈珪璋一度拉拢赵连壁，许以“营长”的官职，赵连壁说：“给刘志丹

当兵，也不给陈兔子（陈珪璋）当营长。”刘志丹对赵连壁一部比较重视，他专门派了马锡五

去贾家沟圈赵连壁所在地进行正规化的整顿。与此同时，刘志丹也加强了与其他两部即杨丕

胜、贾生才的联络。1931 年 9 月，刘志丹、马锡五在合水县倒水湾地区对三支游击队进行整

编、组合，史称“倒水湾整编”。经过整编，队伍编成三个大队（一作三个营），第一大队大

队长赵连壁、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丕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

贾生才。马锡五任军需官，刘志丹任总指挥。“倒水湾整编”是中共西北武装斗争史上的重要

事件之一，是中共建立新型武装的重要尝试，其实际意义并不在毛泽东的“三湾改编”之下。

刘志丹亲手创建的“南梁游击队”以中共陕甘地区第一支武装的身份，为形成中共在陕甘等

地独立领导革命的武装新局面创造了难得的先决条件。特别是通过刘志丹的耳提面命，赵连

壁等一大批人已经自觉的从杀福济贫的饥民首领成长为中共武装割据斗争中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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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甲原缴枪事件

──────────────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很快收到了敌方的“见面礼”，张廷芳部、陈珪璋部先后派兵围剿。赵

连壁奉命诱敌深入，在二将川一带痛击张廷芳部。杨丕胜、贾生才也大败陈珪璋部，陈部营

长张天禄战场起义，率部加入南梁游击队。1931 年秋，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黄子文、

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师储杰率领的商贩队会师，掀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新篇章。也

因为这次胜利的会师，使得原本平静的西北革命阵营中泛起一波又一波的不谐的涟漪，而这

些事件的背后都与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阎红彦有著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貌似普通

的隔阂、冲撞、误解以及仇隙，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纠缠，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阎红彦、高岗、张秀山等一大批西北党史上赫赫有名的领导人均被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由

于这些恩怨是非的发展、发酵以至于在中共党史也都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所以，我们对阎

红彦其人要做必要的介绍。

阎红彦“三甲原缴枪事件”的主角之一

阎红彦（1909-1967），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是谢子长的同乡。1925 年 4 月经李

象九介绍在宜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 16 岁。清涧暴动前夕，阎红彦担任唐澍的交通员

和护目（警卫排长），同唐澍、谢子长关系日益密切。清涧暴动失败后，得到中共地下党员张

汉民的帮助脱险，以后辗转到山西受命陕北特委参与组建晋西游击队。当时的情况是，中共

山西省委先后派出拓克芳、黄子文等人与陕北特委派出的吴岱峰、杨仲远（又作杨重远）、阎

红彦等人一道组建晋西游击队，在众多派出人员中，阎红彦并不特别引人注目。1931 年春夏

之交，在孝中阳、汾阳交界处成立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芳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治委

员，阎红彦任副大队长、队委员（党委）组织委员。同年 6 月，由于游击队内部成员指责拓

克芳、黄子文“右倾”推举阎红彦接替拓克芳出任大队长，杨仲远随即也接替黄子文担任了

政治委员。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号称大队，其实数量非常有限，当活跃在山西陕西一带的商

贩武装加盟进来的时候，晋西游击队才稍有起色。商贩武装中比较著名的头子分别是师储杰

和“三杨”（杨琪、杨鼎、杨森）。师储杰、杨琪这些人多数出身西北军中下级军官，文化不

多，但对现状比较不满，尤其看不惯陕西军阀的横行霸道、鱼肉乡里。即以杨琪为例，他早

年做过高桂滋手下的排长，因为厌恨军阀队伍中的习气，准备独立拉起一支武装，不料被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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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秀知道，派人专门伏击杨琪，把杨琪打伤，一怒之下的杨琪干脆拉起了杆子，以“保护商

贩”为名处处与军阀作对。1931 年 9 月，杨琪率领的商贩武装在安定县遭遇晋西游击队第一

大队，此时晋西游击队基本被打散，仅剩下 30 余名骨干。对于晋西游击队的名声，杨琪早有

耳闻，佩服他们劫富济贫的勇气，二者一拍即合，约定了：服从红军的指挥；不得侵犯群众

利益，买卖公平；不准强奸妇女等三项主张，从此杨琪的商贩游击队就成了晋西游击队第一

大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琪部有 70 多人、枪），此后师储杰也加入进来，至此，晋西游击队

扩大到 200 多人。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与师储杰、杨琪等人的商

贩武装合并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杨仲远任政治委员，该支

队被称为“师大队”。“师大队”名以上是师储杰“当家”，其实是杨仲远、阎红彦等人掌握实

权。“师大队”在与国民党军连续交手以后遭到围追堵截，他们跑到山西、陕西交界处，得知

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比较活跃，准备与刘志丹会合。对于刘志丹，师储杰、杨琪、杨森、杨

鼎他们并不陌生，因为此前刘志丹曾经派遣李力果等人专门到商贩武装中做过争取工作，给

他们留下的印象很深。杨仲远、阎红彦鉴于陕北游击支队还不能独立完成抗击对手的现状，

也同意和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合并。

1931 年 10 月 20 日，刘志丹所部—南梁游击队、师储杰、杨仲远、阎红彦、杨琪所部—

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林锦庙会师。双方都很激动，阎红彦把随身佩带的一把驳壳枪送给刘志

丹作为见面礼。10 月 30 日，谢子长奉中共陕西省委的指派与刘志丹一道领导这支队伍，谢

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支队长。会师后整

编的游击队人数多达千人以上，陕西省委又因此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准备公开打

出旗号与国民党较量。而刘志丹则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利用军阀陈珪璋进行内讧的机会从陈那

里获得补充、给养。游击队尽管人数上有了新的发展，可摆在面前的枪支弹药、粮草冬装等

实际问题却始终困扰著大家，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认真解决这一问题，那么，队伍将不战自

垮。

刘志丹提出的主张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后来证明这一主张有著先见之明和不同

凡响之处。但在当时却受到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激烈反对，阎红彦还给刘志丹扣上“右倾”

的帽子，以至于多年之后，阎红彦在他的回忆文章《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一文中喋喋不休

地不点名地抱怨刘志丹。

通过谈判，陈珪璋很快同意了刘志丹的条件，给陕甘游击队派出修械工人 20 多名、军医、

护士 2 名，補给冬装 1000 余套、军饷 3000 余元，给予刘志丹编制为陇东暂编 13 师警备骑兵

第二旅，谢子长人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仲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

队伍经过充分的修整很快恢复了元气，士饱马腾，随后一举击败陈珪璋，再次亮出了红军的

旗帜。1932 年 1 月，在陕西正宁县柴桥村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

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2 月 12 日在正宁县三甲原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设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

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刘景范在《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中回忆，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杨鼎、第二大队大队长杨

桐、第三大队大队长杨琪）；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任，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

连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丕胜，副大队长白冠武，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才、

副大队长郭聚山（一作古聚山）。白锡林任警卫大队大队长。

就在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谢子长、阎红彦等人就藉口反对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

一手挑起内讧，并且公然扣押刘志丹、枪杀赵连碧、郭聚山，史称“三甲原（三嘉原）缴枪

事件”。（注 9：因在三甲原一带发生该事件，故以三甲原命名。根据《陇东革命斗争大事记》

记载：1932 年 1 月下旬，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达三甲原一带，刘志丹、马锡五驻扎细嘴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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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进行整编。2 月 6 日发生“三甲原缴枪事件”）关于“三甲原缴枪事

件”，有关当事人的说法可谓各执一词。例如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的阎红彦就始终认为“三甲

原整顿队伍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等于‘三湾改编’，是为建立工农红军扫清障碍。”（注 10：

何家栋著《阎红彦的代理人想干什么？》载邢小群著《往事回忆—中国著名知识份子访谈录》，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5 月第一版，第 120 页。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

不仅阎红彦这么认为，原来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分子诸如吴岱峰、马佩勋等人也如此认为。但

另外一些当事人如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杨丕胜等则对以上说法予以否认。那么，这件事的

是非曲直到底又是如何呢？我们就来仔细回顾一下“三甲原缴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

“三甲原缴枪事件”的表层是为了整肃军纪，其实质则大相径庭，涉及到谢子长、刘志

丹的政治分歧。当时，谢子长、荣自卿（一作荣子卿）等人认为应该尽早的打出红旗，树立

起共产党的标志，但刘志丹不同意这么草率。刘志丹不是反对打出红旗本身，而是反对在条

件不成熟的时候蛮干。这也是刘志丹从“清涧暴动”、“渭华起义”中得到的教训，刘志丹的

武装割据思想的核心点与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经验”有异曲同工的地方，那就是尽一切

可能创建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惜与军阀、土匪相周旋，甚至可以利

用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给革命涂抹上一层保护色，像前面刘志丹提到的“三种颜色”的斗争

方式就是 典型的。而谢子长等人株守中共陕西省委的教条思路，所要走的还是当年唐澍搞

出来的那一套“清涧暴动”的翻版。事实上，这种表面看起来“无比革命”的打算、做法早

就被证明只能获得四处碰壁的结局。谢子长为了贯彻这一“左倾”的主张，不断去做刘志丹

的工作，刘志丹不同意。谢、刘争论的焦点本来是是否依托军阀陈珪璋部、是否尽快亮出红

旗。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见刘志丹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转而套用“清涧暴动”时唐澍对待

李象九的极端手段即“缴枪”。，当事人之一的吴岱峰回忆：“ 后一次队委会议在讨论是否打

红旗的问题时，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执行省委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

先清理内部收缴赵二娃部的枪，然后立即打出红旗。”（注 11：吴岱峰《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

建和发展》）马佩勋也回忆说：“有一天，谢子长在这里开会研究部队整顿问题。…会议确定

要枪毙赵二娃，缴二支队的枪。这次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注 12：

马佩勋《陕甘边革命斗争片段》）吴岱峰的回忆中模糊了一点，那就是中共陕西省委只是同意

先行亮出红旗，而并没有具体指示要采取激烈的“缴枪杀人”的手段。关于这一点，马云泽

回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再次指示部队，要根据斗争的需要，尽

快打出红旗，”（注 13：马云泽《回忆陕甘游击队的建立及活动》）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

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尽快打出红旗”的前提是“要根据斗争的需要”。而就在陕西省委给陕甘

边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对于那些不能遵守党的纪律的分子的处置，省委也只是强调：“加以毫不

客气的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的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

淘汰出去。”（注 14：《陕西省委给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1932 年 1 月 20 日）对照省委的指

示信，谢子长等人密谋缴枪杀人的举动已经离题万里了。而且，不论是吴岱峰还是马佩勋都

提到一点，那就是这次涉及到第二支队重大人事更动的讨论，竟然不通知二支队负责人刘志

丹参加，而枪决赵连碧这样重要的骨干分子竟也不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完全有谢子长等

少数人进行秘密操作，这种行为也就难怪后代党史界对谢子长等人的出发点表示质疑。

关于 1932 年 2 月 6 日发生的“三甲原缴枪事件”的过程，也是众说纷坛。建国后担任宁

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马佩勋是这么回忆“三甲原缴枪事件”的──腊月天，我们接到了省

委指示，部队离开南梁，经子午岭，向甘肃正宁三甲原一带转移。路过任家堡子时，遇到了

反动土豪的抵抗，土豪有 10 多条枪，加上堡子里的老百姓在土豪的蒙骗下，也扔出砖头石块

打我们。命令还没下，部队已经一窝蜂似的攻了上去，拿下堡子，结果打、砸、抢了个一塌

糊涂。堡子了的男人被打死打伤不少，女人被强奸，大姑娘吓得用烟煤灰把脸摸得黑黑的，

有的姑娘跑到二大队被我们保护起来。尤其是后来赵二娃带人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强奸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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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群众纷纷跑来告状。这下，可把子长同志气坏了。他说：“这哪里像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当即，子长同志召集二大队积极分子会议，我记得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上，子长同

志作了动员。他说：“我们这个部队纪律这样差，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

他还特意点了赵二娃的名。子长同志动员以后，下决心整顿部队，解决赵二娃的问题。部队

集合后，按预先布置，我们二大队站在队伍的前头，白锡林、阎红彦就站在赵二娃的身边。

子长、志丹都背着枪，站在一个高土台子上。子长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

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说著，子长

同志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下赵二娃的枪！”赵二娃刚要反抗，就被站在他身边的白锡林

一枪打到。其他人听说缴械，丢下一二十条枪都吓跑了。这时，我看到志丹站在土台子上一

动不动。表情严肃镇定。直到后来，我也没有听到刘志丹对此事表示过什么。据我看，志丹

同志是知道这件事的，──（注 15：引自马佩勋著《记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在这篇回

忆文章中，马佩勋强调“据我看，志丹同志是知道这件事的。”可就在马佩勋同样的回忆文章

《陕甘边革命斗争片段》中却自相矛盾的说过：“会议确定要枪毙赵二娃，缴二支队的枪。这

次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由此可见，马佩勋自己都搞不清楚刘志丹到

底知道不知道缴枪的起因。这且不论，马佩勋回忆中专门指出赵连碧被枪杀的主要原因是“带

人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强奸妇女”，与马佩勋具有相同回忆的还有雷恩钧、李维钧、阎红彦

等。雷恩钧回忆：“大约在 1932 年 2 月 3 日，谢子长召开党员会议，…谢子长说二支队不守

纪律，把农民的农具都损坏了，特别是夜里出去抢人，群众反映很大。…我（雷恩钧）记得

会前的某天，赵连碧大队拉了 100 多毛驴回来，圈了一院子，说是他们打土豪拉回来的。阎

红彦把情况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觉得奇怪，一个土豪哪能有这么多毛驴？后来，群众来找

部队领导，说赵连碧抢了他们的毛驴，见谁的拉谁的……”（注 16：雷恩钧《从晋西游击队

到西北反帝同盟军回顾》）李维钧回忆：“在新堡、三嘉原一带活动时，二支队有人夜间出去

抢劫，群众多次告状。因为东西分配不公，内部也经常有人告状。……同时也有不少群众来

告其他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特别是告赵二娃这个队的人 多，这个队大多是夜晚派人出外抢

劫、奸淫、掳掠，不分贫富、见财就抢，见妇女就强奸，群众怨声载道……”（注 17：李维

钧《战斗中成长的陕甘游击队》）阎红彦回忆：“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

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著女人一块跑。”（注 18：《从“吴运铎”到“刘志丹”

──何家栋访谈》，载邢小群著《往事回忆》，第 102 页）

中共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三甲原缴枪事件”的主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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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钧、马佩勋、李维钧、阎红彦都来自于晋西游击队，与谢子长声气相投，他们众口

一词的评价赵连碧乃至刘志丹的二支队的情况是否属实，颇可存疑。例如雷恩钧回忆的有关

赵连碧“抢”群众毛驴的事情，刘景范就有不同的记忆：“部队到了三嘉原（即三甲原-引者

注）后，我们按个别清理的办法遣送了一些人。我们二支队一大队清理出去 10 个人，走时每

人给一头毛驴（打土豪没收的）。当时部队生活很困难……只有打土豪。所以，二支队就派赵

连碧带人去打土豪。我们在宁县香炉寺打了个寨子，没收了土豪 1000 银元及一些大烟土和几

头肥猪，还驮了些麦子。年三十会餐，每人还发了两块钱买鞋袜。一支队也出去打了些土豪。”

（注 19：刘景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从刘景范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赵连碧出去打土豪是二支队的决定，不仅赵连碧所在的第二支队出去打土豪，第一支

队也出去；第二，第二支队打土豪战果显著，所属的战士分到的成果多一些。王世泰曾就赵

连碧早年做过“土匪”的经历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他说：“赵（指赵连碧）系保安县人，雇农

出身，家境困难，外出占山为王实属迫于无奈。”（注 20：王世泰《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等到赵连碧投身革命以后，他按照刘志丹的指示“通过哥老会的关系，将潜伏在陕甘交界林

区内的小股土匪逐一改造、争取、团结、收编为革命力量。先后争取改造和收编了李根娃、

藏金狗、白黑狗、马花狗这些土匪头子及其部下。使这些一贯为非作歹的土匪悔过自新，重

新做人。”（注 21：《中共志丹县委、县政府关于赵连碧同志平反的同志决定》）如果赵连碧自

己就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话，那么有何谈“使这些一贯为非作歹的土匪悔过自新，重新做

人。”？1931 年 11 月，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赵连碧、杨森、刘约三等 18 人在庆阳新

堡结成金兰兄弟，拜把子的誓词是刘志丹亲自拟就的，内中有“我弟兄志同道合、结为金兰，

在中国革命战线共同奋斗”的字眼。（注 22：《庆阳县志》第 26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8 人结义是发生在 1931 年 11 月下旬，而三甲原缴

枪事件发生在 1932 年 2 月 6 日，前后相隔不过两个月，很难想象俩个多月之前还属于“志同

道合”的“兄弟”，两个多月以后就忽然变成了“夜间外出抢劫、奸淫”的暴徒？何况，如果

赵连碧匪性不改，何以刘志丹屡次对其委以重任？张邦英回忆在正宁县驻扎时，刘志丹所属

的部队一个马伕在开拔前，拿走了群众一条布腰带和一只鸡，随后群众前来告状，刘志丹第

二天就召开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当场判处这名马伕死刑。（注 23：张邦英著《片段回忆》，第

147、148 页，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一版，以后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一个

马伕仅仅拿了一条布腰带和一只鸡就被刘志丹严令枪毙，倘若赵连碧公然抢劫群众财物，刘

志丹会宁不见此？如果按照阎红彦的说法，“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那么，又怎么解释陕

甘边百姓对刘志丹队伍的支持？甚至到了以身相许的地步。周恩来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

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这又当何解？张邦英回忆说：“志丹同志对部队的纪律

要求也很严格，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等，必须付钱，即使群众不在家，

也得将钱留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记得部队在打开合水县城后，曾分发给每个指导员三元钱，

我把它缝在衣袋里，一个也未用， 后都是在紧急情况下替部队给群众付饭费了。对于群众

的东西，一点也不准拿。”（注 24：张邦英著《片段回忆》，第 147 页）而中央红军出身的宋

任穷在 1936 年 3 月下旬与刘志丹率红 28 军进入神木、府谷等地时就亲眼目睹了当地群众对

刘志丹的种种热爱之情。（注 25：宋任穷注《宋任穷回忆录》，第 87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二版，以后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关于阎红彦提出的刘志丹部队“吸大烟”

问题用今天的眼光看似乎是天大的罪恶，其实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比如张秀山就曾经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亲口对与会者说过：“南梁群众很多是鸦片烟杆子，太

白川有些群众说，你们要禁止种鸦片烟，我们就要搬走了，搬出苏区，搬到国民党住的地方

就可以种大烟，就可以抽大烟。他们如果真搬走了，军队来了以后，连做饭的锅都没有，连

饭都吃不上。因之便对那里的老百姓让步，说今年、明年不禁止，过两年之后再禁止。”（见

张秀山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5 日）在这种大环境下武装起来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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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自然无法一时改掉吸食大烟的毛病，晋西游击队改组、改造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废止吸

食大烟这一条，马文瑞就不同意，马文瑞认为对”准备戒大烟瘾“这一条暂时不提为好，因

为一些人大多吸食鸦片，难以接受，仓促改掉这个毛病，不利于队伍的团结，马文瑞的意见

其实也是代表了中共陕北特委的意见。（《马文瑞传》，第 41 页）而我们都知道，这支晋西游

击队的领导人之一就是阎红彦，也就是说包括阎红彦自己领导的队伍中也有吸食大烟的问题，

那么何以独责刘志丹？何以在若干年后还把这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当作刘志丹”治军不

严“的罪过一再谈及？是阎红彦健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直至六十年代，李建彤撰写小说《刘志丹》到陕西寻找素材时，陕北的一些普通群众听

说是来写”老刘“（当地群众对刘志丹的亲热称呼）的，主动给作者带路。中共历来主张“群

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可就在这些个雪亮的眼睛下，阎红彦等人公然编造谎言，诋毁刘志丹、

赵连碧，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土匪”？1980 年，中共志丹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式给

赵连碧平反昭雪，确认其为革命烈士，文件中指出：“赵连碧同志在刘志丹同志的影响和领导

下，对党对人民忠心赤胆，为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一马当先，积极协助刘志丹组织

筹建革命武装。在与敌人的生死较量中，他舍生忘死，英勇杀敌，克敌制胜。他没有死在敌

人的屠 下，却被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诬陷致死。他的死是沉痛的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

吸取。”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被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诬陷致死”这句话的分量是显而

易见的，所谓的“土匪”、“抢劫”其实都是污蔑，而枪杀赵连碧则是有预谋的内讧。

“三甲原缴枪事件”的高潮是枪杀赵连碧、收枪刘志丹，而这一黑幕的全过程的演绎历

来也是说法不尽统一。马云泽回忆：“在三嘉原细嘴子原上一个平底召开整军大会，谢子长讲

了话，并宣布了赵二娃的错误，点名让其出列。赵不仅不出列，反而企图抢枪行凶，当即被

站在对面的白锡林开枪打死。杨丕胜见势不妙逃走了。会场一时混乱，警卫队一个姓许的战

士（后因搞反革命活动被部队枪毙）便擅自收了刘志丹的枪。我当时喝令将枪还给刘志丹，

刘志丹却笑说，叫他拿着嘛，谢子长亲自把枪还给了刘志丹。”（注 26：马云泽《回忆陕甘游

击队的建立及活动》）雷恩钧会议：“谢子长讲话，内容是要遵守革命纪律。子长 后说，我

的话完了。白锡林随即一枪就打死了赵连碧，一支队就开始缴二支队的枪。刘志丹站在旁边，

莫名其妙，一个战士过去将刘志丹的枪也收了。（后听说此人叛变，被枪毙了）吴岱峰问他：

‘你为什么收刘志丹的枪？’志丹说，没关系，让他收去。谢子长知道了，叫把枪还给志丹。…

有人说把志丹关押了 7天，没这回事。志丹不知道收枪，这是事实。”（注 27：雷恩钧《从晋

西游击队到西北反帝同盟军回顾》）李维钧回忆：“谢子长站在石碌碌上讲话，刘志丹站在谢

子长旁边。谢子长讲话大意是……我们现在成立执法队，谁犯了纪律就不客气了。接着他问

能不能执行，大伙喊能，喊声刚落，就听砰的一声，胡廷俊把赵二娃打死了，接著阎红彦下

令缴二支队的枪。”（注 28：李维钧《战斗中成长的陕甘游击队》）吴岱峰回忆：“腊月二十八……

总指挥谢子长……接著宣布收二支队的枪，赵二娃一听要收枪，两手按住两把盒子，准备抵

抗，站在赵二娃一旁的警卫队长白锡林……开枪把赵二娃打死了。……缴枪后，……刘志丹

对收枪不满，谢对刘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注吴岱峰《陕甘边

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马佩勋回忆：“谢子长话音刚落，白锡林用手枪一枪就把赵二娃打

死了。”（注 30：《陕甘边革命斗争片段》）刘景范回忆：“1932 年 2 月 6 日（农历正月初一）

早晨，……谢子长讲话，没讲几句，一支队的警卫队长白锡林一下把赵连碧抓住，被阎红彦

一枪打死。”（注 31：刘景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杨丕胜回忆：“三嘉原整编

的情况是，那天部队集合到一块，谢子长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赵二娃是老土匪，杨

丕胜是一年半土匪。’当时，赵二娃跟前站著阎红彦、白锡林、强龙光等四五个人，我跟前每

人，谢子长说：‘收赵二娃的枪。’不知是谁把赵二娃打死了。谢子长又喊：‘一支队缴二支队

的枪。’……这样一支队就把二支队的枪缴了。”（注 32：杨丕胜《三嘉原整编点滴》）张秀山

回忆：“两支游击队合编不久，部队发生了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三甲原缴枪事件”。有人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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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整个二支队三

个大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开枪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

和三大队副队长。吓得师储杰带着 100 多名游击队战士，投奔了杨虎城部。这个事件使刚刚

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受到严重损失。”（注 33：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40 页）。

通过对上述当事人回忆的盘点，我们可以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赵连碧是被白锡

林、阎红彦所杀，因为谢子长与阎红彦等人早有预谋，准备充分，赵连碧猝不及防以致死于

非命；第二，枪杀赵连碧、郭聚山不是主要目的，三甲原缴枪主要针对的是刘志丹。当事人

回忆那位姓许的战士缴刘志丹的枪绝不是偶然的，其背景也不是孤立的。谢子长对刘志丹说：

“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这句话的潜台词非常明显，试想，如果刘志丹

麾下的都是“土匪”，那么，刘志丹又是何许人也？第三，白锡林、杨仲远、谢子长都是“清

涧暴动”出身，特别是白锡林与阎红彦的关系密切，同属谢子长一派。渗透在“三甲原缴枪

事件”过程中的核心就是宗派、山头之争。（“三甲原缴枪事件”发生后即 2 月 12 日成立的中

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

大队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阎红彦、杨仲远、吴岱峰、

白锡林等原“晋西游击队”的骨干成员彻底主导了这支部队）

谢子长与阎红彦、杨仲远、白锡林等人早有历史的渊源，他们势力虽然在西北反帝同盟

军 弱，却也来头 大。谢子长一直以西北中共的正统自居，即便是在他后来诬指刘志丹是

“老右倾”的时候仍旧没有放弃这一思路。联系到我们前面提及的清涧暴动之后，唐澍、谢

子长就因为无端猜忌李象九而闹到“缴械”的地步，如今谢子长在“三甲原缴枪事件”中再

度担纲担任主角。而阎红彦、白锡林等人出于地方派系的利益的考量，特别是对刘志丹的一

些正确主张的抵制，自然也就天然的同谢子长一拍即合。反观刘志丹在这起内讧中却相对比

较克制，始终以大局为重，连马佩勋多年以后也不得不承认“我看到志丹站在土台子上一动

不动。表情严肃镇定。直到后来，我也没有听到志丹对此事表示过什么。”可是，作为事件的

重要参与者的阎红彦直到多年以后还耿耿于怀地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

（注 34：邢小群著《从“吴运铎”到“刘志丹”──何家栋访谈》）

“三甲原缴枪事件”是一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极端宗派活动，即便是在中共早期的武

装斗争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这起事件留给西北各派势力的伤害无疑是很大的，而且随著以

后斗争形势的发展，这个伤痕非但没有愈合，反而进一步扩大， 终演化成为党内 大的几

起政治事件之一。仅就当时而言，“缴枪事件”发生后，师储杰惧于赵连碧等人的悲惨下场，

立刻带人拖枪逃跑，甚至准备用更加血腥的手段处置谢子长、阎红彦，幸而被他人阻拦而作

罢。用张秀山的话说就是“这个事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受到严重损失”。一直到 198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终于下发第 103 号文件，文件强调指出：“1931 年 10 月，刘志丹同志领

导的南梁游击队同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支队

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

支队长。部队进驻正宁县三甲原后，谢子长同志和部分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

部队不稳，于 1932 年 2 月 6 日（春节）缴了第二支队的枪（有的称“三甲原缴枪”）。队伍成

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

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

好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注 35：《中央同意冯

文彬宋石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 年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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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期）这份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批评谢子长、阎红彦、白锡林等人的严重错误，但内中矛头所指

是显而易见的。阎红彦等人一直坚持的“三甲原缴枪事件完全正确”的观点遭到了全盘否定，

而对于刘志丹等人受到的委屈间接予以说明，尽管继续模糊刘志丹、谢子长的分歧，以所谓

的“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来掩盖刘、谢之间的巨大分歧、争斗，但多

少肯定了刘志丹的以大局为重的可贵之处，指出了刘志丹在中共西北革命与红军发展中的“杰

出代表”的地位。

3.苦撑危局

───────────

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的指挥下主攻陇东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国民党军的大小头目

正忙于内部混战。可是，谢子长初战不利，1932 年 3 月 20 日，陕甘游击队进攻正宁县县政

府所在地──山河镇失利。4 月 13 日在当地赤卫军和农民等近千人的帮助下，谢子长再度指

挥游击队进攻山河镇，仍旧未能攻克。当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撤销

了两次未能攻克山河镇的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5 月 10 日指派刘志丹担任总指

挥。这时担任游击队政治委员的李傑夫（高维翰，蒋经国的留苏同学，后叛变）与游击队政

治部主任黄子文主张“南下三原”即坚持南下三原打游击，建立渭北根据地。黄子文这么主

张自有他的道理，黄子文是陕西关中人，与习仲勋是同乡，两家只隔一条河。习仲勋后来如

此评价黄子文──“黄子文同志是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是陕西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

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却很有见解。早

在 1928 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 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

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

黄子文是“黄埔”出身，“4.12”以后回到家乡“闹红”，成功的领导渭北地区的农民暴

动。中共渭北特委成立，他就和李傑夫搭班子，李傑夫是书记，他是宣传委员。可他对李傑

夫的一些“极左”的主张并不满意，习仲勋回忆说：“黄子文在工作中能从实际出发，对当时

‘左’的一套很不满意。那时，李傑夫、贾拓夫、陈建文等人来到渭北，搞‘左’的一套，

他们不从当时实际和斗争需要出发，极力主张分配土地，建立公开政权，而黄子文不同意分

配土地，争论很大，他们指责黄子文‘右’倾。现在看起来，黄子文当时的意见是对的，他

们太‘左’了。”从习仲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子文其实是一个特立独行、较有主见的

人。他之所以与李傑夫一道赞成回到渭北建立根据地，主要还是基于他对那里情况的熟悉。

习仲勋说：“武装斗争的火焰在渭北却没有熄灭过，一直到全国解放。”这说明渭北的群众基

础好，这是开拓、建立牢固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但是，黄子文的意见遭到刘志丹的反对，刘

志丹认为“桥山连接陕甘，地域宽广，地形复杂，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敌人在这一带的统

治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游击作战，同时还可以扩大骑兵，实现步骑配合作战，提高游击队

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站在刘志丹这边与黄子文、李傑夫唱反调的还有杨仲远、白锡林等人，

刘志丹虽然不同意黄子文的建议，却是就是论事，而白锡林等人则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打自

己的小算盘。谢子长离开游击队总指挥的岗位，刘志丹继任，这在阎红、白锡林等人看来无

异于“眼睛里进了沙子”，他们急于寻找机会进行再一次的“换马”即撤换刘志丹，扶助阎红

彦上台。这时候，正好赶上黄子文与刘志丹的分歧，白锡林等人很快抓住这一机会，故意散

布黄子文同刘志丹之间的正常争论，甚至抬到了所谓分裂革命队伍的吓人的地步。阎红彦就

在这样的气氛中登场了，他表面上支持刘志丹的主张，实际上则热衷于改组游击队的领导成

员，在他的一手安排下，“梁掌会议”（因会议在梁掌堡召开，故名梁掌会议）决定：红军游

击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保山，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

大队长兼政委（后政委由高岗担任），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阎红彦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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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刘志丹成为游击队的第三任总指挥。

阎红彦出任总指挥并没有改变游击队的困境。7月 23 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李艮前来担

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李艮，又名愚痴，1908 年生，山西长安人。1926 年春在西安省立第三

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同年转入中国共产主义党。后任

中共长安县五楼区委书记，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长安县

委组织部部长，领导了三桥农民暴动。1928 年 10 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1930 年冬

越狱，翌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渭南县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李艮来到游击队以后对阎

红彦的一手遮天非常不满意，他很快把打击阎红彦、杨仲远作为内部整顿的重点。他秘密设

立了一个新的队委员（即党委），把原本被阎红彦、杨仲远、白锡林等人排斥的高岗拉了进来，

成为队委会委员。这样一来把原来已经矛盾重重的内部关系搞得更加复杂，尤其是李艮在军

事指挥上基本是外行，搞的又都是极左的那一套，所以，游击队屡战屡败， 后只剩下了百

余人，李艮眼见交代不了，自己就和黄子文转道回了陕西省委。（1933 年，李艮壮烈牺牲，

年仅 25 岁）到了 8 月底，上级组织又把谢子长给派了回来，重新担任游击队总指挥。在谢子

长、刘志丹的率领下，南下耀县开始新的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月里，刘志丹第一次见到了比

他小 10 岁的习仲勋，两人从此订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发动两当兵变前夕的习仲勋

习仲勋是陕西富平人，1913 年 10 月 15 日出生在陕西富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3 岁考

入镇立学校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 3 月在三原第三师范读书期间

因为参加学潮被捕，4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习仲勋获释后回乡参加农民运动。1930 年

春被派往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在 1932 年 3 月参

与领导了“两当兵变”，事后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员（党委）书记。这次“两当兵

变”与以往的一些类似兵暴遭遇的下场几乎雷同，都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习仲勋后来总结

说：“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

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

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

有坚决遣散，在紧要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够鲜明，兵变后仍旧打著白军的旗帜，

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瞭解，失去依靠。”参与领导“两当兵变”时的习仲勋还不足

20 岁，自然难免产生一些失望情绪，就在 1932 年 8 月的金刚庙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习的

这种情绪仍旧有所流露。刘志丹勉励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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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都失败了。 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

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

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 根本的一条是

要有根据地。”这是习仲勋生平第一次得到刘志丹的耳提面命，不过，刘志丹口中的“根据地

经”并不好念。就在谢子长、刘志丹刚刚在耀县活捉当地民团副总指挥的半个月后再度在攻

打保安一战中失利。这次失利就根本原因来说应该由谢子长负主要责任。1932 年 9 月 24 日

夜，陕甘游击队急行军 90 里保卫宝安县，拟定次日即 9 月 25 日拂晓开始总攻，可是，一路

人马竟然因为迷路导致全军的集结的迟缓，从而给守军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敌方从延安调来

两个连的生力军进行补充，开战以后，游击队遭到很大的损失，不得不退守人烟稀少的平定

川、瓦子川一带。因为战败、饥饿、病痛等一系列原因，游击队上上下下对谢子长的领导产

生了抱怨。他们在自编的歌谣中唱到：“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领兵上陕北啊，打保安失

败回。”“退到墩儿梁，敌兵来撵上。撑住打一仗呀，两家都没伤。”而对于刘志丹，战士们则

如此唱到：“夜住麻地台，士兵没鞋穿。老刘坐灯下呀，连夜打麻鞋。”、“麻鞋打成了，老刘

忙做饭。士兵睡醒来呀，热饭端面前。”10 月 1 日的墩儿梁战役中谢子长负伤，刘志丹代理

全军指挥，正是刘志丹的苦力撑持才得以把 为危险的局面顺利渡过，游击队士兵们唱到：

“官兵同甘苦，好比亲弟兄。失败不灰心呀，齐心杀敌人。”

为了扭转败局、挽救生命垂危的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在南梁的莲花寺召开会议，

决定兵分几路，一路有刘志丹率领去合水塔尔源一带活动；一路由黄子文、杨森率领到三原

武字区活动；一路由阎红彦、杨仲远、杨琪率领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剩下的人马由谢子长

带领留守在平定川一带，等候与中共陕北特委的联系。此后，阎红彦、杨仲远等人率部再度

与谢子长的留守部队会合，发展到了 80 多人，情况略有好转。1932 年 12 月上旬，陕甘游击

队在合水黑木原会合，准备南下淳化，这时，接到中共陕西省委指令，到宜春县转角镇整编，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紧接著，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再度来到游击队，亲自指导游击

队的全盘工作。对于这位杜衡，不但谢子长、刘志丹领教过他的“力度”，就是游击队内部的

基层官兵也一直流传著针对杜衡的“不见省委想省委，省委来了怕省委”的顺口溜。

杜衡当年还是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的时候就以“极左”的面孔出现，因为他的瞎指挥导致

了绥德四师的党组织的破坏。1932 年 4 月，他对谢子长大张挞伐，谢子长是“右倾”、“梢山

主义”等等，撤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这次他来到游击队以后，一方面传达中央

的指示把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实际上是第 26 军第 42 师第 2 团）的决定，一

方面清洗谢子长、阎红彦出局。杜衡三番五次的同谢子长过不去倒不全是“个人恩怨”，也不

全是“极左路线”作祟。主要是陕西省委根据李艮、李杰夫两任政治委员的汇报作出的决定，

这种决定尽管目前还在中共党史界有着一定的争议，但要把帽子都扣在杜衡一个人的身上则

明显不妥。张秀山就如此说道：“杜衡是左倾教条主义，省委也存在左倾错误，但不能因此就

说省委错了，当时省委里和杜衡不一样的人很多。省委决定改组红军队伍的领导是有原因的，

实际情况是有的同志不调离，游击队就不好改编，部队就不好领导，”（注 36：张秀山著《我

的 85 年》，第 43 页）李艮、李杰夫都在报告中强调一点，那就是游击队内部谢子长、阎红彦

等人一手遮天、拉帮结伙，排挤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同志，甚至打击、报复。当然，李艮、李

杰夫片面的强调谢子长、阎红彦的错误却对他们自己的缺陷只字不提或者王顾左右一样也是

不可取的。中共陕西省委正是根据了李艮等人的汇报，结合了谢子长两次担任游击队总指挥

出现的问题，决定撤销谢子长、阎红彦的职务，调他们到上海受训学习（实际是一种惩罚方

式）。但是，这一决定同时还把刘志丹也指责在内，并把刘志丹调离游击队送回省委另行分派

工作，这点引起了队伍内部的骚动，很多人明确表态不同意刘志丹离队。内定出任 26 均 42

师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就表示他干不了团长，杜衡说这是党的命令，王世泰仍旧不服从：“不

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我干不了，老刘、老谢一定要留下。”张秀山也提出异议：“老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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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黄埔、参加过北伐，这支队伍又是老刘、老谢带起来的，他们走了不行。”杜衡尽管可以给

谢子长扣上“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大帽子，却不能考虑一下主要军

事指挥员的意见， 后他决定留下刘志丹，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1932 年 12 月 24 日，中

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第 42 师第二团正式成立，杜衡担任红 26 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团政治委员，

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汪峰任团党委书记，杨琪任管

理处处长，全团共 200 多人。

依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意见，红 26 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辟以照金为核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1933 年春，习仲勋被派往照金等地开展工作，行前，刘志丹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

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

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

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

争。由于这一带 1929 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分粮斗争很快就

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着扩大起来。”1933 年 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

金正式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4 月 5 日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

会，雇农周冬至被选举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到 1933 年 6

月，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香山、西抵淳化、南达高山槐、北到马栏的照金暨陕甘边根据地

初具规模。但是，作为红 26 军的主要负责人杜衡却在军事指挥上完全是外行，他让 26 军（实

际就是红二团）硬攻庙湾民团，庙湾的民团头子叫夏玉山，原来和红军有一定联系，还补充

过弹药给陕甘边游击队，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统战对象，结果杜衡非要取人家的“项上人头”，

但庙湾民团实力不弱，一仗打下来，红二团的骑兵连连长牺牲，步兵连连长张秀山负伤（红

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先队），损失很大。杜衡还把香山寺给烧了，搞的 1000 多名和

尚无家可归，也成了红军的死对头，这种随意树敌、胡乱蛮干的做法让红 26 军 后就剩下了

一个薛家寨。更为糟糕的是在 1933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北梁会议”（因在照金北梁村召开）

上，杜衡鼓动南下渭华的主张，准备放弃照金根据地。这一主张虽然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抵

制，但并没有因此改变红 26 军的命运。党家山会议期间，金理科、习仲勋再次提出反对意见，

杜衡仍旧没有采纳。6 月，红 26 军红 2 团按照杜衡的意见南下渭华，结果招致预料之中的惨

败，杜衡本人被俘叛变，部队基本垮掉，只有刘志丹、黄罗斌、汪峰、吴岱峰等 70 多人幸存。

就在红 26 军南下失败的同时，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率领照金游击队（仅剩下 40 多人）以游

击战的形式保卫苏区，先后在富平、正？、宁县等地建立了 20 多支游击队，为该地区红军骨

干力量的再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3 年 6 月 13 日，渭北游击队、富平游击队联合整编为

红 26 军第 4 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全团共 120 多人。7 月 21 日，耀县的西北军

王泰吉部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耀县县委领导人张邦英、张仲良组建了

耀县游击队，配合王泰吉的起义。

王泰吉，陕西临潼人，1906 年出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经同唐澍、刘志丹一道领导渭华起义，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一度

被捕，由杨虎城保释出狱，陆续担任西北军补充旅副旅长、骑兵团团长等职。王泰吉是与许

权中、张汉民并列的中共陕西“三烈士”之一，他驻军耀县时便与中共秘密组织取得联系，

依然决定起义。王泰吉起义的意义很大，诚如习仲勋所说的那样：“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

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

时刻，王泰吉依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

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并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在王泰吉的身上同样也

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种弱点集中表现为“意气用事”，耀县起义不久，王泰吉就因为耀县民

团头子雷天一的一顿甜言蜜语竟把原本缴械的枪支还给了雷，还让雷带领所部去打另外一个

民团，结果雷天一借机逃走，给起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注 37：张邦英著《片段回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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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137 页）习仲勋也说：“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与部属的关系都

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

腰里装满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

件及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

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王泰吉的这一弱点 后导致了他的不幸牺牲。王泰吉于

1934 年 1 月去说服旧部扩充红色武装，结果被他的原部下马云从出卖，惨遭杀害，时年 28

岁。

1933 年 8 月 14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

议，讨论要不要恢复红 26 军的问题，史称“陈家坡会议”。当时一共有三股武装力量，一股

是王泰吉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一股是红 4 团，一股是耀县游击队。他们的领导人张邦

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杨森以及秦舞山（接替金理科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

习仲勋、高岗、张秀山、李妙斋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黄子祥、王伯栋提出红 4 团还是

回三原打游击，张秀山、杨森等人则认为目前不该分散行动，而是必须团结起来，形成一大

股有效的力量。 后会议决定，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

击队等武装联合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

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高岗担任政治委员还是“陈家坡会议”上的一段不寻常的插曲，这

里做一简单的介绍。高岗，1905 年 10 月 25 日生，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

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22 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受共产党员活动的

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曾任学生会主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被榆林中学校

长杜斌丞收入该校就读。1927 年 1 月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

高岗入党时间是 1926 年）6 月和横山党支部取得联系，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

协会等。1928 年秋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调肤施县开展地下工作。1929

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党的特别支部副书记。1930 年 1 月至 5月任冯玉

祥部骑兵第四师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1932 年 2 月起任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中共队委书记兼第

二大队政治委员。4 月任红军陕甘边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

委在主要负责人杜衡（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肖章（袁岳栋）先后叛变的情况下

受到暂时的彻底破坏，只有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继续坚持工作，他先后以省委的名

义派遣张秀山、杨森等人到红 26 军中担任骨干，高岗此来也是持有贾拓夫的介绍信的。但是，

黄子祥、王伯栋却怀疑高岗的省委特派身份，不同意高岗担任政治委员。黄子祥的兄弟黄子

文对高岗的印象也很差，高岗与黄子文的恩怨后面还要详细提及，这里不赘。秦舞山、习仲

勋不赞成黄子祥的看法，认为高岗的省委介绍信是真实的，应该让高岗出任政治委员。谁也

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完全是出自于工作的争论，使高岗、习仲勋、黄子文、黄子祥等人的关

系由此变得微妙、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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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高岗

“陈家坡会议"结束不久，刘志丹、王世泰在 1933 年 10 月 4 日（中秋节）赶回照金，刘

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负责主抓全盘军事工作。游击队在

刘志丹的率领下分别在 10 月 17 日、10 月 28 日打了两个漂亮仗，解救了被俘的杨丕胜等人。

但是，摆在游击队面前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10 月开始的由西北军杨虎城部发起的第五次围

剿让游击队备尝苦头，照金根据地的核心地盘薛家寨不幸失守。薛家寨的沦陷让刘志丹、张

秀山、高岗等人再次把根据地的建设提到日程上来。11 月 3 日，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中

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

恢复红 26 军 42 师建制，以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杨

森兼任师党委书记。（11 月 7 日，42 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第二，决定建立陕北、陕甘边、

关中三路游击区，开辟三个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这一决定的背景是张秀山提出的“狡兔

三窟”的建议，认为红军受灾一个根据地比较危险，没有回旋的余地，与会者认真的考虑了

张秀山的意见，统一决定由 42 师派出一批干部，分头去开展三个游击区的组建工作。第三，

决定建立南梁根据地。这是与会者研究了刘志丹的提议以后作出了郑重决定。和“陈家坡会

议”一样，“包家寨会议”也是红 26 军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里程碑，用张秀山的话说就是：

“为陕甘边党和红军打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933 年 12 月，刘志丹亲自写就《军事教育大纲》，对红军进行正规化的军事教育。（此

后成立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学校，刘志丹亲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培养连、排级军官）

刘志丹还起草了陕甘边建立三路根据地的决议，这份决议时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在中共西北特别是陕甘斗争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34 年 1 月，王泰吉提出到国民党军

中继续开展兵运工作，拉拢旧部壮大武装，红 42 师师长由刘志丹担任。2月，中共陕甘边特

委在南梁恢复成立，张秀山任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书记。2 月 25 日召开的临时工农兵代表大

会上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

会的恢复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正式成立。从 1934 年 2 月开始，刘志丹

率领红 42 师（暨红 26 军）历时两个多月先后打退谭世麟、张廷芝等人的民团武装的进剿以

及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特别是西华池战役，全歼敌军一个团部、两个营以及一个机关

枪连共 700 多人，被誉为“从照金根据地出发以来，打得 漂亮、 痛快的一仗”，整个战役

不过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刘志丹南下关中，一时有“九战九捷”的威名。由于刘志丹在一系

列军事指挥中享有的较高威望和出色才能，5 月 28 日召开的中共陕甘边特委、红 42 师党委

会的联席会议上，大家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

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以及各路游击队，杨森接替刘志丹出任红 42 师师长。其后，在刘志丹、

张秀山、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扩大到东至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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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川、条梁一带，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七县革命委员会和

赤岸、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等政策的建立上，陕甘边根据

地也自行摸索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路：

一、土地政策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

地。

4、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 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待权。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式来决定。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

1、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

2、成立牧场，养猪放羊。

3、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

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4、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

5、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

6、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

7、发行苏票，流通金融。

三、军事政策

1、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地编到红军里去。

2、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

没收豪绅地方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

3、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

4、奖励游击队员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用。

5、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

6、成立民间递步哨，帮组红军做情报工作。

7、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金和抚恤金。

四、对民团政策

1、对靠近我们的民团，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子新等。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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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

3、此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

样。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也有过不少帮助，

并与我们有关系。对其中的发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

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

3、颁布并宣传禁烟、禁毒、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革命的，可保释

感化。

2、对确实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或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

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

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的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 26 军的排长、连长很多事从白

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开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以上内容为习仲勋回忆）

习仲勋在总结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的时候，特别提到：“陕甘边根据地有一

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

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着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

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

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

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

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习仲勋的这

番评价并不过誉，从“清涧暴动”、“渭华起义”开始到 1934 年年中，长达八年的革命斗争中，

正是因为有了刘志丹所采取的比较灵活、务实的方式，才使得中共陕甘边根据地得以走上正

轨，在刘志丹的带领下，一些昔日的山大王、土匪如郭宝珊等逐渐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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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本并无多少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人如习仲勋等逐渐成长为中共割据政权的领头羊；一

些在旧社会底层游走的哥老会成员如马锡五等逐渐成长为中共开国后政法战线上的模范。

第三节

谢子长、郭洪涛对刘志丹发难的前因后果

1.谢子长与郭洪涛

──────────────

我们前面提到过，中共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组成的。相对于陕

甘边根据地来说，陕北根据地的起步要晚一些。从 1927 年到 1933 年，陕北的党组织活动始

终处在地下状态。而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自“清涧暴动”后开展得也比较迟缓。直到 1932

年 9、10 月间，奉中共陕北特委的指派，毕维周在延川高石崖宣布成了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

九支队，由高朗亭担任队长，全队只有 12 人。以后，九支队改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

先后由强世清、马佩勋等人担任正副队长。为了让这支武装尽快成长起来，红 26 军负责人刘

志丹等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派遣杨仲远、魏武加强支队的力量。在神木南区，还有一支小

规模的武装，由王兆相领导，叫做神木特务队。这些弱小、松散的武装当然不可能对敌人构

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 1933 年 7 月 22 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有力开

展游击战争的问题，这就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上著名的“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地点是在佳县的高祁家窪子召开的，故名“高祁家窪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

陕北特委委员马明方、毕维周、崔逢运，鲁贲（鲁学曾）、常学恭、王兆卿（王兆相的兄长）

以及各方面代表张达志、高朗亭、高长久、崔田夫、崔田民（崔逢吉）等 20 多人。马明方做

政治报告，详尽分析了当时陕北革命斗争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充分说明陕北开展游击战争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与会代表着重就如何在陕北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展开了讨论，一致认为，从陕北革命斗争形势看，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已

经具备：一是有陕北特委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作基础；二是有从红 26

军回来的一部分同志作骨干；三是有红 26 军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援。会议决定：一、发动人民

广泛开展抗粮、抗税捐、抗租债的群众运动；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

三、普遍组织农民联合会、互助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向敌人进行各种

斗争；四、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劳动农民；五、建立革命

根据地，在革命活动比较成熟和巩固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民主政权；六、

大力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

会议增补了高长久、崔田民、崔田夫、张达志为特委委员，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本来，

大家推荐马明方担任特委书记，但是，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孔原照搬苏联重视阶级出

身的做法，主张特委书记必须产生于工人阶级当中，所以，否决了马明方的书记资格，派贺

牛担任特委书记，这点遭致特委的一些人的反对，后改由雇农出身的崔田夫担任特委书记，

马明方专任宣传部长，王兆卿担任军事负责人，崔逢运因为孔原的赏识，得任秘书长，毕维

周任组织部部长，鲁贲负责团特委工作。这次会议在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中共党史如此评价道：“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革命转

变时期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标志着陕北特委对武装斗争有组织准备向武装起义转变；

标志着陕北游击队由秘密向公开转变；它对陕北武装革命和陕北苏区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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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用。”但是，这次会议也因为领导班子的调整埋下了一些隐患，特别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

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孔原对于陕北的党组织领导成员的不满引发了以后一

系列矛盾的产生。而孔原之所以对陕北特委产生不满则与崔逢运、鲁贲、常学恭（后叛变）

的秘密汇报有直接的关系。

陕北特委的第四次会议结束不久，崔逢运、常学恭、鲁贲就自行决定到北平（今北京市）

找上级党组织“控诉”。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让李华生接待了崔逢运等三人，并且认真的

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对陕北特委的恶劣印象由此种下。同年（1933 年）12 月 11 日，李华

生在孔原的授意下召开有关会议，到会的有李华生、李铁轮、郭洪涛、崔逢运、常学恭、鲁

贲。李华生转达了孔原对陕北特委的批判，给陕北特委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这顶帽

子是从苏联学来的，在当时是比较吓人的，孔原同时还指责陕北特委对游击战争消极怠工。

对孔原的这些批评，与会者无不赞成，按照孔原的指示，郭洪涛、李铁轮回陕北特委“加强

工作”，其中郭洪涛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铁轮任青年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崔逢

运、常学恭、鲁贲则留在北平继续工作。中共早期革命斗争中，机构设置十分简略，还没有

后来那样叠床架屋、十羊九牧，党常委不设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就是仅次于书记的第二号人

物。孔原派郭洪涛、李铁轮担任陕北的党、团特委的组织部部长，就是在陕北特委中间放了

一个重要的耳目。其实，早在郭洪涛、李铁轮动身之前的 1933 年 12 月，谢子长已经奉了孔

原之命赶回陕北，主持军事工作。谢子长本来被杜衡给撤了职，发配到上海中央局“受训”，

“受训”期满，谢子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新宠”，被

孔原派往张家口察哈尔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隶属于许权中之下（许权中时任 18 师师长）。

1933 年冬，同盟军失败，谢子长转会北平，与孔原再度取得联系。鉴于陕北的军事形势的恶

化以及陕北特委的“离心离德”，孔原决定派遣谢子长为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全面主持陕

北的军事工作。谢子长在离开北平前夕，急于物色干部，正巧郭洪涛也在北平，谢子长、阎

红彦（同谢子长在上海“受训”之后也回到北平）、郭洪涛三人一拍即合，以往素以坚决“倒

刘（刘志丹）”著称的阎红彦尽管没有一起与谢子长回到陕北，但换上来的这个郭洪涛也一样

对刘志丹等人存有偏见，而这些也正是同谢子长、阎红彦“志同道合”的地方。郭洪涛

（1909-2004），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米脂人。就读于陕北榆林中学，参

与领导反帝反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中学学生会会长。1925 部长毕维周年秋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中共特支书记、中共榆林地委组织部

部长，参与领导陕北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被捕，1927 年至 1933 年被关在太原监狱，曾

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进行狱中斗争。1933 年春，郭洪涛被保释出狱，驻在北平蓬莱旅

馆，此后经过有关人员的介绍，旋即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取得联系，谢子长离开北平

不久，郭洪涛也踏上了赴陕之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之后陆续发生

的一些事情。新当选的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毕维周等人去安定途径镇川堡时被叛徒告密遭到

逮捕，连同同时被捕的其他 5 人一并被枪决，是为“米脂事件”，马明方后来还专门撰文纪念

这六位遇难的烈士（又称“无定河畔六烈士”）。1933 年 8 月 5 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

由高朗亭等人负责。（1933 年 11 月有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还是由高朗亭王兆相等人

负责）8、9月间，陕北游击对第一支队的队长强世清、政委魏武等人先后受伤、牺牲，一支

队损失惨重，决定先把枪埋了，这在当时本无可厚非，可“埋枪事件”却被孔原、郭洪涛等

人抓住把柄，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成了专门整治马明方、马文瑞等陕北特委领导人的一

个重要依据。1933 年 9 月，陕北特委决定成立特务队，保护特委的安全，特委就把游击队二

支队的三把枪调走，随后特务队取消，这三把枪就又调给了三支队。中共素来奉行“党指挥

枪”，游击队三个支队的枪支调拨，特委有权决定，而且也是处在正常的工作范围，与路线风

马牛不相及，然而，“调枪事件”与“埋枪事件”一样都成为稍后来到陕北的“钦差大臣”郭

洪涛下车伊始兴师问罪的来由。陕北特委在马明方的领导下，1934 年上半年之前已经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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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比较好的成绩，先后建立了三块小的根据地，陕北特委本以为中央驻北方代表给他们派来的

谢子长、郭洪涛会在根据地扩展、建设上襄助一臂之力，哪知道他们等来的却是新的内讧。

郭洪涛

郭洪涛是搞“学运”出身，本身就有一些偏激，而且，他从来没有在根据地工作过，对

陕北、陕甘边两大根据地的开辟在 1934 年他回到陕北之前未建尺寸之功，也就更谈不上瞭解

了。但是，郭洪涛却有一个固定的信念，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执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

既定方针，给陕北特委以严厉的“下马威”。郭为人“刚愎自用，横蛮霸道”（张秀山语），刘

志丹曾评价郭洪涛：“狂妄自大、自以为是、领袖欲强，净要别人听他瞎指挥。”（注 38：张

秀山著《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缅怀刘志丹同志》）事实上，刘志丹对郭洪涛的批评可谓一针

见血，郭洪涛的“领袖欲”问题后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也被其他人提了出来。（注 39：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第 40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

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正是在中共主体政治路线的缺失以及怀揣个人私欲的双重作用下，

郭洪涛在中共西北政治斗争史上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此

后一系列严酷斗争的延伸，而在 1834 年 1 月的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又作“南窪村会议”）

就是他粉墨登场的开端。

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马明方

1934 年 1 月，中共陕北特委、团特委在佳县南窪村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

括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李铁轮。郭洪涛在会上传达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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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代表孔原的指示，用“富农路线”、“消极怠工”来概括、形容一年以来的陕北特委的艰苦卓

绝的斗争，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一再给马明方、马文瑞等人上纲上线。原本平常的

“埋枪事件”、“调枪事件”更成了郭洪涛代表孔原指责陕北特委的“导火索”，陕北特委的党、

团负责人马明方、马文瑞瞬间成了“右倾”的“骨干分子”。孔原本来就对马明方等人抱有成

见，加之崔逢运、鲁贲的不实汇报，就此认定陕北特委犯了“路线错误”，而就郭洪涛来说，

他也必须执行孔原的决策，将马明方等人拿下。对于郭洪涛代表孔原所做的传达，马明方、

马文瑞等人据理力争，进行了驳斥。这令郭洪涛比较难堪，进一步认定陕北特委的“头”实

在难剃。会后，郭洪涛立刻把有关会议的情况向未能与会的谢子长做了汇报，取得了谢子长

的支持。从这次会议开始，郭洪涛自恃孔原为后台，逐步把持了陕北特委的大权，他与谢子

长遥相呼应，成为陕北根据地新的“当家人”。1934 年 3 月陕北的党、团扩大会议上，郭洪

涛甚至公开说：“党对陕北劳苦农民的英勇斗争的富农路线的领导障碍了实际工作的推进，使

党远远落后在群众后面……充分地表现出陕北党对于领导群众斗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极怠

工。”（注 40：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的真相》，1983 年 3 月

8 日）谢子长初回陕北，无钱无勇、百废待兴。情急之下只好给刘志丹写信诉苦。刘志丹没

有对以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存有丝毫芥蒂，反而义不容辞的资助谢子长。首先派人给谢子

长送来经费，解决了陕北游击队在经济上的困难。其次，他派出刘约三在 1934 年 4 月中旬率

领合水游击队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在安定县姚家一带一举歼灭敌军营部和一个

排。6 月上旬，刘志丹再派杨森率领红 26 军 42 师骑兵团北上安定（今子长县）袭入？？县

城，歼灭民团百余人，又在安定的周家碱一带迎头痛击进犯陕北根据地的敌军。正是在刘志

丹与红 26 军的帮助下，谢子长才得以将原来失败了的第一支队重新恢复起来，也正是在刘志

丹为首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支援下，到得 1934 年 7 月，陕北游击队才壮大到了 5 个支队、600

余人的规模。1934 年 7 月 8 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郭洪涛

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五三个支队，游击队总指挥部排斥了陕

北游击战争创始人高朗亭，以后还把高打入另册，这是不公正的。7月 23 日，陕北红军游击

队在谢子长的带领下在南梁阎家窪子与刘志丹率领的红 26 军 42 师会合。但是，会合后的两

支部队却因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瞎指挥、乱定性以及谢子长、郭洪涛的推波助澜、

高度介入，使得原就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2.阎家窪子会议上的风波

─────────────────

1934 年 7 月 28 日在南梁阎家窪子村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 26 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

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系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员包括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陕

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红 26 军第 42 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

陕甘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红 42 师团长、政委王世泰、赵国卿等及红 26 军连以上的干

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

干部。联席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应陕北特委的要求，红 26 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

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会议先由杨森代表 42 师党委，讲了红

26 军建立以来部队发展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

发展方针。（此处为张秀山回忆）但是，正当会议按照正常的程式进行时，陕北游击队总指挥、

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突然宣读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 26 军的来信，在这

两封信中，对红 26 军进行了劈头盖脸的指斥，概括起来是五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就在谢子长发难的同时，郭

洪涛也做起长篇大论的政治报告，这份政治报告除了重复以上“五顶帽子”以外，还严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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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责陕甘边特委和红 26 军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严重性在郭洪涛看来已经是“时不

我待”。

在谢子长、郭洪涛的政治轰炸下，陕甘边大部分干部战士心中都充满了不安、委屈和困

惑。张秀山作为陕甘特委书记首先就想不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听了他们的传达和报告，

都感到很惊奇：一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这些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与事实根本不相符

合。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 26 军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到陕北特

委，为什么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 26 军？三是谢子长、郭洪涛把信带到陕甘边，为什么不

交给红 26 军或陕甘边特委先去讨论执行，而是在联席会议上当众传达？四是老谢在红 2 团成

立时，杜衡打击他和刘志丹，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逃跑主义’，现在他回来了，

怎么又把这些说法加到我们身上呢？”（注 41：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74-75 页）张秀

山的四点质疑可以说各个都指到了要害。上海中央局（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

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此不再设在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共

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上海等地白区工作，中共上海中央局也称为白区中央局。书

记李竹声。1934 年 6 月，李竹声被捕叛变，盛忠亮代理书记。10 月，盛忠亮被捕叛变，黄文

杰接任书记。1935 年 2 月 19 日，黄文杰被捕。1935 年 3 月，上海各系统地下党领导人员组

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恢复白区党组织与苏区党组织的联系，负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组织

间的联系，清理、纯洁党组织。7 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又遭大破坏。8 月，接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令：“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当时在上海

的中央各系统党组织有：中央特科、中央交通局、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上海临

时工作委员会、全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中共中央印刷发行部门等。）

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远隔千里，与陕甘边特委以及红 26 军早就不通音问，怎么会突然对陕

甘边的工作横加指责呢？对于这件事的起因，后来“空降”陕北的“钦差大臣”朱理治（上

海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书记）回忆道：“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简称中代）

根据陕北郭洪涛、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 1934 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陕甘边比

较落后。”（注 42：朱理治注《往事回顾》，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

第 44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

我们前面提到过，崔逢运、鲁贲到北平去汇报工作，随后就被留在那里，时间是 1933

年年底。从这份回忆中，我们不难知道，正是由于郭洪涛的秘密汇报，才给孔原乃至上海中

央局对陕甘边特委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也才有了这横空出世的“五顶帽子”。关于张秀山的第

二点质疑即“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 26 军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

到陕北特委，为什么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 26 军？”，郭洪涛则在他的回忆中解释为中央

局与陕甘边特委没有联系，需要由谢子长传递，正好赶上郭洪涛去安定，就把密信交给了谢

子长，这时，正是陕北红军游击队与红 26 军会合，郭洪涛与谢子长便把这两封信交给了习仲

勋。（注 43：郭洪涛著《郭洪涛回忆录》，第 46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以

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但郭洪涛的回忆即把信交给习仲勋这件事在习仲勋的有

关回忆中并没有得到验证。而且，郭洪涛在他的回忆录（第 46 页）中说：“这次会上，由 42

师党委书记龚逢春同志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 26 军的两封密封指示

信。”也存在多处漏洞。第一，当时给红 26 军指示信的是上海中央局，而非上海临时中央局，

因为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于 1935 年 3 月，意即阎家窪子会议在 1934 年 7 月召开时，尚没有

上海临时中央局；第二，龚逢春也不是 42 师党委书记。据张秀山回忆，龚逢春当时是红 42

师宣传科科长，担任会议记录。（参见张秀山回忆录《我的 85 年》第 75 页）这个回忆在张策、

张邦英的有关回忆中也得到了验证。（参见张邦英注《片段回忆》，第 158 页）另据新华社 1978

年12月19日发布的龚逢春悼词中介绍龚逢春的简历如下：“龚逢春同志是陕西城固县人，1929

年即从事革命活动，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陕南军委宣传部长、西北抗日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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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政治部主任、红 26 军政治部主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

政委、陕北省委宣传部长、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晋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中央晋绥分局

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

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西南局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等职。”这里也没

有龚逢春担任过红 26 军 42 师党委书记的记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

史研究室主编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组织序列》中明确写出，红 42 师党委书记从区 3 年 11

月至 1935 年 2 月之间前为杨森，后为张秀山（1934 年 8 月接替杨森）。（注 44：《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组织序列》，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 756 页）第三，这次会议上，宣读中央局和中

央代表的两封指示信的不是龚逢春，而正如张秀山回忆的那样是谢子长。（注 45：中共甘肃

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大事记》中明确记载

在阎家窪子会议上传达两封信的正是谢子长，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 743 页，熊美杰等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以后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另据当事人贺晋年、高

朗亭会议，也正是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这两封信，可以参见贺晋年著《从阎家窪子会议到周

家碱会议》一文和高敬亭著《我所知道的阎家窪子会议及周家碱会议》一文，就是郭洪涛自

己所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一文中也没有提及在会上宣读

来信的到底是谁，只是说龚逢春负责会议记录，从郭洪涛故意隐瞒宣读来信者身份以及他在

回忆录中张冠李戴的以龚逢春“取代”谢子长这一事实看，显然“宣读者”本身在阎家窪子

会议上的表现殊堪玩味）郭洪涛之所以把谢子长的所作所为安在了龚逢春的头上，无非是为

了掩盖他们在阎家窪子会议上的真相。而我们都知道，当初杜衡主掌红 26 军排挤谢子长、刘

志丹的时候就给谢、刘扣上“梢山主义”的帽子，梢山就是山沟的意思，也就是后来王明、

博古等人讽刺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同义词。谢子长因为这顶帽子被迫离开陕

甘边，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如今，谢子长在宣读两封指示信时又把同样的帽子扣给了刘

志丹，不禁令人感到费解。事实上从后来谢子长负伤期间写给孔原的密信的内容来看，谢子

长对于扣在刘志丹头上的这些帽子同样认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要详细谈及，故不赘），

换言之，谢子长宣读指示信也就不单单是照本宣科了。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三甲原缴枪事件”

那一幕有一次的变相的开场了。

时任红 42 师政委的高岗一度有过强奸妇女的劣迹，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高岗无疑在个

人品质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关于高岗的这段劣迹，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在 1967

年 9 月 16 日面对造反派的质询时曾经如是回忆：“33 年前在陈家坡会议上，提议让高岗在 26

军 42 师作政委。34 年高岗因在甘肃正县南雨村强奸妇女被撤职，由张秀山代替。张秀山当

政委打了败仗，大家让我当政委，我说高岗有经验，还是让高岗当了政委。”（注 46：陕西师

范大学 8.1 战斗队 1968 年 3 月编《1967 年 9 月 16 日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 纪要及习贼的

交代材料》）但在阎家窪子会议上高岗受到撤职处分却没有这么简单。张策回忆说：“我那时

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 1933 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

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

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

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以德报怨的赠送了许多枪支经

费，特别是把红 42 师政委的位置让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 42 师的部分主力红 3

团到陕北协助作战。”（注 47：张策著《我的历史回忆》，第 49 页，改革出版社 1997 年 5 月

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张策这里强调的是“特别是把红 42 师政委的

位置让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 42 师的部分主力红 3 团到陕北协助作战。”更加能

够说明高岗被撤职绝不是单纯的整肃军纪，二是通过整肃高岗达到整肃陕甘边根据地的目的。

张秀山回忆说：“当会议提出高岗不能担任红 42 师政委的问题时，大家议论了一番。有同志

问，那谁来当？郭洪涛说让谢子长当，当时刘志丹因 1932 年‘三甲原缴枪’事件发生的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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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在会上没有说什么。我和一些同志觉得老谢是陕北的老同志，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的。会议

后同意由谢子长代理师政委一职。”张秀山特别提到“三甲原缴枪事件”的嫌隙，这不是没有

来由的。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三甲原缴枪事件”的过程，就会很容易的发现，“阎家窪子

会议”中的某些情节正在抄袭“三甲原缴枪事件”。“三甲原缴枪事件”的“开幕曲”就是谢

子长、阎红彦等人合谋先将刘志丹的得力干将赵连碧枪杀，随后以赤裸裸的缴枪完成对第二

支队领导权的霸占。而此间“阎家窪子会议”，谢子长、郭洪涛则利用中央代表的来信，釜底

抽薪的撤销了高岗的职务，代之以谢子长。难怪在这次会议后，张策、杨森等人去问张秀山，

为什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来了？（注 48：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75 页）对于谢子长

等人的故伎重演，刘志丹心里是不平静的。“三甲原缴枪事件”发生后，刘志丹便去西安向中

共陕西省委做了汇报，对谢子长、阎红彦的粗暴做法提出了异议。虽然说刘志丹的汇报没有

得到满意的答覆，但从汇报本身来看，刘志丹也是心存不甘。不过，刘志丹还有一个特点或

可说是优点，那就是他的顾全大局的观念。所以，尽管谢子长再次用同样的手段，不惜将“梢

山主义”等带有污蔑性的大帽子扣在刘志丹的头上并且巧取豪夺的霸占了红 42 师的领导权，

刘志丹以大敌当前、团结为重不予计较，并以此约束陕甘边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的冲动行为，

这还是不容易的。

然而，刘志丹以及陕甘边根据地的主动退让并没有给谢子长、郭洪涛以任何罢手的提示，

反倒让郭洪涛产生了错觉。郭洪涛私自拿走了龚逢春的“阎家窪子会议”记录稿，在这份记

录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进行主观发挥，炮制了攻击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的

一磅重炮弹，即中共西北党史上著名的政治檄文──《26 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这篇文

章被郭洪涛刊登在《西北斗争》上，这个《西北斗争》是陕北特委办的刊物，在陕北特委的

刊物上发表攻讦陕甘边根据地的文章，这件事本身就是“闹派性”，就是“宗派主义”的发作。

但是，因为这篇文章的极左思想与远在河北的中央代表孔原相吻合，所以，也成为以后孔原

乃至朱理治等人整治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理论依据”。郭洪涛在该文中诬指刘

志丹等人领导下的“红 26 军‘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梢林主义’，把杜衡强令红 2 团南

下失败的责任，加到后来的陕甘边特委领导头上；把红 4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在与敌人绝

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约二三十里的三原武字区），说是‘逃跑主义’，对王泰

吉领导的骑兵团起义说成‘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极端不利

条件下退出照金根据地，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 26 军在华池、关中、安定、保

安一带所建立的游击队，说是‘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还说‘陕甘边区游击运动，

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陕甘边特委‘对于政治形势的估

计不足和一贯右倾’等等。”（注 49：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75、76 页）在郭洪涛的文

章中，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人辛辛苦苦、出生入死打下的一片红色根据地非但

不是中共革命的必需品，反而成了他们作为“反革命”的重要铺垫。这篇文章产生的恶劣影

响是不容低估的，郭洪涛自己也在他的回忆录中羞羞答答地承认：“长期以来，我为写过这篇

文章而犯的严重错误深为内疚，多次作过自我批评。”（注 50：郭洪涛著《郭洪涛回忆录》，

第 47 页）其实郭洪涛还是在文过饰非，他的要害不在于简单的炮制这篇文章，而在于它的主

观意识以及在主观意识支配下的种种活动与这篇文章是丝丝入扣的。在“三甲原缴枪事件”

前后，谢子长、阎红彦等人尽管对刘志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还没有形成理论，更没

有把对刘志丹的污蔑与临时中央进行的极左路线联系起来。而郭洪涛则做到了他们没有做到

的事，起到了他们没有起到的作用。郭洪涛的文章得到了孔原的肯定，也得到了上海临时中

央局的同意，这就给日后陕北肃反埋下了一定的祸根。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郭洪涛炮制这

篇文章的背景不是孤立的，既不是郭洪涛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应景之作。除开配合中央代表

孔原以及中央局来信这一前提之外，谢子长的有力支持也是重要的一步，就当时的西北实际

情况来看，如果没有谢子长的撑腰，郭洪涛初来乍到时不可能这么迫不及待的片抛出这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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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章的。张秀山后来说：“会议（阎家窪子会议）负面影响是左倾机会主义伸入到陕甘边根据地”

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个“伸入”的“领路人”就是谢子长、郭洪涛。

“阎家窪子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包括撤销高岗红 42 师政委、谢子长接任红 42 师政

委、贺晋年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 26 军派出一个团支援陕北游击队。按照这个决议，1934

年 8 月 5 日，红 42 师第 3 团在谢子长、王世泰、黄耀斌的领导下从南梁出发，北上安定、绥

德、清涧。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传来话说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成分不好”，张秀山马

上丢了官，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接替张秀山出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调任红 42 师党委书

记接替杨森。孔原说张秀山“成分不好”的理由是张秀山的伯父、堂兄乃至张秀山的父亲都

给“左倾机会主义”确认为“反革命”，张秀山的伯父、堂兄被错杀以后，张秀山的父亲因为

痛心家人的被杀而流泪，这个举动居然被看作是“同情反革命分子”，此后张秀山的父亲也遭

到错杀，行刑的时候竟然是用铁锹砍去了脑袋。（注 51：张秀山的亲属张鸿志的回忆文章《我

的大哥》8 月 26 日，红军攻打清涧县河口镇，谢子长身负重伤，红 42 师政委仍旧由张秀山

兼任。在谢子长被送到安定县一带养伤期间，刘志丹、张秀山、杨森等人率领红 42 师继续活

跃在南梁根据地。“包家寨会议”决定在陕北、陕甘边、关中三处建立三支游击队、开辟三个

游击区，按照这一会议精神，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扩大游击区、扩建游击队，其中第二路

游击队先后成立了庆北、甘泉、靖边等多处游击队组织，队伍扩大到 1000 余人。关中的第三

路游击队把游击区扩大到 14 各县，建立了以宜君县小石崖为中心的包括正宁、宁县、淳化、

耀县等八个县各一部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是得南梁与关中连成了一片。1934 年 9 月 19 日，

以第三路游击队部分武装为基础在正宁湫头成立了红 26 军 42 师第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

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200 余人。10 月 10 日，又以第二路游击队部分武装为基础成立了

红 42 师第二团，刘景范任团长。同时还成立了保卫营、步兵营。自此，红 42 师扩展到拥有

四个团、两个直属营。10 月中旬，国民党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兵分六路对南梁根据地进行围剿。

刘志丹集中优势兵力，遵循“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原则。首先打垮了曹俊章的旦

巴寨民团、高玉亭营，继而又袭击了张廷芝部，让敌军的“六路围攻”彻底破产。10 月 20

日，通过刘志丹、张秀山等人的长期努力、策划，活动在黄龙山一带的国民党军 17 路军郭宝

珊部 120 余人宣布起义，参加红军。郭宝珊是河南人，占山为王，手下一度有上千号人，在

当地名气很大，谢子长开始的时候也作过郭宝珊的工作，没有成功。郭宝珊本人行侠仗义、

杀富济贫，本来与红军的主张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的伙伴杨谋子加盟红军不

久就给错杀，让郭宝珊心存畏惧，对红军敬而远之。这些情况被刘志丹瞭解后，他派黄罗武

去争取郭宝珊。郭宝珊原就对刘志丹比较仰慕，通过与黄罗武的一段相处，更加感到刘志丹

待人的诚恳，他冲着黄罗武表示：“你去对刘志丹讲，我绝不作对不起他的事。”与此同时，

杨虎城部开始进剿黄龙山，刘志丹、习仲勋再派黄罗武前去郭宝珊部，送给郭一批慰问品，

还请郭移驻固城，等到郭宝珊到了固城，刘志丹增派马锡五前往看望。（注 52：黄罗武著《争

取郭宝珊部的经历》）就在刘志丹这样不厌其烦、不断努力下，郭宝珊终于下定决心投奔中共。

11 月 10 日，郭宝珊部正式更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治委员。

争取了郭宝珊的起义还只是第一步，毕竟在郭的身上有着“山大王”、“旧军人”的双重习气，

如果引导、使用的不合理，一样会脱缰而去。刘志丹为此煞费苦心，张秀山回忆说：“郭宝珊

部队改编后，直接归红 42 师指挥。为了搞好我军和义勇军的关系，使他们相信我们，在行军

中常让他们作为后卫部队。宿营时，让他们住在一个村庄，不把他们拆散。杨森和我经常找

郭宝珊谈心。记得在围攻庆阳县的五蛟堡时，晚上我和郭宝珊谈话后，就与他住在一个炕上，

很快，增加了相互间的信任。1935 年 2 月初，我们回到后方荔园堡休整，正值召开‘二七’

纪念大会，原计划在露天开会，后因下大雪临时改在一个大庙的大厅里。我看到义勇军的一

些人站在外面，疑虑红军会缴他们的枪。我指示部队不要打扰他们。我在会上讲‘二七’运

动的经过和意义。红军对他们真诚相待，丝毫没有缴他们枪的表现，慢慢地打消了他们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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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虑。会上，郭宝珊也讲了话，表明他参加革命的决心。”（注 53：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77、78 页）郭宝珊自己也承认：“红军对我们非常好，在第一次配合打仗时，就交给我们非

常重要的任务，丝毫没有加害我们的现象。而是不断的教育我们认识问题，这时，我下了决

心，准备在红军里好好打仗。”（注 54：郭宝珊著《我的起义经过》，载郭宝珊《我的自传》）

当陕北“肃反”狂飙笼罩在郭宝珊的头上时，保卫局的人恐吓郭宝珊说：“刘志丹是右派。”

郭宝珊反唇相讥：“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郭宝珊从一个占山为王的旧军人成为中共

的开国将领（建国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与刘志丹的循循善

诱是分不开的。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很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了，1934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鉴于刘志丹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

崇高威望，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的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

比不上仲勋同志。”（注 55：《南梁史话》第 86、8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以后征

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

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虽然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

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

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

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纪他也比我长 10 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

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

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习仲勋印象中刘志丹所属的红军的秋毫不犯还体现在

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

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 10 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

时老百姓 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瞭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

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 10 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

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

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注 56：习仲勋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 1979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正式由于刘志丹、习仲勋这些领导人能够做到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的到了普通民众的持久拥护，也就是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始终能够跳跃着红色火焰的

主要原因。

3.谢子长诬告刘志丹

───────────────

就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如火如荼的发展的同时，刘志丹没有忘记扶持陕北根据地的巩固。

1934 年 11 月中旬，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决定派遣杨琪担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

帮组、支持陕北特委的武装斗争。陕甘边根据地之于陕北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连郭洪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红 26 军 42 师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

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依靠

陕北的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注 57：郭洪涛《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935 年 1 月 20 日，刘志丹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不忘了专门前去看望养伤的谢子长，当谢子长

对自己的伤势表示悲观时，刘志丹还鼓励谢子长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活着，你应当

有信心活下去。”（注 58：刘明山、刘青山著《谢子长和刘志丹的战斗友谊》，载《革命回忆

录》第十辑，第 83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一版）刘志丹其人颇具“道济天下之溺”

的特色，据相关资料记载：“有一次，刘力贞玩着一只鸽子，拔那鸽子的羽毛玩，刚好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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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的父亲刘志丹看见，刘志丹夺过鸽子，迎面就给了小力贞一巴掌，骂她怎么这么残忍。当时

有人劝刘志丹，刘志丹说：‘我们干革命，打反动派，但决不干残忍的事，要让小孩子懂得爱，

没有爱心的人和豺狼有什么区别。’”（注 59：《党风与廉政》2003 年第 3 二期，《刘志丹的女

儿刘力贞》）其实，刘志丹这么对待谢子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力贞说过：“父亲（指刘志

丹-引者注）的战友谢子长、阎红彦到我家养病，他杀鸡宰羊招待，走时送路费，派家人送。”

（注 60：刘力贞著《纪念父亲刘志丹》）然而，刘志丹的以德报怨并没有真正的感动日渐左

倾的谢子长，就在刘志丹看望谢子长之前的 1934 年 9 月，也就是刘志丹率领红 42 师奋战陕

甘边时，谢子长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做了秘密汇报，向刘志丹的背后放了一支冷箭，

谢子长这封信的写成时间是1934年9月5日，他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报告了三点。

第一，谢子长提出，“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

西北全部工作。”第二，谢子长对杨森、高岗、张秀山乃至刘志丹进行了全盘的污蔑和攻击，

谢子长信中说：“42 师一贯的事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

渭北和照金苏区的失败，26 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

（指阎家窪子会议-引者注）暂时要我担任师政委以后，审查关中群众，革命失败情绪非常浓

厚。……只有陕北劳苦群众的革命浪潮非常高涨。……根据现在环境，42 师仍然在陕北行动

较有利。”（注 61：《谢子长同志给中代的信》）谢子长的信中所谈到的三点，虽然都打着“联

席会议”的旗号，但却充满了不实之词。例如，谢子长所说的“42 师一贯的事军事乱窜，不

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就没有真实、客观的反映陕甘边根据地和红

42 师的实际情况。正是在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等人的有效领导下，红 42 师以游击战的灵

活、实用的战术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成功建立了三路游击队以及它们控制下的

游击区，“红 26 军 42 师的兵力扩充到了两千余人，各县游击队扩大到了三千余人，赤卫军也

增加到五千余人。”（注 62：《南梁史话》第 120 页）如果红 42 师真的像谢子长描述的那样一

贯乱窜，这些成果又是从何而来？也是在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陕甘边根

据地才得以一步一步的扩大、发展。习仲勋回忆，在 1934 年 11 月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前

后，陕甘边根据地的规模是“东至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在条梁一带建

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七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安塞、华池

等县苏维埃政府。”（注 63：习仲勋著《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第 1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一版，以后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就在谢子

长写信的 9月里，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张邦英人党委书

记，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南区下辖耀县县委、赤淳工委、富甘县、富西县革命委

员会。1934 年冬，庆北、甘洛、安塞、合水等县先后成立苏维埃政权。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在南梁根据地创建之前，南梁山区定居的人数为 2400 余人，根据地建立后定居人数激增，高

达 6000 余人。当地的民歌唱到：“长枪短枪马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

下毛驴驮娃娃。”这种扶老携幼、举家迁往南梁根据地的情景在当时可谓蔚为壮观。（注 64：

《南梁史话》第 117 页）谢子长的所谓“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的

说法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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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刘志丹 谢子长在陕北工作的一处旧址

应该指出的是，谢子长生前的这封 后去信影响是十分深远和严重的。1935 年秋发生的

著名的陕北肃反与谢子长的信有着必然的联系。谢子长不同与郭洪涛，虽然郭在 1934 年 7

月“阎家窪子会议上不久就给孔原写信诬告陕甘边根据地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人，

但是，郭洪涛的影响远在谢子长之下，谢不但是西北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参与者，也是

孔原派到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军事上的发言权在孔原乃至临时中央看来都是比较有“深度”

的，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谢子长提议的派遣西北代表团一事成为朱理治等人空降陕北

的直接诱因，有关这一点连官修本的中共党史教科书也不否认。（注 65：由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朱德传记组组长吴殿尧等编写的《朱理治传》第 60 也中就承认中央代表孔原派朱理治到

西北主持工作与谢子长的信有因果关系。）谢子长诬指刘志丹是“老右倾”，攻讦张秀山、高

岗、杨森，（注 66：《朱理治传》作者认为谢子长心中的“政委”指的是担任过红 42 师政委

的张秀山、高岗、杨森中的一、二人，参见该书第 60 页）特别是谢子长提出调离刘志丹才是

解决红 26 军的所谓问题的要害，这就给后来陕北肃反以清洗刘志丹为宗旨的蛮干提供了必要

的藉口。

传统的党史教科书多次宣传刘志丹、谢子长的革命友谊，让人们感到他们之间的“亲密

无间”、“患难与共”。而事实则并非如此单纯。从“三甲原缴枪事件”到“阎家窪子会议”再

到“9 月 5 日去信”，这一串串事件的发生都证明刘志丹、谢子长的真实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有时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分歧，谢子

长比较生硬、僵化的理解、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这一点与唐澍比较相近，而刘志丹则因为

“渭华起义”的失败以及后来的几次失利，从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变得比较有弹性，刘志

丹主张师从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苏区的那一套游击战术就是明证。所以，刘志丹率领的红 26

军 42 师转战南梁一带在谢子长看来自然就属于“一贯的是军事乱窜”。谢子长后来虽也认识

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

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高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

装工农，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但在具体执行上又有一定的偏差，比如他固执

的把对旧军队的改造与所谓的“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画起了等号，这是比

较片面的。从郭宝珊、马锡五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到，刘志丹搞的旧军队收编、改造工作是行

之有效的，他的“三色论”即要善于利用三种颜色为革命服务，白色（指国民党军内部的秘

密兵运工作）、灰色（收编、改造土匪武装）、红色（创建工农武装）是符合西北武装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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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客观实际的，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一度与范石生的部队取得谅解，并在范石生的

庇护下得以养复元气，这是历史已经肯定了的成功的斗争经验。习仲勋曾如此评价说：“志丹

具有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

他都热忱相待。在他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

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注 67：习仲勋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相比较而言，

刘志丹在政治上更显得务实、成熟一些。就军事素养、水平而言，谢子长还逊于刘志丹，谢

生前领导的多次军事战斗，败多胜少，除开复杂的客观原因外，谢的主观上的失误也随处可

见。即以谢子长负伤致死的河口镇战斗为例，据参加这场战役的宋飞回忆，谢子长原计划攻

打清涧，到了清涧以后才了解到敌军增加了兵力，转而去打河口镇。但向导不利，指错了路，

在遭到敌军阻击后，部队才迅速散开。（注：宋飞 1986 年 6 月接受党史部门访问时的谈话记

录稿《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中的几次主要战斗》）谢子长是从“清涧暴动”中起家的，对于清涧

的地理理应比较熟悉，尤其是攻打清涧前夕的军事情报更应该做到基本准确，可是，直到红

军抵达清涧时才发觉敌军兵力的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事前准备上的失误所致。再有，河口镇

历来是易守难攻，“顿兵于坚城之下”历来是兵家的大忌，贺晋年也承认：“8 月 26 日，夜袭

清涧河口镇。偷袭未成，变成攻坚。按当时红军的装备和训练程度，攻打敌人设防的城镇是

相当困难的。如果一定强攻，河口镇也不是拿不下来，但伤亡会很大。”（注 68：贺晋年著《闪

光的红星-忆谢子长同志》，载 1997 年 2 月 25 日《人民日报》）选择河口镇作为下一个攻击目

标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缺陷，同时还伴有向导的失误，谢子长作为该次行动的 高指挥员难辞

其咎的。谢子长给孔原的去信中说“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有些言过其实。刘志丹、谢子长

矛盾的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在派系的冲突上。陈独秀当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

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多次被毛泽东所引用。可见党内派系林立是不争的事实。具体到西北

来说，谢子长、阎红彦等起家于“清涧暴动”，此后搞晋西游击队，阎红彦、杨仲远、白锡林

是其主要头头，这些人唯谢子长马首是瞻，他们在与刘志丹部会合成立的新武装中并不占多

数，且师储杰、杨琪、杨森等人都对刘志丹颇有好感，加之谢子长、刘志丹此时的政治意见

的分歧让两派人马自然而然产生隔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做不到和风细雨的解释，更

谈不上必要的沟通，而谢子长师承唐澍，惯于用“缴枪”这类简单粗暴的做法对付党内异见

者，这也就是“三甲原缴枪事件”的蓝本。“三甲原事件”出来不久刘志丹去西安请示陕西省

委，对谢、阎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省委并未作出裁夺，这就让谢子长等人心存忌恨。当谢

子长成了中央代表孔原的新宠之后，外借孔原，內倚郭洪涛，“三甲原缴枪事件”的故伎几乎

原封不动的被搬到了了“阎家窪子会议”上，除了没有流血，剩下都再雷同不过。即便是稍

后谢子长伤重而死，他一手导演的这幕闹剧仍旧由郭洪涛乃至朱理治、聂洪钧代为完成。较

之谢子长、阎红彦、郭洪涛等咄咄逼人的态势，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则取守势，多以

忍让、和衷为主，否则西北革命形势更加不堪设想。平心而论，刘志丹、高岗并非一贯正确，

例如“渭华起义”中刘志丹与许权中的矛盾以及高岗嫉恨黄子文必欲将其置之死地的做法（整

黄子文，刘志丹与高岗意见相仿，后面将详细解释，此处不赘）都在人言啧啧之列。可一旦

事关西北革命力量的存亡，刘志丹等人尚能收起各自的小算盘而就大局，这是值得肯定的一

面。

以往党史教科书多用渲染手段讴歌谢子长的丰功伟绩，谢对于中共西北革命固然卓有贡

献，却也贻害不浅。尤其是他生命的 后时间里给孔原的迷信直接引发陕北肃反的狂飙，刘

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郭洪涛、戴季英、陈子华、朱理治、聂洪钧等中共党史上的

名人，都在这起光明与阴暗交替进行的惨烈内讧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从而为中

共西北政治斗争史上增派了更为诡谲、悲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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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第二章

陕北“肃反”始末

第一节

中央代表孔原其人

1.孔原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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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郭洪涛回到陕北之后在“阎家窪子会议”上之所以敢于再次对刘志丹、高岗等

人“下手”，关键在他们倚靠的背景即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支持。而后也正是孔原派来

的朱理治亲手导演了“陕北肃反”的全部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位简称“中代”（即中

央驻北方代表）的孔原做一全面的勾勒。

孔原（1906-1990）陈开元（注 1：《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人物志》

第 19 页又作陈坤元），化名田夫、石心（注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

史研究室编撰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书第 221、223 页中将“石心”解释为孔祥祯实为不

确，孔祥祯没有担任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况且据《晋城党史珍闻》上记载，孔祥祯在 1931

年 7 月被捕，直到 1935 年出狱，所以，也不可能在 1931 年-1935 年之间担任中共中央驻北

方代表，）孔原 1906 年 9 月 6 日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安源一个手工艺者的家庭。其父曾以理发

为生，入不敷出。因为家境贫寒，孔原不得不在 11、12 岁左右便去给杂货店当学徒，当时的

所谓“学徒”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就是童工，作为徒弟不但在“满师”（三年满师）之前学不到

什么真正的本领，还要义务的给师父家里做很多的杂物、家务，孔原也不例外，他后来自述

说他幼年的学徒生涯让他饱受欺凌。孔原是在他的在安源煤矿当矿工的表兄童水生家中长大，

经常随表兄到矿上去转，因而能够亲眼目睹矿工的悲惨生活。共同的境遇使孔原和他的表兄

童水生都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适逢中国共产党对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情况表示了

浓厚的关注，先后派出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前来考察，并与 1922 年 1 月能力第一

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有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领导当地工人运动的核心

机构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原和他的表兄童水生很快接受了这方面的思想，逐渐

变得激进起来。（注 3：杨尚昆曾经指出，安源的党员数量一度是全党党员数量的三分之一，

罗章龙也回忆说安源出来的党员 多时占全党党员的一半以上，安源就此有“小莫斯科”之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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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陈铁铮）－档案照

1924 年秋，由湖南团省委派到安源，以安源工人子弟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

的钟俊杰和安源矿工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刘义，以团组织的名义，派孔原进入萍乡中学开创

那里的工作。当时，考初中需要高校毕业文凭，孔原因读私塾没有文凭，他们就帮他搞到了

别人的文凭，为了盖住文凭上原有的名字，孔原就填上一个笔画较多的名字──“陈铁铮”。

这个名字就成为孔原以后在地下工作时党内的常用名字。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孔原参加了

考试，国文和算术都及格。他平时爱看小说，因此国文考的不错，从此，他变成了萍乡中学

的学生。孔原进入萍中后，根据团组织指示创建萍乡青年团的周边组织──“互助社”，目的

在于广泛吸引、团结和教育青年学生。还制定了章程，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反对压迫、剥削，提倡爱国、民主、互助、团结。“互助社”以萍中为中心，吸收了萍中的进

步学生，还有一些手工业工人，由孔原任总干事。1924 年 12 月，孔原由钟俊杰和贺近仁介

绍加入青年团。1925 年春，孔原很快由团转党。孔原在萍中曾担任一个时期的学生会会长，

经常组织学生读孙中山的书，学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法帝反封建。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他组织学生搞纪念活动。后来，为纪念孙中山，他们还成立了“竞志设”，意

思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竞之志。1926 年，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党团组织动员和带领

群众支援北伐军，孔原等人任命到醴陵与北伐军联系，向他们通报消息。不久，孔原受中共

党组织委托，随同安源工会领导人袁德生代表萍乡赴南昌参加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国民党

代表大会。期间，与江西省国民党部和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从此改变了萍乡革命组织只与

湖南省有联系的封闭局面。会后，孔原回到萍乡时，被选为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并担任国民

党县党部常委兼检查部长。后成立萍乡县“特别法庭”，由孔原出任庭长。一个不满 20 岁的

剃头匠的儿子出任“法庭庭长”，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特别法庭”审理、审判、处决

了一批地主、乡绅。1927 年春，孔原赴南昌参加由方志敏主持召开的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

长沙马日事变后，萍乡也开始清党，江西省农代会后，中共组织上决定留孔原在南昌任省总

工会组织部长，直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时，孔原先后子革命委员会、农工委员会

的劳动科和政治保卫处工作。不久，随部队南下，从此，离开江西。（注 4：中共吉林市委党

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三）》，孔原词条，作者，田昌烈）

1927 年 11 月，孔原到达上海，担任上海沪西区工会组织委员、上海总工会秘书等职。

1929 年 3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孔原和钱瑛及另外两位同志到莫斯科学习。孔原等人到达

哈尔滨的“东紫阳果品店”与苏联方面接上关系，由苏方护送他们抵达莫斯科。孔原在苏联

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他一生的一个

转折点。孔原这些人是“中山大学”的 后一批学生，一共有 200 人左右，分成四个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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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原与刘英（后为张闻天妻子）、夏之栩（赵世炎妻子）、石景宜（陈乔年妻子）、钱瑛、刘畴西、

袁仲贤等人成为同班同学。（注 5：刘英著《刘英自述》，第 31、32 页，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提起这所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可谓是大名鼎鼎、源远流长。开大学的前身就是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成立

于 1925 年 10 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 16 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

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中国学员在这里受到足够的礼遇，仅以置装而言，从内衣到

外套，量身定做、一应俱全。但校内的政治气氛的紧张却和这种宽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

（与“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时存在的还有一所名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校，简

称“东方大学”，该校成立时间早于“中山大学”，即 1921 年。1928 年，“中山大学”与“东

方大学”合并，并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在习惯上仍旧被中国学生称之为“中

大”或者“中山大学”，有的著述或者回忆录中经常将这两所大学混为一谈，是为不确。）因

为这所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所以，校内来自于国民党一方的人物也较多。“4.12

政变”后，国民党方面与苏联关系走向破裂，反映到“中大”就是国民党学员逐渐淡出，而

中共的政治色调逐渐加深。然而，就是自同一面党旗覆盖下的“中大”中共学员仍旧矛盾重

重、错综复杂。刘英在前往“中大”之前，恽代英就曾经对刘英做过特殊交代：“到那里不要

参加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注 6：刘英著《刘英自述》，第 31、页）莫斯科中山大学里面的“派

别斗争”是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折射，“以俄为师”的中共党人不可避免的沾染了

联共的某些不成熟的东西，特别是当中大的学生意外的介入到莫斯科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

之争时，这种不成熟的东西得到了“升华”和“发酵”。

1927 年 5 月 13 日，斯大林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了演讲式谈话，他的矛头是对着“中

大”校长拉狄克的。卡尔·拉狄克，苏联政治活动家。生于利沃夫。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和伯

尔尼大学学习。参加过 1905 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

委员部中工作。1919 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学说的赞同者

之一，因此在斯大林准备对托洛茨基进行全面反击的时候，亲自跑到“中大”将拉狄克当作

攻击的靶子是很有深意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对斯大林的突然光顾感到由衷的荣幸，另一方面

也对俄共内部的斗争倍觉困惑。斯大林破天荒的来到“中大”所作的报告中的一些预言，例

如要求中共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对抗蒋介石等，随着后来的事态发展都被证明是荒谬

和不切实际的，但有一点却很快立竿见影，那就是被斯大林点名“炮轰”的“中大”校长拉

狄克由此厄运临头。在 1937 年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拉狄克站到了被告席上，这位列

宁时代的著名宣传鼓动家私下受到足够的“暗示”意即只要“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因此，

拉狄克很快按照“暗示”中要求的那样把自己劈头盖脸地“臭”了一顿，并且承担了所有的

罪责。拉狄克的“合作”行为暂时为拉狄克带来了“好运”，皮达柯夫等人先后遭致处决，而

拉狄克则意外的获得了“新生”，判处十年监禁。可是拉狄克没有想到的是他只比皮达柯夫等

人多活了两年而已，1939 年 5 月，拉狄克在集中营被同牢房的人殴打致死，死因至今未明，

但有一点则是明确的，那就是没有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默许，拉狄克的消失不会如此简单。

（拉狄克死后五十年获得昭雪）拉狄克的如此结局给另外一个时刻准备获得斯大林青睐的俄

共青年干部米夫打开了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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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斯大林

米夫是斯大林反击托洛茨基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以 24 岁的年纪担任了“中大”的副校长，

原校长拉狄克“出事”之后，米夫出任“中大”校长已经是呼之欲出，但米夫当时正在中国，

联共（布）中央以“中大”教务处主任阿戈尔代行校长职务。而时任“中大”联共支部局书

记的赛德尼科夫却对阿戈尔十分不满，由此形成了“中大”校内的两大派系即“教务派”和

“党务派”，“中大”校内的中共党员们也被很快卷入到这场是非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

人之一、“共青团”第一任中央书记的俞秀松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支持阿戈尔，而沈泽民、

张闻天、李卓然、傅钟等人则支持赛德尼科夫。两派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双方都不再是从工

作的角度出发，而是随意给对方扣上“路线”的帽子，其中党务派送给教务派一个“江浙同

乡会”的帽子。因为俞秀松、董亦湘等人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江苏、浙江等地，所以，笼统的

称之为“江浙同乡会”，意思是说俞秀松等人搞山头主义把持了教务工作。由此诞生的“江浙

同乡会”成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灾难性名词，它成为俞秀松等人的坟墓的同时也成为王明、

博古等人而后得以操控中共党内实权的阶梯。。所谓“江浙同乡会”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完全

是一句玩笑话引起的。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的孙冶方因为收入相对比较宽裕，有

的同学就敲他“竹杠”，要孙冶方请客买菜买肉，孙冶方也答应了。聚餐的那天来了一些人，

包括孙冶方的同学、董亦湘、左权、陈启礼等，挤了满满一屋子，把同屋的乌兰夫都给挤跑

了。大家又说有笑的，声音传到外面，正好“中大”的学生公社主席王长熙路过，听到里面

说话的都是江浙口音，后来就对其他人说他们那里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从此，

“江浙同乡会”不胫而走。（注 7：孙冶方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

1980 年 1 月 29 日）凑巧的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当时也在莫斯科深造，因为去的是军政大

学，待遇比照苏联红军军官，所以，就有蒋经国的江浙同乡来信要蒋经国出钱请客，他们在

信中用玩笑的口吻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而蒋经国也用玩笑回敬。一来二去，“会费”被

传的沸沸扬扬，成为“江浙同乡会”的又一口实。（注 8：师哲口述《我的一生》，第 41 页，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包括后来介入调查“江

浙同乡会”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中国籍工作人员郑家康也承认：“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

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

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注 9：杨奎松《中共历史上 早的政治运动─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也就是说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实际是吃喝、聚餐的同义词，

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企图。其实，就在党务派送给教务派这顶帽子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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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灾难性后果。

讹传中的“江浙同乡会”“首脑”俞秀松

1927 年 8 月，米夫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翻译王明（陈绍禹）。他们甫一回到

“中大”就立刻投身到派系斗争中去。王明建议米夫拉拢校内第三派势力，暗中联合党务派，

联合打击教务派。米夫按照王明的意见行事，教务处主任阿戈尔很快被解职，支部局书记赛

德尼科夫也离开了学校。米夫与上级派来的别尔曼（新任支部局书记）控制了“中大”。1927

年 11 月 7 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集会上，突然有些来自“中大”的学生打出“支持托洛

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口号，甚至有大打出手的现象，会场一片混乱，此为“红场事

件”。该事件发生后，斯大林认为必须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采取 为严厉的处置，苏联国内

的政治斗争开始徒然升温，随之而来的是“中大”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全面升级。

米夫在 1927 年年底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次年 3 月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米夫的上台预示着王明开始“走运”。由于王明的干预，1928 年 5 月联共当局插手“江

浙同乡会事件”，这件事虽然是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校的邀请，却表达了联共（布）对“江浙

同乡会”这一本来不存在的政治诬陷的空前重视。也就是这 5 月里，新当选的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向忠发表态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因为两个多月后召开的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当局的重视一跃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所以，向忠发的对“江浙同乡会”的定性显然是包涵了中共中央

的主导意见。1928 年 7 月 11 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

全会和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选瞿秋白、王若飞、余飞、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组成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六大是盲目照搬苏俄革命经验、盲目崇拜斯大林的标准产物，联

共（布）以老子党自居，强迫中共接受他们的那一套理念，而中共党内一些准备攀龙附凤的

人又推波助澜，使得中共六大以后的悲剧的上演层出不穷，党内少数有识之士已经在六大结

束有了些许感觉，邓中夏就说过：“止谤莫如坐监狱，犯错误才当代表。”（注 10：罗章龙著

《参加中共六大》，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7 辑，第 43 页）新组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并不同意向忠发、王明等人之于“江浙同乡会”的看法，瞿秋白甚至建议共产国际撤换“中

大”校长米夫。因为瞿秋白也是江浙人，他的这一举动让米夫等人益加感到清洗所谓“江浙

同乡会”的必要性。1928 年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中共驻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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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表团组成联合调查组彻查“江浙同乡会”，这次调查结果证明“江浙同乡会”是子虚乌

有的，不过，也强调指出：“存在部分同志间的感情结合，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

团结是不利的。”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人并不以此而罢手。王明的盟友盛岳（盛忠亮）后

来就明白无误地说过：“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

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

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为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

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会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

（注 11：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230─231

页。）王明就是要抓住对手们的一个“莫须有”的缺陷，抓住联合调查的结论中的那句“对党

的团结是不利的”的小尾巴进而达到打垮异己者、操控中共在莫斯科的党组织的目的，如果

说这一目的在中共六大之前还不算很明确，那么到了“六大”以后特别是瞿秋白建议撤换米

夫的时候，王明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1929 年经王明推荐，李竹声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

长，接着在同年的 6 月 17 日由“中大”党支部局主持召开的工作总结大会（即著名的“十天

大会”）上，博古（秦邦宪）、盛岳（盛忠亮）等支持王明一派的人与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冲

突，工人出身的学员吴福海居然激动地打了博古一拳，这样的身体语言让主持这场“引蛇出

洞”把戏的“中大”党支部局心满意足，也让莫斯科的联共当局更加以为“中大”内部“托

派”行动早已甚嚣尘上，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清党”了。（注 12：王明于 1929 年 3 月回国，

但此次活动的前因后果王明是十分清楚的，陈修良后来回忆说“这个大会是支部局精心布置

的，目的是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派的同学”参见陈修良著《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

载《革命回忆录》增刊 1，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第一版）这次“十天大会”上诞生了一

个影响中国革命长达数十年的小集团组织，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所谓“二十八个半

布尔什维克”指的是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主张的 28 个人，而“半个”一说有的指这

个人立场摇摆不定，有的指此人身份为团员而非党员，故称“半个”。就具体人数来说，党内

外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亲身经历“十天大会”的盛岳后来追忆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盛岳口中的“布尔什维克”是二十八人，

参加过十天大会的毛齐华在 1982 年时说的更加具体：“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天，余笃三

挖苦括号里的布尔什维克，说你们所谓布尔什维克有多少人呢？我念出来…一共念了 29 个

人，其中一个年纪小，是跟着起哄的，算半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这样传开了。”而作

为“中大”支部局委员的杨尚昆则否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说，他在他的回忆录中

如此说到：“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

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 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

大会上， 后表决时只有 28 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

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 90 多票，另外还有 31 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同

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

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

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

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

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

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

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

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

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 10 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注 13：

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9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

只标明页码）杨尚昆的这一说法与 1980 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的一个有关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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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部分历史调查会上的共识比较一致，这次会议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

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

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不过，毛泽东生前对

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却有着多次的提示，一直到他的晚年还念念不忘这一政治名词。

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他 后一次主持、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二十八个半统

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大批经验

主义者。”而就在 1980 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有关会议的共识达成后的若干年内关于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也始终没有消失，党史界对于这一点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平

息。陆定一晚年说：“有人说，二十八个半究竟是谁，不清楚，这不对。”“在写党史，写回忆

录的时候，能不能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呢？我说能写，应该写，这是历史事实，不能回

避。……二十八个半有几个人还或者，写了会伤感情，影响团结，这也不对。”（注 14：陈清

泉著《陆定一传》，第 142、14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

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王明看到他们当中的绝大数人在回

国以后都相继担任了中共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中博古、张闻天甚至进入决策层，而夏曦、陈

昌浩都是王明左倾路线特别是无情肃反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们在其所属的湘鄂西、鄂

豫皖、川陕等革命根据地中推行的那一整套肃反杀人的做法可谓骇人听闻，而这些行径在以

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眼中却没有获得丝毫的指责，相反则带来越来越多的荣耀，像

陈昌浩，连一贯大权独揽的张国焘对他都要礼让三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

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

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

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注 15：《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八章《巴山来了徐

向前》，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这种现象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现象至少是存在的。

王明

有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历来众说纷坛，比较详尽的有两份，一份是：王

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

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

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民）、杜作祥、宋潘（盤）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

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另一份是：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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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杨尚昆、张琴秋、卜业奇、汪盛荻、傅继英、徐孝样、杜卓强、王云程、陈昌浩、孟

庆树、刘杰、萧特夫、谢建民、李竹声、盛忠亮（盛岳）、孙济民、毛子芳（毛齐华）、潘方、

章汉夫、夏曦、谭国辅、沈泽民、陈铁铮（孔原）、陈达邦、朱自纯徐以新。在第二份名单中，

王明看到了孔原（陈铁铮）的名字。其实，早就有一种说法，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的“半个”指的或者是徐以新，或者就是孔原。孔原在“十天大会”中的表现已经被历史的

烟雾所湮没，但他在莫斯科的区区一年多后返回中国时却忽然获得了无比重要的职务。就在

孔原返国之前，王明派已经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联共中央派遣苏军总参谋长情报部副部长贝

尔津担任“中大”清党委员会主席，矛头直指校支部局的反对派。1930 年春，共产国际政治

委员会支持了米夫等人的主张，对中共代表团特别是瞿秋白、邓中夏等人进行了无端的指责，

迫使他们提前回国。政治斗争高一段落，“中大”自身也迎来了落幕的结局。1930 年秋，名

噪一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停办，孔原等人奉命回国。回国后的孔原先是担任颇有实权的

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后来则先后出任中共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二、三十年代的中共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江苏省委都在中共组织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

用向忠发的话说：“江苏工作是领导全国的。”为贯彻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6 月 11 日决议，领

导江苏各地暴动和总同盟罢工，1930 年 7 月 14 日，在全国率先将中共江苏省委与共青团江

苏省委、上海工联负责人组成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简称“省总行委”），作为全省各地总暴

动和总同盟罢工的 高指挥机关，同时保留中共江苏省委名义。江苏省总行委辖江苏、上海

和浙江、安徽部分地区党组织或行动委员会。7月 15 日，省总行委召开第一次主席团会议，

决定李立三兼书记，其他委员亦作了分工。9 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独立的组

织系统，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也于 9月 13 日在江苏省总行委主席

团会议上提出不再兼职，由罗迈（李维汉）任总行委书记。同时，为恢复和加强全省各地遭

到严重破坏的党、群工作，会议还决定调陈云回主席团，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工作委

员会。当时和孔原（化名石心）一起担任江苏总行委委员的还有罗迈（李维汉）、陈云、何孟

雄、徐锡根等。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米夫挟联共（布）当局的无上权

威以非组织的手段扶持王明上台，这次全会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

改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王明及其亲信、追随者得到大面积的跃升。其中张闻天成为中央宣

传部部长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从 1931 年 3 月起），沈泽民、夏曦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被

派往鄂豫皖、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王稼祥与任弼时、顾作霖一道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去

中央苏区。博古（秦邦宪）虽因资历尚浅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 1931 年 4 月因为团中央书

记温裕成贪污被撤职从而一举获得团中央负责人的头衔。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提议由

王明暂时代理中共江南省委书记（注 16：1930 年 10 月，中共江苏省委改称中共江南省委，

1930 年年底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南省委书记，刘少奇回国全由王明代理。1931 年 1 月 17 日，

江南省委仍旧改回江苏省委，王明仍任书记），王明更是把中共江苏省委（江南省委）看作是

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权威必要台阶，所以，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很快就对省委的重要组

成人员进行了调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跻身江苏省委。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旋即被蒋介石下令处死，中共决策层一时群龙无首，

王明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当局的支持下接掌中共中央大权。因为白色恐怖的越来越深入，王明

决定他自己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

记。1931 年 9 月，王明、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卢福坦一起到一个小酒店碰面，根据共

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由博古担任总负责，（注

17：博古在 1943 年回忆此事时说：“由我担任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此前卢福坦曾经

想王明、周恩来提出要求担任中央总书记，遭到他们的拒绝。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为六人即

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卢福坦、康生、陈云，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政治局常委（后

卢福坦被捕叛变，陈云进入常委会）。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人数和具体人物一事在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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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素有争议。陈云提供的名单是：“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卢福坦。（注 18：

陈云（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覆》，1982 年 12 月 28 日，载《遵义会议文献》

第 73 页，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张闻天提供的名单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陈云、

康生、李竹声、刘少奇、黄平、王云程（注 19：《洛甫的反省》，1943 年 12 月 16 日。据张闻

天说，当时上报给共产国际的是六人，但共产国际加上了三人即刘少奇、黄平、王云程，此

为九人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沿用此说。但当事人康生、陈云、卢福坦均持六人说，

录此备考。）杨尚昆提供的名单是：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王云程。（注 20：

《杨尚昆回忆录》第 56 页）康生提供的名单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陈云、康

生。（注 21：《我的自传》，手稿）在这四份名单中博古、陈云、张闻天、康生、卢福坦担任

政治局委员大抵没有什么争议，主要是刘少奇、黄平、王云程是否进入了这个临时中央政治

局。陈云和张闻天的回忆中都有刘少奇，但《刘少奇年谱》中并不记载此事。刘少奇是在 1934

年 1 月 15 日-18 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 1941

年 10 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压抑刘少奇

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

天）。”（注 22：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27、228 页，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第二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而 1984 年 9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

会提供的《关于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与会的政治局委

员名单中也没有刘少奇，刘少奇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中。（注 23：《遵义会议文

献》第 127 页）而黄平自己则回忆说：“王明不敢在国内做地下工作，跑到苏联去避难去了，

他委托秦邦宪、张闻天、李竹声、赵云（即康生）主持中央，秦邦宪当第一把手。……我带

了密码于 9月初（指 1931 年 9 月初-作者注）回到上海，……当时中央的负责人是秦邦宪、

张闻天、赵云（康生）、李竹声和杨尚昆，秦邦宪是第一把手。”（注 24：黄平著《往事回忆》

第 73 页、76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这里没有提及他自己时候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倒是把杨尚昆点了出来。目前，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和中共中央党校提供的部分史料也证实

临时中央政治局为“六人”，极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陈云、康生。（注 25：中

共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

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三辑，第 181 页）不论是“六

人说”还是“九人说”，王明及其亲信、追随者在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

无须怀疑的。

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中的两个即博古、张闻天都是“二十八个半”的重要成员，王

云程虽然在是否担任了政治局委员这件事上至今引起争议，但并不因此影响他当年实际上的

显要地位。王明留下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一职就由王云程来担任，王云程是 1931 年 7 月正式

出任江苏省委书记，9 月就把孔原调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当时的中共省委机关

领导成员比较简化，不设副书记，所以，组织部部长一般来说就是书记的副手。孔原担任这

一职务一直到 1932 年 11 月。此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

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极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

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它的历任负责人

包括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罗迈）等都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孔原出任组织局

组织部部长可见中共上层对他的器重。1933 年 3 月，孔原受命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简

称“中代”），负责恢复和主持北方局工作。联系和领导中共河北省、陕北特委、建立绥远特

委、以及联系河南、山西、山东等省的个别地方党的组织。这时候孔原的实际地位已经与夏

曦、沈泽民等人不相上下了。（孔原在 1934 年年初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候

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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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击李铁夫、张慕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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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原在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期间遭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反对“李铁夫路线”。李铁夫

（1901-1937），朝鲜共产党（劳动党）创始人之一，原名韩伟键，化名金元镐、胡国明、韩

国李、云岗等。他出生在朝鲜东北部咸境南道洪源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参加反对日本统治的

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成为“学运”领袖。1919 年 3 月 1 日，朝鲜爆发了“三·一”独立

运动。在全国反日大示威的群众游行集会现场，他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

之一使得日本警察对他恨之入骨，四处通缉，比欲置其于死地。4 月间，他辗转流亡到中国。

在上海，他担任《新大韩新闻社》编辑。1920 年，他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京都帝国

大学医科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4 年后他重返朝鲜后，

以《东亚日报》或《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开始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

他加入了朝鲜马列主义同盟，并于 1926 年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朝

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 年 2 月，朝共遭日本殖民地当局大破坏，他也再次遭到通缉。

经共产国际介绍，他二度流亡中国，继续倾力从事革命工作。此后不久，他就在上海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31 年，李铁夫接受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派，赴北平工作，出任中共的周边组

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1932 年 9 月后，李铁夫相继担任中共河北省委

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3 年 5 月 18 日，他在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捕，旋即

被押往南京监狱。在狱中，他表现顽强、坚不吐实。同年 7 月 15 日，经多方营救，他获得保

释出狱。其后，他与张秀岩假扮夫妻，暗中从事地下工作。两人在工作、生活中产生感情，

经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妻。说起李铁夫的妻子张秀岩，这可是中共河北（含北京）党史上

的一个传奇人物，张秀岩的家庭比较复杂，她的二哥张壁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商震等人

是同学。张壁曾被护国运动的领袖蔡锷委任为北方招讨使，又曾以京师（北京）员警总监的

身份积极参与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活动。更以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大义社”头子的身份

掩护彭真、张文松、张洁清等中共党人进行秘密联络。而这些无疑得力于他的妹妹张秀岩的

影响。张秀岩自己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过“五四”运动，是李大钊的优秀学

生，后经郭隆真介绍在 1926 年入党，被李大钊称作“我在‘女高师’学生中入党的第一人。”

在张秀岩的带动下，他的侄子辈中有十几人先后参加了革命，其中 为著名的就是张秀岩的

侄女张洁清（即彭真的妻子）。毛泽东后来在西柏坡对彭真、张洁清说过：“中国社会是复杂

的，一个家庭可以出张壁这样的人，也可以出张大姐（张秀岩）和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员。”对

张秀岩影响全家走上革命之路，毛泽东曾有高度评价，他说：“你（张秀岩）改造了一个家庭。”

（注 26：韩一德整理、张秀岩口述《难忘的记忆》）而张洁清、张文松姐弟在回顾他们 初

的革命生涯时曾这样写道：“在青少年时期，两个革命的启蒙人使我们终身难忘，一个是在大

革命时期入党的姑母张秀岩同志，一个就是张秀岩同志的爱人李铁夫同志。”（注 27：张洁清、

张文松《革命的启蒙者-杂忆李铁夫同志》）事实上，不但张洁清、张文松姐弟与李铁夫有着

密切的关联，就是彭真本人也与李铁夫颇有渊源。1935 年 8 月彭真出狱后，中共北方局就派

李铁夫前去与彭真谈话，接上了组织关系。（注 28：田酉如著《彭真传略》，第 94 页，人民

日报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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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李铁夫、张秀岩夫妻合影

李铁夫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很少发脾气，妻子张秀岩生病期间悉心照料，尽管受到病

人的责怨也毫不在意，这一点让在场的旁观者张洁清铭刻终身。可是，就是这个“温吞水”

一般心情的李铁夫在涉及原则、主义、看法时却异乎寻常的执著、刚毅、丝毫不留余地。“九

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孔原等人继续按照王明的主张推行一套极左的

路线，显得格外脱离实际，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苏区，建立红

军”以及相对应的貌似大义凛然的手段诸如飞行集会、武装暴动、群众上街等，不但没有顺

应当时的历史潮流，而且还暴露了中共党内的有生力量，造成了无谓的牺牲。李铁夫对此非

常不满，他积自己多年的白区斗争经验，认为这种方式非但不能正面的让人民大众理解革命

的诉求，反而容易断送革命的前途。他基于一名中共党员的认知与义务，开始从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2 月，先后撰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

《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转变基

础和反关门主义的问题》、《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一系列文章和意见书。要求孔

原和中共河北省委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李铁夫的部分文章发表在河北省委的刊物《火线》上，受到了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孟

用潜（化名万钧）的同情和赞赏，却让新任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火冒三丈。孔原对李

铁夫的“意见书”表示强烈的不满的同时上报中央给予李铁夫以严厉的回击。得到孔原汇报

的中共中央立即发表致石心（孔原的化名）的指示信，用泰山压顶的架势迫使李铁夫“就范”。

这封发表于 1934 年 3 月 10 日的叫做“中央致北方代表石心及河北省委的信”开门见山的对

李铁夫进行了猛烈的“炮轰”，信中指责李铁夫的“意见书”是“右倾取消主义的范本”，还

把李铁夫与李立三、罗章龙画了等号，统统宣布为“反对共产国际”以及“甘做六届四中全

会路线的对立面”。信中还表态说“中央完全同意北方代表石心同志致河北临时省委的信，并

责成石心同志及河北省委在河北全党内开展残酷的斗争。”该信还对孟用潜同志进行了批判，

就此撤销孟用潜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注 29：《中央致北方代

表石心及河北省委的信》，？中央档案馆原抄件刊印，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

孔原既然拿到了“尚方宝剑”，自然不会格外开恩，况且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开展残酷的

斗争”，所以，对于李铁夫的一切处理自然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白区内的党纪处分不同于苏

区可以诉诸武力，但“软 子”杀人一样厉害。孔原下令隔绝李铁夫、张秀岩的组织联系。

所谓割断联系 为重要的就是对受处分者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全盘抛弃，不管对方死活。像

李铁夫他们这样的人物多数是职业革命者，所需的生活费用大多由中共党组织负责给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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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此，一旦断了经济来源，他们很快就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陶铸的妻子曾志曾经回忆他的前

夫蔡协民被中央宣布割断组织联系以后的惨象：“整天在马路上流浪，饥挨饿。他甚至想过，

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注

30：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第 147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李铁夫在得知自己被割断组织联系后曾

经不无沮丧的对妻子张秀岩说：“一个共产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就算完了。”所幸的是张秀

岩很快找到一份工作，聊以充饥。（注 31：韩一德整理、张秀岩口述《难忘的记忆》）但是，

孔原对于李铁夫的清洗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他还请求中央派来帮手一起对付李铁夫。

被孔原搬来的“救兵”便是曾经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的朱理治。朱理治原名朱铭勋

（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理治，曾用名包括王志、大朱、达祖、王苔、王刚、黄岗、李迅、朱煌

岗等），1907 年 7 月 25 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朱理治家族三代行医、家道小康。1922

年，朱理治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在校期间成绩优良。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朱理

治与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1926 年，朱理治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清

华支部已经成立，党员发展到 30 多人。朱理治受到同寝室的同学、共产党员余冠英的影响，

逐渐涉猎《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社会进化史》等书。1927 年 4 月，朱理治经余

冠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12 政变”后朱理治被选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1927 年 10

月，朱理治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朱理治任职期间，西郊所属地区的党员发展到近 400

名。中共北京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朱理治被推选担任书记。稍后，中共顺直省委派

人到北京成了了新北京市委，朱理治任市委委员。因新市委连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朱理治

不得不离开北京前往上海。1928 年 7 月，已到上海的朱理治被同乡、同学袁瀚青告密被国民

党南通县党部逮捕。因其尚未暴露真实身份，加之外力营救及时，特别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

琦来电证明“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惊外，望即释放”，故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符合之

主义”为罪名，判处朱理治四年徒刑，后与 1930 年 4 月释放。1930 年 7 月，朱理治与中共

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并代表中共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出任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兼中共党团书

记。朱理治任内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中建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发展了季？

麟、陈国栋（建国后历任粮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阿陆等 30 多名团员。

1931 年 7 月，朱理治调共青团中央工作。1932 年上半年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去厦门和福州，

巡视党团工作。7 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底，因团省委书记和秘

书先后被捕，他继任团省委书记。

朱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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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1934 年 3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调朱理治去河北省委工作。朱理治自己回忆说：“同

年 3 月（1934 年 3 月-引者注），上海中央局决定调我去河北省委工作，一位姓李的同志（估

计是李竹声）和我谈的话。他说河北发生了李铁夫路线，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是坚决反对的，

但河北省委中有人赞成，因此要我去帮助孔原。”（注 32：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朱理

治纪念文集》第 440 也）其实，朱理治已经在 1934 年 2 月被团中央撤销了共青团江苏省委书

记的职务，理由是朱理治犯了“官僚主义”。那么，为什么到了 3 月反而要他前去河北帮助孔

原反对李铁夫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朱理治在搞地下斗争的时候为人较为机敏，曾

经成功的摆脱了叛徒与敌人的追捕。1928 年 3 月的一天，朱理治回校（清华大学）途中路遇

继他之后担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的唐天石，在唐天石的身旁有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陌

生人高喊“朱先生、朱先生。”朱理治敏锐地感觉到出了问题，陌生人继续说：“平民学校校

长请你去一次，一定要去。”平民学校位于海淀区，校长夫妇都是中共党员，该校前任中共党

组织负责人许锡仁已经叛变，所以，朱理治听到陌生人谈及平民学校就进一步断定一定是出

了问题，包括眼前的这位区委书记唐天石可能也已经深陷敌手。于是，朱理治先是装作要掏

枪吓唬陌生人，继而拔腿就跑，陌生人果然露出了真面目，他们跟在后面大喊“抓共党”，而

朱理治则大喊“有土匪劫道”，因为朱理治练过长跑，加上他的喊声部分的影响了行人的视线，

所以，竟虎口脱险安然回到了学校。（注 33：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18、19 页）在白区

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没有足够的机智、敏锐的头脑是不能应付局面的，而这些基本素质

在朱理治身上都得以体现。第二个因素是朱理治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领导特别是

对王明等人的服膺，在王明及其追随者看来这是 为重要的而且这种“政治上可靠”显然是

大前提。1932 年在朱理治担任中共中央巡视员的时候曾去福州、厦门检查党、团工作，他与

陶铸谈及对中央、王明等人的看法，陶铸直言不讳的说王明“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

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本来是陶铸、朱理治之间的个人谈话，可朱理治回到上海后却把

陶铸的话原封不动的学给王明，其结果可想而知。（注 34：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

回忆实录》上册，第 153 页。同时参见郑笑枫著《陶铸传》，第 135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一版）陶铸固然因为他的率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但朱理治这种“忠心耿耿”却给

王明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朱理治遭到撤职之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里再

度被委以重任的主因。

朱理治到河北省委以后很快就与孔原一拍即合，积极配合孔原反对李铁夫，关于这一点

朱理治自己也不讳言：“认为反对中央路线就是错误的，因此积极帮助孔原展开了这场斗争。”

因为朱理治的到来，原河北省委书记万钧（孟用潜）自然不能继续留在这里，随即给排挤到

冀南担任地委书记，孟用潜一气之下，一走了之。原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立森等人也不辞

而别，河北省委开会就此开除他们的党籍。朱理治按照中央的口径调整河北省委班子，以王

林任省委秘书长、李华生任宣传部部长、柯庆施任军委书记。1934 年 10 月，中共上海中央

局加派高文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朱理治改任副书记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孔原、朱理

治、高文华三人都具有很强的警惕性，他们在巩固党组织防止破坏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例如孔原、朱理治、高文华三人开会决定“不开三人以上的会议、领导和领导机关不与下面

组织发生直接联系”，这样减少了地下工作的危险性，就以孔原自己来说，他的妻子张月霞有

一次带孩子回老家，半个月也没有回家，孔原就紧急通知朱理治搬家，从而避免了一起即将

到来的风险。（注 35：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55 页）或许正是孔原的这种超常的敏锐，

造就了他后半生参与领导、组建调查部、安全部工作的经验。除了河北发生的“铁夫路线”

让孔原食不甘味外，陕北方面的情况也令孔原不满，他一直就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在陕北同

样存在着一条与河北李铁夫相呼应的“右倾取消主义”苗头，他自己因为不好分身，所以，

他在经由中央同意派朱理治前去陕北坐镇，藉以全面清洗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这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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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共中央北方局已经在组建之中，高文华接手北方局工作，朱理治正好脱身出来去掌管西北的

党务。通过一起共事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孔原发觉朱理治此人在政策上非常配合他的行动，

两个人的合作显然是愉快的。所以，在孔原看来派朱理治去西北应该是比较能够全面的落实

他的既定想法和措施的。孔原急着让朱理治到西北负责还有一层重要原因，那就是郭洪涛、

鲁贲的秘密报告，关于这一点，朱理治回忆说：“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根据陕北郭洪涛、

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 1934 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陕甘边特

委那封信的起草人蔡子伟同志在河北参加过北方紧急筹备会，是右派；又得知有几个右派已

经混入陕甘边，因此断定写那封信是右派的阴谋，目的在于阻碍中央路线在陕甘边的执行，

并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注 36：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朱理治纪

念文集》第 443 页）聂洪钧也回忆说：“在上海临走时，贺常志（应为贺昌炽-引者注）和我

谈话，说了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即孔原-引者注）：即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

苏区，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是黄子文、蔡子伟、刘志丹……思想很右。”（注 37：聂洪钧著《半

世略记（1905-1955）》，载《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 16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第

一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在朱理治、聂洪钧都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就

是蔡子伟。蔡子伟，原名建勋，陕西蓝田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参加反帝大同

盟。曾在河南、北平等地从事兵运、秘密地下工作。那么，朱理治回忆中提到的“北方紧急

筹备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陶铸与曾志

原来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的反对派罗章龙对王明非常不满以至于

采取组织对抗的手段。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与毛泽东一道发起新民学习，曾

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罗章龙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中共“三大”上只产生了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李大

钊、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英、朱绍莲等九位中央委员），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会随即

产生中央局，由陈独秀、罗章龙、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组成，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

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会规定，委员长陈独秀主持一切中央局以及中

央会议，与秘书毛泽东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负责党内外文书的管理

以及会议记录，中共中央会计罗章龙负责全党的财务行政、审议各地区机关和中央机关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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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政、行政工作。在毛泽东离职期间，罗章龙代理秘书兼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曾代理社会

主义青年团书记（恽代英离开后由罗章龙代理）从 1923 年 9 月到 1924 年上半年，中央发布

的文告多由陈独秀、罗章龙起草，而且由他们二人联合署名。（注 38：罗章龙著《椿园载记》，

三联书店 1984 年 9 月第一版，第 275、276、277 页）也就是说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罗

章龙已经是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之一。其后，罗章龙连续在中共“四大”、“五大”上

都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罗章龙还参与领导了“秋收起义”，以中共工人运动方面

重要领导人兼指挥者身份出掌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总党团书记等职。

罗章龙既有这样傲人的资历，自然不会把王明等人放在眼里，他公开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并且炮轰王明、米夫。他和他的追随者炮制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指

责王明等人是“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是“立三路线”的残渣余孽，罗章龙等人号召全国

的中央党、团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召开紧急会议批判王明等人的错误。罗章龙还为此擅自成立

了“临时中央干事会”和“中央非常委员会”以及派生而来的“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

等组织。因为罗章龙长期在北方领导工运工作，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北方的的党团组织

中的一些人很快起来回应罗章龙的发难，其中张慕陶（又名张金刃、张金印）就是著名的一

分子。

张慕陶在本书中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就已经以“左倾”的面孔出场了，当时他还是中共陕

西省委常委。传统的党史教科书提及这位张慕陶时，是持否定态度的，把他与中国的“托派”

（托洛茨基派）、分裂分子、叛徒划上了等号。一些文艺作品中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以至于

多年以来读者们对于张慕陶到底为何许人也始终缺乏正面的瞭解。近年来一批有志于澄清历

史真相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已经对张慕陶的本来面目做了很多不同于传统说法的考证，像张军

孝所著《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载西北大学学报 2000 年第一期，该文章作者认为：“一、

托派汉奸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康生等强加在张慕陶头上的不实之词；二、张

慕陶在历史上的活动和行为证明其并非托派汉奸；三、张慕陶由于坚持抗日反蒋被蒋介石电

令枪杀，是一位坚强的抗日爱国志士。）就比较有代表性。张慕陶此人虽然不是本书关键所系，

但由于他的原因使得陕北肃反得以开张，故而有专门介绍的必要。

张慕陶（1902-1941）原名金印，字信齐，笔名金刃、禁音等，化名张慕陶、马云程、张

渊明等（本书统称张慕陶-作者注）。陕西三水（今旬邑）人。1923 年秋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

三中学。1924 年秋由魏野畴、张性初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团的周边组织青年生活

社，还与张性初、张含辉等人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5 年，作为省

立中学生的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陕西省学生联

合会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同年冬，由共青团员专为中共党员，担

任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 年 2 月，中共陕甘区执委会和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

成立，张任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宣传委员。3 月 13 日，张出席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的共青团

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陕甘区出席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5 月去武汉出席

共青团四大。会后返陕，带回了团中央团与撤销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在团陕甘区执委会的

基础上建立共青团陕西省委、张金刃任团省委书记的决定。时值冯玉祥不在陕西“清党”，无

法召开团的全省代表大会，张遂与原党、团陕甘区执委会领导人研究，由 11 名和 5 名候补委

员组成共青团陕西省委。7 月 7 日团省委正式成立，张任书记。10 月初，团省委召开第一次

扩大会议，决定将团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正式选出 7 名委员、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委员会，

张仍任书记。11 月底，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团中央指示，增补了 4名委员，经

过半年多的努力，共青团在陕西各地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到 1928 年 4 月，全省已有 26

个县建立了团组织，团员人数由 1927 年 7 月的 1924 名，增加到了 3678 名。这期间，张还担

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在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参与了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暴动》等文件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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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1928 年 2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上半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

过的《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选举潘自力、张慕陶、王松年为陕西出席中共

六大代表。同月，三人到上海后，始知六大延期。潘、王在想中央汇报完陕西工作，携中央

《陕西工作决议案》回陕，张留共青团中央工作。这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讨论召集六大问

题，直到同年 4 月上旬，才正式发出 6 月在苏俄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由于环境

恶劣，时间仓促，代表不能由各地集中开会选举产生，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张慕陶成了陕

西出席中共六大的唯一代表。5 月 13 日，中共中央派张到天津，担负接待和传送六大代表的

有关事务。任务完成后，张亦抵达莫斯科，出席了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举行的中共六大。7

月 12 日，他在莫斯科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11 月回国抵上海，中

共中央派他为巡视员，到江西帮助并指导中共江西省委开好全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12 月

5 日，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开幕，张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后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巡

视工作汇报。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于 12 月底到天津，

任省委常委。1929 年 1 月，中共顺直省委讨论工作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张任组织部部长。

1929 年 6 月初，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贵，因经济问题受批评对组

织不满而投敌叛变，造成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叶玉文和郭宗鉴、彭真等 20 多名重要干部

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张慕陶等自动组建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张代理省委书记，

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工作。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张正式担任省委书记，

并与李子芬、吴雨铭组成省委常委会。6 月下旬，张赴上海参加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向中央

汇报了顺直省的情况，中央决定改选顺直省委。8 月底到 9 月初，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

扩大会议，一致接受全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由 9 名委员、6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省委，张任

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了北方”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示威、罢工和

宣传等工作，工农群众运动高潮迭起，中共组织不断壮大。1930 年 1 月，中共中央派贺昌到

顺直省工作。2 月 3 日，中共中央批准贺昌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改任宣传负责人。同月，

李子芬、张慕陶相继被中共中央调离北方，另行分配工作。（注 39：《张慕陶小传》，载《中

共党史人物新编》上卷第 221-223 页，纽约华美文化出版公司 2005 年版）中共秘密联系的杰

出代表之一的宣侠父曾经如此评价张慕陶说：我认识的两个人中，韩麟符的组织观念比张慕

陶要强的多。”（注 49：吕职仁著《关于韩麟符同志历史的一些回忆》，存中共天津市委党史

资料征集委员会资料室）张慕陶的“组织观念差”的同时却也“很能干”，这样的背景自然深

得罗章龙的喜欢，而且在对王明等人的看法上，罗章龙与张慕陶有很多共同点。据薄一波回

忆，是罗章龙派遣张慕陶、韩连惠等人潜回河北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张慕陶到了北方后，与

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人合流，张慕陶还担任了河北省紧急

会议筹备处的书记，因为张慕陶以前做过顺直省委书记，很多人一看张慕陶打出的招牌便应

声而来。对于张慕陶与罗章龙的关系，薄一波说：“近几年来，发现有些资料说，张金刃（即

张慕陶-引者注）和罗章龙没有关系，只是‘不谋而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罗

章龙的‘非常委员会’曾办过一个刊物《国际路线》，里面就刊登了河北（也称北方）紧急会

议筹备处提供的通告、决议案，还有曹策为首的天津市委的决议案，还有河北紧急会议筹备

处写给罗章龙的‘中央干事局’的请求‘给予领导和指示’的信。这些东西现都保存在中央

档案馆，是 好的证明。”（注 41：薄一波著《70 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第 108、

10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一版。）另据资料说“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后，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共非常委员会’。张”接受罗章龙第二党的

委派，去到顺直进行第二党的活动“（注 42：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金刃的决议》，

1931 年 2 月 6 日）。张到天津后，促成了以曹策为首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分裂活动与

罗章龙分裂活动的合流，并出任紧急会议筹备处书记。曾致函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表示

愿意接受其领导；还派出多人分赴各地进行反四中全会、组织‘第二省委’的鼓动。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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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央根据河北省的形式，作出《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要求组织临时省委，‘取消现有的

筹备处’。2月 6 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分裂党的筹备处组织，

并号召河北全党‘反对张金刃、韩连惠等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行动’。然而张等没有执

行中共中央和临时省委的决议，并宣布立即筹备河北省紧急会议，加快非法成立‘第二省委’

的步伐。为强迫他们停止反党分裂活动，2 月 18 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张

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之等等党籍的决定》。张等仍不以为然经常秘密集会。4月 8 日，

筹备处成员在李延锐家又一次秘密集会时，国民党反动军警闯入李家，‘被捕 11 人，张金刃、

李延锐、五化梓三对夫妇在内’。张被捕后先关押在天津，后转押至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

分院。1932 年 11 月底，被释放出狱，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候补期一年，留河北工

作。”（注 43：《张慕陶小传》，载《中共党史人物新编》上卷第 221-223 页）由此可见，张慕

陶与罗章龙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

罗章龙、张慕陶等人到底书生气十足，他们虽然不满王明，却忘记了米夫、王明把持召

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得到了苏联党的支持，米夫的背后就是斯大林。他们寄希望于国内

党、团组织的反抗推翻王明的上台显然是属于“蚍蜉撼树”，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

能实现的。而且中共党内的纪律一向严厉，像这种非组织的活动本身就很容易招来非议，更

何况罗章龙他们把像周恩来这样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也一并算在王明的夹带中，自然难以得

到大多数人的拥护。1931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定。在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罗章龙主持的全总

党团，除掉成立 1 月 1 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 1月 17 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

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

顺直，山东，广东等省）在[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 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 1 月

20 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

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

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

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

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

派小组织所起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

并且要向全党公开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中

去，使全党瞭解开除罗章龙，将是全党在反立三主义反调和主义的热烈斗争中解除右派武装

的开始。将领导全党拥护四中全会执行国际路线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坚决的转变，

而加速中国党的布林赛维克化的过程。”可见，王明把持的六届中央政治局把反对罗章龙的“分

裂”当成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来搞，具体到北方那就是斗争、批判“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

及其组成人员，也因此凡是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人天然的就被打上一个深深的怀疑的问号。

罗章龙垮台后，张慕陶也随之被开除党籍直至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所谓的“北方紧急会

议筹备处风波”暂时告一段落。1933 年，时任中共张家口特委书记的张慕陶被派往冯玉祥组

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担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盟军工作期间，

张慕陶再次与上级组织发生严重冲突。具体表现在以孔原为首的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认为冯

玉祥是“ 危险的敌人”，对与支持冯玉祥开展抗日同盟活动的中共张家口特委大张挞伐，认

定特委是“ 有害、 可怕的机会主义者”。（注 44：王光远著《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第

221、223 页）并以前线工作委员会取代了张慕陶的中共张家口特委。这让张慕陶激起很深的

反感，加之前线工委负责人柯庆施的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更加令张慕陶厌恶。

而在柯庆施看来，张慕陶本属“戴罪立功”之人，居然敢在重大问题上顶牛，实在不能容忍。

其实，柯庆施此人也并不干净。1933 年，中共中央让柯庆施携带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

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不去也罢，还把经费在天津花了一干二净，不但如此还写出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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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经去过满洲。1935 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揭穿

柯庆施的谎言，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被处以“凡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注

45 页：陈丕显著《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回忆录》，第 19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1933 年 9 月，柯庆施召开中共党员大会，会前许权中表示异议不被柯庆施采纳，

继而在柯庆施的压力下，不仅讨论就开除了张慕陶的党籍。再度被开除党籍的张慕陶继续四

处招摇，宣扬其主张，其反对蒋介石的初衷始终未变，后在 1941 年 1 月 5 日被蒋介石下令秘

密处决。

柯庆施将张慕陶反对“创造北方苏维埃”的主张以及在察哈尔同盟军中的情况作了必要

的剪裁，并汇报给孔原，孔原就把“右倾取消主义”与之那个木头等同起来，号召北方的当、

团组织全体行动起来反击张慕陶。所以，当郭洪涛的密报中提及蔡子伟参加过“北方紧急会

议筹备处”，就直接认定在陕甘边特委中已经混入了张慕陶系统的人，至少被张慕陶的思想、

主张所干扰，陕北与河北是孔原主持北方工作的左膀右臂，因此，他不能容忍陕北的工作中

出现不谐之音，他要把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牢牢的抓在手中，如臂使指、指挥自如，这也

就有了朱理治“空降”陕北的由来。（朱理治去陕北后，孔原也在 1935 年的春夏之交离开了

北方，同年夏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互济会扩大会议，1938 年 8 月回

国，关于孔原的情况我们后面还将进一步提到，固此不赘。）

第二节

朱理治“空降”陕北

1.郭洪涛的“秘密报告”

────────────────

就在朱理治“空降”陕北之前，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已经有开拓了一大新的天地。

1935 年 2 月，蒋介石纠合陕西山西、绥远、宁夏、甘肃等省份国民党军 50000 余人，以国民

党军地 84 师高桂滋部为主、第 61 师杨步飞部为辅重点进攻陕甘边苏区，此为“第二次围剿”。

这时，刘志丹、惠子俊已经根据孔原派到陕北的巡视员（黄汉（一作黄翰、即张子华，1914

年 4 月 21 日生，宁夏中宁县人，1930 年 11 月入党，历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代理党团书

记、陕北游击区巡视员、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中共长江局代表、中共中央统战

部联络局副局长，1939 年被怀疑有“叛变嫌疑”早隔离审查，审查期间含冤病逝，年仅 28

岁。1983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承认黄汉的党籍，1985 年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宣布为黄汉恢

复名誉）的意见赶到陕北安定县周家碱商讨反击国民党的“围剿”以及陕甘边、陕北两个特

委的统一问题。1935 年 2 月 5 日，陕甘边、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招待，史称“周家碱会议”。

（因为在赤源县周家碱召开，故此得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马明方、

郭洪涛，谢子长病重未能出席，白坚负责记录。（住 47：此处据郭洪涛回忆，见《郭洪涛回

忆录》第 62 页，而强晓初著《马明方传略》第 23 页中列举“周家碱会议”出席人员只有刘

志丹、高岗、马明方、郭洪涛、并无崔田夫。）这次会议强调指出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领

导、指挥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务、军事。于是，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

工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先后成立。西北工委委员由刘志丹、谢子

长、郭洪涛、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张达志等担任，惠子俊任工委

书记，崔田夫任组织部部长（后由郭洪涛、王达成担任）、张秀山任宣传部部长、郭洪涛任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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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书长，因为惠子俊未到职，由崔田夫代理书记，习仲勋任担任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马

明方任担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慕纯农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刘志丹担任，在选举西北军委主席时，刘志丹推谢子长出任，因为谢还是中央派来的西北

军是特派员，但谢子长以伤重不就，改由刘志丹出任。西北军委副主席是谢子长、高岗，秘

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是白坚，参谋长是朱子休，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 26 军、27 军。这次会议

明确提出西北工委是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西北工委、西北

军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撤销，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军委仍旧保留，由李生华任陕甘边特委

书记、刘景范任陕甘边军委书记。周家碱会议甫一结束，刘志丹就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军事

指挥当中，他签署《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调动红

26 军 42 师北上陕北作战。1935 年 2 月 21 日，谢子长应伤重不治去世，时年 39 岁。谢子长

在死前的 1934 年 11 月 25 日再度致信孔原，声称陕甘边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相对于

谢子长在 1934 年 9 月写给孔原的那封诬陷刘志丹的密信来说，这封信则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也就是说刘志丹等人的努力让久病在床、素有成见的谢子长也不得不承认其成绩。（注 48：《谢

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1934 年 11 月 25 日，载《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卷）》，上册，第 751 页）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共西北工委成员与红２６、２７军领导人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郭

洪涛，第六人为高朗亭；第三排左起第一人为龚逢春，第六人为张邦英；第四排左起第一人

为黄罗斌，第二人为张达志。

红 26 军地 42 师按照刘志丹的部署，在张秀山、杨森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的的二次“围

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 1935 年 4 月 3 日进攻庆阳的柳村原战斗中出现了失误，导致敌

军能够倾全力进行营救，是役，红 3 团团长王世泰、骑兵团团长赵国卿均受伤，吴岱峰、康

健民不得不代理红 3 团团长和骑兵团团长的职务。这次失误的要害在于步兵、骑兵配合不利，

张秀山、杨森作为红 42 师的主要领导当然需要负首要责任，但是，“柳村原失利”在朱理治、

郭洪涛、聂洪钧等人打击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时却被无限上纲到路线斗争中去，这

件事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谈到。4 月 13 日，国民党军第 35 师直扑陕甘边根据地的核心地带荔

园堡，习仲勋、刘景范率领陕甘边党、政、军的干部在政治保卫大队和赤卫军的掩护下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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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且退。4 月 16 日，党习仲勋退至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时突遭国民党军袭击，赤卫队

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为掩护习仲勋被俘遇害。习仲勋、刘景范所在的陕甘边苏维埃政权

虽然暂时受到挫折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到红 26 军的主力，刘志丹趁敌军主力关注南梁之际，带

领红 42 师红 3 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经靖边抵横山，于 4 月 22 日在横

山寺儿畔全歼井岳秀一个连。5 月 1 日，红 26 军、红 27 军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大家公推

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红 26、27 军，高岗任总政治委员，红 27 军 84 师政

委张达志兼任党委书记。刘志丹指挥红 26 军、27 军主力在 5月 8 日、9 日两天里连续取得杨

家园、吴家寨、马家坪三次战役的胜利，歼敌 1300 余人，缴长短枪 1200 余支，轻、重机关

枪 65 挺、迫击炮 2 门，并攻克安定县城。5 月 31 日，刘志丹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

攻克延长县城，以牺牲 4 人、负伤 20 人的代价全歼敌军 400 余，生俘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并

获银元 15 万元，战马 170 余匹，战绩赫然。6 月 10 日，刘志丹挥师北上，击毙敌延安县民

团团总李汉华。6 月 20 日-22 日攻克安塞县城，6 月 28 日克靖边县城，毙敌悍将曲子鹏。7

月 10 日，刘志丹进至绥德县，击毙高桂滋部团长艾捷三，压迫南线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

经过 5 个多月的奋战，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终致失败，刘志丹所部歼敌 4000 余人，

缴获各种枪支 3000 余，红色游击区扩充到 30 多个县，20 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军主

力部队扩大到 5000 余，游击队扩大到 7000 多人，苏区扩大到 30 多个县，陕甘边、陕北两大

根据地连成一片，据张秀山后来说：“（根据地）比 1942 年陕甘宁边区还大。”（注 49：张秀

山著《我的 85 年-从西北到东北》，第 81 页）

可是当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

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及时的在玉家湾村招考常委会议，

调整了领导干部的分工，会上对于郭洪涛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主要是刘志丹、高岗、张秀

山批评郭洪涛过分打击干部，打土豪形成红白对立，没有坚持葭南根据地，籍口不懂军事，

实行退却逃跑等。（注 50：《张秀山同志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42 年 11

月 5 日）对于这种工作中的意见的分歧和帮教，郭洪涛内心非常不满，他在会后秘密向孔原

汇报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村原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

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掩护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

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 26 军和 27 军的对立。…在西北工委会议上我虽然孤立坚持

‘中央路线’，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建了红

27 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郭洪涛不顾事实，自我吹嘘，为了让孔原加深所谓陕北形势的

“恶化”，郭洪涛还进一步的编造了有关“张慕陶右派”的假情报。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前面已

经提到成为后来孔原派遣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聂洪钧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内容

却并未出现在郭洪涛晚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中，由此可见郭洪涛自己所说的“几十年来，我曾

作过多次深刻检讨”的结论未必是实情。

1935 年 5 月，孔原派到陕北的“钦差大臣”朱理治在鲁贲的陪同、保护下秘密赶往西安。

鲁贲此人我们已经做过介绍，他也是 早对孔原密保陕甘边所谓“错误”的陕北特委的成员

之一，他在一路上对朱理治介绍的陕北乃至陕甘边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

何况朱理治此行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兴师问罪、取而代之”，所以，鲁贲的“解说”在朱

理治看来是容易被接纳的。在朱理治离开河北之前，孔原告诉他，北方局即将恢复成立，届

时朱理治将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的身份领导西北苏区的工作而上海临时中央局也将派两个

人到陕北，届时，朱理治将与他们一道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

团”。在没有取得“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和“驻西北代表团”身份之前，孔原嘱咐朱理治暂

时使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即中代）和“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孔原把原属

于自己的“中代”头衔赋予了临行的朱理治，可见期许之深。除了头衔以外，孔原交给朱理

治一封长达 35000 字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经孔原、柯庆施、朱理治过目后签署生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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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朱理治主持西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此外，孔原和柯庆施还给朱理治写了一封 7000 字左右的

军事指令。孔原在指示信中强调指出“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

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朱理治问

孔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严厉的批评，孔原告诉朱理治这都是根据陕北的郭洪涛的报告，陕甘

边特委目前混进了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张文华，一个是蔡子伟。孔原要求朱理治到陕北后

首先孤立蔡子伟等人，然后镇压他们。孔原顺便还送朱理治一本小册子，这是鄂豫皖根据地

的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编撰的《肃反》，内中提供了大量的“肃反”经验，孔原希望朱理治

认真看看。同时孔原还对朱理治说：“郭洪涛会陕北后已经初步执行了布尔什维克路线，因此

可以信赖。”（注 51：《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

朱理治到达西安后，见到了曾任少共北平市委秘书、少共河北省委宣传看是的李铁轮，

李铁轮时任青年团陕北特委宣传部部长，他想朱理治汇报说另有一个自称是中共中央代表的

张庆孚（特注：张庆孚简历：张庆孚（1901-1968）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江苏江阴人。1921

年毕业于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上海大学英文系毕业。1923 年参与组织“孤星社”和创办《孤

星报》。1925 年在江阴创办《星光报》，任社长，同年在上海经恽代英介绍入黄埔军校，先后

任第六期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四营、第三营的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团党代表，第 35 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第 19 军师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1928 年任上海政法

学院教授。1938 年春到延安，任陕北红军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军政学院政治委员。1942

年延安成立黄埔同学分会，被选为候补理事。1946 年起任东北军区军需学校党委书记，中南

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是中共八

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由中共中央特科安排进入陕甘边苏区，已经在 1935

年 2 月在南梁见到了习仲勋、高岗。可是这位张庆孚有几处比较可疑，一个是护送淘来的特

科人员不知去向；一个是张庆孚带来的用特殊药水写的密信显示不出来字。后来张庆孚自己

提出要架设电台与周恩来直接联系，但也未果。这样一来，陕甘边的领导人开始怀疑张庆孚

的身份，李铁轮自告奋勇提出 u 天津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咨询，必要时要到上海询问

中央局的有关同志。鲁贲当着李铁轮的面吹捧朱理治“顶呱呱”，并且向李铁轮灌输陕甘边领

导人右倾的理念，李铁轮不敢轻易表态。（注 52：李铁轮著《1935 年若干历史的会议》）

在听罢李铁轮汇报后，朱理治直接了当的说：“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你不要去上海，可

以去天津。”（注 53《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但是，朱理治

的这个“回忆”与他后来撰写的《往事回忆》中颇有出入。朱理治在《往事回忆-6.陕北工作

经过》中写道：“在聂洪钧同志到来之前，上海中央局曾派张庆孚同志来，原先中代告我说上

海将派人来搞军事，没有告诉我是派谁，而张又自称是中央代表，我以为上海来的即是他，

所以叫张参加代表团。聂来意后，说上海中央局未派张来作代表，只是叫他搞文化工作。”在

这里，朱理治说是先不了解张庆孚的真实身份，还因此叫张庆孚参加了“驻西北代表团”的

工作，只有聂洪钧来后才了解到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只是搞文化工作的，而聂洪钧到达西

北工作的时间是 1935 年 9 月，按照朱理治的这一回忆，朱本人应该不可能在 1935 年 7 月 5

日到达永坪镇之前决定性的告知李铁轮有关张庆孚的真实身份。而且，张庆孚为何许人，朱

理治是清楚的，因为朱理治在 1930 年 7 月到上海后的工作就是张庆孚介绍的。朱理治在张庆

孚身份问题上的回忆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其原由是否张庆孚在上海期间知道一些有关朱

理治的底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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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曾任共青团陕北特维宣传部部长的李铁轮（中间剪裁者）

在西安小住了几天后，朱理治等人继续前往西北苏区。他们 早抵达的地点是耀县，这

里是陕甘边根据地南区所辖，朱理治与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见了面。黄子文经历比较

丰富，他不仅威震渭北，而却还有参加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1930 年黄子文还

在北方局工作过，这就让他和朱理治之间有了沟通的先决条件。在他们谈论到中央的一些事

情上，黄子文表现出的独立思考的态度却让朱理治大起疑问。黄子文说：“四中全会是错误的，

把一些小娃娃提到中央负责。”我们知道，罗章龙、张慕陶都是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朱

理治本人则是以坚决拥护六届四中全会著称，至于他的顶头上司孔原更是如此，况且，朱理

治的“党性”早在当年告发陶铸反感王明之际便已经体现无疑，此刻听了黄子文的议论，自

然就在印象中把黄子文打入另册。朱理治在 1945 年 7 月 10 日的“历史座谈会”上发言中承

认他就是在黄子文的谈话中认定陕甘确有张慕陶的党徒活动。离开耀县，朱理治等人经过数

日的跋涉，终于在 1935 年 7 月 5 日抵延川县永坪镇。永坪镇是当时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

和陕北省苏维埃的所在地。朱理治离开河北期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去上海转道苏联

开会，行前主持恢复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由高文华任书记，柯庆施任组织部部长，李葆

华任宣传部部长（后由李大章接任）。孔原还建议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员到西北苏区协助朱理治

工作。根据孔原的建议，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聂洪钧、刘祚夫（后未去）到西北苏区与朱理

治一道组成中央驻西北代表团。聂洪钧（1906-1966），曾用名聂鸿钧，湖北咸宁人，1925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1927 年 9 月

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 1 月回国，历任中央农委秘书长、鄂北特委书记、红十

军政治委员、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皖南特委书记等职。1935 年 2 月到上海，上海临时中央

局成立后，聂洪钧担任组织部代理部长兼秘书。聂洪钧本来在苏联的时候已经当选中共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湖北省推举而来），但在出席中共“六大”时却榜上无名，后来才知

道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意见，聂洪钧由此对王明等人颇有看法。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之后，聂洪钧认为四中全会虽然在政治上进了一步，可在组织上未必能够保证政治路线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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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施，这本来是个“小骂大帮忙”的举动，但很快被王明的亲信李竹声打断，继而招致李的指

责。从这时起聂洪钧开始对王明等人在态度上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因为聂的出生和在苏联的

留学经历，所以，尽管曾经受到过李竹声的指斥，但并没有被排除在王明等人信任的圈子之

外，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上面很需要人，就把聂洪钧再次调来上海。孔原对聂洪钧有所欣

赏，加之聂本人有着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便专门提出要到西北参加领导工作，这样，上海

临时中央局就让聂洪钧赶去西北，临行前，贺昌炽祝福聂洪钧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即

孔原-引者注），即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甘苏区，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是黄子文、

蔡子伟，刘志丹是陕甘苏区的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要依靠郭洪涛。”

（注 54：聂洪钧著《半世略记（1905-1955）》载《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 16 页）也就是说

从聂洪钧上路的那一天起，他的思想已打下了“刘志丹思想很右”的政治烙印，他去陕北的

目的也很明显，即帮助朱理治整顿西北苏区。聂洪钧到达天津，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

委书记高文华谈话，高文华再度重复了上述对西北苏区乃至刘志丹的看法，聂洪钧已经“心

中有数”了。

现在再来看看朱理治到达永坪镇以后的事情。永坪镇地处宝塔、延川和安定三县（区）

的结合部，东连延川县城，西与安定相邻，南接延安宝塔，北通榆林、包头；交通便利，地

理位置优越，这时的永坪镇已经是陕北苏区以及西北苏区的心脏。朱理治受到了西北工委、

西北军委等重要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西北苏区包括陕甘边苏区和原陕北苏区，麾下大约 20

个苏维埃县治，管辖人口百万，兵强马壮，声势很大。1935 年 7 月 4 日，宁夏的马鸿逵密电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说：“陕北共匪荼毒地方……长此以往，恐滋蔓延，陕宁接壤，

殊堪杞忧。”（注 55：陕西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

第 473-474 页）马鸿逵的“杞忧”也正说明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率领的陕北红军的力量

所在。如果朱理治等人善于加以领导，善于听取正面意见，西北苏区的红色面积无疑将会大

大增加。但是，朱理治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治”，所以，他下车伊始就把屁股一下子坐到了

郭洪涛那边。

朱理治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召见了郭洪涛。郭洪涛已经从朱理治风尘仆仆的行程中看到

了自己反击的动力和时机。刘志丹早就批评过郭洪涛，刘志丹认为：郭洪涛推行的那套东西

并不是什么新玩意，而是早就被证明了对革命有害无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旧货色。他送

给 郭洪涛的评语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领袖欲强，净要别人听他指挥。”（注 56：张秀

山著《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缅怀刘志丹同志》）对于刘志丹的评价，张秀山、高岗、马文瑞

等人都有认同，马文瑞后来在延安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说过郭洪涛有“领袖欲”。（注 57：《马

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一版，第 191 页，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

页码）高岗说：“郭洪涛这个人喜欢搬弄是非、无中生有，而且个人主义严重，刚愎自用，听

不得半点反对意见。”郭洪涛自己也承认：“我就是对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好嫉妒人家，嫉恨

人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陕甘边陕北的情况时，更多的侧重于告状。

他说，刘志丹家是地主，福清市民团团总，刘志丹一贯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的白

军影响。1933 年红 26 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有刘志丹的责任，他们是梢山主义、

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刘志丹、高岗一贯右倾，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高岗政治上弱，没

有能力，文化程度低， 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

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

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 80 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

是右派，都是通过红 26 军和西安关系来的。（注 58：《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

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11 月 12 日）在这篇不断的汇报中，我们可以发现郭洪涛几

乎告遍了所有西北苏区的头面人物，从刘志丹、高岗一直到习仲勋、张秀山、马明方、马文

瑞、贺晋年、张文华、高朗亭、李西萍。而其内容刻意歪曲的成分很大。在这片汇报中，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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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洪涛把他自己打扮的一尘不染、一贯正确，似乎自从 1934 年以来都是他郭洪涛一个人在苦撑

危局、力挽狂澜。下面我们具体的看一看郭洪涛的汇报中的不实之处。

郭洪涛说“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刘志丹的父亲叫做刘培基，是清朝末年

的秀才，曾经与人合股开过草料店、杂货店，刘志丹出生时家境小康，可与“地主”还相差

甚远。1947 年陕西土改时，刘志丹家被定为“赋予中农”。而且，刘培基此人从未担任过民

团团总，倒是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过共产党。刘志丹投身革命之处，刘培基并不理解，后来他

逐渐转了弯子，开始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对于隐匿在他家中的共产党人谢子长、习仲勋、

马锡五等都伸出过援助之手。刘培基曾指着习仲勋说：“都是我的娃。”国民党当局因为痛恨

刘培基襄助其子刘志丹“闹红”，专门发布公告通缉刘培基，还由此平毁了刘氏的祖坟。（注

59：同桂荣著《习仲勋从群众中来》；此外，刘志丹亲属刘景星等人公开发表在 2003 年第八

期的《百年潮》杂志上的声明《我们所知道的刘志丹的父亲和家庭》也再次对刘培基老人的

历史做了澄清，详见该杂志第 78-79 页）郭洪涛指责高朗亭“贪污了 80 块钱”更是含血喷人。

1932 年 10 月 20 日中共陕北特委将红军西北先锋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任支

队长，九支队在打土豪是筹款 3400 元，其中 2000 元上交特委，高朗亭没有从中私自拿一分

钱。（注 60：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72 页）郭洪涛说高岗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可

实际上毛泽东却对秘书叶子龙盛赞高岗“高麻子这人能干事”。（注 61：叶子龙著《叶子龙回

忆录》，第 201 页）高岗在东北主政期间颇有成绩，特别是在保障抗美援朝志愿军后勤工作方

面很有成绩，彭德怀曾经赞扬高岗说：“志愿军的胜利主要是得到高岗和东北的大力支持。”

（注 62：张明远著《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第 372 页）高岗曾就读于横山县高小，后因

搞学运被开除，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收留了他。高岗的中学学历在今天看来应该属于“文化

程度低”的行列，但在文盲盛行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则委实算不上“文化程度低”。就以郭

洪涛自己而言，他甚至还没有完成榆林中学的学业，连中学毕业都算不上。（注 63：此后，

郭洪涛伪造榆林中学毕业文凭进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后期班，相当于高中。见《郭洪涛回忆

录》，第 9 页）又凭什么说人家高岗“文化程度低”呢？以上仅举的三个例子中就已经说明郭

洪涛在向朱理治汇报情况时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本这个人的好恶、个人的恩怨纠纷，对凡

是曾经与他发生纠纷的同事、战友进行有个人目的的诋毁、歪曲。关于这一点，郭洪涛晚年

也一度羞答答地承认道：“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指朱理治-引者注）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

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注 64：郭洪涛著

《郭洪涛回忆录》，第 81 页）在这里，郭洪涛虽也承认自己的汇报不实，可却依然狡辩说“误

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那么，郭洪涛所说的“别人”又是谁？

郭洪涛本人在 1958 年的申诉书中已经说过：“ 严重的是在肃反前给朱理治反映了一些情况

和问题……却造成了对 26 军的不信任，并成为后来进行错误肃反和逮捕 26 军老干部的根据

了。”（注 65：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358 页）可见，向朱理治反映陕甘边特委情况的报

告是完全来自于郭洪涛之手，而不是郭洪涛后来所说的什么“误信别人”。而郭洪涛的汇报用

朱理治的话说“种下了肃反的祸根”，对于这一点，张策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法：“身居要职，

又是本地干部的郭洪涛同志，扮演了煽风点火，挑拨欺骗的不光彩角色。”而有些西北根据地

的老人也反映说：“要是没有郭洪涛的作用，就不会有这次错误的肃反。”（注 66：张策著《我

的历史回顾》，第 63 页）八十年代郭洪涛面对中央五人小组时也说过：“陕北左倾错误我负主

要责任”的话。

然而，郭洪涛的问题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朱理治身上的责任。朱理治是中央代

表孔原派往西北苏区的 高领导人，他所肩负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他所处的地位不可为不高。

然而，朱理治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尽管孔原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情理“右派”，但是，孔

原毕竟没有身临其境进行第一手的调查了解。而朱理治本人一到陕北苏区既没有做翔实的考

察，也没有倾听多方面的意见，却一下子与郭洪涛打得火热，对于刘志丹、高岗等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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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完全从郭洪涛提供的角度先入为主，这种危机的倾向正是导致后来陕北肃反一发不可收拾的

主要原因。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关于这一点，张秀山说：”

理治（指朱理治-引者注）同志来陕北以后的三个月中，没有和别的同志谈过话，他没有和

26、27 军的干部谈过，没有和高岗、刘志丹、苏维埃领导人马明方同志、副主席霍维德及西

北工委会惠子俊、我（指张秀山-引者注）、崔田夫这些人谈过。当时虽然我们住在一起几个

月，在一起吃饭，但没有谈过话。他仅仅和洪涛（指郭洪涛-引者注）谈。有时候我们去了，

他们就不谈了。他谈的结果还写成两本东西，有的是用英文写的，有的是草写，我们也认不

出来。“朱理治也承认：”那时候仅仅和洪涛同志一个人谈话，没有找其他同志谈话，所得的

资料是有缺点的。“（注 67：张秀山《在西北局高层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42 年 11 月 5

日）其实，偏听偏信”只是朱理治在陕北肃反中犯下的特别严重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的

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则是来自于“宗派主义”。对于“宗派主义”在中共党内的滋生、蔓延，

罗章龙曾经有过一段追述，他说：“党内宗派是中国旧社会积习留下来的事物，它是从封建社

会、宗法组织与宗教、行会等杂糅而生的混合体。宗派组织是反映种种落后意识而形成的。

这种思想大都来自没落的统治阶级与非劳动人民（如流氓和把头），所以，客观上他是不利于

革命的，是有危害性的组织，是党的内部隐藏的破坏力量。党内宗派组织盛行于八七会议以

后，当时临时中央大力培植宗派组织，这是符合于临时中央上层少数人的需要的……宗派组

织的作用主要适用于在政治上推行盲动主义，组织上有利于独断独行、排除异己，实现派系

的清一色。宣传上树立‘一言为定’作风，他人无发表意见的余地。……在宗派统治下的党

的残酷斗争象征着取消党内民主、抑制批评和自我批评。……广泛的运用组织手段惩办同志，

粗暴地践踏党章，实行顺昌逆亡的做法。在发展残酷斗争过程中他们对待发表不同意见的同

志更是不择手段，视如仇敌，时时怀着你死我活的情绪，事事强调先下手为强，充分发挥政

治迫害，造成党内离心离德，以致为亲者痛，仇者所快！”（注 68：罗章龙著《参加中共六大》，

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7 辑，第 38、39 页）罗章龙所谈的这些内容是中共代表在莫斯科

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有关宗派活动的种种意见的混合，这些文字在今天

看来仍旧带有震古烁今的现实意义。可惜的是，代表们这些入木三分的宝贵意见并没有得到

领导层的重视，隐藏则中共体内的宗派情绪随着王明等人的上台更加疯狂起来（其后，宗派

主义始终是中共政治肌体中 大毒瘤之一，至今无法根除）。孔原、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

等人无一例外都是“宗派主义”的天热俘虏，正是戴着“宗派主义”的有色眼镜才使得朱理

治在黄子文不满王明等人的谈话中感觉到他已经捕捉住存在于西北苏区中的所谓的右派的

“尾巴”，而郭洪涛的谰言更加让朱理治在这一思路上继续迈进。至于朱理治完全掉进用残酷

手段对待党内异己者的肃反的烂泥潭中则是由他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政治主张的

逐渐分歧引发的。在中共党内一直流行着一条“潜规则”，即宁可犯政治路线的错误，也不能

犯组织路线的错误。也就是说在政治路线上如果与中央存在分歧到不是 糟糕的，例如犯了

组织路线的错误，那么很有可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什么叫“组织路线错误”？一言以蔽

之，就是不能“以下犯上”。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上个世纪取得削平海内的巨大成果，其核心原

因之一便是这个字念告知集体始终被一种铁的纪律所笼罩。所谓“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但唱

响于军队，更是党内人人必须凛遵不替的首要法则。而不论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地位，如

果想要挑战这一法则其所面临的必然是身败名裂。诸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林彪等不

一而足。这种“潜规则”在二十八岁的朱理治来说是深有体会的，在即将到来的聂洪钧身上

也有感受颇深。可唯独将心思都放在如何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与苏区的刘志丹、张秀山、

等人却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这一“规则”放在眼里。或许

这也就是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长于谋国、拙于谋身”者的悲剧根源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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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2.朱理治推行“极左”路线受阻

────────────────────

1935 年 7 月 15 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首

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这五封信包括 1934 年 7 月

13 日的《只能各样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的信》、1934 年 11 月 9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给 26

军同志的信》、1935 年 4 月 5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

1935 年 5 月 10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1935 年 5

月 25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五封信中的前三封信已经先于朱理治到达陕北

并且做了传达和学习，并被刊登在西北工委的刊物《西北斗争》上。后两封信是在朱理治启

程离开河北后发出的，朱理治自己也是到达永坪镇才看到的。其中 5 月 10 日这封信即全称为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问题给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

的指示信》长达 14000 字，通篇充满了“左倾盲动”的思潮，内中所提“积极争取苏区的领

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得“御敌于国门之外”

的翻版。这封被毛泽东后来称作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指示信是完全建立在一个

外行指挥内行的基础上，指示信的起草者孔原完全凭藉自己主观的理解、臆想和其他苏区上

报的所谓的经验混编而成，不但对于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半点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

空”开始弥漫在西北根据地的上空。5 月 25 日这封全称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关于扩大苏

区问题给陕甘代表、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信》则是根据郭洪涛、鲁贲等人的“谎报军

情”捏造出来一个陕甘边存在的“右倾取消主义”作为指责陕甘边领导人的“紧箍咒”。朱理

治照本宣科的传达孔原的指示“必须无情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

一切反革命分子”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这位貌似文弱的中央代表派驻西北的特使在

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的这些曾经是战友、同事的苏

区骨干们。张秀山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过这样一段事情：“7 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

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

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所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

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

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

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

侧击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

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

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

展，解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这些内容，之后全部写进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朱理治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任务：说“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

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

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

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刘志丹、高岗和我等工委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我们越听越感到

莫名其妙，越听越听不下去。因为朱理治对陕北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他说‘以

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西北红军的一般干部都知道，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以洛川

会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我们认为都是党内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我就说，

理治同志，你既反对枪杆子万能，又给‘枪杆子’提出如此宏伟的战略任务，这是不是矛盾

嘛！有的同志听后议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量吗？’刘志丹笑着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小寡

妇梦男人──空想’。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一套，完全脱离了陕北革命斗争的现实，尤其是面对

敌人 10 万重兵‘围剿’根据地的严重现实。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很下不来

台，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来得知，朱理治的这个报告是郭洪涛给他写的。会后，刘志丹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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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

出击。这样就使他们很恼火。回去之后，他们便在永坪镇召开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而西

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张达志和我，及陕北特委的主要领导人

马明方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注 69：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从西北到东北》，第 81-83 页）

按照张秀山的这一说法，刘志丹显然参加了这次由朱理治主持的会议，也就是说朱理治、

刘志丹应该在 1935 年 7 月中旬就见了第一面。但是，根据《朱理治传》的记载，在 1935 年

8 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延川县境内的文安驿时，派张达志请朱理治、郭洪涛来

文安驿给连以上党员干部做报告时才见了第一面。刘志丹还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配强赠给了朱

理治。（注 70：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95、96 页，该书作者提及的刘志丹赠送佩枪一

事来自于 2007 年 2 月 4 日对朱理治之子朱佳木的采访，此外该书转引张达志所著《第二次反

“围剿”的胜利》说明刘志丹请朱理治到达文安驿一事）而且，朱理治自己后来所写的《回

忆往事》中也不提张秀山所说的“1935 年 7 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做了一个报告”的事，朱

理治回忆说：“我到永坪镇后，即在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上级交给我的 1935 年 1

月至 5 月份的五封指示信，以后有在文安驿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注 71：朱理治

《往事回忆》）此外，《郭洪涛回忆录》中也不载 1935 年 7 月中旬有过一次文安驿会议，所以，

张秀山的这一回忆还需存疑，以备祥考。但是，张秀山的这段回忆中反映的两个问题确实是

客观存在的。第一个是张秀山指出朱理治提出的“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是大笑话，因

为这本身就不附合地理实情，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果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这就

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关于此点，朱理治本人多年后也予以承认，他说：“所要从什么地方发展

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方，把地方都没闹清楚，以致闹了一个笑话。”（注

72：《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第二个是朱理治在中央驻北方

代表孔原指示信的基础上自我发挥的东西对西北根据地危害程度较大。高朗亭也会议说：“永

坪镇扩大会议的时间很长，几乎是朱理治一个人讲话，他除了宣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

北省委 1934 年 7 月 13 日至 1935 年 5 月 25 日的 5封指示信外，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一些华而

不实的错误言论。”（注 73：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西北革命根据地史实纪实》，

载《陕四文史资料》第 11 辑）朱理治对此事也不敢否认：“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

指示信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注 74：《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从朱理治在这两点上的错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日后对于陕北肃反及其扩大化需

要承担的责任的份量。

这次扩大会议开了一周， 后形成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与《中

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份文

件。这两份决议案可谓异曲同工，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一望便知这就是毫无实际斗争经验的

“教条先生”们炮制出来的“杰作”。例如第一个决议案中指责陕甘党内的弱点和错误分为七

条，第一，军事上表现为退却逃跑；第二，红军数量稀少；第三，对地方暴动完全忽视；第

四，土地革命犯了很多错误；第五，苏维埃内部反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的斗争异常的不够；

第六，苏区中共会工作的忽视；第七，白区城市、反帝工作的忽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

率领总数远少于国民党军的红军、游击队用飘忽不定、声东击西的战术有效的消灭敌人在教

条主义者看来居然是“退却逃跑”，陕北地广人稀、民贫地瘠，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发展正规

红军 5000 余何谓“红军人数稀少”？盲目的发动“暴动”、“起义”只能浪费革命的有生力量，

暴露自身实力，这是已经被多次惨痛的教训证明了的。而陕甘边苏维埃内部严格规定，贪污

十元钱就被处以极刑，怎么能叫做“反贪污、腐化斗争异常不够”？陕甘的特点是以农为主，

发动农民自觉起来抗击国民党军是革命的正路，即便是几年以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这一条

经验仍旧被十足的看重，何来什么“苏区的工会工作的忽视”，又何来“白区城市、反帝工作

的忽视”？第一份“决议案”在胡编乱造了一通陕甘的“错误”以后便单 直入的亮出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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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派主义”的强项──整人。这份决议案提出要对陕甘存在的“右倾取消主义”进行斗争，并

且点了蔡子伟的名。而且还指斥陕甘党组织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针对以上的“缺陷”，

“决议案”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第二，充实铁的两军红军

（9000 人）；第三，争取到数县的苏维埃根据地；第四，创造几个模范支部。以上四条任务

几乎没有哪一条是切实可行的，“扩红”是所有苏维埃人的心愿却不是靠着硬性指标能够达到

的，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马明方等人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已经逐渐扩大，

可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乃至孔原却无视于此，继续层层加码，要求什么“争取到数县的苏维

埃根据地”，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想的色彩比较浓厚。

至于第二份《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

任务的决议》提出的八项任务也比较荒唐。这份决议中要求：第一，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

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第二，创建新苏区，与陕南、川陕苏区联成一片；第三，在十月革命

节之前扩大红军 6000 人；第四，镇压肃清反对派；第五，进行政治动员；第六，组织总工会；

第七加强白区城市工作；第八，猛烈扩大党的组织，提拔工人干部，反对“陕甘特殊论”。第

一条其实是完全漠视国共力量的悬殊，实属盲动。第二条、第三条都是一厢情愿。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都是做“无用功”。第八条更是唯成份论，好像工人干部就能够一往无前的执

行革命的全部意志。众所周知，中共历史上几个比较著名的叛徒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

徐锡根五一例外都是工人出身，可他们所做的那些个丑事却实在同他们背负的所谓“工人阶

级”的“光环”对应不上。在朱理治主持下形成的这两份“决议”首先遭到了张秀山等干部

的抵制。张秀山曾经结合陕甘的实际提出一个“陕甘特殊论”，意即陕甘人口少、经济文化落

后，不比陕北群众多、经济条件好，在陕甘发展红军、扩大苏区要立足实际，不能好高骛远。

这本是中肯直言，却被朱理治批评为“陕甘特殊论”，几年后，朱理治在担任陕甘晋省委书记

时与郭洪涛开展扩大红军的竞赛，可总是赛不过陕北，这时他才认识到“陕甘的确是特殊的，

这里面积虽大，人口只有 6 万，而柳拐子（指有生理缺陷者）就占了 6 千，交通困难，没有

党和群众基础，工作只能先搞军队……这与陕北有 26 万人口，交通比较发达，原先有很好的

党与群众基础的确是不同的”（注 7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据有关党史工作者考证，陕东一带至今地广人稀。（注 76：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地、

78 页）张秀山的“顶牛”、“抗上”给朱理治很坏的印象，而孔原早在 1934 年夏就公开散布

说张秀山“成分不好”，所以当陕北肃反的狂飙一旦掀开，张秀山作为 早罹难的红军骨干几

乎死于肃反者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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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朱理治给陕甘党组织、部队扣上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帽子的时候，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

因为朱理治根本就没有让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马明方等人与会，也就是

说在西北工委主要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强行的通过这份决议，这表明西北工委这块牌子在朱

理治的眼中已经算不了什么了。7 月 17 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

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的正欢。为了配合西北工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郭洪涛首先撰写“雄

文”一篇叫做《论扩大会议》，对朱理治的“部署”进行全方位的吹捧，说朱理治主导下的决

议案具有伟大的意义云云，并且刊登在《西北斗争》杂志上。接着，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也在

8 月 5 日发布了一个《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提出四项总任务：第一，巩固苏区，与红

25 军直接呼应；第二，彻底与忽视城市布置暴动工作的倾向作残酷斗争；第三，彻底的残酷

的肃清苏区内反动分子；第四，加紧苏维埃的建设。这里面 为重要和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

提出了“肃反”要求，并且还指名道姓说要反“AB”团。（注 77：AB 团的名字的来自英文“反

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 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

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 1927 年 1 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 团的宗旨，

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

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AB 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 1931 年曾说：“AB

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 反赤团之

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记，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职移易，亦万无可以存

在之形势，”。AB 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

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 AB 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

AB 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 AB 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引自《AB 团真相》）现在有的

党史教科书就用这个决议案为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一手推动的“陕北肃反”进行辩解，因为

在朱理治主持下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还没有提出“肃反”的要求，而这份陕甘边特委

的 决议却大张旗鼓的号召“肃反”。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惠子俊因为工人出身才得

以出任西北工委书记，但他始终没有到任，直到朱理治到陕北后才到职，按照周家碱会议的

决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两处根据地工作，但实际上惠子俊也好、

崔田夫（代理西北工委书记）也罢，都不能负实际责任，在朱理治来陕北之前，西北工委实

际掌权的是郭洪涛，朱理治到来之后，则是唯朱理治马首是瞻。西北工委成立后，陕甘便特

委仍旧存在，当时的中共陕甘边特委实际负责人是李景林。（注 78：刘培植著《铁骨春秋》，

第 25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的《习仲勋传》第

200页中也证实李景林于1935年8月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时间是从1935年8月到1935

年 11 月；另据李景林自己在回忆文章《陕甘边区分配土地的一些情况》中所述是 1935 年打

破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后即 1935 年 6 月 30 日之后调他到陕甘边特委工作的，所以，1935

年8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通过的这份左倾决议正是在李景林主持特委工作期间炮制出来的，

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中也承认正是由于朱理治施加的影响，才导致陕甘边特委改变态度，

在 8 月 5 日通过的《陕甘边特委决议案》中增加了“与目前党内的右倾危险做无情斗争”等

激烈语句，详见该书第 93 页，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共陕甘边特委决议案”正是朱理治、郭洪

涛、李景林等一批戴着极左面目出现的西北根据地领导人的督促、监临的情况下完成的，这

个决议案非但不能成为给朱理治在西北推行左倾路线做辩白的依据，反而正是这一决议案侧

面反映出朱理治的左倾思想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这里当然包括郭洪涛、李景林等人对

这种左倾思想的追随、鼓噪。）

而李景林不是别人，正是郭洪涛的“宗派亲信”。（注 79：张策著《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

西北党的历史问题》，载《三存书集》）所以，在郭洪涛的亲信主持下形成的这份《中共陕甘

边区委员会决议案》中大题特提“肃反”是再正常不过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

理治主持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形成的决议已经决定对所谓的“右派”进行“残酷无情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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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击”，那么，以郭洪涛、王生玉、李景林、鲁贲等人为代表的陕北、陕甘边地方领导人的亦步

亦趋自然在情理之中。如果不对这份陕甘边特委的决议的有关背景加以介绍，而采取选择性

失明的手段为当事人朱理治、郭洪涛遮羞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虽然在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朱理治已经准备借助组织手段逼迫刘志丹、高岗等人沿着

他带来的“正确路线”走下去。可毕竟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还在用观察的目光扫视周围

的人事。原本在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形成的决议中已经点了蔡子伟的名，但朱理治还不准备

动他，“观察蔡子伟同志在工委的表现，感到此人不像是坏人”，蔡子伟“不像坏人”并不是

朱理治暂时放他一马的主要原因，而根本则是朱理治还需要进一步梳理清楚蔡子伟及其“后

台”的全部来龙去脉，朱理治自己也说：“在实际工作中，对‘中代’（指孔原-作者注）所说

的右派进行考察。”（注 80：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46 页）

朱理治所说的“实际工作”指的是两项任务，一是“扩红”即扩充红军人数；二是查田

运动即土地改革。关于第一项工作“扩红”，1935 年 8 月 10 日，《陕北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关

于扩红工作的通令》指出“为巩固与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根据地……必须巩固与扩大红

军，各县苏维埃政府自接到本通令之日起，到‘九.一八’止，在这一期间， 低限度要号召

红军战士五百名，以后每半月要绝对保证五百名新战士的号召。”9 月上旬，朱理治主持起草

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冲锋月的决议案》中把 10 月确定为“扩红冲锋月”，

规定 10 月 1 日起到 10 月 31 日止，至少要扩大 3000 新红军战士，并且还要尽可能的超越这

一数位。这份“决议案”实际是在 8 月 10 日发布的通令的基础上的再度翻番。从表面上看，

朱理治的“扩红”在武装斗争的大环境下无可厚非。而实际上这种“冒进”的做法非但无助

与红军的扩张、发展与巩固，反而有害与根据地的存在、建设。早在 1933 年 1 月，中共苏区

中央局成立后就下达过“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限时限刻地要求所属灯具地输送大批新战

士到前线。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披露，从 1933 年年底到 1934

年 9 月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内，中共苏区中央局强征 10 万人入伍，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吧

苏区农村强势劳动力几乎搜刮一空，在苏区内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国民党反击中共意外

的提供了宣传工具。而这种“强征”的效果也很差，1934 年下半年，入伍的新兵出现大量逃

亡现象，有的甚至是整建制的偷逃。对于这一“极左”思维，包括中共内部也有部分人表示

强烈不满。中共闽浙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曾经为此事专门上书中共中央，他认为这种做法

已经造成了脱离群众的恶果。然而，罗明的正确建议却遭到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局的打击，“罗

明路线”成为那一时期打击异己者的代名词。朱理治这些人对于“罗明路线”并不陌生，他

们盲目的执行“极左”统治下的中央的决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

因此来证明朱理治在这些问题上仅仅存在一个“理解失误”的错误那时远远不够的，而某些

党史教科书至今还在为尊者讳的做法甚至将朱理治的这一错误升格为所谓“勤勉务实”，则是

有违客观。陕北不同于江西，朱理治提出“一个月内完成 3000 扩红”的任务，虽然朱理治自

称“半个月就完成了 2700 人”，可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得到的反馈也不都是正面表扬。包

括《朱理治传》，第 91 页）同时进行的“查田运动”成为日后肃反的导火索之一。在“土地

革命时期”，中共的整体土改方针都是在“左倾”的轨道上运行，这一点连此后指责这一思路

的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即使个别地区或者个别领导人对于“左倾”的土改有所更动，可换来

的一定是处罚。陕甘边地区的土改政策包括以下几条：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区后再分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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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 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名、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待权。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式来决定。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这是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宝贵之处在于对待

地主、富农并没有“一棍子打死”。陕甘边地区地广人稀，群众对于分地并不特别迫切，他们

为关注的是债务的废除和财产的分配。所以，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等人针对这一特点

开展工作，把土地分配放在后面进行。（注 82：刘景范《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几个问题的回

忆》）有一次，刘志丹、习仲勋深入农村、了解民情时，当地一个老汉就说：“辛亥革命了，

说民国比清家（清朝）好，其实粮款更重，还不如清家，你们共产党闹事，可要搞得比他们

都好才行。”（注 83：刘力贞、张光著《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友谊》）可见，分配土地、清

除债务、减免税负是陕甘边农村工作的重点。而与陕甘边根据地情况不同的陕北根据地在郭

洪涛的主持下继续执行过左的土改政策，要求对豪绅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没收。朱理治到

了西北苏区后，没有做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也没有亲身体验一下陕甘边根据地的特殊环境，

指示一味的照搬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系列极左的指示，当这些指示在具体执行过程

中遭到抵制时，朱理治首先想到的是这属于来自于“右派”的干扰。他听信郭洪涛的挑拨，

调整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除了第郭洪涛的“宗派亲信”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报以很大的信

任外，还派惠碧海担任共青团陕甘边特委书记，派鲁贲、慕生桂带领工作组去陕甘边检查、

巡视。

鲁贲本来就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这些人不满，此次又有了朱理治做靠山，

自然对陕甘边极尽构陷之能事。他给朱理治的报告中说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畏

敌如虎，见到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在几百里的战线上添筑了三个碉堡，还说十几个白匪就在南

区畅行无阻。在鲁贲的报告中，渭北群众视为英雄的黄子文成了被敌人吓得魂飞魄散的胆小

鬼。李景林、鲁贲、慕生桂还联名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没有党、团、工会等干部的立足之地，

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还说土地没有分，地主很猖狂等。

李景林的报告中说“土地没有分，地主很猖狂”都是无中生有。据亲眼目睹陕甘边根据地分

配的当事人回忆：“政府已成立，即建立了土地委员会，组织了贫农团，开始了分配土地……

在分配时首先造蛊雇农和佃农，给他们重分的是好地……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

农和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大生产。”（注 84：王生金《南梁苏区的土地

改革》）习仲勋对陕甘边分地后来又一个专门的解释，他说：“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

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注 85：习仲勋注《红日照陕

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8 页）可见，李景林的所谓的“不

分地”实际是群众不要山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进行土地、财产分配时还非常注意内部监

督，原政府土地委员会委员长张步清假公济私，一经发现立即撤职，“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

民群众扬眉吐气”，这是当时陕甘边地区的真实写照。（注 86：蔡子伟著《陕甘边根据地政权

建设回忆》）但是，朱理治无视于此，反而轻信了李景林的汇报。紧接着，李景林又向朱理治

报告说，惠碧海等人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到下寺湾附近发动群众，受到地主富农的抵制，身为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的李西萍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大骂群众是土匪，惠碧海也

被撤销了土改工作团团长。朱理治没有对李景林报告的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就很快做出政

治上的判断，他草就一篇《打到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檄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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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发动“反击右倾取消主义错误”的先声。其实，李景林的这次报告是故意夸大事实真相，对

“左”的查田运动进行了精心的剪裁。惠碧海等人带领的土改工作团一到陕甘边苏区，就把

地主扫地出门，把一些本来不是地主的也划成了地主，甚至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给擅自分了，

王生玉（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与李景林都是郭洪涛的亲信）在桥扶峪的土改更

是“左”的嚇人，他把部分中农也视作地主、富农，一并没收财产，还把男女都编成劳改队，

一律强制劳动改造。1942 年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高岗指责朱理治派李景林、惠碧

海去分中农的土地即指这件事。惠碧海、王生玉的这种过活举动受到了以习仲勋为首的陕甘

边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批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一说兼任设计计划

科科长，原河南大学教授）正是在得知王生玉等人的左倾蛮干的消息以后才主动向上级组织

汇报，根本没有像李景林诬告的那样说什么“群众是土匪”，当年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供职的

王华后专门回顾过此事的过程。（注 87：王华著《陕北错误肃反回忆》）习仲勋、刘景范、李

景林、杨玉亭、李生华五人召开特委、苏维埃政府的联席会议讨论了这件事，习仲勋等四人

都坚持撤销蛮干的惠碧海的职务，李景林不同意，但也没有坚持，他也服从了会议的决议。

可是，当决议下发以后，李景林却背地里给惠碧海打气，还唆使惠碧海向西北工委告状，并

把惠碧海安排到安塞工作。（注 88：李景林《陕甘边区分配土地的一些情况》）李景林、惠碧

海等人的选择性报告让朱理治认为这是一起“相当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分子的反扑”。虽说朱

理治是“钦差大臣”，可毕竟无权无勇，处理西北苏区的问题还要得到刘志丹、高岗等地方实

力派的支持，所以，朱理治首先谋求获得高岗的同意意即清洗“右倾取消主义”。哪知道，高

岗刚听朱理治说完这些内容就马上表示反对，高岗说：“我们这里就根本没有什么右倾取消主

义！”高岗的当面顶撞令朱理治非常悻恼，作为中央代表孔原派来的特使居然还要看地方领导

人的脸色，气急之下的朱理治宣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五人代表团全权处理土地革命和查田运

动的相关事宜。（五人包括朱理治、郭洪涛、马明方、崔田夫、张庆孚），他还特派鲁贲、马

明方前去陕甘边监督执行，虽说鲁贲、马明方到陕甘边与习仲勋一道组成代表团负责此事，

但代表团的核心则是朱理治的亲信鲁贲，在朱理治、鲁贲、李景林等人的压制下，中共陕甘

边特委不得不高喊“反对富农路线”的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以迎合朱理治的口味。

“扩红”、“查田”两大运动方兴未艾，蒋介石又动了第三次“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

这次，蒋介石调动的兵力达 15 万人之多，比起前两次“围剿”大不相同，很有一口吞下苏区

的气势。面对强敌，刘志丹积极寻找新的对策。1935 年 8 月初，刘志丹率领轻装部队，出师

吴堡，以“围城打援”的战术重创山西军阀阎锡山亲信大奖孙楚、李生达两部，歼敌两个团，

缴获长短枪 1900 余，迫使晋军退回山西境内。8 月下旬，刘志丹率部转到延川县境内文安驿

休整，他还让红 27 军 84 师政委张达志请朱理治、郭洪涛来文安驿给干部战士传达西北工作

委员会的扩大会议精神。刘志丹很热情的欢迎了朱理治，还将佩枪赠送给朱理治。可是，8

月 27 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同朱理治、郭洪涛之间产生了分歧。在讨论下一步军事

行动时，朱理治、郭洪涛主张首先攻打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

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藉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攻占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而朱理治在军

事上是十足的外行，他之所以提出攻占瓦窑堡，一方面是受了郭洪涛的影响，另一方面感觉

攻占瓦窑堡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双方争论不休，朱理治动用上级领导人的威权强行通过

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刘志丹原本与朱理治并无接触，朱理治听到有关刘志丹的一些负面东

西也因为没有正面的接触始终处于一般认识阶段，这次会议中的二人的分歧让朱理治开始把

刘志与黄子文、高岗、张秀山等人划起了等号， 在他看来，郭洪涛此前对他所讲的有关刘志

丹的“坏话”颇有道理，刘志丹不怎么尊重他朱理治的权威，而且，在重大问题上，刘志丹、

高岗、张秀山等人不但不听招呼，反而还有另搞一套的动向，特别是张庆孚与刘志丹、高岗

的关系也成为朱理治怀疑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张庆孚到西北的来龙

去脉作一简单的介绍。李竹声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张庆孚到陕甘边，任务是与中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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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军取得联系，因为张庆孚隶属于中央特科，所以，由王世英安排交由王超北护送到西安。1935

年 1 月，张庆孚抵达西安，他把中央的介绍信通过交通员徐国廉送达陕甘边特委，高岗、习

仲勋见信后让王世泰部下于占彪负责将张庆孚保护到边区。张庆孚到了边区后便让徐国廉和

另外一个人赶赴西安取联络电台，但此二人一去不回。后来才知道，徐国廉被捕牺牲，另一

人叛变。至此，张庆孚始终没有拿到同中央保持联络的电台。此外张庆孚携带的中央密信也

因此无法破解。（后来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出面做过证明张庆孚的身份不是假的，而且张庆

孚带到西北苏区的加密信也是实有其事，只不过西北当时没有化解密信的药水以至于这封密

信无法阅读，而张庆孚要找的电台后由刘向三在 1936 年取回。）张庆孚因为也是由上海中央

派来的干部，加之他同朱理治早有历史渊源，朱理治对张一开始是拉拢的，但是，张庆孚此

人颇有些独立思考的头脑，他在进入陕甘边苏区后对习仲勋、高岗特别是对刘志丹的印象很

好，同时对习惯搞左倾路线的人比较反感，尤其是对王明、博古这些凭着联共和共产国际支

持坐着“直升飞机”上来的领导干部表示十足的蔑视。1935 年 12 月，党博古等率人解救张

庆孚时，张庆孚当着大家的面对博古说：“你没实际工作经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领袖。”（注

89：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往事》）可见，张庆孚对于博古一流的当然也包括朱理治在内均无

好感。朱理治的本意是拉拢张庆孚，不但让张担任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染张庆孚参

加了包括他朱理治也在内的负责土地革命、查田运动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朱理治、张庆

孚、郭洪涛、马明方、崔田夫）。可是，随着张庆孚对朱理治执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的日渐了

解，也就更加激起张庆孚之于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反感，加之，他对朱理治的被捕经历有

所怀疑，就指责朱理治是“叛徒”，张庆孚还进一步认为朱理治的所谓的“中央代表”的资格

是假的，这样的质疑让朱理治大为恼火。其实，关于朱理治被捕以后的表现，不但张庆孚表

示怀疑，连陶铸也一样深表质疑。陶铸在 1934 年便听说上海的团中央局、江西团省委被国民

党破坏，其主要领导者先后被捕叛变，其中有个姓朱的，人称“小朱”，陶铸就把这个“小朱”

和朱理治联系了起来，这个怀疑一直到 1939 年朱理治与陶铸合作期间仍旧没有从陶铸的心中

消除。（注 90：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348 页）而更主要的是张庆孚在担任了西北军委

副主席后同刘志丹、高岗大的火热，这就不能不让朱理治怀疑刘志丹、高岗等人 是不是另有

企图？

1935 年 9 月 1 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他

告诉朱理治张庆孚不是什么“中央代表”，而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其实，就在朱理治、鲁贲离

开李铁轮之后，聂洪钧便与李铁轮接上了关系，聂洪钧告诉李铁轮说：“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

是特科搞情报工作的，派往西北搞情报工作，留苏区做些文化工作。”（注 91：李铁轮《1935

年若干历史的回忆》）

朱理治进入西北苏区之后，虽然按照孔原的交代密切联系郭洪涛，可终感势单力薄、力

不从心，现在聂洪钧的到来让朱理治无疑增加了一个新的帮手。聂洪钧因为是临时中央局的

代理组织部部长兼秘书，所以，他一旦说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张庆孚的身份自然也就成

了问题，情急不已的张庆孚大骂聂洪钧是“叛徒”，朱理治有了聂洪钧的配合，“名正言顺”

第下令扣押了张庆孚。张庆孚遭到无理扣押很愤怒，他转告张秀山说：“赶快告诉刘志丹、高

岗、把红 26 军拉走，要 26 军和西北工委宣布独立。”张庆孚之所以让刘志丹、高岗拉走红

26 军不是张庆孚利令智昏，而是在他看来上海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聂洪钧的身份非常可疑，

加之，聂洪钧与朱理治用极端的手段扣押他张庆孚，显然是“反革命行径”，张秀山得到张庆

孚的传话，不敢擅自作主，而是向朱理治进行了报告，朱理治抓住张庆孚煽动部队“造反”、

“独立”这一把柄，很快就把张庆孚严加看管。看管张庆孚的同时，聂洪钧走马上任，成了

主持西北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聂洪钧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就与朱理治一唱一

和起来，他在 9 月 2 日就召见西北军委参谋部侦查情报科科长高朗亭，命令他传达指令，要

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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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瓦窑堡果然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这里布置了

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

还设有直径 3-5 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

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的说：“敌人这样的据点，

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阵亡完也无

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的指挥员

也都愤怒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朱理治、郭洪涛、聂洪

钧等人的瞎指挥特表不满。 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

虚，奔袭横山县城。（注 92：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

和战斗》）9月 11 日，刘志丹部共横山县不克，激战多

时，主动撤出战场。刘志丹等因为既没有按照朱理治、

聂洪钧、郭洪涛的要求攻取瓦窑堡，也没有攻克横山县

这就给郭洪涛进一步攻讦刘志丹、高岗提供了口实，他

不顾客观事实，在和其他人谈话时攻击刘志丹他们的战

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从孔原嘱托到郭洪涛谗言

再到扩红、土改相左乃至现在的疆场抗命，朱理治彻底

认为刘志丹、高岗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者”，属于需要整肃的对象，正是基于朱理治的这

一认识，稍后开展的肃反才会肆无忌惮的横行起来。但是，这时的朱理治尚无足够的力量组

织肃反，因为他深知红 26 军对于刘志丹的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 26

军，肃反的目标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正如张秀山在却 2 年 11 月 5 日的“中共西北局高干

会议”上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没有军事力量，（肃反）是搞不起来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运动的“军事力量”又从哪里来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就要从鄂豫

皖的红 25 军的“小长征”说起了。红 25 军组建于 1931 年 10 月，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王

平章。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红 25 军一部继续坚持斗争。1932 年 11 月 29 日，

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 25 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1934 年 4 月，原

红 28 军与红 25 军合并组成新的红 25 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全军有 3000 多人。

10 月，红 25 军再度整编，由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程子华担任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

焕先仍任政委。11 月，红 25 军开始长征，此为“小长征”。红 25 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

海东只是名义上的领导，其实权操控在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参谋长戴季英手中。吴焕先

（1907-1935），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人。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 年夏，任箭厂河地区农民协会总负责人 。1927 年 1 月，建立起新县境内的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任支部书记，不久任紫云区委书记，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9 年任鄂

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主席。1930 年，任鄂豫皖特委委员。1931 年任红 25 军 73 师政委，

11 月，任红 25 军政委，不久，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2 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

皖时，留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他根据省委决定，主持重建红 25 军，先后任军长、政治委员。

1934 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吴焕先率红 25 军冲破国民党

军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鄂豫皖根据地长期在张国

焘的统治下厉行肃反，对党内、军内异己者大开杀戒。吴焕先的连襟戴克敏（黄麻起义的领

导人之一）就被张国焘杀掉，而吴焕先却毫发不损，这主要是得益于当年吴焕先在“鸡鸣河

会议”上的态度。1931 年 9 月，鄂豫皖根据地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在“南下”问题上与鄂

豫皖根据地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曾中生遂在鸡鸣河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取

得了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曾中生派刘士奇（曾与贺子珍的妹妹贺仪结为夫妻）回去向鄂

豫皖中央分局反映意见，时任红 12 师政治部主任的吴焕先却不赞同曾中生等人的做法，认为

这是在组织上的对抗张国焘。（注 93：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 97、98 页，解放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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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社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其时，张国焘赶来鄂豫皖不久，立足未稳、威信未建，如过“鸡鸣

河会议”这种针对他的倾向一旦形成趋势，那么张国焘将很难在鄂豫皖站住脚跟，所以，吴

焕先在关键时刻的一票让张国焘深为感激，这也就是后来张国焘不断提拔、重用吴焕先的根

本所在。

红２５军的“灵魂”吴焕先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军史教科书为吴焕先涂抹了太多的油彩，以至于他的错误很少被

人们所认识。如果说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朱理治、郭洪涛，那么，这起几乎陷西

北苏区于万劫不复境地的肃反的起源之一则是来自于这位烈士吴焕先。与吴焕先同掌红 25

军大权的戴季英算得上鄂豫皖肃反运动的干将和急先锋了。戴季英（1907-1997），湖北省红

安县人。192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11 月参加并领导了黄麻起义。1928 年任中共

黄安县委书记兼共青团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地方武装总指挥。1929 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

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加了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 年任中共鄂豫皖省委

委员。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任红 25 军第 74 师政治委员。1033 年 4 月，任红 25

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1934 年 11 月，参加红 25 军长征，

任红 25 军参谋长。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以擅长“肃反”著称，他曾经担任过鄂豫皖苏区政治

保卫局审讯科科长，以“逼、供、信”闻名，是一个令鄂豫皖苏区内部很多干部谈虎色变的

铁腕人物，因此他受到了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等人的青睐，在“鄂豫皖肃反”这一问题

上，传统的党史观点经常把这些统统算在张国焘的头上，而事实上张国焘固然是鄂豫皖肃反

的头号责任人，但其他的领导人例如陈昌浩、蔡申熙、王树声、吴焕先、周纯全、曾传六一

样需要负主要责任，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鄂豫皖的肃反运动不会绵延不绝，更不会成为红

四方面军的某种特色被带到他们的根据地中。

在红 25 军长征途中，始终有一支 300 多人的神秘队伍引起部队干部、战士的注意，但是，

他们不敢因此而交头接耳。这支 300 多人的神秘队伍正是在吴焕先、戴季英批准下由鄂豫皖

苏区带过来的“反革命嫌疑犯”，对于他们的出路，只有吴焕先、戴季英才有权做出。吴焕先、

戴季英对“肃反”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因为激烈的战争而减弱，1934 年 12 月红 25 军进抵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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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后，吴焕先、戴季英还在热衷“肃反”，独树镇战役打响，鄂豫陕西省委开会，吴焕先还在与

戴季英讨论是否应该杀一批“反革命”，甚至对郭述申也提出了疑问。（郭述申，1904-1994，

原名郭树勋。湖北省孝感市城关镇人。1922 年 5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图。1924 年春，在

武昌高级师范学校任学生会负责人，出席了武汉学生联合会。同年下半年，被选为湖北国民

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同年冬，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国民革命运动。1927 年初，当选为湖北

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教育部长。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党团成员、

中共京汉路南段特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巡视员、豫东南特委书记。1930 年 4 月，

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组

织部长等职。1932 年后，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兼红 27 军、红 28 军政治委员，红 25 军政

治部主任。1934 年初，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

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 25 军长征。任红 25 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 224 团政治处

主任，中共鄂陕边区工委书记，红 25 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吴、戴的怀疑让徐海东大发

雷霆，他骂道：“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那大家都是‘老三’，敌人前头堵，后面追，你们还

老三、老四的，敌人上来了，我们都当俘虏。”（注 94：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第 185 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2 月第一版）在徐海东的干预下，这次“肃反”终致流产，可此前长

征途中的那次著名“肃反”却没有这么幸运，而且正是由于那一场后来始终被党史界讳莫如

深的肃反让这股汹涌的祸水 终得以涌入西北苏区。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多次提到一个“陕西三烈士”的名词，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两位即

许权中和王泰吉，现在我们来说说这第三位烈士，他叫张汉民。

徐海东（右）与吴焕先

张汉民（1903～1935）化名田慎颐。山西稷山人。幼读私塾。1920 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

1924 年西渡黄河，到陕北安边堡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师炮

兵营副营长。1925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随杨部南下关中，驻守三原，同直系军阀

刘镇华部作战，配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6 年 1 月西安解围后，被国民党联军驻陕总司令

部调到西安任军事政治队队长，与密友吴岱峰（张汉民还是吴岱峰的如低昂介绍人）一起协

助魏野畴为党培养军事干部。后任中山学院总队长，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1927 年 5 月，又

回到三原任炮兵营副营长，同时参与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的兵运领导工作。冯玉祥附蒋反共

后，张任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第四军队支部干事会书记兼中共三原县委军事部部长，协

助三原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发展 20 多名官兵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8 年春，张被第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部逮捕。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宋哲

元下令将其押到西安，图谋杀害。经中共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被遣送回原籍，以小学教员

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 年春张在山东找到暂编 21 师（不久改新编 14 师，移

防河南南阳），先后任师长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等职。1930 年冬随杨

部回来，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和中共陕西省委接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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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系，在所部成立了中共支部、党委；利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魏书林、白景琦、崔启

敬、史唯然、岳仲人、李明轩等人担任连军官。1932 年 2 月，奉命配合彬县、旬邑、常武三

县民团去旬邑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旬邑后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党员

李明轩给游击队通报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阳坡头待机。

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的示意故意示弱于游击队，

游击队“乘胜追击”，歼敌数百人，缴获武器数百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

定：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枝丢给游击队。不久，张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

处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

送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吴岱峰、刘志丹、阎红彦、

杨重远等都曾先后在长得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1932 年下半年，张

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任务是负责搜集在陕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的

军政情报。他通过与陕甘游击队建立的交通线联络站，将收集的情报及时上报中革军委。同

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中共组织同红

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装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执行特委指示，于 1932

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多担

药品，并提出警卫团搞兵变的计划。根据红西方面军领导关于“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

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的意见，张利用其防区靠近川

北的有利条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四方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对中共陕

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给予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峰、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

住在警卫团内，在张的掩护下领导山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张还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 29 军所

属游击队送去一大批枪支弹药，并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1934 年 1 月中旬，红 29

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围攻，伤亡惨重，还有 20 余人被俘。

张获讯后，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中共地下党员

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王部，以奉命解押俘虏为名，将 20 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

团团部。接着，又以“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事后，驻守汉中的 38 军接二连

三令张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员押送汉中军法处惩处。张和警卫团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商量后，

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 38 军，称：“为免

除以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并为此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

战报，通过 38 军军长孙蔚如和 17 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报蒋介石。蒋曾为之传令嘉奖。当时

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刊都刊载了张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

中共的地下武装，在陕南驻防期间，他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

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营长均有共产党员担任。截至 1934 年底，全团 2000 多名官兵中有共

产党员 200 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 16 个连队中，有 10 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

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派、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

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

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注 95：据《五千年文明河东人》系列丛书《后稷稼

樯稷山人-近代人物卷-张汉民》）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 1935

年农历初一得知红 25 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

25 军负责人接头。红 25 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 年 2 月，

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3 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

西的红 25 军，他专门交代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大空枪”，因为张汉民以前与

红 25 军大国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

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 25 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

军为敌，因而没有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 25 军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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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 100 多

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以及与刘志

丹的红 26 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

1935 年 5 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

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注 96：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64 年 1

月 28 日）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

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

解的是长期以来红 25 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

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的解读。程子华晚

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

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 97：《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2 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的描

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 98：《刘震回忆录》，第 56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一版）1987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第 451 页也继续重

复“粉碎了陕军第一次围剿”的讹误，只字不提吴焕先下令错杀张汉民的经过。 为奇怪的

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 25 军战史》虽然羞答答地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

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 99：《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战

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0 版，第 141、142 页）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

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 25 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

俘？”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

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 15 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

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

15 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

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

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

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

（注 100：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160 页）恶果之二也是 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

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

25 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

1935年 7月 17日，红25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的吴焕先向中共中央报告称：

“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

是 22 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实施其反革命阴谋的破

坏。”吴焕先进一步提醒中央：“我们不是神经过敏，污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

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

防其奸细作用。”（注 101：吴焕先《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抄

件）吴焕先起草的这份报告，戴季英是全程参与的，徐海东知之不多。1935 年 8 月，吴焕先

战死，戴季英策动徐海东平分掌握红 25 军的全局被徐海东拒绝， 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

乃决定以徐海东任红 25 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间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海东虽然

比较鄙视戴季英的为人，但考虑到大敌当前而没有戳穿戴季英的把戏，哪知道戴季英随后竟

然与他准备推倒的程子华逐渐联络起来，并以程子华为“傀儡”，自己暗中继续全面操控红

25 军。1935 年 9 月 15 日，红 25 军抵达永坪镇，受到了西北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

迎。9 月 16 日，红 25 军与 26 军、27 军举行了盛大的会师。9月 17 日，还在红 25 军没有来

得及一洗征尘之际，朱理治、或合同与戴季英、聂洪钧等人就已经策划从组织上对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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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高岗、张秀山等人进行打击、报复了。这一天，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由中共西北工委、

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参加的联系会议，惠子俊、刘志丹、郭洪涛、戴季英、徐海东、

马明方、张秀山、高岗、崔田夫等人均到会。会议强行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

工委本来担负有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大块根据地的责任，虽已在朱、郭的掌握之中，但

对于朱理治、郭洪涛要彻底把持西北苏区的全局来说则显得还是有些碍手碍脚，所以，必须

尽快撤销。同时遭到撤销的还有随红 25 军一道而来的中共鄂豫陕省委，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

省委，朱理治、郭洪涛、刘志丹、马明方、王达成、白茜、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戴季

英、郭述申、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为委员，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李景

波担任秘书长，王达成担任组织部部长，郭述申担任宣传部部长，慕生忠担任白区工作部部

长，白茜担任妇女部部长（白茜后与贾拓夫结婚），崔田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改由戴季

英担任）。在这份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

据地的众多领导人已经受到了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

张绣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倒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所谓的新面孔其实

也都是朱理治、郭洪涛安插进来的嫡系人物。如省委秘书长李景波，早在 1934 年春就担任郭

洪涛的秘书，深受郭的信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1926 年 11 月参与创建中共清华大学

第一个党支部，与朱理治同为清华大学校友，而且一度还是朱理治的上级领导。1934 年王达

成任中共陕北特派员，此时朱理治让王达成出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省委

委员慕生忠、慕纯农都是在朱理治到达陕北后与“查田运动”中发现的“可靠人物”。如果我

们再仔细的看一看便会发觉，在 14 名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中，来自于陕北特委的就占了 6

名，而来自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只有 1 名即刘志丹。像关键位置如组织部部长、秘书长、

白区工作部部长、保卫局局长无一例外的都在来自与陕北特委的领导人手中掌握着。这个陕

甘晋省委可以说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多数领导人的，特别

是指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正如朱理治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省委书记，郭

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注 102：《朱

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

接下来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军委主席，秘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部

长白如冰。西北军委主席原来是刘志丹，现在换上了聂洪钧。据朱理治说，他原本还准备让

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为主席，但当他就此征求聂洪钧的意见时，聂洪钧不同意，聂表示他愿意

做军事工作。（注 103：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48 页）可这种

说法也只见诸于朱理治的回忆，不管怎么说，西北军委将刘志丹排挤在外的目的不能说是纯

正的。会议还决定将红 25、26、27 三个军合编为 15 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

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高岗对这

一任命非常不满，找朱理治闹了一通，朱理治乘机对高岗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注 104：

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48 页）高岗闹事并不是因为担任这个政

治部主任的问题，而是感到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的安排不公道。（）

注 105：《高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上的讲话》，1951 年 10 月 8 日）平心而论，高岗闹得并

非没有道理，陕甘晋省委的安排我们已经说过了，西北军委的人选也是厚此薄彼，刘志丹、

高岗都是原西北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何至于在新的军委内一点位置都不安排？红 15 军团实际

是西北苏区的红军占主要份额，而且刘志丹不论是军事能力还是群众威望乃至政治威信都还

在徐海东等人之上，何以屈居副军团长？对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安排实质则是对

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的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

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这次联系会议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成为中央代表团的负责人，也就是中共在西

北苏区的“ 高三人团”。这个“ 高三人团”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肃反”，就是清洗以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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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志丹、高岗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

部、战士。

第三节

“肃反”狂飙

1.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

────────────────

永坪镇会师不久，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就召开秘密会议

讨论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的问题。秘密会议上着重谈了张汉民的“九间房

事件”同刘志丹的牵扯，程子华说，张汉民的供词中表示出他有不少的学生在红 26 军中。徐

海东也对红 26 军包括刘志丹在内抱有成见，至于戴季英就更加如此了。（注 106：程子华给

中央的电报，1942 年 11 月 14 日）程子华、戴季英等红 25 军的领导人还给朱理治打气，所

他们此来也是帮助陕北肃反，这是他们红 25 军的主要任务之一。（注 107：《朱理治同志在历

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应该说，红 25 军主要负责人程子华、徐海东、戴

季英对刘志丹及其领导下的红 26 军抱有成见并且愿意帮助朱理治开展肃反运动是此后陕北

大肃反的重要祸根，可因此就把陕北肃反的首要责任推在程子华、戴季英等人身上则是不准

确的。朱理治、郭洪涛早就准备对刘志丹、高岗等人动手，只是碍于他们没有得心应手的指

挥工具而迟迟不能开展，红 25 军的到来为朱理治的“肃反”送来了唯一欠缺的“东风”。如

果没有朱理治、郭洪涛先入为主的“肃反”总体思路，即便是红 25 军的领导人因为“九间房

事件”对刘志丹等人的歧视也不足以让陕北肃反大规模的发动起来。

西北军委在讨论红 15 军团的军事行动时，徐海东与刘志丹、高岗发生了意见上的冲突。

高岗主张先打高桂滋和井岳秀，因为这两支军队，陕北的红军比较熟悉他们的路数，也容易

打好。刘志丹支持高岗的看法，徐海东却提出要先打东北军，理由是他们红 25 军与东北军打

过“交道”，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程子华、郭述申马上支持徐海东的意见。（注 108：徐海

东致朱理治的信，1963 年 3 月 21 日）红 25 军（也包括整个红四方面军在内）比较显著的一

个特点就是喜欢搞山头，喜欢搞党同伐异。黄克诚回忆说：“344 旅是以红 15 军团为基础改

编而成的，大部分干部是原鄂豫皖苏区红 25 军的。……有点山头主义，对由中央红军来的干

部不大欢迎……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一些干部对我这个政治委员不大理会，不仅为讲话他们

不怎么听，而且平时在生活上也有故意为难的地方。”黄克诚讲述这件事的时间是 1937 年年

底，适时，中共中央已经完成了对三个方面军的整合，而以红 25 军为主体的 344 旅的某些干

部仍旧敢于抵制来自于中央红军阵营的黄克诚。黄克诚，人称“黄老”，那时连彭德怀都要礼

让三分的“老资格”，可就在 344 旅中却难以开展工作，这些人不但在政治上为难黄克诚，还

在生活上也故意 难，这就已经涉及到一个品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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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稍后，徐海东离开 344 旅，黄克诚等人决定以田守尧接任 344 旅旅长，并报请中央批准，

但是，毛泽东、彭德怀都不同意田守尧接任，田守尧就闹情绪，党常委也不敢对他进行批评，

气得朱德开口大骂：“你们这是什么鸟常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

接着朱德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声。

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注 109：《黄克诚自述》，第 178、182、183

页，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二版）可见，直到朱德发话，田守尧才有所收敛。（田守尧：

1915 年生，安徽六安人。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 25 军

交通队政治指导员。1934 年 11 月参加长征进入陕南，后任地 225 团营长。1935 年 4 月被选

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常委参加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1935 年到达陕北后任红 15 军团第 78 师

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 115 师 344 旅 688 团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1938 年春，任 687 团团长，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9 年起任第 344 旅副旅长、八

路军第 2 纵队新编 2 旅旅长、第 5纵队第 2 支队司令员。1940 年 5 月奉命率部南下华中支援

新四军，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 3 师 8 旅旅长。1934 年与 3 师参谋

长彭雄率干部队有海路赴延安学习，3 月 17 日在赣榆县九里乡小沙东黄海海面与日军汽艇遭

遇， 后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其实，在军事会议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后来在“肃

反”中将高岗的建议打成了“右倾取消主义”则是典型的宗派主义行为。而徐海东、程子华

等人本来就对刘志丹、高岗有成见，如今在某些主张上又有了分歧，给他们并不和谐的关系

再添一道冰霜。

我们都知道，要开展肃反首先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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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早已有之，这是中央师法苏共搞出来的红色专政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接受中华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各省级、县级政治保卫分局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垂直领导，

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政治保卫局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的审讯、不必事前

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政

治保卫局只服从少数 高领导人。像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湘鄂西政治保卫局都是直接隶属于

所在的中央分局书记，且只听中央分局书记的调派。例如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

全，曾传六等人只有张国焘才能对他们进行命令、驱使，包括徐向前在内的很多党政军的领

导人不但不能指挥他们，而且还要受到他们的监督、监视。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死于周纯

全领导下的政治保卫局，1937 年在延安时，徐向前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

她又什么罪过？”周纯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注 110：徐向

前注《历史的回顾》，第 105 页）正因为政治保卫局的这种特殊属性，使得苏区的 高领导人

把政治保卫局始终都牢牢的抓在手里，政治保卫局人选更是苏区 高领导人的“禁脔”，別人

是無從干預的。1935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常委分工和组织人事时，毛泽东

亲自兼任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人，王首道副之。于此益见政治保卫局的重要性。

在讨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人选时，朱理治提议由戴季英兼任。朱理治之所以提

名戴季英，有三层原因第一层，孔原在朱理治到西北苏区前夕曾经向朱理治推荐过鄂豫皖的

肃反经验，这给朱理治很深的印象；第二层，戴季英本人曾经执行过多起肃反运动，有过政

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经历，在朱理治看来是一个肃反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第三层，戴

季英对朱理治的投靠和吹捧。关于这一点，高岗后来说过：“戴季英一到陕北就吹捧朱理治，

他说朱理治是西北苏区卓越的领袖，还说朱理治具有天才的领导才干。”朱理治的提议遭到来

自 25 军的领导人的反对，徐海东说戴季英意识不好，太过专横。（注 111：《朱理治同志在历

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同时参见《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0 页）程子华、

郭述申也不同意戴季英担任保卫局局长，这样就让崔田民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稍后不久，

朱理治、郭洪涛再度提名戴季英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程子华说：“如必要时，只能任副局长，

必须抓紧对他的领导。”朱理治就让戴季英担任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与此同时，朱

理治指定郭洪涛负责后方肃反工作，聂洪钧负责前方肃反工作，朱理治特别强调了郭洪涛的

重要地位，“审讯必须叫郭参加”（注 112：朱理治著《往事回忆》，在《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0 页）朱理治自称这是因为“他（郭洪涛）是本地人，了解情况”，实际则是不愿大权旁落，

用郭洪涛制约戴季英，不至于令戴季英完全操控全局。戴季英说：“理治曾向我讲过，洪涛知

道很多情况，叫我问他。”（注 113：《戴季英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

孔原曾经要朱理治注意蔡子伟、张文华、认为这二人是陕北右倾取消主义的代表人物。

朱理治到了陕北以后又发现黄子文“诋毁”中央领导人，而且，鲁贲等人也密告黄子文对敌

斗争不够坚决等。倒是蔡子伟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朱理治太多的反感，于是，朱理治决定首

先打掉黄子文。其实，打掉黄子文不但是朱理治的想法，也是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既定方

针”。早在朱理治动手之前，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已经被刘志丹、高岗逮捕，黄子文与刘

志丹、高岗本来就有嫌隙，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或者“南下三原”，或者“北上”桥山“的

争论中，黄子文与刘志丹分歧 大，但这还不是黄子文被捕的主要原因。黄子文曾经揭发高

岗强奸妇女，受到高岗的嫉恨，高岗多次在刘志丹面前说黄子文是右派，力主抓捕。此后，

高岗就下令把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等人作为“右派”扣了起来。朱理治并不了解黄子文

等人与高岗的过节，他来了以后还对蔡子伟的工作表现还算满意，朱理治还让先把黄子文、

蔡子伟、张文华放出来再说。这件事引起高岗的强烈不满，后来高岗得势时指责朱理治“真

假不辨，放虎归山”。可是，朱理治放出黄子文等人并不是肯定黄子文、张文华、蔡子伟所作

的一切是正确的，也不准备摘掉他们头上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只是因为他当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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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的确不够熟悉，不好直接对一些人、事做出总体判断。等到他真正掌握了陕甘晋省委的大权，

又有郭洪涛、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这些人撑腰、辅佐后，他再一次批准把黄子

文、蔡子伟、张文华抓了起来。这次，他可不是给高岗“报仇”，而是要通过黄子文、蔡子伟、

张文华等人的口供彻底肃清他们眼中的陕北“右派”。（注 114：朱理治回忆说，抓住了张慕

陶派来与黄子文联络的交通员，就此认为黄子文有了右派的嫌疑。参见《纪念朱理治文集》，

第 449 页）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从 1935 年 9 月下旬徐徐拉开的。10 月 1 日这一天，首先逮捕了陕甘

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原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

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被指认为张慕陶派往陕北联络黄子文的

交通员江旭。逮捕以上 5 人都是秘密进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没有得到通知，陕甘边特委

也没有得到通知，除了朱理治、程子华、郭洪涛、戴季英、李景林、聂洪钧等少数人知情外，

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王华回忆说：“1935 年 9 月下旬，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支援老山

战役，陕甘特委、边区政府向南移 40 里住在下寺湾一带（经委住下寺湾，军为住贺家湾，边

区政府住懿子沟，特委住鹞子渠）。在搬家中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不见了，但并未引起人们

的注意。”（注 115：王华著《陕北错误肃反回忆》）经过通宵的秘密刑讯，戴季英向朱理治汇

报说：“未经用刑，他们即供出刘、高等 13 人。”戴季英在这里是明显撒谎，他不但动用了酷

刑，而且亲自动手。鄂豫皖苏区的肃反素来以“残酷”著称，而“残酷”的重要内容就是大

规模的使用“肉刑”，曾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务科科长杨克武如此回忆道：“刑法是很残酷的，

如灌辣椒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

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说过话，一个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认自己是

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另一个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另一个抓去，如法炮制，

株连很多人，然后一一杀害。”作为当年的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对于这

些惨无人道的酷刑显得驾轻就熟、行家里手。戴季英不但鼓励在审讯中动用酷刑，而且还亲

自披挂上阵。马文瑞说：“（进入保卫局）就被戴上脚镣，开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抡着皮鞭打人，

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注 116：马文瑞著《马文瑞回忆录》，第 88 页）可笑的是，这些构

陷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等人为“法西斯分子”的人竟然更像“法西斯”。10 月 1 日的审

讯工作非常秘密，负责审讯的是戴季英本人，负责抄录口供的是聂洪钧的妻子宋涟。连朱理

治事前打了招呼必须要一道参加的郭洪涛都被排除在外，郭对此不满，他大发牢骚：“我是地

方上的人，为什么在审问的时候也不要我陪审？是不是怀疑我？是不是口供供出了我？……

听说宋涟抄口供也非常秘密，口供我向来没有看过，也没有找我研究过，我对这事觉得奇

怪。……”（注 117：《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议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12

日）戴季英之所以不愿意让郭洪涛参加审讯，有两个公开因素，第一个是戴季英遵循鄂豫皖

肃反的老规矩，举凡审讯这类涉及机密的工作，只能向第一把手汇报，保卫局只对苏区 高

首长负责；第二个是戴季英讨厌郭洪涛，戴季英说：“理治曾向我讲过，洪涛知道很多情况，

叫我问他，我觉得洪涛的态度阴不阴阳不阳的，暧昧不明，我不喜欢找他，我都是与理治发

生关系。”（注 118：《戴季英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

应该说，除开以上两个表面因素外，还有一层不易令人察觉的内在因素，那就是在戴季英这

样的肃反老手的眼里，郭洪涛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

陕北已经“混入”了“右倾取消主义分子”，那么郭洪涛怎么可以说是“一干二净”的？关于

这一点，郭洪涛也不是没有察觉，他说：“我对这件事觉得奇怪，组织上不相信我了。”

“组织上”倒是还在相信郭洪涛，却已经决定不再相信张秀山、高岗、刘志丹等人了。

10 月 2 日，戴季英派人抓捕了张秀山。审讯张秀山的过程中，说过来讲过去的唯一证据就是

蔡子伟的所谓的“口供”，鄂豫皖肃反的 大特色就是凭藉口供抓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

事，建国后历任上海是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公安部副部长的许建国（原名杜理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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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在红军时期不过是因为喜欢谈论吃喝，被别人胡乱攀咬后就给扣上“吃喝委员会成员”的帽

子，如果不是江华出面拦阻，许建国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肃反”运动

中随处可见。戴季英询问张秀山说：“蔡子伟已经供认你是右派，是他介绍你加入的，而且还

让你担任了右派的前委书记，你后来又发展了刘志丹、高岗，你们 近又有秘密活动，你承

认不承认？”张秀山面对这样的诬陷当然不能承认，戴季英就指使保卫局的人对张秀山进行

严刑拷打，而且还用枪决威胁张秀山。张秀山不顾自己的恶劣处境，仍旧向肃反者请求务必

保全红 26 军的干部战士，张秀山的哭诉甚至引起了一些看守被捕者的红 25 军战士的疑问“哪

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还要救 26 军的同志。”（注 119：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

第 85 页）但是，戴季英却并不会因此放下手里的鞭子，他很快就向朱理治报告说：“张秀山

也招供了，未经拷打，是他自己主动招供的，供出了刘志丹和高岗、杨森。他们都是张慕陶

右派，刘志丹是右派的头子。”朱理治并不关心张秀山是否受到了酷刑，他这时考虑的问题是

戴季英为什么在审讯时撇开郭洪涛，这是明显违反了他的关于审讯时必须要郭洪涛参加的指

示，也是对他个人权威的冒犯，戴季英只好回答说：“按照鄂豫皖保卫局的规定，只能军委主

席一个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注 120：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朱理治纪念文集》

第 450 页）朱理治不为所动，他派人立刻去瓦窑堡找郭洪涛回来，“肃反”虽然离不开红 25

军的鼎力支持，却不等于这件事可由红 25 军一家包办，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都

是他主持西北苏区工作必须依赖的拐杖，但是，朱理治可不准备轻易地把天平倾斜的过于明

显。因为瓦窑堡的国民党军弃守，朱理治派遣郭洪涛前去接防，此时忽然接到朱理治的急信，

马上返回永坪镇。当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三人之间互相扯皮的前后，大批陕甘特委、陕

甘边苏区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戴季英因为知道他们红 25 军是“外来户”，如果一下

子照名单细数抓捕容易产生激变，所以，他就先用保卫局的名义找习仲勋谈话，告诉习仲勋

某些“右派”已经混入陕甘边苏区政府中，必须要用强制手段进行逮捕，而却说这件事已经

得到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同意。习仲勋虽然对戴季英的谈话并不表相信，但上级

命令在此，作为下属，他也只能服从。戴季英率领几十名保卫局的手枪队队员把陕甘边苏区

政府的所在地懿子沟附近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由习仲勋负责把需要逮捕的人叫到院子里，习

仲勋以“看枪”的名义先把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的佩枪下了，接着，戴季英命令将其他的“嫌

犯”也一律缴械。大家都处在莫名其妙之中，习仲勋只好说：“听从组织的命令，事情总会查

清楚的。”因为习平素待人宽厚且又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被逮捕的人都没有任何反抗。

边区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冯树立（冯锡玉）还对身边的王华说：“他们是老法（即法西斯分子），

是黑衫党。一句话是特务，反革命，理应逮捕法办。”当时逮捕的包括赤卫军总指挥、王居仁、

张锦文等四人。张锦文、王居仁等四人原并不在一处工作，因为要秘密进行逮捕，所以，事

前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出面，要他们四人集中到政府大院来，他们四人不仅懵懵懂懂的被捕，

后也懵懵懂懂的被杀。（王居仁获救）

张锦文之所以被戴季英划进抓捕名单中并非此前她的工作失误，有关张锦文在工作上的

失误，（特注：据王华回忆：“张锦文、霍建德两位同志在龙儿寺陕甘革命委员会工作期间，

由于生活作风不慎，严重脱离群众，恰好又遇手枪失火打死赤卫队队长，更加激起干部群众

的不满，纷纷向特委和边区政府告状。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派冯树立同志到

龙儿寺去做工作，平息这件事。他在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做好工作的前提下，平息了这件

事， 后把张锦文、霍建德调回边区另行分配工作。他（冯树立）还风趣地编了‘锦文、霍

建德，一心把命革，到陕甘被群众骂了个美’一首歌，记此事并引以为戒。”）而是另有深层

缘故。张锦文是张庆孚派出的交通员徐国廉的妻子，而徐国廉牺牲前又是唯一能够证明张庆

孚的“中央代表”身份的知情人，按照“极左”肃反株连的思路，张锦文也“必定是知情者”，

换言之，徐国廉夫妇不仅了解张庆孚的中央代表身份，而且也很可能从张庆孚那里知道一些

朱理治的某些“底细”。所以，张锦文的遇害显然还有“灭口”的成分在内。张锦文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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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代初西安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曾经带着几十名女生砸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汽车以至

于轰动全国，她不但英勇泼辣，还柔情似水，王世泰在柳原村战斗负伤后多亏张锦文的细心

照料才得以很快的痊愈，晚年的王世泰回忆到此还不禁说道：“张锦文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好

大姐，是女中强人，革命队伍中的坚强战士。”（注 121：王世泰著《王世泰回忆录》，第 19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而张锦文作为陕甘边苏维埃唯一一位妇女知识份子干部，在

戴季英等人素来风行的鄂豫皖肃反作风来看也在“必杀”的行列。鄂豫皖苏区肃反时，大量

的知识份子干部都成为屠戮的对象， 后居然发展到别钢笔的、戴眼镜的、皮肤较白的都在

该杀之列。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中将回忆说他当年有一次在谈话时偶然说出了“牛

顿”的名字进而被怀疑是知识份子，险遭不测，幸亏徐向前出来打圆场说“牛顿”这个名字

是他告诉徐深吉的，这才不了了之。被捕的人都给戴上黑布袋，只留下两只眼睛看路，服装

也给改换一遍。像张锦文这样知道某些领导底细比较多的很快就被秘密处决。包括那位文化

委员委员长冯树立在内的其他几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随后也遭到逮捕，其中以冯

树立的遭遇 为典型。冯树立（1911－1935），又名冯锡玉，陕西韩城人，在县立中学读书时，

大量阅读马列主义著作。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赴北平燕冀中学读书。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学生卧轨反日斗争和南京请愿团活动，

在南京被逮捕。狱中，和其他同学一起进行绝食斗争，后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将爱

国学生释放。返回北京后，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参加“反帝大同盟”、“左联”等党的外

围组织，并在北平《晨报》、上海《申报》副刊及《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激发群众的抗日

斗志。因此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共韩城县委领导下，

积极组织农民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不久，调至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工作，经

常深入学校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1933 年，省委机关受到破坏，暂避北平。后转战陕甘宁边

区，任边区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协助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建立和巩固陕甘宁边区做工

作。1935 年春，组建红军骑兵师，任政委，率领部队转战洛川、合阳、黄龙、韩城等地。（注

122：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提供的革命英烈资料库-冯树立词条）冯树立对陕甘

边苏区的文化、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冯树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在突出

抓农村小学教育时，没有课本，他自己搜集材料，夜以继日地突击编写。为了启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而设计绘画插图。小学教员奇缺，他想尽千方百计物色培养。他真是

把一切困难都踩在脚下，昂首阔步，奋勇向前。这不仅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多才多艺，更

体现了改变苏区文化教育落后面貌的高度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因而他也是陕甘苏区文化教

育的开拓者。”不仅如此，他还是陕甘边部分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创立人之一，“他是创建王家

坪、下寺湾区、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1935 年 3 月间，陕甘特委和边区政府搬到洛河川。

他根据特委和边区政府指示，领导我深入各村，发动群众选举建立二区、三区区村苏维埃政

府。”（注 123：王华著《陕北所无肃反回忆》）从他辅佐杨森转战韩城、合阳等地也可以看出

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是一个亦文亦武、军政双全的干才。 为难得的是这个人的政治觉悟，

他出身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却能很早的领悟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道路的基本取向，用自己的

全部身心包括家产去为广大的贫苦百姓争温饱，诚属可贵。但就这样一腔热血的青年才俊却

惨死在戴季英及其领导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秘密屠杀中，至今连他遇难的详情也不知道。

直到 1978 年以后，冯树立才获得平反昭雪，沉冤长达 43 年之久。而杀人者戴季英却因为有

人庇护，竟然得享天年。

朱理治叫人把在瓦窑堡的郭洪涛喊了回来，朱理治问郭洪涛，刘志丹、高岗是不是右派？

戴季英也在场。郭洪涛说：“刘、高不是右派”、“杀了我的头也不信”。后来把口供给郭洪涛

看，郭看后不再多说了。（注 124：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0 页）

此处朱理治回忆与郭洪涛回忆有些不同，郭洪涛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指朱理治－

引者注）通知我，星夜从瓦窑堡赶回永坪。他见我后，告说已将张秀山逮捕，并说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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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高岗、张秀山都是反革命。当时我感到很震惊，当即表示，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

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注 125：郭洪涛著《郭洪涛回忆录》，第 74 页）

朱理治的回忆中提到刘志丹、高岗是用了“右派”的字眼，而郭洪涛回忆说是用了“反革命”

的字眼。综合朱理治 1945 年 7 月 10 日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和 1942 年 11 月 12 日郭洪涛在

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以及另外一个当事人戴季英的发言记录看，朱理治

的回忆不可信。郭洪涛在 1942 年 11 月 12 日的发言中说：“朱理治说，现在就把你（郭洪涛

－引者注）捆起来，已经有了证据，你还说他们不是反革命！”在场的戴季英也说：“他（指

郭洪涛－引者注）对我只讲过‘刘志丹恐怕与右派有关系，他始终没有明确的向我说过刘志

丹、高岗是反革命不是革命，他对我们是暧昧的。”（注 126：1942 年 11 月 8 日，《戴季英同

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发言》）

郭洪涛当着朱理治、戴季英的面否决张秀山以及刘志丹、高岗等人的“反革命身份”，是

基于两层因素：一层是郭洪涛自己所说的，他打击刘志丹、高岗是出自于他个人的嫉妒心理，

“我就是对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好嫉妒人家，忌恨人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讲高岗、刘

志丹的坏话，这主要是在朱理治来了以后，我供给这些材料以后，朱理治就不相信高岗、刘

志丹了…我从来没有说过刘、高是右派反革命，我说他们是右倾取消主义…他们 大不过是

一个封建集团，私人结合，不是反革命…我说他们错误是有的，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

逃跑主义…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注 127：《郭洪涛同志在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

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12 日）如果问题真的像郭洪涛自我表白的这样倒也很好理解，中国

历史上就不乏这种兴风作浪、挑拨是非的政治侏儒，但他们也有色厉内荏的另一面，一旦让

他们真的操 杀人又变得畏缩不前；另一层因素则并非如郭洪涛所讲的那么简单，即郭洪涛

虽然深恨刘志丹、高岗但不准备自己的手上沾血，试图用“借 杀人”这种手段去除掉刘志

丹、高岗，至少是在政治上搞臭刘志丹、高岗。为什么这样说？这还要从郭洪涛的言行上找

答案。

郭洪涛说“这主要是在朱理治来了以后，我供给这些材料以后，朱理治就不相信高岗、

刘志丹了”，这显然是撒谎，郭洪涛早在朱理治到陕北前就已经多次向孔原做过多次秘密汇报，

诬陷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这一点包括远在上海的聂洪钧都有耳闻，而不论是朱理治

还是聂洪钧，他们到陕北来的主要根源就在于郭洪涛的诬告。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朱理

治来了以后”的事情。郭洪涛还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刘、高是右派反革命，我说他们是右倾

取消主义”，众所周知，张慕陶及其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在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

以及它领导下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看来就是“反革命”，这一点不但出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有关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孔原的表态，也体现在其他苏区的肃反活动中，鄂豫皖苏区、川陕苏

区的肃反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托陈取消派”，为此有无数的将士为此 下作鬼，而且，“右派”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是“反革命”的同义词，张国焘在川陕苏区主持工作时就把右派同“反

革命”划等号，郭洪涛在党内行走多年，又是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熟知各类路线斗争的方式、

手段、经历，他岂能不知给刘志丹、高岗扣上“右派”的帽子意味着什么？郭洪涛如果真的

像他自己所说的打击刘志丹只是因为“我就是对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好嫉妒人家，”的话，那

么为何在刘志丹死后郭洪涛还在强调刘志丹是“右派”呢？（注 128：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

第 96 页）难道一个死者能算是“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吗？他对一个死人还要继续嫉妒下去吗？

郭洪涛打击刘志丹、高岗抬高自己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除掉刘志丹、高岗，郭洪涛的上升

通道也就打开了，如今刘志丹、高岗已经被戴季英领导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打入另册，而且

朱理治也准备对他们进行深究，郭洪涛表态与否，刘志丹、高岗的厄运都将注定。就在郭洪

涛出具否定态度后，朱理治等人仍旧下令抓捕刘志丹、高岗，事情后面将予详述。换言之，

郭洪涛利用朱理治、戴季英打倒刘志丹、高岗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郭洪涛自然不必要再

作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模样，他乐得把自己在这场血腥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淡化开来。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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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郭洪涛一直到他老病身死都没有放弃在陕北“肃反”这件事所作的手脚。（注 129：张策说过：

“在 1945 年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归纳大家的意见说郭洪涛欺骗中央达七年之

久，十次之多，郭当时也承认这一事实。”此后直到八十年代，五人小组第四次核查西北历史

问题时，郭洪涛还在抵赖，李维汉 后被迫表示要公开档案，郭洪涛这才签字认账。张秀山

也有类似的证实，见张秀山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第 358、359 页。李维汉自己也承认受

了蒙敝，直到 1937 年去中共陕甘省委工作期间通过与习仲勋、张策、刘景范等人的接触才了

解到陕北肃反的根源。参见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第 11 章《初到陕北》）从郭洪涛

在陕北肃反前、后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的“不俗”的表演看，我们认为后一种因素即郭洪涛

看到自己的打击刘志丹、高岗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不愿更深的暴露自己的全部企图，比较符合

郭洪涛的人物性格，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为什么这样说？也还是要从郭洪涛身上找答案。1942

年 11 月 8 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有人就直接质问郭洪涛：“你说你有领袖欲，你

不把高岗、刘志丹搞死，你就没有办法当领袖。”请注意一点，这里说的是郭洪涛自称有“领

袖欲”，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郭洪涛后来辩解他没有准备害死刘志丹、高岗的打算，却并

没有否认他说过他有领袖欲的话。（注 130：详见《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议上关于党内历史问

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无独有偶的是，刘志丹、马文瑞也批评过郭洪涛的这一缺陷，

刘志丹说郭洪涛“狂妄自大、自以为是、领袖欲强，净要别人听他瞎指挥。”（注 131：张秀

山著《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缅怀刘志丹同志》）由此可见，郭洪涛在同事、战友中暴露出来

的“领袖欲”已经是昭然若揭。按照戴季英等人审讯得出的“口供”以及扣在刘志丹、高岗

头上的帽子包括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交待，刘志丹、高岗即便是暂时不被杀害也必然被

彻底的逐出根据地，那样一来，几乎不用假设，西北苏区的本地干部中资历 深、地位 高

的就是郭洪涛。郭洪涛与刘志丹、张秀山都是榆林中学的同学、同乡，刘志丹、高岗等人被

捕之后在西北苏区引起的反响是相当大的，包括像贺晋年这样来自于陕北的干部也表示出对

红二十五军戴季英等人的愤怒，甚至有动手的企图，其他旁观者也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

的感觉，假如郭洪涛在这个时候过于露骨的表现，必然引起反感，不利于他以后在西北苏区

开展工作，反之，如果他表现的超然一些或者故作资态的显示出某种顾虑、迟疑，尽管在当

时可能会引起朱理治等人的反感却并不会因此危及他的实际地位，毕竟朱理治这些“钦差大

臣”在西北注定要依赖本地干部做具体工作。而且，从长远看，这一举动带来的隐性的政治

收益无疑是巨大的。事实上，郭洪涛后半生不断的奔走翻案也正是抓住自己曾经表态说刘志

丹、高岗、张秀山不是反革命这根稻草而有所得逞的。所以，我们认为郭洪涛讲刘志丹、高

岗、张秀山不是反革命决非是什么“守住底线”，而是完全从左右逢源的角度出发，这是他“领

袖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承认，在陕北肃反的整个过程中，朱理治当然要负主要责

任，也是不能用偏听偏信轻描淡写的，但是，郭洪涛所处的幕后摇羽毛扇的角色实在不容低

估。朱理治、戴季英在前台的表演固然看起来可恶，而郭洪涛在幕后的推波助澜同样丑陋，

这也就是后来的历史决议中始终把郭洪涛锁定为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原因所在。

2.诱捕刘志丹

──────────

为了张秀山的这份似是而非的假口供，朱理治与郭洪涛闹了意见，在这以后决定刘志丹、

高岗的何去何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朱理治便直接找程子华、戴季英商量。这里需要把程

子华简单介绍一下。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人。192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入武汉黄埔分校，曾随校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同

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之后随部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1928 年 9

月在河南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1929 年 12 月在湖北大冶发动国民党军独立十五旅两个连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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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行起义，随后率部参加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保卫战。1931 年 4 月调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

任红三十五军第三 0 七团团长、独立第三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四十师师长、第四十一师师长

兼政治委员、第十四师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等职，参加了根据地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1934 年 9 月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同年 11 月率部参加长征。1934

年 12 月 10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开会，不料原在卢氏朱阳关布防堵截红军的国民党

军第 60 师突然由鸡头关向庾家河地区奔袭，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率部顽强抵抗，战斗中

程子华的手部动脉血管被打中，失血过多并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此落下终生残疾。吴焕先

死后，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和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但实际上红二十五军的大权

还在参谋长戴季英的手中。到达陕北苏区后，因为程子华也是中央派到地方苏区工作的原因，

朱理治对他格外不同，比较尊重他的意见。如今看到郭洪涛在“肃反”的问题上又是这么一

个模棱两可的态度，朱理治就把程子华叫上，两个人一起旁观了戴季英审讯张文华、蔡子伟

的过程。期间，朱理治还问了戴季英一个问题，朱理治问：“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的

有功之人，说他是反革命不好解释。”戴季英回答：“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

消灭红军，像过去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都是这样的做法。”（注 132：朱理治著《往事

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0 页）──“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

灭红军。”这是何等滑稽的逻辑。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断下去，毛泽东、朱德、方志敏、邓小

平、张云逸、张鼎丞、徐向前、贺龙等一大批中共苏区、红军的创建者都不免人头落地。这

种逻辑居然出自一个长期担任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重要职务的身兼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

之口的本身已经十足可悲，而在听了这种荒诞不经、是非混淆的混帐逻辑之后居然还能继续

对戴季英委以重任、继续让戴季英执掌肃反执行大权，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西北代表团负

责人朱理治到底为何许人也岂不是一目了然？

戴季英利用审讯的间隙主张逮捕刘志丹、高岗，朱理治不同意，他认为兹事体大，需要

慎重处理。程子华问如果前方出了问题怎么办？朱理治说可以叫刘志丹回来，代理西北军委

主席。后来又与郭洪涛商量可以把刘志丹召回省委软禁起来。（注 133：朱理治著《往事回忆》，

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0 页）从朱理治的回忆中，我们似乎感觉朱理治在这个时候已经

不需要再对抓捕刘志丹、高岗负有主要责任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当时在审

讯现场的只有朱理治、戴季英、程子华三人，我们先来看戴季英的口供：“关于逮捕刘志丹，

是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洪涛（指郭洪涛－引者注）送到我处的。逮捕刘志丹，因认为刘志

丹是反革命右派问题，是理治亲自主持审问蔡子伟、张文华、张秀山等人后，他们都供出了

刘志丹、高岗等人。记得理治很兴奋，认为问题已证实，为防事变，决定逮捕，叫我写信给

前方，他并说他与洪涛商量，后来我照他的意见写信，理治、洪涛均签名拿回来后我也签名。”

（注 134：《戴季英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作为西北

代表团的“三驾马车”之一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如是回忆：“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

接省委（指以朱理治为书记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引者注）由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令式地要

我们逮捕刘、高、杨松（应为杨森－引者注）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

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接到我们的行动计划报告后，省委

紧急来信，……郑重的说：‘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

派郭洪涛通知藉慰劳红军劳山胜利的名义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

涛，而是程子华。程的传达，根据仍然是口供，但说省委的决定一定要逮捕。…… 后决定

‘分开刘、高，刘调后方主持军委，以防变乱，并便考查。’”（注 135：聂洪钧《1942 年 11

月在西北高干会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发言摘要》）1955 年 4 月 3 日在北京饭店召开的“陕

北历史与高岗问题”历史座谈会上，程子华承认“逮捕刘志丹、高岗是朱理治、程子华、戴

季英在后方永坪镇开会作出的决定”（注 136：《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 39、40 页）

由戴季英、程子华、聂洪钧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朱理治在决定抓捕刘志丹、高岗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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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题上没有说实话，正是他写的亲笔信要求前方聂洪钧将刘志丹、高岗进行逮捕的，朱理治回

忆的“可以叫刘志丹回来，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其实是“分开刘、高，刘调后方主持军委，

以防变乱，并便考查”的翻版。至于说朱理治自己所说的“我一面与郭洪涛商议，打算在刘

志丹回来后，在省委机关软禁起来”的情节并不属实，事实上则是朱理治早已决定逮捕刘志

丹、高岗。不论是戴季英，还是聂洪钧，包括前去传达命令的程子华，都是在落实朱理治代

表中共陕甘晋省委所作出的决策。而且，对于张秀山等人的口供，朱理治并不是像他后来为

自己辩护的那样“无辜”，他不但坚信张秀山等人在“逼供信”的背景下的口供，更以这些假

口供为依归，据此决定进一步“肃反”到刘志丹、高岗的头上，彻底清算“右倾反革命”。这

点聂洪钧已经做了回忆，程子华到前方传达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指令依据的就是口供，而戴季

英后来也说过：“理治（指朱理治－引者注）主持审问多次严刑逼供指名问供与相信供词，同

我比较有过之无不及。”（注 135：《戴季英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通过对聂洪钧、戴季英、程子华等人的回忆的相互印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

论，那就是朱理治必须为陕北肃反扩大化并导致刘志丹、高岗被捕乃至遭受陷害负第一责任，

在这里尽管存在一定的偏听偏信，但这不足以成为给朱理治的滥捕滥杀作辩解的证词。与此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中共西北代表团的另外两名成员即红 15 军团的政治委员程子华、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朱理治之所以敢于将“肃反”大

肆铺张开来，所依赖的正是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领导的红 25 军的军事力量，所凭借的正

是聂洪钧的强硬后台-上海临时中央局，程子华在 1945 年检讨此事时说：“我们对肃反犯了盲

从的错误”，当场就有人指出：“你虽然盲了，但总是从了。”且不论程子华所说的“盲从”是

否真的能够与历史真相吻合，即以这个“盲从”来说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所在。正如张策所说

“这个‘从’字，在当时可非同小可，它使肃反的主要条件具备了，使肃反成为不可避免的

大祸。一套人事调动，军事安排，都为肃反创造了条件。”（注 136：张策《中央为什么四次

解决陕北肃反问题》，载《三存书集》）红 25 军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即红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也是支持中共陕甘晋省委逮捕刘志丹、高岗的决定的。聂洪钧则说：“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刘

志丹、高岗、杨森等都在红军工作，没有我的同意他们是不会被捕的，他们不被捕，则习仲

勋、刘景范等也就不会被捕。”（注：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载《革命史资料》1981

年第 1 辑）

就在朱理治决定将刘志丹、高岗打入另册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提出了异

议，郭认为假如把刘志丹、高岗监视起来，红 26 军的原班人马很有可能出现军心不稳的情况，

朱理治否决了郭洪涛的意见：“不监视起来，将来他们暴动起来，出了乱子怎么办？”（注 137：

《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12 日）也就是说到了这个

时候，朱理治已经决定对刘志丹、高岗进行监视直至逮捕。朱理治一边让程子华前往前方督

促“肃反”的贯彻执行，一边让戴季英写信给前方，把高岗“调”回来，并且要前方注意“防

止发生突然事变”。据朱理治回忆说“戴写好信后未给我看，直接发出去了。我不知他是怎样

写的，只知刘回瓦窑堡后并未来省委，而是直接去了军委，并被戴引到保卫部扣了起来。”朱

理治所说的这封未经他过目的由戴季英写就的信中有这样关键一句：“已确定刘为反动无疑，

速调刘、高回来。”除了这封信，戴季英还开列出一批需要逮捕的人员名单。程子华后来把这

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朱理治自己也说：“那时我尚不知道，在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后，他（指戴

季英－作者注）又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和程通过好几封信。他说，鄂豫皖军委主席是代表团书

记，聂洪钧是这里的军委主席，他以为聂是书记，所以直接写信给聂。”（注 138：朱理治《往

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2 页）从这件事上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由于戴季英的蛮干

才导致了刘志丹、高岗等人的 后被捕，戴季英给前方的信尽管用的是朱理治的名义，可朱

理治并不知情。但历史的轨迹并非如此单纯，聂洪钧回忆说：“朱、郭（指朱理治、郭洪涛－

引者注）都承认了有过四五次寄了名单到前方，那时要逮捕那些人呢？朱、郭都不愿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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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郭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次信指

名要逮捕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等人的事实；…… 后那一封责备程子华不该

迟疑（实际是程因病在路上多耽了一两天），指名要理解逮捕刘、高等人的信，还被刘志丹在

回后方的路上亲自看见过。这都是严酷的事实，怎么能够推卸得了呢？”（注 139：聂洪钧《1942

年 11 月 11 日在西北高干会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发言摘要》）在聂洪钧的这段回忆中，我们

至少可以发现朱理治的有关回忆存在的多处漏洞：第一，朱理治、郭洪涛多次开列抓捕名单

给前方，要前方落实，这和朱理治在回忆里刻意强调的戴季英背着他写信给前方有所不符；

第二，朱理治、郭洪涛多次给前方写信指名要逮捕刘志丹、高岗，被刘志丹亲眼看过的那封

信其实不过是指名逮捕刘志丹诸多去信中的 后一封，而且是以催促程子华尽快实施为主旨

的；第三，聂洪钧用责备的口吻说“那时要逮捕那些人呢？朱、郭都不愿讲清楚。”这说明在

重大问题上，朱理治的交代是非常含混的，关于这一点，张秀山也同样质疑过：“理治同志也

在这里坐着，我希望你来一个反省，我觉得你的反省精神不够，自我批评精神也不够。”张秀

山的这段话的时间也是 1942 年 11 月的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出来的（注 140：张秀山著

《我的 85 年》，第 388 页）可见，不论是当年身处前方的聂洪钧，还是后方被捕的张秀山，

对于朱理治在抓捕刘志丹、高岗乃至红二十六军、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人们的过程的有关

回顾的基本态度都不满意，都指出朱理治“不够老实”。包括戴季英也说过：“理治、洪涛（指

朱理治、郭洪涛－引者注）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我搞得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问，

你们同样参加是事实，我不听指挥，你们以后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局长呢？”（注 141：《戴

季英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8 日）郭洪涛在 1942 年 11 月

12 日的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过：“陕北肃反是朱理治一个人包办，一个人肃

反……只同戴季英一个人谈”。程子华在 1942 年 11 月 14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承认“朱

理治和聂洪钧对刘志丹不信任。”况且，戴季英起草的这封信中也只是指出“速调刘、高回来”，

这本来就是朱理治的意见，仅此一点，朱理治就无法推卸他对刘志丹被捕的首要责任，对此

朱理治也说：“我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们（指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引者注）。但是今天看来，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下的命令。”（注 142：《朱理治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

言》，1942 年 11 月，原稿无具体日期）其实这句话也是典型的说谎，程子华证实：“我从永

坪去前方时，朱理治告我，调刘志丹到后方，指挥北线作战；高岗逮捕送后方。”（注 143：

程子华《红 25 军 陕北后的几件事》，载《革命史资料》1981 年第 3 辑）这里所谓的“调北

线作战”实际是诱捕的同义词，赵启民回忆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 10 月 1 日歼灭了东北军

110 师后，6日就以指挥北线作战为名骗到瓦窑堡秘密逮捕入狱的。……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同

志，是刘志丹离开前方后，也是以指挥北线作战为名骗去逮捕的。”（注 144：赵启民《党中

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 年 10 月 1 日）张策也回忆说：“当

时刘志丹同志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十月初劳山战役

之后，将他骗离前线。”（注 145：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 57 页）而且，程子华的回忆

中强调在调刘志丹所谓北线指挥作战的同时就是“高岗逮捕送后方”。可见，“调北线作战”

与“高岗逮捕送后方”是一致的。

综合以上这些证据，我们不难发现逮捕刘志丹的密信不论朱理治看过与否都代表了朱理

治一以贯之的对刘志丹包括对陕甘边的某些领导人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由来已久，甚至可

以说朱理治从空降陕北那一天起就是用这种偏见来认识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的。而且，朱

理治不但要求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诱捕刘志丹、逮捕高岗，而且还强调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防

止发生突然事变”，正是朱理治的这句话让本已经激化的矛盾更加暗流汹涌。朱理治也说：“这

句话就闹出了大乱子”（注 146：《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

1935 年 10 月 5 日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日子，这一天带着它固有的强烈的悲壮注定要

与陕北“肃反”这一惨痛的历史相始终。是日清晨，程子华进抵前方红十五军团驻地甘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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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道佐铺，程子华对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

丹信以为真，当即动身赶回。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陕北省苏维

埃政府此前已经迁往瓦窑堡。刘志丹马不停蹄的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戴季英派出

的给程子华送信的通讯兵，这封信也就是聂洪钧回忆中所提的“ 后一封信”，也就是朱理治

回忆中“一发出就出了乱子”的那封由朱理治指明戴季英起草送给程子华要程调回刘志丹的

密信。徐海东在 1955 年 3 月 5 日致信给朱理治曾经说明后方来信都写明收信人，其他负责人

是不能随意拆看的。可是，负责传递信件的通讯兵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然把信交给了刘志丹，

刘志丹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他看毕，非常平

静的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刘志丹继续赶路，自投罗网。

而这一天刘志丹刚刚走过他的 32 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 1903 年 10 月 4 日）

10 月 6 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没有去省委，而是去了西北军委，戴季英得到刘志

丹回来的消息后，很快让人把刘志丹“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

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此前，刘志丹已经派警卫员魏德（一作王德）去同

郭洪涛取得联系，郭洪涛赶到保卫局要见刘志丹时，刘已经被戴季英转移羁押，戴季英以对

朱理治和省委负责为借口，拒绝郭洪涛的请求，只是勉强答应郭洪涛不再抓捕刘志丹的警卫

员魏德（后仍被逮捕）。戴季英将刘志丹关押在原汇川通商号的院内，并把抓刘的经过向朱理

治做了详细的汇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竟然也因为刘志丹主动“归案”感到奇

怪，他对朱理治说：“这个很奇怪，刘志丹看了我们要逮捕他的信，为什么自己又回来了呢？”

朱理治的第一反应也是“反革命还会自己回来？”尽管朱理治、戴季英在刘志丹束手就擒的

问题上有些狐疑，可并没有因此放松对陕甘边根据地其他领导人的逮捕的节奏。

3.“肃反”运动的全面铺开

─────────────────

程子华在收到戴季英代表朱理治发来的亲笔信之后，就与徐海东商量如何办理“调”高

岗回去的事，徐海东对戴季英绝无好感，他说：“如果是戴季英审问得出来的口供，多半不可

信。”但程子华坚信不疑，程后来说过：“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

均同意。”（注 147：《程子华同志给中央的电报》，1942 年 11 月 14 日）高岗被捕后，竭力抗

辩：“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

是反革命？”程子华立刻严厉的训斥高岗，两人因此争吵起来，徐海东默默的离开。（注 148：

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55 年 3 月 5日）程子华、高岗就此交恶，二人终生都没有原谅对方。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已经劈头盖脸的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

范等人彻底扑来。因为习仲勋、刘景范、杨森、黄罗斌等人毕竟在西北根据地属于大名鼎鼎、

民望较高的大人物，所以，戴季英及西北政治保卫局对他们的抓捕行动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

其实就在杨玉亭、冯树立等人突遭逮捕这些迹象中，习仲勋大抵已经看出自己将不免于难。

戴季英的西北保卫局通知习仲勋到王家坪开会，这种诱捕的信号一经发出，在惊魂未定的陕

甘边苏维埃政府内部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劝习仲勋趁机逃走，以后再向党组织说明。

习仲勋断然拒绝，他叮嘱周围的人不论将来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以大局为重，不能轻举妄动给

敌人留下笑柄。他还把身上仅有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一支钢笔交给战友、时任中共陕甘

边特委委员兼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西区办事处主任的张策，此前张策也收到了中共陕甘边特委

给他发来的“开会通知”，等他走到刘家老庄时，刘志丹的父亲专门留下张策劝他不要前去，

张策还认为“不要紧”，哪知道了到了陕甘边特委的第二天就被宣布撤销了一切职务，习仲勋

原来还准备与张策一道去王家坪，后来感觉事情不妙，他就把张策留下，单独启程。习仲勋

轻车简从，连一个人都不带，独自一人骑着一匹瘦弱的小马出发了，行前他已经做好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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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牢”的某些准备。西北政治保卫局的人看到习仲勋就这样毫无抗拒的自投罗网颇感意外。习

仲勋走后，张策也很快被捕，抓捕张策的是原红二十五军政务科科长朱仰修（注 149：朱仰

修，又作朱仰辛、朱仰新、朱仰兴，程子华回忆说朱仰新是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科长，《马文

瑞传》第 90 页也作侦察科长，但考虑到鄂豫皖肃反的管理，政务科科长多参与此项工作，故

此处从张策回忆认定朱仰修的职务为政务科科长，参见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 58、59、

60 页）。接着，刘景范也接到了西北政治保卫局开会的通知，地点在高桥川，刘景范本来这

时已经患有重病，仍旧冒险前往，到了王家坪已经有人事前知道消息告诉了他此行凶多吉少，

可刘景范义无反顾还是照旧到了高桥，一到驻地立刻被捕。大抵因为杨森、黄罗斌久掌兵权，

不同于习仲勋、张策这样的党政干部，所以，由聂洪钧亲自出面诱捕，陪同聂洪钧“演戏”

的还有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聂洪钧对杨森说：“你是陕北老同志了，

现在北线吃紧，因而组织调你去北线任总指挥。”转过身来，聂洪钧又对黄罗斌说：“瓦窑堡

办了个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因人手缺乏，组织调你去该校任政委。”杨森、黄罗斌都表示同意

组织的分配。可是，黄罗斌还是忍不住对杨森谈了自己的狐疑之处，他说：“为什么找我们谈

话调动工作的现场没有刘志丹同志？”、“为什么刚刚打完胜仗就这样大规模的调动主力部队

的领导人？”、“永坪会师后频繁的人事变动以及种种迹象意味着什么？”刘志丹麾下的这些

能征善战的战友诸如张秀山、杨森、杨琪、黄罗斌等都是属于政治反应比较“迟钝”的，可

就这样一批人现在也不得不对反常的现象产生了疑问。杨森无法正面回答黄罗斌的提问，只

是叹了一口气，杨森、黄罗斌走后，他们的职务很快就被红二十五军的原班人马韩先楚等人

取代。杨森、黄罗斌到了安塞县就被秘密逮捕，也是给一律套上了“黑帽子”，用麻绳拴成一

串押解上路。（注 150：黄罗斌《在“肃反”中的遭遇》）习仲勋、刘景范、杨森、黄罗斌等

人虽已被捕，可还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刘志丹、高岗还算清白，特别是只要有刘志丹在，他

们的冤情或许还能有救，但他们并不知道，刘志丹、高岗此刻已经深陷绝境。

程子华（档案照）

戴季英抓到刘志丹、高岗以后意犹未尽，还专门给程子华补了一封信，据程子华说这封

信是以朱理治名义写给前方的，信中说：“我们将后方关于肃反问题的长信送你，行至蟠龙时，

被刘私截拆阅，即赶赴永坪，直到我处，要党对其审查考虑。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

对其信任。”（注 151：程子华同志给中央的电报，1942 年 11 月 14 日）虽然朱理治说戴季英

写给前方的这封信系戴自己伪造，但朱理治并没有停止继续抓人，而且就在他的批准下，刘

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 5 岁的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在所有被捕的人员中只有张秀山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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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不承认刘志丹、高岗以及他自己乃至其它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

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朱理治决定再度提审张秀山。这次审讯张秀山的“阵容”比较强

大，身为中共西北代表团负责人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亲自”莅临

现场，审讯人员当着朱理治、郭洪涛的面多次给张秀山用刑，朱理治并没有予以制止。（注

152：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125 页）这点倒是印证了戴季英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

供认的“理治主持审问多次严刑逼供指名问供与相信供词”的情节。郭洪涛在他的“回忆录”

中也证实了戴季英当场给张秀山动刑的过程。（注 153：郭洪涛著《郭洪涛回忆录》，第 76 页）

刘志丹与家人合影──右六站立者为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中排左五穿翻领大衣者为刘志丹之

父刘培基，左三站立者为刘志丹胞弟刘景范

张秀山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的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

用头颅换来的呀。”情急之下的张秀山泪流满面的哭喊：“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

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不但战友马文瑞、张策等人为之流涕，连看押

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被震动不已。（注 154：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85 页）

朱理治面对这样的惨烈的场景也不得不对郭洪涛说：“这里恐怕有冤枉吧？”郭洪涛没有作声。

（注 155：《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关于朱、郭之间的这番

交流，郭洪涛晚年则如此回忆说：“审讯结束后，我即对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指朱理治－引

者注）说，吊起来说是，放下来说不是，明明是屈打成招。”（注 156：郭洪涛著《郭洪涛回

忆录》，第 76 页）可见，朱理治、郭洪涛各自对当初的现场情形的表述有着很大的差异，朱

理治回忆是郭洪涛没有作声，而郭洪涛则回忆正是他提醒了朱理治认识到冤枉所在。但共同

的一点便是朱理治、郭洪涛这两位抱有不同目的坚持展开大规模“肃反”的始作俑者在张秀

山的冤情下开始松动了他们“极左”的神经。

朱理治返回住处，考虑以郭述申取代戴季英出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10 月 8 日，朱理

治命令郭洪涛迅速返回前方，停止捕人。朱理治说：“第一，后方不再捕人；第二，后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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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审讯被捕同志。”朱理治还要求郭洪涛与程子华商量，停止前方肃反，派崔田民担任红十五军

团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第七十八师即原来的红二十六军），稳定那里的军心。郭洪涛还没有

走，程子华的信已经到了，程告诉朱、郭，前方肃反已经停止，停止的原因是干部战士情绪

很大，情况严重，程子华请后方派郭洪涛到前方去。朱理治冠冕堂皇的对郭洪涛说：“我宁愿

挨骂，也不做昧良心的事”， 可同时朱理治又要郭洪涛转告程子华：“后方没有刘、高、张（刘

志丹、高岗、张秀山）的反革命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后方准备释放他们。”把是否决定

继续“肃反”这一烫手的“山芋”扔给了前方程子华，朱理治的理由是“子华同志讲理，只

要说服子华同志，就可以顺利解决了”。（注 157：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

集》，第 451 页）可就在郭洪涛走后不久，戴季英向朱理治报告说西北军委原参谋长朱子休、

高朗亭等人准备“暴动”，朱理治既没有做认真调查，也没有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就立刻命令

戴季英将朱子休、高朗亭等人进行扣押。戴季英在 1942 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还交代说朱理

治曾经让他把朱子休枪决，朱理治旋即反驳戴季英，说戴所说的是“鬼话”。（朱子休，榆林

市人，1908－1955，历任红 26 军红三团供给处处长、陕甘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指导员、

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参谋长、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东北四平

军区副司令员、海南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 年 10 月去

世。）从 1935 年 10 月 1 日开始一直到 10 月 8 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黄罗斌、

刘景范、惠子俊、杨森、杨琪、马文瑞、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朱子休、

黄子文、李西萍、蔡子伟、高朗亭、张仲良、赵启民、胡彦英、孔令甫、朱奎、王居德、李

启明等 60 多人先后被捕，原红二十六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

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王兆卿死后，王兆相义无反顾的参加了革命，在陕

北、山西一带，“王二”的大名远远流传，即便是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朱理治、

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等人操起的“肃反”的屠 。（注 158：《马文瑞传》，第 190 页）

凡是被捕的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高岗也不例外。原红

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参谋主任赵启民回忆：“我同任浪花、高锦纯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

中，既不准我们互相讲话，更不准我们同群众讲话。押送的同志……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

的军官……群众真把我们当成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还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戴上一个

布筒式的面罩，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里，我一脚踩到高锦纯同志的身上，他问

了一句谁呀，我说锦纯你早来了……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互

相说话的‘规矩’……看管之严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

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注 159：赵启民《党中央毛

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 年 10 月 1 日）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

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

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森、黄罗斌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

打。（注 160：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张策因为套在他身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

要捉一捉虱子随即被看管人员发现，用 背狠狠的砸了张策一顿，还骂道：“我打你就跟打蒋

介石一样。”（注 161：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 61 页）凡是被捕人员，白天要被刑讯，

晚上有时还要被提审，10 月的西北已经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在

戴季英的要求下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都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

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 背的殴打。（注 162：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载《习

仲勋文选》，第 289 页）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粮食部副部长的刘培植见习仲勋饥寒交迫心

中不忍，就拿了一条毡绒毯子给习仲勋，不巧正被戴季英看见，戴季英大怒：“你怎么给反革

命送东西？”如果不是因为军情孔急、军粮不能间断，仅凭刘培植这一条“给反革命送东西”

就难免要被审查。（注 163：刘培植著《铁骨春秋》，第 27 页、28 页）原西北军委副主席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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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陕甘边苏维埃经济委员会秘书、设计计划科科长李西萍被捕以后的遭遇更加惨痛，因为

他是朱理治、郭洪涛、李景林等人点名的人，一旦被捕立刻遭到严酷的刑讯逼供，陕甘边特

委书记李景林要求“先打李西萍的态度”，李西萍被五花大绑的吊在房梁上，一吊就是大半天，

惨叫声不绝于耳，保卫局的年轻看管人员有时也看不下去，戴季英却说：“对反革命就要这样。”

而张庆孚由于朱理治的原因，尤其受到西北政治保卫局戴季英的“关照”，张庆孚专门回忆过

戴季英对他用刑。（注 164：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会议》）张策也亲眼目睹了“保卫局长戴

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的惨状。（注 165：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 61 页）

至于刘景范，更是戴季英等人重点逼供的对象，保卫局负责审讯的人接到上级指示“拿下刘

景范就是大功一件”，昼夜不停的殴打刘景范，刘当时已经患有重病，被打以后接连吐血，情

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汇报上去，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陕甘边东区革

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亲身经历了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毒打被捕者的场景，他说“完全

是法西斯那一套”。（注 166：马文瑞著《马文瑞回忆录》，第 88 页）然而，即便是这样，刘

志丹、习仲勋等人仍旧坦然面对，当时有人偷着暗示可以帮助习仲勋逃走，习仲勋只回答了

四个字：“为党尽忠。”（注 167：孙作宾等著《实事求是、忠诚革命》，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第 64 页）习仲勋等人被押起来以后才陆续得知刘志丹、高岗也被逮捕，此后他们被关押在一

处，放风时，习仲勋准备与刘志丹略微交谈两句立即被刘志丹用眼神制止，刘志丹主要是担

心保卫局的人看到了，习仲勋又要挨打。（注 168：刘力贞、张光著《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

情谊》）原红 26 六军营长于震西被戴季英手下的保卫局人员一 的碎剐逼他承认是“反革

命”，于震西至死也没有低头。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

丹是右派，反而说：“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注 169：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86

页）朱理治除会同郭洪涛、程子华、聂洪钧、戴季英等人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出鲁

贲、李景林、王生玉等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处根据地的肃反，他们秉承朱理治的意志有过

之而无不及的大肆刑讯、杀戮，造成了根据地内人人自危的局面。

曾任红１５军团７８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

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是郭洪涛的“宗派亲信”（张策语），“左”的离奇，原来保安

县民团有几十个人（大约四五十人）带着武器投奔中共陕甘边特委，就因为这些人是刘志丹

做了工作才投身革命这一背景，李景林便与戴季英合谋，先是组织了一个欢迎会，稳住了这

些人，在他们会餐时全部予以缴械并逮捕，后来这些人都被秘密处决。（注 170：张策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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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回顾》第 59、60 页；同时参见王华著《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多年后张策还悲愤的说

道：“这些人连人带枪前来投奔我们，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应该消灭，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

还敢来投降呢？另外，既然要消灭他们，就不应该开欢迎会，这样的作法在群众中会产生什

么影响呢？”李景林的主要助手王生玉在土改期间过左，导致当地群众不满，乃向陕甘边一

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生奎报告，朱生奎又向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李西萍汇报，这就让王生玉等

人怀恨在心，等到李西萍被捕以后，王生玉很快清算起历史旧帐，大肆抓人、杀人，甚至连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冯向学也没有放过。其实，冯向学不过是因为一区苏维埃主席朱生奎不

识字，让他代笔写了一封呈递给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信就被王生玉定为肃反对象加

以毒打直至斩首。据亲眼目睹冯向学惨死的王华回忆说：“消息传来，我们都不敢相信。几个

人借故乘马到下寺湾现场一看很惨，很惊异，也很难过。他的头被砍下，放在身子一边，面

部被辣椒水什么烧烫，腐蚀得血肉模糊，面目不清。衣服剥得净光，一看生殖器周围阴毛还

未长起。一个十三四岁尚未成熟的天真活泼的少年，奉区主席之命起草报告，向边区政府主

席请示有何罪？但是激怒了三次“左”倾路线积极执行者李景林、王生玉而遭此横祸。”因为

冯向学的惨死竟然把一区苏维埃主席朱生奎吓得长期卧床不起，直到 1938 年还没有痊愈。（注

171：王华著《陕北错误肃反回忆》）

鲁贲是长期以来对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抱有很深政治成见的代表

人物之一，他陪同朱理治到达西北时一路上就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因为彼此意见统一，他对

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投怀送抱，很快被朱理治委以重任，以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身份主持该

地区肃反。大抵由于鲁贲在当地名声“较臭”，朱理治担心他此去的安全，特派一个营随同前

往，同时也有震慑的效果。鲁贲坐镇关中，采取“先外后内”、“先下后上”、“先部队后地方”

的办法，逮捕了几十名党政军干部和从白区来的人，其中大多数人都遇害身亡。而鲁贲带来

的那个营也算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肃反中是“好手”，可对敌作战时却败绩累累。（注

172：张邦英著《片段回忆》，第 66、67 页）

这次陕北肃反到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干部

群众，至今中共党史界仍旧不敢触及。据曾经担

任过陕甘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郑志新调查了解

的情况是：前方错杀 200 多人，后方错捕 130 人。

194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的《中央关于 1935 年陕

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提出的数字是

“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对于这一数

字，身为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至死也不认账，

他说：“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

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呢？我却

除了江旭的妻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聂洪

钧进一步解释道：“陕甘地区经过我（先征得了

刘、高的同意）同意杀的只有江旭老婆一人。其

外，捕人、杀人，都没有经过我，我都不知道。

江旭老婆不是经过陕甘地方保卫机关逮捕的，而

是由军团政治部保卫科直接逮捕的。所以要捕

她、杀她，是根据刘、高（指刘志丹、高岗－引者注）提供的材料和意见，说她是曾经在西

安和汉中带着敌人捕杀过很多共产党员的大叛徒，所以捕了；同时，要把她和江旭一道解送

到后方，她拚死不走，所以把她杀了。”（注 173：聂洪钧著《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 21 页、

45 页）而朱理治针对前方杀人则另有表述：“至于前方杀人，事先并未请示过后方。……前

方杀人的事情，我事先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洪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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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这时，

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被扣留。据子华同志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再杀过人。”

（注 174：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朱理治纪念文集》，第 451 页）对比聂洪钧、朱理治

各自的回忆，我们发现内中颇多蹊跷：第一，聂洪钧不承认前方杀了二百多人，至少他不承

认这是由他批准的，他说他批准的唯一一个被杀掉的就是江旭的妻子，而且材料还是刘志丹、

高岗提供的；第二，朱理治承认前方杀人，不承认他知情，倒是暗中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

是聂洪钧、戴季英肯定知情，否则聂洪钧的交通员怎么会知道前方杀人？第三，程子华到前

方后没有再杀过人，也就是说杀人只能是程子华到前方之前完成的，而那时负责前方的主要

是聂洪钧。中共中央后来宣布解放刘志丹、高岗的同时给予戴季英、聂洪钧严重处分，（给戴

季英以 后警告处分，给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尽管当时尚未具备指责朱理治、郭洪涛的

条件，但从给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来看，聂、戴对于前方杀人至少负有很大的责任。而且，

聂洪钧的狡辩也代替不了血写的事实。马文瑞回忆说：“在当时那种愚昧的极左政策下……一

部分好同志就不明不白的被错杀了。”（注 175：马文瑞著《珍惜过去、开拓未来》，载《人民

日报》1985 年 10 月 31 日）赵启民回忆说：“1935 年 9、10 月间发生的陕北错误肃反……杀

害了 200 多干部。”（注 176：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1981 年 10 月 1 日）习仲勋回忆说：“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注 177：习

仲勋著《红日照陕甘》）李赤然回忆说：“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中许多指战员有的被活埋，

有的被关押，有的被调离指挥岗位。莫须有的诬陷，不问青红皂白的抓人杀人。”（注 178：

李赤然 《红 27 军战斗里程的片段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1935 年夏，王

家坪后窑湾发现了遇害者的尸骨。目击者王华回忆：“1935 年夏天，甘洛县工委住在王家坪

后窑湾。我们有一次散步曾到魏家沟对面台上，发现了几个埋人的大坑。其中一个被扒开，

残骨外露。从已被扒开的坑看，约有两三公尺宽，六七公尺长，两公尺深。这次错误肃反究

竟有多少无辜者被杀害，真是难以统计，其残暴行为至今想起来也使人寒心义愤。”（注 179：

王华著《陕北错误肃反回忆》）郑志新提供的资料中说后方错捕了 130 人并不等于说这些人的

命运就被前方错杀的 200 多人强，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已经挖好了。

黄罗斌

关于在瓦窑堡挖坑活埋人的作法，黄罗斌曾经质问过朱理治：“你在瓦窑堡挖了一个两

丈深、三丈长、八尺宽的一个坑，我在监狱里出来解小便的时候出来看见的，我问他们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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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用的，他们说是躲飞机用的，哪能有那么一个坑，没有路下去就上不来，怎么能够躲飞

机呢？这就是准备杀人用的，就像我那天讲的，用这个东西又科学、又经济、又秘密，你大

概就是准备杀我们的吧！”有关这个挖坑准备活埋后方被捕人员的事情，习仲勋、张秀山生

前都有具体的回忆，习仲勋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 4天，就没

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注 180：《毛泽东与习仲勋》，

载《习仲勋革命生涯》第 31 页）马文瑞被捕后在放风时看到后院挖下一个大坑，有二十多

米见方、三至四米深，实际这个坑就是准备活埋他们的。其实，在逮捕刘志丹、习仲勋、马

文瑞这些人的时候，已经不准备给他们留生路了，马文瑞等人在被押解的途中遭遇敌机袭击，

押解人员就把马文瑞这些人随意丢在路上，管也不管，任由敌机轰炸。（注 181：马文瑞传

编写组著《马文瑞传》，第 93、91 页）赵启民也说过：“朱理治等对关押在瓦窑堡包括刘志

丹在内的 40 多名主要干部，准备‘以杀了之’。” （注 182：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

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 年 10 月 1 日）这说明后方被捕人员的生命危险并不

比前方差。而且，杀害后方人员包括刘志丹等人在内也不能说没有预谋。只是因为后来中共

中央到达陕北，这些事被迫没有发生而已。

由朱理治带头搞起来的，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程子华积极参与的陕北“肃反”长

达三个月之久，其破坏程度相当之大、恶劣影响相当之深。即以当时而言，给中共西北根据

地造成的灾难已经十分严重。首先，陕甘边特委、苏区政府陷入完全瘫痪的境地，王华回忆

道：“错误肃反，使陕甘苏区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除李景林外没有一个负责人。中层骨干，

有水平的知识青年，几乎也都没有了。以教育部为例，共 4 个人，部长冯树立出发支前，被

秘密逮捕杀害，陈学鼎出去视察工作，一去不复返，长期下落不明。剩下我和王存福两个参

加工作不久，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其它单位的情况基本类似。错误肃反随意捕人、杀人、埋

人造成的政治乌云，笼罩了陕甘苏区大地。大家处在人为 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

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这期间除鲁笨主持开

过两次会议外，工作无人过问。当时唯一有权有势的“大红人”是李景林。他耀武扬威，在

苏区政府军委机关窜来窜去，指手划脚，自以为很得意，但我们都很讨厌他。”（注 183：王

华著《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其次，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

空前动荡，保安、安塞、靖边、定边几个县先后“反水”， 赵启民回忆说：“肃反造成严重危

机，不少地方干部不敢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就上山打游击，群众也跟着跑反。各处

谣言四起，西北红军军心动荡。这个部队以前是没有开小差的，肃反的情况传开后，不仅战

士跑，干部中也有开小差的，游击队有反水的。”（注 184：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

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 年 10 月 1 日）习仲勋也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

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

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注 185：习仲勋著《好日照陕甘》）而这些根据地的丧失一方面是中

共陕甘晋省委、红十五军团暂时无力对抗国民党军的进攻而致，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即大

规模的肃反杀人激起当地群众的普遍反感，使得他们对中共陕甘晋省委丧失了应有的信任所

致，陕北的老百姓甚至传说红 25 军是“白军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 26 军”的，原红 26 军旧部

例如骑兵团的刘约三等人甚至以“筹粮“为借口远避他乡。（注 186：高棉纯《忆红 15 军团

骑兵团》而另外一些原红 26 军、红 27 军的干部战士则在群众的影响下决定不惜与红 25 军火

并，红 15 军团第 81 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他们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 25

军他们打起来了。”（注 187：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155 页）这些矛盾虽经后来中共

中央多次开会调整、调解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形成的政治疮疤一旦遇到非常的气候就会很

快复发起来，在稍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

凡几，这一“肃反后遗症”直到九十年代还在纠缠不清。对比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

西苏区的肃反而言，陕北肃反更有其鲜明的“特色”，中央苏区的肃反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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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后激发“富田事变”导致红二十军的短暂“分裂”，但这一肃反尚未动摇苏区的根本。

鄂豫皖肃反是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主持下完成的，虽然对原苏区部分领导人大开

杀戒，但对部分红军的骨干力量像徐向前、蔡申熙、吴焕先、王树声等人都还能予以保存，

为其后红军的转战多少保留了一点基础。就连 为糟糕的湘鄂西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总代表

夏曦仍旧能维持该苏区根据地创始人贺龙的必要的地位。（注 188：后一直有一种说法是夏曦、

贺龙对于该地区的肃反都需要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在段德昌遇害事件上，贺龙具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此说录以备考。）可是，当我们反观陕北肃反时，却只能看到蛮干、滥杀的现象，刘

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四位陕甘边乃至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悉数被捕，尽管朱理

治、郭洪涛、聂洪钧等人在他们的回忆录喋喋不休的说他们都没有同意将上述诸人抓捕，也

不同意处决他们，可事实是这些人都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自由，又都同时面临着酷刑、死亡的

威胁。如果仅仅把肃反的责任归咎于红 25 军的配合、归咎于戴季英的一手遮天，那是不完整

的，也是缺乏客观依据的，因为直到后来朱理治仍旧有权力撤换戴季英，说明中共西北代表

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没有丧失领导权，朱理治仍然是第一把手。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朱理

治也好，郭洪涛也罢，他们的所谓“放人、停止捕人”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中共中

央及时传达的停止肃反的信号和派员的介入，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刘志丹、高岗、习仲勋、

张秀山等人的命运仍旧在未定之间，因为直到中共中央下令放人前，刘志丹等人还身陷囹圄，

朱理治借口他在等郭洪涛、程子华的回复，而回复似乎又被戴季英扣了起来，但不要忘了根

本一点即朱理治是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他有权临机处置一切，这一点戴季英并不具备。这

也就是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异口同声承认的“中央救了陕北”的根本由来。

毛泽东虽然于北上途中拒绝了张国焘南下的主张，可就在批判张国焘的俄界会议上，毛

泽东忧心忡忡的表示：“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注 189：程中原著《张

闻天传》，第 167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第二版，以后凡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

页码）可见，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已经对北上做了 坏的估计。如果不是他们意

外的发现西北还有一块红色根据地，他们的行止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说清楚。换言之，假

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那么也就不会存在后来的中共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

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唯一的能够给上个世纪三

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

钧等人的滥捕滥杀几乎完全断送，这个损失是远远超过鄂豫皖、湘鄂西乃至中央苏区肃反的

后果的。

第四节

刘志丹之死

1.中共中央制止肃反

─────────────

朱理治、戴季英等人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

经悄然抵达陕北。说起中共中央之于陕北的关系可以算得上颇有戏剧性。原来中共中央及其

麾下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便在北上抑或南下

的问题上吵翻，张国焘执意南下，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只能服从，兵少将寡的毛泽东、张闻

天等人只好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集

中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暂不公布，一面强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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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的联系，希望能够在一个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心里都没有底数，毛泽东说：“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

以做白区工作。”这固然有革命到底的味道，可内中折射出来的四顾茫然的情绪也是溢于言表

的。而且，俄界会议上提出的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第只不过是泛指，具体到哪里建立，怎么

建立都还是个未知数。

1935 年 9 月 17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黄开湘、杨成武部突破天险腊子口，

为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通途。（注 190：在俄界会议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整编，改名为陕

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人政治部主任。

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另外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组成“五人团”统

一指挥红军）9 月 18 日，毛泽东找来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连长梁兴初、政治指导员曹德

连，要他们到达哈达铺后找些“精神食粮”回来，所谓“精神食粮”也就是报纸、杂志，毛

泽东需要从这些东西当中了解外界的动向。梁兴初、曹德连随即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混

入”哈达铺，他们成功地获取了毛泽东所需的“精神食粮”，虽说是一些 8 月份的《大公报》、

《山西日报》，可对于闭塞很久的毛泽东等人来说实在犹如甘露一般。据说，当曹德连、梁兴

初把载有陕北红军刘志丹反“围剿”消息的报纸送抵林彪、聂荣臻跟前时，连一向少言寡语

的林彪都不禁开怀大笑说：“革命成功了。”聂荣臻让人赶快把这些报纸送给毛泽东。（注 191：

任桂兰等著《统领万岁军-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第 14-16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版

毛泽东看到报纸后大喜过望，把时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叫来亲自了解陕北的有

关情况，这也就引出了本书一开始的那一幕。9月 20 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的时候，便公开宣布：“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

上。”9 月 27 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

于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在一年的长征中始终

处于颠沛流离、殚精竭虑的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放松一下的支点，就在短短的 10

月上旬的十天中，毛泽东连续赋的三首诗词，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

盘山》，其中诸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词句至今脍炙人口。特别是那首

充满了预言被称作是“诗词谶纬”的《念奴娇·昆仑》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真实心

态。（注 192：温相著《毛泽东研究》第 458 页。毛词中的“飞起玉龙三百万”、“夏日消融、

江河四溢，人或为鱼鳖”、“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等句后来均成为历史事实，不

能不令人惊叹该词中体现出来的预言价值，这与流行在前后汉交界时间段中的“谶纬”颇具

异曲同工之处。）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毛泽东提出要尽快与陕

北苏区的红军发生关系。次日，抵达吴起镇。毛泽东等在吴起镇盘桓了 11 天，他首先听取了

陕甘边游击队第二路政治委员龚逢春的汇报，龚逢春是第一个向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反映陕

北肃反实情的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他综合自己的看法 认为刘志丹等人绝不是什么“右派反

革命”，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明具体的态度。只是含混地说中央来了以后，这些问题都将得到正

确的解决。10 月 22 日，毛泽东派贾拓夫携带电台率领一部红军前去寻找陕北红军，李维汉

也一同前往。毛泽东还专门接待了红十军团派来的联络员，并专门致信给徐海东、程子华表

示问候。贾拓夫、李维汉等人在 10 月底见到了程子华、郭洪涛。郭洪涛随机向李维汉汇报了

陕北肃反的大致情况，李维汉、贾拓夫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随即来电明确表态：“停止

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1 月 2 日，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

湾，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等一起与聂洪钧、程子华、郭洪涛见面，毛

泽东等人比较关注陕北的肃反问题，程子华直到这时还坚持认为肃反不是错误的，“一定有问

题，不会全没有问题”（注 193：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1942 年 11 月 14 日）郭洪涛先是同李

维汉讲了陕北肃反的事，李维汉就带着郭去见张闻天、毛泽东，郭洪涛对张闻天、毛泽东汇

报说：“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注 194：郭洪涛着《郭洪涛回忆录》，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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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此处仅为郭洪涛个人回忆，并无其他旁证，郭是否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实的向中共中央、

张闻天、毛泽东汇报了陕北肃反的全部情况，目前尚没有第一手资料予以证明。鉴于郭洪涛

的回忆录中在陕北根据地的一系列问题上的遮遮掩掩，特别是 1983 年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即

李维汉、何载、王首道、荣高棠、冯文彬） 后一次奉命调查处理陕北问题时，李维汉就当

场指责郭洪涛说：“我就受过你的骗，我就上过你的当！”（注 195：张策著《中央为什么四次

解决陕北肃反问题》）所以，郭洪涛给张闻天、毛泽东的汇报问题只能是郭洪涛的一面之词。

不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还是从郭洪涛、程子华的口中得知了陕北肃反的

严重性，张闻天、毛泽东都表示要立即停止肃反，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带着无线

电台赶到瓦窑堡调查全部情况。11 月 3 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

了聂洪钧、郭洪涛关于陕北苏区、红军历史、现状的报告，张闻天还对朱理治为首的中央代

表团做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周恩来提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

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了解陕北肃反，

董必武兼主任，该委员会由博古负责指导。根据张闻天的提议，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组成，毛泽

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还在瓦窑堡的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也知道了中共中央到来的消息并且还得到了要

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通知。11 月 4日，朱理治赶到下寺湾见到了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人。

行前，他告诉马明方、戴季英：“不许审人，如果一定要审，必须要有马明方同志参加才行。”

朱理治还曾经起草了一个省委的肃反指示信，内里提及不要搞刑讯逼供，提倡自首。朱理治

后来就把这封指示信当作救命稻草，多次提出，试图用此来证明他对于肃反的态度，可他唯

独忘了这封指示信并没有对肃反本身作出正确的结论，其提倡自首的涵义还是认定“肃反正

确”，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汇报就知道了。朱理治说：“这次肃反两

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注 196：《朱理

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正是朱理治的这一汇报导致了中央在处

理肃反问题上存在了偏差，关于这一点，朱理治后来也供认不讳，他说：“这样讲话使得后来

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注 197：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由此我们知道，直至这时，朱理治仍旧认定刘志丹、高岗等人“右倾”，仍旧在撒谎，

联系到此前程子华认为的“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问题”，可见不论是前方还是后方，其主

要领导人在“肃反”的认知上有着高度的一致，这就间接的戳穿了朱理治在他回忆录中所说

的“因为郭洪涛同志去前方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知他和程子华同志谈话的结果，

又不知中央已到陕北的消息，加之戴季英的蛮横，所以当时尽管已知道肃反搞糟了，并准备

释放被捕的同志，但终于未能释放”的谎言。（注 198：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

理治文集》，第 452 页） 赵启民也证实：“朱理治等对关押在瓦窑堡包括刘志丹在内的 40 多

名主要干部，准备‘以杀了之’。”（注 199：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

地和西北红军》，1981 年 10 月 1 日）这就更加说明朱理治所说的“当时尽管已知道肃反搞糟

了，并准备释放被捕的同志，但终于未能释放”其实还是在推卸责任。

在博古等人面前，为了继续遮掩自己在肃反中的一些活动，朱理治把戴季英给抛了出去，

说戴季英作风蛮横不宜搞政治保卫工作云云。博古盯着问朱理治：“下一步怎么办？”朱理治

说：“放，我们原先即准备取得前方一致意见后放。”博古问：“放了，扯皮不扯皮？”朱理治

说：“扯皮是要扯的，我希望能够回去当面解释并道歉一下。”博古没有同意，他让朱理治把

肃反的有关材料交给他。（注 200：朱理治着《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第 452 页）

11 月 5 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陕北省委，朱理

治任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同一天，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

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毛泽东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共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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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敢对抗，乖乖的交出了肃反的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

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顽劣的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

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

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 25 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

我非常高兴。”（注 201：王首道着《王首道回忆录》，第 169、170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红 25 军在陕北肃反中助纣为虐，刘志丹却

只字不提，这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光明磊落的”。王首道将材料整理后上报，并让陕甘支

队的一部红军接管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监狱，一改戴季英等人长期执行的鄂豫皖肃反的恶劣经

验，不但允许互称同志，还改善伙食，不准打骂被押人员，严格登记被押人员随身带来的物

品。11 月 7 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杨森、杨琪、刘

景范、任浪花、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孔令甫、黄罗斌、郭宝珊、朱奎、王居德、高朗

亭、王家娃等十八人。习仲勋、杨森、黄罗斌等人被带到王首道的办公室，他们一进门就看

到了刘志丹，大家一时都很激动，当场砸开了镣铐，王首道安抚他们说：“中央知道你们都是

好同志，受委屈了。”当晚由王首道出面专门宴请首批被释放人员，留宿期间，黄罗斌等人倍

感兴奋，半夜互相开玩笑，模仿被关押期间的样子，翻身也要喊报告，刘志丹也很高兴的说：

“咱们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习仲勋说：“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注 202：黄罗斌着

《创建陕甘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第 91 页）张庆孚受苦 深，除了戴上脚

镣，还要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所以，砸开镣铐的时间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

（注 203：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

这时还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仍惦记着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他在 11 月 18 日会

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加考虑陕北肃反中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并提出要纠正肃反的错误。（注 20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第 48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以后凡

是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博古接到来电立刻督促五人党务委员会尽快完成甄别、调查

工作。11 月 26 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这份决定因为是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出台的，必然带有着当时的历史痕迹，它一方面肯定了确有张慕陶右派混入陕甘

苏区，并以黄子文、蔡子伟为其代表，进行破坏活动，是为“有反必肃”；另一方面也严厉批

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以及其带来的恶果，并承认这种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是为

“有错必纠”。

王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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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应该说这份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的肃反思路，因为毛泽东当时不但是中央常

委（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且还是兼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他对肃反问题上定的调

子虽然没有后来他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时期那么具有着巨大的权威，可也不容忽视。

按照这份决定的精神，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仍旧被宣布“有罪”，判刑入狱，而李西萍则

被公开处决，处决的那一天，毛泽东亲临现场，以示重视。（注 205：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

第 139 页）11 月 30 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博古、

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刘志

丹、高岗、杨森、杨琪、杨和亭等人，会议上宣布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平

反，公布了西北局作出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刘志丹当中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

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注 206：罗迈著《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14 页，

第 5 页）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戴季英同志……本应受

到党的 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

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但是，该决议对于陕北肃反中的头号责任人朱理治并

没有予以涉及，只是说“这种错误的责任，应有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及在前方主

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二同志负责之。”将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等人应负的责任轻轻放下不

提。（注 207：《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

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之所以不提主要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而且不但没有提朱理

治、郭洪涛的错误，反而对他们予以重任，继续担任省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对本来就是错误

处理的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依然抱着“歧视”的态度，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

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李维汉曾经比较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

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

不公正的。”（注 208：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第 373 页）不过，刘志丹并不计较这些，

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有增多了事情，

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注 209 刘力贞、张光著《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

谊》）

复出后的刘志丹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

红五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担任赤安县县委组织部

部长、原红 27 军第 84 师师长杨琪担任三边独立营营长、王世泰、黄罗斌等人担任县委军事

部部长。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尽忠竭力，其中杨琪、杨森等人后来都壮烈牺牲，

成了烈士。

2.血洒三交镇

────────────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

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策略路线、军事路线。毛泽东在会上

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当天会议便通过了毛泽东在起草

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再度强调指出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

的队伍时，中共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到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

组建的红 28 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全军 1200 多人，下辖三个团，都是由陕甘边地方

游击队组成的。周恩来特别叮嘱宋任穷要尊重刘志丹，无独有偶的是刘志丹也叮嘱陕甘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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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干部务必要尊重外来干部特别是中央红军。刘志丹率部奉命由吴堡北上神木、府谷进发，意

在打通陕北苏区与神木、府谷苏区，使之连成一体。这是刘志丹肃反后复出的第一次大规模

的行军作战，作为旁观者的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

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 28 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

逃走。”但在绥德的岱王庙战斗中，久负盛名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军事骨干、原红 27 军第 84

师师长、时任红 28 军三团团长的杨琪不幸阵亡。1936 年 3 月下旬，红 28 军进入神木、府谷，

不少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

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

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注 210：宋任穷著《宋任穷回忆

录》，第 84、86、87 页）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张秀山是 1936 年 2 月由周恩

来亲自安排担任中共神府（神木、府谷）特委组织部部长的。3 月初，张秀山抵达神府特委

上任。当时中共在陕西设立了三个特区即关中、神府、三边，其中神府特区是陕北肃反时期

遭灾比较严重的，张秀山到当地开展工作时，当地群众仍旧心有余悸第私下议论说：“现在共

产党是专打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国贼的，不抓我们了。”在神府期间，刘志丹与张秀山彻夜长谈，

因为他们虽然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郭洪涛身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还在继续摇唇鼓舌

地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二人谈及此处，刘志丹

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注 211：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94 页）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生前 后一次谈话。

其实，刘志丹虽然没有过于计较自己在肃反中的得失荣辱，但却对西北根据地多年以来

的政治风波做过深思熟虑。当他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面对老战友说了一番

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

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

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

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

（注 212：刘力贞、张光著《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刘志丹的这段话是讲在 1936 年，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中共党史上屡屡出现的类似于陕北“肃反”之类的

往事，再对照彭德怀在 1959 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的那封直声满天下的致毛泽东心中提到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稍后长达十余年的天下浩劫──文化大革命，克制刘志丹的担忧与

预见是有历史眼光的。

刘志丹、宋任穷率红 28 军顺利东渡黄河，进抵临县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为配合主力红

军威胁太原，故令红 28 军相机占领中阳县三交镇，牵制调动敌军。刘志丹随后即率部于 1936

年 4 月 13 日抵三交镇附近。4 月 14 日，攻占三交镇战役打响，刘志丹向宋任穷提出要亲自

到前线一团阵地看看情况，宋任穷派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随同刘志丹一起前往。就

在刘志丹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敌军冷弹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终年 33 岁，牺牲

时的刘志丹头上还顶着莫须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有关刘志丹的死因，历来众说纷坛，有的说是战死，有的说是被暗杀。海外的一些人包

括司马璐、孟伯谦、王若望等都坚持认为刘志丹死于谋杀，其中孟伯谦在他的文章《我曾替

毛泽东打过江山》（载《中国噩梦》，香港自联出版社 1955 年 4 月版）中绘声绘色地说：“据

渡河袭击山西的陕西籍共产党员多人事后亲口向我说：‘我们红军到山西以后，始终没有看见

过山西的军队，我们在第一线上作战的部队，尚且没有打仗，红 25 军在第三线上作预备队，

当然不会遭遇战事，不是红 25 军的特务枪毙了刘志丹，刘志丹怎样会死呢？’说罢声泪俱下。

共产党枪毙刘志丹的主要愿意有二：一、刘志丹是陕北人、在当地群众中声望过高。二、刘

志丹在北部坐牢的时候，大声啼哭，口出怨言。以上证明刘志丹的死确是毛泽东所杀，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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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在杀了刘志丹、谢子长以后，还要利用已死的刘志丹、谢子长来欺骗陕北的农民和共产

党员，共产党在陕北立了志丹县和子长县，掩饰自己残杀功臣的罪恶。”司马璐认为刘志丹是

被从身后射来的子弹击中的。而王若望在他的文章《高岗、饶漱石、刘志丹之死──揭开政

治谋杀之谜》中写道：“刘志丹死后被毛形容为壮丽牺牲，而李建彤的《刘志丹》在写刘死于

沙场一节，却并不壮烈，给读者一种故布疑阵、欲言又止的感受。（《刘志丹》一书我在大陆

看不到，还是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借阅的。）还有一处感到奇怪的。按运动战、游击战口诀，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避实就虚，哪有军事指挥官冒死站到第一线的？由此又出现一个

漏洞，三交镇战斗虽则失败了，难道只牺牲一个刘志丹吗，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

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是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

永远不会破案。不过既然是在战场上遭暗算，军中失去了自己的指挥官，必群情大哗，纸是

包不住火的。我有理由相信，在康生拘捕陕西省委的几名重要干部中，可能知道内中的隐情，

特别是刘景范夫妇不能不知道。”上面列举的三位海外人士关于刘志丹之死的描述是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近年来，海外颇有一些恩喜欢谈论中共党史的所谓“秘辛”，这些人当中包括一批

来自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们往往连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搞清楚，轻易

得出的结论更是不禁令人喷饭。即以孟伯谦、王若望的文章为例，孟伯谦转述的“陕西籍共

产党员”的话并不可信，即以作战而言，三交镇战役连国民党方都有详尽的记载证明刘志丹

死于阵前。（注 213：例如时任国民党晋绥军第 206 旅第二营营长的史泽波的自述中就说：“我

旅移驻临县。这时，陕北红军刘志丹率部渡过黄河，穿越临县，离石县南行，我独立团即派

两个团尾随其后，准备吃掉这股红军，途中，旅长方克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采取行动，

我发言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应是堵其去路，截其来源。’于是方克猷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赶

到黄河岸边的三交设防，其余主力继续追击红军，当时我在第二营担任前卫，行至离石县吉

家中垣以东，突然发现前面山坡上红军在开会，我即报告团长章拯宇，章用望远镜观察后便

命令炮兵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会场，红军急忙反击，双方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红军遭

到严重损失，其领导人刘志丹也在此战中牺牲。”）而且孟伯谦把刘志丹的死因归咎于毛泽东，

更加离题万里。因为我们都知道正是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先后表态才使刘志丹获救，毛泽东

何以在刘重新出掌部队时再将其害死？就在刘志丹牺牲前四天即 1936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

还会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林彪等人宣布增加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至于王若

望所说的刘志丹的死是由于“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更是天方夜谭，刘志丹牺牲时康生

还在苏联，怎么部署暗杀刘志丹？

以上这些无稽之谈对于刘志丹的死因的传言并没有什么正面意义上的帮助，但是，长期

流行在中共上层对于刘志丹死因的种种说法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人包括周恩来、

陆定一等重量级人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刘志丹牺牲的过程。我们知道，刘志丹牺

牲前夕始终在他身边的包括红 28 军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注 214：裴周玉。1930

年参加红军。1932 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团第三师七团排长、师保卫局干

事、补充师特派员、中央教导师特派员，负责保卫工作，红 28 军特派员。此人长期从事保卫

工作）裴周玉自己后来撰写过多篇文章乃至回忆录都在不厌其烦第讲述刘志丹牺牲前的情形。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回忆录中是如何描述的：山包上只剩下刘军长、警卫员和我 3 个人。

当时，虽然已经是 4 月了，可是正碰上寒流的袭击，天气显得特别寒冷，刘志丹迎风站在高

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他嫌棉帽的耳扇碍事，把帽带也绑了起来，不一会就把

脸冻得紫一块红一块的，他也毫不理会，只是停一会从衣袋里掏出那一块怀表来看看，他站

在那里，眼下就是我们所要攻取的城镇，面前就是我们要消灭的敌人，看着他气宇轩昂的表

情，真像恨不得一口要把敌人吞下去似的。然而，我们这时既没有炮，也没有炸药，全要依

靠红军战士的英勇，依靠着红军指挥员的智慧，来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就在刘志丹指挥者

红军战士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有时那挺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阵罪恶的子弹，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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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取了我们亲爱的军长的生命。当时我曾几次拉过刘志丹的衣服，让他姿势第一点，防止危险。

谁知就在我 后一次拉他时，见他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到下去，我不禁惊叫一声，

上前忙把他抱住，同时急喊警卫员说：“快去叫医生。”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很

可能伤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的面色迅速第变得蜡黄，当我抱着他下到山包后边时，

他已经昏迷过去，呼吸极度微弱。停了一下，他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

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作更多事情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用劲挣扎着低声告

诉我：“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接着只看见他嘴唇蠕动，却再也听不见声

音了，当医生来到时，刘志丹已完全停止了呼吸。”裴周玉在他的文章《和刘志丹同志 后在

一起的时刻》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担任过刘志丹的警卫员的谢文祥回忆说：“夺取三交镇的

战斗在激烈第进行，我军英勇作战，歼灭周边之敌，但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火力过猛，

红一团损失较大，三交镇没有攻下来，志丹非常着急，准备掉红二团团长于占彪率领部队发

起猛攻，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到了一团二连的前沿阵地上，

这个阵地是个小山头，离寨子里的敌人不到 300 米，敌军居高临下，凭藉坚固工事家架有机

枪，匪军还不停的摇旗呐喊。我二连指导员经过半天多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

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老刘，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

隐蔽，赶快转移吧！’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发出请求，志丹沉着坚定地说：‘观

察地形和敌情要紧，快向敌人射击，摸清敌人的火力！’我 后又请示时，志丹命令我接过战

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我打倒了 3 个敌人，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突然用多挺机关枪

向我们猛烈扫射，我赶忙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两手正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爬

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我把他赶忙背到隐蔽的地方。他刚清醒过

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第告诉我：“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

灭敌人……”时任红 28 军政治委员的宋任穷回忆道：“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抬到军指

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因大动脉出血已昏

迷不能说话，不多时溘然长逝，年仅 33 岁。裴周玉向我讲述了志丹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

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 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

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把

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第送下山坡。我把志丹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我们赶

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诀别。然后，

派人护送志丹的棺榇渡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质疑刘志丹死因的说法。1936 年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

军正式成立，它统一指挥东征各部，由彭德怀任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时任先锋

军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对刘志丹的牺牲始终表示疑惑，他说过：“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军校的

士官出身，很有军事素养，他应该知道在前沿站在毫无隐蔽的地方指挥作战是很危险的，为

什么竟这样牺牲了，使我颇为不解。”（注 215：陈清泉等著《陆定一传》，第 214 页）

陆定一既是当年东征红军中的重要当事人，也是身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长达 20 余年的

高级领导人，他对刘志丹死因的质疑应该说是比较有分量的。1943 年 5 月 2 日，刘志丹灵柩

在志丹县举行公开安葬，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

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

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注 2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第 437 页）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虽然这个“意外”

很大程度上应该指的是刘志丹被冷弹击中的事实，可毛泽东用词向来比较严谨，他选择“意

外”这个用词与陆定一的质疑“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士官出身，很有军事素养，他应该

知道在前沿站在毫无隐蔽的地方作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竟这样牺牲了”其实是一致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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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恩来说：“志丹同志是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

了洗涮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

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注 217：曹瑛著《在延安参加整风运

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58 辑，第 11 页）周恩来的这番谈话与刘志丹同张秀

山 后那段对话“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从根本上说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刘志丹 低限度是死于“左倾”思想的凌逼之下，这也就回应了陆定一、毛泽东所

提出的“意外”一说，应该讲周恩来的结论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刘志丹死因的基本真相。类似

刘志丹的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共党史上并不罕见，例如“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也是有感于

来自中共阵营中某些人的胡乱猜忌，不得不用自己的牺牲来进行另类的表白。（注 218：李一

氓著《李一氓回忆录》，第 71 页）

当刘志丹遗体被护送回西北根据地时，凡是了解、知道刘志丹的军民群众无不悲痛欲绝、

伤心落泪。1943 年当刘志丹公祭时，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注 219：谢觉哉著《谢觉哉

日记》，第 447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以后征引该书内容，只标明页码）这在中共武装

斗争史上特别是根据地建设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毛泽东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

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

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 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

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

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

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

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的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周恩来说：“上下五千

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说：“刘志丹是创造红军的楷模”，“这种

精神和毅力，就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

丹同志。”就连与刘志丹素未谋面的外国人斯诺也说：“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

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上天的神鞭。”纵

观刘志丹的一生，他是完全当得起这些评价的。

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刘志丹纪念馆提供）

刘志丹牺牲后，高岗很快得以脱颖而出，成为西北根据地的原班人马中的灵魂人物，并

在毛泽东的奖励、扶持下声名鹊起，随着高岗等人地位的抬升，西北历史上的恩怨纠缠乃至

陕北肃反暗伏下来的种种创痛得以发酵起来，酿就了又一次党内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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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第三章

毛泽东插手西北“党争”

第一节

高岗、习仲勋日渐得宠

1.高岗擢升的历史背景

─────────────────

如果说 1932 年 10 月 3 日到 5 日之间的江西省宁都小源是毛泽东前半生事业的“滑铁卢”

的话，那么，1935 年 1 月 15 日到 17 日的遵义会议便是毛泽东后半生事业的“土伦”。正是

从这一时间段开始，毛泽东重新回到了政治前台，开启了他主导中共乃至中国命运长达数十

年的大门。

毛泽东在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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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虽然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拥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即中央常委，当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一些党史教科书上习惯把毛泽东在

遵义会议以后新当选的党内职务称作政治局常委）会后，毛泽东一度想给贺子珍卖个关子，

哪知道因为过于兴奋自己倒先说出来了：“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

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

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注 1：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第 170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但是，

这种兴奋毕竟只是暂时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很快朝着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1935 年 1 月

下旬开始的土城战役失利，博古因而讥讽毛泽东：“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黄克诚

也直率的对刘少奇说：“这一仗打的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刘少奇对

黄克诚的意见也有同感，刘少奇表示，革命正处于低潮，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

圈子。刘少奇是 2 月到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他到了三军团以后了解到干部战士对走路

还是打仗有过一些争议，其中有些人认为如果就这么走路走下去，部队不打也给拖垮了，刘

少奇还把这些意见连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签字一起发了电报给中央。其时，连毛泽东一贯

信赖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怨气冲天，红一军团团长林彪抱怨毛泽东搞得这一套都是

走的“弓背路”费力不讨好，按照林彪的看法是应该走“弓弦路”。而且林彪还认为如果继续

听任毛泽东的指挥，部队就有垮掉的危险，所以，他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林彪的这封

信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

方面军会合。（注 2：彭德怀著《彭德怀自述》198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第一版）林

彪对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

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注 3：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206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四版）彭德怀当时还认为林彪的信“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注 4：彭德怀著《彭

德怀自述》199 页）聂荣臻则激烈地反对林彪的如此行为，聂表态说：“你是什么地位？怎么

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聂还拒绝在信上签字。（注 5：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206

页）林彪的信甫一送达毛泽东等人处，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中央决定在 1935 年 5 月 12 日会

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三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会（刘少奇未到），杨尚

昆腿伤未愈使用担架给抬上去的，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早在 3月 12 日，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三

人团，集中处理军务，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其中周恩来是负责人，而在新的三

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毛泽东。林彪要求替换军队的领导虽然名义上是对着新三人团的，

实则针对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大为生气。不过，毛泽东真正生气的原因还不单纯是因为林

彪的来信，而是林彪来信的背后。土城战役是毛泽东重掌军权后的开山第一仗，而走路胜过

打仗又是毛泽东不同于原 高三人团的军事方针，三军团的来信在前，林彪的来信于后，但

是，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质疑既定的军事路线。更为主要的是黄克诚也好、杨尚昆、刘少奇

也罢，他们写就的来信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黄克诚的喜欢“顶牛”，毛

泽东早有领教，他说过：“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所以，此间黄克诚给刘

少奇乃至中央反映意见也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毛泽东倍感疑惑的是另外一件事。作为毛泽

东亲手培养的军事指挥员的林彪曾经在毛泽东面临下台的红四军争端中无条件地站在了毛泽

东的一边，而且也曾经在毛泽东失势的关头看望过毛泽东和派遣战士护卫毛泽东，在毛泽东

看来，林彪和他的如此经历渊源和以突然写信质疑刚刚走上前台的他呢？这里面恐怕有人进

行策动或者挑唆，而策动以及挑唆的人的位置应该在林彪之上。这样，毛泽东就把疑点的落

脚处锁定到了张闻天、彭德怀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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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彭德怀

张闻天当时随三军团行动，而且又是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同时张闻天和王明、博古他

们有着一定的历史关系，虽则这种关系在遵义会议前后已经南辕北辙。毛泽东听信了个别人

的猜测和判断。（注 6：程中原著《张闻天传》，第 152 页）而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还

曾经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地主要成员，在红军中的威信仅次于毛泽东、朱德，此前在打鼓

新场的问题争执中又牵扯到彭德怀，可以说对彭德怀算得上余憾未消。因而毛泽东在会理会

议上对待写信的林彪批了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

弦行吗？”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等于把林彪写信的性质给确定了，而对于张闻天、

彭德怀的批评则有所不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张闻天，但是言语中已经表达了一层重要的

意思，即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是到三军团和彭德怀联合一起反对他的，并且对张闻天说了“你

是个书生，根本不懂的革命战争”的话（注 7：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136 页）而后

毛泽东又在 1941 年，1943 年两次会议上再度指责张闻天，毛泽东在 1941 年的会上说张闻天

在会理会议之前严重的政治动摇，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当场

表示要保留意见，当晚写信但未发出。1943 年在会上毛泽东有一次批评张闻天，张闻天这才

确实重视起来，做了一番调查，查明×××在里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注 8：此处程中原所著

《张闻天传》中转引张闻天 1943 年的整风笔记，唯独涉及到人名时，该书没有明确指出，关

于×××具体指的是谁，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王稼祥，另外一种则说是刘少奇，迄今

没有定论。）对于彭德怀，毛泽东也是批评的相当严厉，杨尚昆回忆说：“认为林彪的信是彭

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注 9：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136 页）彭德怀

在会上也做了一点发言，那就是也反对林彪的意见，彭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

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妥当。”彭德怀是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的，所以，没有过多地反复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

认同他的这番解释，特别是会理会议成为一椿历史公案在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三人的关

系上投下巨大阴影，多年以后的 1959 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旧事重提，重又成为张闻天、

彭德怀在历史上就反对毛泽东的“罪证”之一。这时候彭德怀才颇为失悔当初是在应该说清

楚才对，他说：“还是应该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总帐，同时也可避免挑拨利用。”（注 10：

彭德怀著《彭德怀自述》，第 200 页）“会理会议”留给毛泽东的忧虑和思考是比较深刻的。

军事指挥上的分歧包括具体操作手法的异议都还在其次，主要是通过这件事说明毛泽东还没

有取得在中共中央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当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初次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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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时，红四方面军的当家人张国焘脸上呈现出来的傲慢、骄横的神情无一不被毛泽东看在眼里，

毛泽东一度用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口吻对张国焘说：“我归你吧？”张国焘毫不犹豫地接过来说：

“你归我呀。”（注 11：刘伯承 1961 年 1 月 26 日的谈话）此后出现的张国焘不理会中央的决

定，独自带领所部以及原红一方面军一部执意南下，实际上也都与他的这种傲慢的态度有着

一脉相承的地方。张国焘可以端着他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太上皇”的架子向中共中

央讨价还价，甚至一次性提出安排红四方面军的人马多达九个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

东后来指责张国焘“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毛泽东当时对于张国

焘并没有太高明的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他告诉与张国焘有过一定渊源的杨尚昆，见了张国

焘，不要再叫人家“国焘”，而是一定要叫总政委。（注 12：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169 页）而就在 1935 年 9 月 9 日傍晚，在了解到了那封至今仍旧扑朔迷离的著名的“草地密

电”（即指张国焘给陈昌浩等人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只是此电文目前始终没有发

现原件，所以，党史界对此争议颇大。）后赶到徐向前的驻地征求徐向前的意见时居然没有得

到徐向前的回应，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

不好。”本来在毛泽东眼里，徐向前和张国焘、陈昌浩这些人还是有所区别的，但不料徐向前

也不愿意跟着中央走，尽管晚年的徐向前对此做过一番细致入微的解释，表达了当时他所以

有那样的回答的苦衷。（注 13：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 303 页）可在毛泽东看来，中共

中央的权威尚抵不了张国焘的一声令下，这种现状如果听任发展下去，中共的政治生存包括

他个人的政治前途都必然要出现绝大的危机。

毛泽东积其 20 年的奋斗经验以及观察党内政治取向的经验教训自认为只有他才能够挽

狂澜于既倒， 终把中共推向历史的巅峰。这种自信兼自负毛泽东自己并不讳言：“我这个人

40 岁以前肝火很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注 14：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周

惠谈话记录，1959 年 7 月 11 日晚）特别是当毛泽东从 1932 年 10 月的“宁都会议”遭受排

挤在大量的空余时间里读了不少的书，“1932 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

他地方搜集来的书海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

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候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

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

形成的。”（注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893-1949》，第 334 页）对毛泽东稍后

在对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思考上有较大的帮助，同时也让他对党内的政治格局得以有一个初

步的认识。特别是对他形成具有一定的特点、特色的思维模式并且通过这一模式影响到中共

全党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果仅有这些理论构架还不足以让毛泽东完成对中共党内各派势力的整合，他还必须有

一套如臂使指的亲信人马。关于这点毛泽东的工作从来就是做在前面的。毛的湖南同乡曾国

藩曾经说过“是英雄就要培养羽翼。”对于曾国藩，毛泽东深为佩服，他说过：“余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至于后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曾国藩批臭那又另当别论。在江西时代，毛泽东

就比较注意网络各色人才收为己用，他们当中比较著名的包括毛泽覃、毛泽民、古柏、刘士

奇、李韶九、宋乔生、潘心源、陈正人、萧劲光、余泽鸿、邓小平、李井泉、曾山、谢唯俊、

罗荣桓、林彪、罗瑞卿、谭政、江华等，这里面毛泽民、毛泽覃都是毛泽东的亲弟弟，刘士

奇一度是毛泽东的妹夫（刘士奇曾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后离异），江华、古柏、谭政、

谢唯俊都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潘心源、罗荣桓都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旧部，邓小平虽然与毛

并无过深渊源，但在思想上同毛非常接近。中央苏区一直流传着“四大毛派”、“四小毛派”

的说法，所谓“四大毛派”指的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小毛派”指的是萧劲

光、陈正人、李井泉、余泽鸿。（注 16：此处为萧劲光回忆）但是，毛在用人上有一个重要

的缺陷，这点也到他的后期就越来月明显。何笃才说过：“（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注 17：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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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第 113 页）加之毛泽东偏于严厉、缺少民主作风，正如昔日的秘书江华描述的那样：“毛泽东

同志对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了台，因而

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注 18：江华著《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 94 页，浙江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第一版）所以，这一缺陷后来被博古等人抓住，成为排斥毛泽东出局

的一个利器。黄克诚说：“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

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

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

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

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注 19：黄克诚著《黄

克诚自述》，第 113 页）

当重新回到领导层时，毛泽东对于以往的失误，缺陷有所收敛，特别是在长征途中他与

张闻天、王稼祥的联合导致了博古的下台让他充分认识到“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作

为妻子贺子珍感觉到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

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注 20：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第 214 页，作家

出版社 1985 年版）“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成为毛以后应对各种政治局面的法宝之一。

到达陕北前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亲手培养的亲信骨干力量已经七零八落。诸如毛泽覃、

古柏、李韶九、刘士奇、宋乔生、潘心源、余泽鸿等都已战死，（注 21：李韶九据说是被陈

毅处决，而刘士奇因派往鄂豫皖随即被张国焘在“肃反”中杀掉）而邓小平、萧劲光还顶着

“错误”的帽子，“四大毛派”之一的原毛泽东的秘书谢唯俊虽然顺利跟随毛泽东抵达陕北并

且得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可是，1936 年 1 月，陕北靖边游击队部分人员“反水”，谢唯俊

遇害，年仅 28 岁。（一般党史教科书都称谢唯俊死于土匪围攻，是为不确，此处据刘景范回

忆文集《赤安<三边>事变》，因为赤安事变前后，刘景范奉命前去担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

了解到谢唯俊牺牲的详情，故从之。）这又让毛泽东折了一只羽翼。因此，搜寻、培养、扶植

亲信干部成为毛泽东进驻陕北后的头等大事之一，而高岗、习仲勋也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

背景下走入毛泽东的视野的。

对于高岗这个人物，毛泽东相当陌生，他第一次听到的时间还是在龚逢春向他汇报陕北

“肃反”的情况时。其时，龚逢春主要给毛泽东汇报的还不是“肃反”的事情，而是在谈完

了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后顺便提及的。毛泽东当时也是笼统地告诉龚逢春：“陕北肃反问题、

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注 22：龚逢春《在吴起镇向毛主席汇报》）稍后在

调查“肃反”过程中，朱理治、郭洪涛都曾经隐瞒事件的真相，朱理治说：“我们搞刘、高是

错误，刘、高右倾并接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作为指导中央党务委员会五人成员调查陕北“肃

反”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博古，轻信了朱理治的汇报，“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

搞好”。（注 23：朱理治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 年 7 月 10 日）“书生气”很有一些的博

古自然很容易受到朱理治的欺骗，因为朱理治原本就是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信任的干部，

至于李维汉受到郭洪涛的哄骗也很正常，因为李维汉毕竟没有同陕北的干部打过具体的交道，

对于内中的曲折也就无从掌握第一手资料。但是，毛泽东既不是博古，也不是李维汉，他对

陕北“肃反”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的主张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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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西北局时期的高岗

1935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进行常委的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

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而国家政治保卫局

的负责人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注 24：陈中原著《张闻天传》，第 171 页中只说国家政治保卫

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任，王首道为副，并未点名。此处据康生在 1942 年 11 月 15 日的讲话

中流露出来，康王说：“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保密工作，长征后中央常委分工的时候，毛泽东

同志亲自担负起保卫局的重担，这是对我们保密工作者、情报工作者的重要重视的体现。”）

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兼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同刘向三是第一批赶往瓦窑堡制止杀人

的，行前，毛泽东对这位曾经担任过自己秘书的亲信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

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

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注 25：王首道著《王首道回忆录》，第 167 页）毛

泽东这句“杀人不能像割韭菜”以后广为传诵，成为中共甄别“肃反”、平反“冤狱”的同义

词。殊不知，毛泽东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其实也是有着他的切身体会的。在江西苏区时代，

毛泽东亲手酿就了“肃反”的政治苦酒，让很多战功卓著、英勇善战的红军干部、战士都被

迫吞下以至于身首异处。以惨烈著称中共党史的“富田事件”就是在毛泽东的“肃反”政策

下一手导致的。1980 年 12 月 10 日在座谈民主革命阶段党史的几个问题的会上，党史研究者

王渔指出：“对于苏区肃反扩大化，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有一定责任的。”廖盖隆说：

“肃反扩大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

红军。但是，杀的大部分是干部，所以说，损失也是很沉重的”。1981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中

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廖盖隆进一步就苏区肃反问题指出：“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的不过三

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 6000 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几乎有一个

被杀掉了，而且杀的差不多都是干部。”（注 27：《党的文献》1991 年底 3期，第 7 页。）正是

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前提，所以，毛泽东深知所谓的“肃反”不过是以打击敌人为名在党内进

行清除异己者的政治运动而已，他和中共中央远道而来，要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站稳脚跟，

没有陕北党、红军乃至百姓的拥护，那将是无法想像的。毛泽东本人是建设根据地的行家里

手，当然明白内中的厉害所在。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认定刘志丹、高岗等人肯定是被冤枉的。

尽管在 1935 年 11 月 3 日作出“停止逮捕、停止杀人、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的指示后很快就投身到紧张的军事行动中，可毛泽东的神经并没有由此放松对陕北“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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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问题的关注。1935 年 11 月 18 日，他在前线再次去电指出陕北肃反“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

实”，并请张闻天、博古务必对肃反中出现的错误详加考察。不但如此，就在直罗镇战役结束

不久会见红 15 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时，当毛泽东得知徐海东麾下还有 300 名戴着“嫌疑犯”的

帽子从鄂豫皖肃反运动中一路跟着走来的干部还没有做结论时，毛泽东立即表态：“这些同志

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

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等到徐海东前去传达毛泽东的命令时，300

多个被冤枉的干部顿时失声痛哭。（注 28：徐海东注《生平自述》，第 47、48 页，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不过，对于错误“肃反”的处理暂时也只能达到这一步。这点从 1935 年 11 月 26 日中共

西北中央局作出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继续肯定“肃反”的动机就能看出来。虽说这

份“决定”既有李维汉等人被朱理治、郭洪涛欺骗的痕迹，也有毛泽东的“肃反思想”的残

余，但更多的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综合考虑。适时，毛泽东虽然联合张闻天、王稼祥暂时

击败了博古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可并不等于已经对党内有了足够的发言权，王明还远在

莫斯科，还有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为之撑腰，中共内部的亲苏的“洋务派”的势力还有很大

的市场。即便是长征中的盟友张闻天、王稼祥也并不是对毛百依百顺、俯首帖耳，例如王稼

祥同毛泽东的矛盾就一度比较尖锐，长征途中，王稼祥便对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表示不满，

后连张闻天都出来“和稀泥”说：“毛、王的矛盾可由他们自己解决。”（《洛甫的反省》，1943

年 12 月 16 日）多年以后，毛对王稼祥还抱有一定的成见，在访苏期间，毛与斯大林谈话时，

毛便毫不留情地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搞得王稼

祥异常狼狈。（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435、451 页）而陕北肃反中的三个

“祸首”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无一例外都是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的“宠儿”，特别是朱理

治、聂洪钧就是他们派到西北苏区的代表。如果因为“肃反”的错误对他们进行激烈的处理，

势必引发“洋务派”的反弹，例如张闻天对郭洪涛就颇有好感，后在 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议上，陈云提出陕北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右派黄子文的挑拨，另一方面是郭洪涛

提供了不正确的材料的时候，张闻天即发表意见说：“洪涛基本上是好的，不是有意陷害同志。”

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在洛甫（指张闻天-引者注）还当总书记的条件下，就不可能

正确解决肃反问题。”（注 29：张策著《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陕北肃反问题？》，载张策《三

存书集》）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党内“洋务派”的统治，包括陕北肃反

问题的澄清在内的很多事情都无从谈起。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江西苏区挨整的经历让毛变得更为老辣起来，

遵义会议前后同党内“洋务派”的斗法更让他熟知了如何应对他们的策略。1935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陕甘省，由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

曹力如任秘书长，李富春兼任组织部部长（后由欧阳钦接任），李景林任宣传部部长（同月即

由李一氓接任），张策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萧劲光任军事部部长，蔡畅任妇女部部长。同时还

成立陕北省，由郭洪涛任省委书记，马文瑞任秘书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贾拓夫任宣传

部部长、李铁轮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钟赤兵任军事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朱理治、郭

洪涛是陕北肃反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受到任何波及，继续出任省委负责人，这让那些遭到这

两个人无中生有的诬陷的原陕甘边的一批领导人心怀不满。其实不仅朱理治、郭洪涛没有受

到应有的处罚，就是被宣布犯有严重错误并给予党内 后警告、严重处分的戴季英、聂洪钧

也被网开一面。戴季英出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聂洪钧出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

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但在发布布告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旧署聂洪钧的名

字，副主席署周恩来的名字。以致杨尚昆等人看了这样的布告都感到好笑。（注 30：杨尚昆

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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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安抚的一面也是伴随着改组的另一面一道诞生的。中共陕甘省委中大量分布着

中央派来的干部，特别是毛泽东的两个亲信李富春、萧劲光在省委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省委秘书长曹力如更是刘志丹的密友。朱理治一度推让省委书记的职务，请李富春“扶正”。

郭洪涛麾下的省委秘书长也换上了曾经在“肃反”中蒙冤的马文瑞，这就给朱理治、郭洪涛

等人初步安排了一定的限制，使他们不至于继续操纵陕北的局面。

毛泽东对刘志丹颇具好感，他见到刘志丹的第一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投奔你来

的呀。”细心的刘志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发现毛泽东在寒冷的冬季尚没有棉鞋穿，他让妻子同

桂荣赶快赶制一双棉鞋给毛泽东送去，这双棉鞋让毛泽东记忆了很久，直到建国后毛泽东有

一次请同桂荣在中南海看戏时还与周围的周恩来、朱德提及。因为同桂荣的豪爽、大方，使

得她和同样性情的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成了好友，贺子珍在陕北诞育李敏时也是在同桂荣的

帮助下得以顺产。刘志丹开始被释放后担任的职务比较泛泛，毛泽东有所察觉，乃于 1936

年 4 月 10 日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幸的的是任命刚刚发出四天，刘志丹

便壮烈殉难。刘志丹牺牲后，高岗开始增加了与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留给毛泽东越来越

多的深刻印象。

康生在 1952 年 6 月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高岗这个人是主席一首培养起来的，当初

主席跟我说他发现高岗有一个优点，从第一次主席见到他就发现了，那就是高岗看问题很敏

锐，政治立场坚定，也很能吃苦。”（注 31：《康生年谱》为刊稿）康生的话并非虚妄，1937

年年底，王明、康生返国，毛泽东盛赞王明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可高岗却在背后提醒

毛泽东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到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

（注 32：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30、131 页）

毛泽东针对中央干部与陕北干部的关系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成长起来

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

东还现身说法：“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那我

来说，就是这样。……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

起来就差得多。”（注 33：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54、155 页）在这样一个“提

拔重用本地干部”的大前提下，高岗的晋升已经在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高岗在谋求取得毛泽东信赖方面也先期做了很大的铺垫。还在毛泽东没有取得在

党内决定性的地位之前，高岗便注意到对毛泽东的吹捧的重要性，他多次宣称：“毛泽东同志

的军事指挥在我们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志丹同志活着的时候就对我们说，要想打好仗，首

先要拜毛泽东、朱德为师，我们过去在西北走了很多弯路，摔了很多跟头，就是没有按照毛

泽东同志说的办法去搞，现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到了我们陕北，陕北的同志有福气了，

可以就近请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对张闻天、博古多有怨气，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气愤

地指责博古说：“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

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注 34：郭洪涛著《迎接毛泽

东到陕北》，载《说不尽的毛泽东》下，第 371 页）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

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注

35：刘英著《刘英自述》，第 137 页）高岗得知这些消息以后便公开地说：“有的人自以为念

了那么几本外国书，就把尾巴翘到了天上，对付国民党，对付日本鬼子还要靠枪杆子，经念

的再好，不对路子也不行，志丹以前就说不要做细腿子，要想取得胜利就要依靠群众，说穿

了就要依靠农民……只有毛泽东同志 了解农民，我们都要跟着他学习。”这些话自然会飘入

毛泽东的耳中，他对高岗的好感也就自然而然的有所增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高岗是“非

常器重，常加表扬”当属不虚。（注 3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38 页）

如果仅仅是说了一些漂亮话就会让高岗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委以重任，那时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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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还在与高岗的能力和人望。毛泽东评价过高岗：“高麻子这人能干事。”（注 37：叶子龙

著《叶子龙回忆录》，第 201 页）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的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

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弗拉基米洛夫还进一步回忆说正是高岗的“经验丰富”才

使得本来比较复杂的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得以解决，“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

教集团停止了相互残殴，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注 38：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

《延安日记》，第 15、93 页，东方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一版）高岗的能力不但表现在政治上

的处理复杂问题的驾轻就熟，也体现在生活中对毛泽东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毛泽东患有

严重的便秘，高岗居然专门找人请陕北当地的著名中医给毛泽东配药，对于毛泽东喜欢吃的

食物或者有利于毛泽东健康的东西，高岗总是格外留意。这种习惯甚至一直保留到建国之后。

那时候身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高岗专门用新打死的老虎的虎骨泡酒送给毛泽东，毛

泽东见后虽然只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可赞赏之情确实显而易见。这些虎骨酒后来由胡

耀邦送了一瓶给中国围棋国手聂卫平，聂卫平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还专门提及。（注 39：

聂卫平著《耀邦叔叔》，文中写道：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

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

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

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

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

酒封得好好的，上面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知道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

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

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高岗在陕北群众眼中的分量也是不轻的，老百姓说起高岗都是用比

较亲切的口吻说：“我们的高麻子”，后来这种口吻见诸于《解放日报》时被毛泽东亲手改为

比较文雅的“我们的老高同志”（注 4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37 页）。

除开以上这些内容，高岗 为令毛泽东另眼相看的是始终坚定第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击党

内反对派，特别是对党内“洋务派”的政治清算上，高岗可谓不遗余力第追随毛泽东，成为

当时毛泽东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而伴随着毛泽东不断掌控党内的 高权力，高岗也随

之水涨船高起来。1938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张

闻天负责，成员包括高岗、萧劲光、谢觉哉、李维汉、贾拓夫、王若飞、高自立、李富春，

该委员会全权负责西北五省区的白区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权力较大。而仅仅是西北工委委

员的高岗却在毛泽东的提拔下可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乃至常委会议。1940 年 9 月 11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拔，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改组为中共陕甘宁中央局。9 月 25 日宣布陕

甘宁中央局常委为高岗、刘景范、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高

岗任书记。1941 年 4 月 16 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西北工委与陕甘宁中央局合并成立中

共西北中央局。1941 年 5 月 1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局的同志，并宣

布西北局由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陈正人为委员，李卓然、贾

拓夫为候补委员，高岗任书记。（注 41《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载《中

共中央西北局文件？集》1941 年，第一页）负责警卫延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原隶属于中央，

高岗向任弼时等人提出留守兵团应由西北局负责，随后毛泽东同意，任弼时找萧劲光谈话，

萧劲光表示服从。（注 42：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55 页），此后高岗还兼任了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萧劲光是毛泽东在江西时代就非常倚重的亲信将领，在毛

泽东被剥夺了党内的发言权以后还能挺身而出为因黎川失守而可能遭到李德清算的萧劲光大

声疾呼，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萧劲光才得以死里逃生。萧劲光后来被派到红三军团担

任参谋长，第一次看到彭德怀训斥杨勇便上前解劝，彭德怀默不作声，此后有人告诉萧劲光

在三军团里，彭德怀指责部下一般是无人敢于拦阻的，也就是他萧劲光算是个例外，除了萧

初来乍到的因素，恐怕就是萧劲光与毛泽东的不俗的关系了。然而就是这个萧劲光，现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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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听从于高岗的指挥，萧劲光私下里说：“人家现在是新宠，我们都是旧雨，自然要让着

他，要不然大帅就会不高兴。”

萧劲光与贺龙等人的合影（中间为萧劲光）

陕甘宁边区是毛泽东的“心头肉”，用胡乔木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

作自己的‘亲儿子’，非常爱护。”而这个边区在政治上一再升格，高岗一再获得重用则反映

了毛泽东、高岗在新时期的关系的不同寻常。虽然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交给了高岗，但高岗

却事无巨细第都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说过：主席（毛泽东） 恨“不通气”。毛泽东经常批

评所谓的“独立王国”其实也是由此而来，高岗对毛泽东的这一脾性摸得相当透彻，1941 年

6 月 3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

死，事后在集市上有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处知晓后即逮捕了

这个农民，高岗便把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搞清楚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注 43：

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218 页）后来，毛泽东还就此事表扬了高岗，说高岗善

于发现问题。毛泽东撰写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交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以

后，莫文骅因为想多读几遍，没有来得及下发传达，就被高岗告到了毛泽东那里，莫文骅非

常不满，在毛泽东那里说了一些对高岗的意见，毛泽东则正告莫文骅：“你们驻陕甘宁边区要

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注 44：

莫文骅著《终生难忘的怀念》，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41 辑，第 36、37 页）

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两位中共元老，一个是林伯渠，一个是谢觉哉。在中共党内素有“五

老”之称，即指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长征前夕，何叔衡被滞留在江

西后遇害，这样就剩下了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四人，人称“四老”，（一说叫做

“延安五老”，即包括吴玉章在内）康生说这“四老”就是共产党的“商山四皓”，藉以说明

四人在党内的特殊性。即以林伯渠而言，其在党内资历甚深，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名满天下的

“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然而，林伯渠、谢觉哉这样的资历在与高岗发生冲突时则

相信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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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 林伯渠

1938 年高岗即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1941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伯渠、

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林伯渠任主席，另外还成立一个负

责统一管理实物供给制度的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张闻天、王明、陈云、康生、高岗，任

弼时负责。这是高岗介入经济领域的开端。这时，陕甘宁边区群众负担较重，林伯渠、谢觉

哉反映了这一问题，高岗持不同意见，高岗认为他们夸大其词、是资产阶级的“仁政观”，特

别是双方在运盐政策、政府预算、纸币发行等方面分歧尤达。毛泽东在处理他们的纠纷时站

在了高岗的一边，1941 年 7 月 31 日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说：“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

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毛泽东还任命高岗兼任陕甘宁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

全权负责运盐问题。毛泽东指出：“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随即毛泽东派李维汉前

去边区担任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并致信给林伯渠说：“罗迈（指李维汉-作者注）到政府

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注 4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38、139 页）同时针对谢觉

哉的牢骚不无指责地说：“你如不打算去边区工作，可以说；打算去就不应说。”（注谢觉哉著

《谢觉哉日记》，第 884 页）高岗在与林伯渠、谢觉哉的交锋中胜出而且继续受到毛泽东的擢

升。

1941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外增加了

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组成，包括毛泽东、任弼时、王稼

祥、王明、张闻天、凯丰、陈云）决定成立一个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陈云负责，

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11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高岗继

续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1942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为统一领导整风学习，特应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之。中央总学委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

间里始终扮演着中共中央决策层的角色。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康生、陈云、高岗、

彭真、李富春组成。（注 47：田酉如著《彭真传略》，第 130 页，另《任弼时年谱》第 429 页

称总学委由毛泽东、康生、陈云、李富春、凯丰组成，这是根据 1942 年 5 月 21 日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记载，但据康生后来回忆，高岗进入总学委是毛泽东提议的。另外，我

们也回忆领导整风运动的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康生、陈云、高岗、彭真、李富春，参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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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明注《中共 50 年》，第 57 页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康生为副主席。（一般党史教科书都称

总学委负责人为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04 年 4 月出版的《毛泽东传 1893-1949》第 684、

685 页中称：“9 月 30 日和 10 月 6 日（1943 年），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总

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书中使用“仍以”，可见

此前即 1942 年 5 月成立总学委之处，负责人就是“主席”的名义而非“主任”。另据王明回

忆，领导整风运动的委员会负责人头衔是主席，参见王明著《中共 50 年》第 57 页）这个显

赫的中共中央总学委的成员除了李富春以外（胡乔木是总学委秘书，并不算正式成员），悉数

进入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其中毛泽东、刘少奇、彭真、陈云还成为七届中央决策层即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注 48：陈云、彭真后来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高岗能够跻

身其中已经说明了高此时的真实地位早已不再局限于西北地方了。高岗去毛泽东住处汇报工

作，也取得了只有个别领导人才拥有的特权，即不用通报便可径直见到毛泽东。（注 49：师

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55 页）

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该次会议决定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

简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

弼时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 后决定之权。刘少奇同时

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刘少奇还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

央研究局局长，毛泽东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标志着毛泽

东在党内的正式的领袖地位的基本确立，页标志着刘少奇作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初步成

型。

就在毛泽东成为中共 高领导人不久的 1943 年 4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任弼时提

交的《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斗争》的报告时，决定成立一个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权力

较大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刘少奇任主任。该委员

会虽然以刘少奇为主，但刘少奇本人并没有参与过多的具体工作，这在毛泽东致康生的信中

就可以看到，毛写道：“委员会（指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引者注）内部日常工作……少奇

目前繁杂事务很多，不能一时兼顾，须你常常留意，并请斟酌筹办才好，如有涉及方面事宜

可同彭、高（彭真、高岗-引者注）两同志会商解决，然后告少奇及我知道。”（注 50：毛泽

东给康生的信，1943 年 5 月 2 日）但是，康生本人清楚，所谓“有涉及方面事宜可同彭、高

两同志会商解决”实际也是在告诫康生不要越权办事，西北局、中央党校分别是高岗、彭真

的“政治领地”，如果问题涉及到了这恋歌方面，康生是无权独立行事的。事实上，高岗在西

北局的反内奸活动中也很少同康生打招呼，而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康生虽然有所不满，却

从不流露，对于康生的政治上的“绝顶聪明”，曾彦修（原人民出版社社长）评价说“他（指

康生-引者注）就是一辈子不稍露一手，比林（指林彪-引者注）识相多了。”（注 51：曾彦修

注《林彪的喜读书与“政变经”》，载《纵横》2003 年第 12 期，第 34 页）

高岗在“反内奸斗争”中还是比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在给习仲勋、师哲的《对敌特

斗争指示》中就指出：反特斗争要坚决采取群众反奸路线与公开斗争方式；应严格区分党内

反特斗争与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已经逮捕审讯清楚并有改悔表现的可以释

放，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时不枪毙。（注 52：高岗、周兴致习仲勋、师哲电-与敌特作斗争的

指示，1943 年 8 月 29 日，载《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1941-1945》，第 115-117 页，中央

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 年 12 月版，内部馆存本）应该说，高岗在开始领导西北局反

内奸斗争时相较于康生来说还是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的。可是，随着“抢救运动”的不断深入

以及毛泽东对“敌情”的过左的判断，使得高岗也已经不能在他 初比较慎重的态度上继续

滑行，转而支持康生在西北局系统内大搞“抢救”，仅延安所属各县挖出的“特务”就多达

2463 名。（注 53：王素园著《陜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7 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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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215-218 页）陇东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原郭洪涛秘书）更是左上加左，让该地区外来知识份

子几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对此，高岗 为西北局 高负责人，当然难辞其咎，但是，高也

另有苦衷，那就是“抢救运动”来头很大，背景很深，他作为西北的“土著”领导人更需要

旗帜鲜明地支持。例如蔡子伟是从南梁时期就跟着刘志丹、习仲勋一起的老同志，可因为被

诬告为“特务”直接由康生点名关押长达五年之久，直到 1944 年才由毛泽东出面解释说“我

们没有经验，上了敌人的当”而予以释放。（注 54：张邦英著《片段回忆》，第 172、173 页）

不过，高岗支持归支持，当“抢救运动”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还是挺身而出向毛泽东反

映了有关实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就此引起了毛泽东

的重视。（注 55：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80 页）而能够给毛泽东就“审干”、

“抢救”等运动吹一点“冷风”的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也只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

高岗等少数人而已。高岗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一则是出于他对西北干部大多数的本能保护

意识，另一则便是与他自己当初深受“肃反”的祸害的经历有关。不管怎么说，高岗是如实

反映为毛泽东 后制止“抢救运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还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中央总学委副主席康生 延安时期的康生与毛泽东

然而，这还只是高岗逐渐取得毛泽东信赖与越来越抬升的政治地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

在高岗“翻身”以后他开始陆续整治他以前视为眼中钉的“仇人”，甚至不顾客观事实地给对

方以栽赃、陷害。黄子文的悲惨境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在第二章《陕北肃反始末》

第四节中提到过有关黄子文的事情，黄子文被朱理治、戴季英等人逮捕后很吃了一些苦头，

中央到来初步解决了肃反杀人、捕人的问题，可仍旧认定黄子文有“罪”，判了他几年徒刑，

此后获得宽免。本来想从头再来，继续有所作为的黄子文没有料到高岗日渐得宠，成为西北

地方的党政一把手，有关黄子文与高岗的仇隙我们前面多次提及，这里不再重复。高岗此前

多次准备杀掉黄子文，都是因为习仲勋的劝阻才得以作罢。但是，高岗并不准备放过黄子文，

整风运动一起来，高岗就让黄子文交代问题，黄子文当然清楚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身为中

央总学习委员会委员、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的高岗是决不会轻

饶自己的，于是，黄子文转而投了国民党。一个早年就毁家纾难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

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习仲勋语），一个多次剖白自己的心迹“生是共产党的人，死

是共产党的鬼”（黄子文自述）的中共老党员选择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组织，这本身就是对当时

的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的有利控诉。到了国民党那里的黄子文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几次让

弟弟黄子祥与习仲勋联系，准备再回边区，习仲勋托黄子祥带话说目前还不行，因为高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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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在位，暂时只能让黄子文回到武字区。黄子文听从习仲勋的安排，回到了武字区重新掌握了

武装。1947 年国共再度内战，习仲勋让黄子文相机起义，黄子文拉起队伍准备重新回到中共

阵营中来，不幸在三原陵前小道口遇伏牺牲。1948 年 11 月，中共关中特委为黄子文举行了

追悼大会。（注 56：习仲勋 1984 年 4 月、12 月谈话录音整理稿）习仲勋曾经评价黄子文说：

“黄子文一生有一个 大的特点，就是为革命不怕苦难，不怕牺牲，有一股拼到底的决心。

为了创立渭北革命根据地，他被敌人多次逮捕，宁死不屈；他的家被敌人多次抄烧，从不妥

协，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敌人一直斗争到底， 可贵的是他的无私精神，为了建立革命武装，

他几乎把全部家产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黄子文的家可以说是一个革命之家，家中好几个人

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黄子文其所以在渭北一带很受群众拥戴，和他能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

苦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他一生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目的，因而他在群

众中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黄子文是党的一名忠诚战士，他入党较早，对党的事业忠心耿

耿。”

一度是黄子文的战友后来脱离中共的孟伯谦在回忆黄子文舍家为党也有过一段比较动人

的追述：“一九三二年反帝同盟军成立、组织西北苏区的时候，共产党穷到一文钱都没有，而

又急需一宗军费，黄子文定了一椿妙计，请我们依计行事。八月十五日夜间，黄子文正和他

的母亲饮酒赏月，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率领了数十名共产党，大家都打上花脸，持械打开

黄子文的家门，蜂拥而入。把黄子文用麻绳五花大绑。抬来了给牲畜大铡 ，把黄子文的颈

项压在铡口，铡 的 口紧压着黄子文的颈项，如果执铡 柄的人，用手轻轻向下一推，黄

子文就要身首异处。黄子文的母亲吓慌了，立即向我们跪倒，大哭哀求饶命，她说只要我们

留下黄子文的性命，愿献出生平的全部财产。我们答应了。黄母即由地中掘出所藏的金银，

为黄子文赎命。黄子文是这样为共产党牺牲一切的。”（注 57：猛伯谦著《我曾替毛泽东打江

山》）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知道，黄子文非但不是高岗所说的“阶级异己分子”，反而是一个坚

定的中共革命的追随者。他不过是如实地反映了高岗强奸妇女的劣迹就被高岗打入另册，早

在朱理治等人到达西北苏区之前就已经上了高岗的“黑名单”，等到高岗业已掌握整肃敌特的

大权后，黄子文更是在劫难逃。如果不是高岗逼走了黄子文，后来又怎么会出现黄子文牺牲

的那一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子文的遇害高岗石油很大的责任的，所高岗逼死了黄子文

也不为过。高岗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创建西北苏区可谓立下汗马功劳，其人爽直、果敢，特别

是在他被朱理治、戴季英等人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事不容回避

的客观事实。但是，高岗登上权力的高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从正面吸收以往的历史教训，

反而采取了一些不正常的手段打击异己者，其手段同样卑劣，而且，随着地位的抬高，高岗

身上固有的缺陷例如心胸狭窄、得意忘形等也逐步体现出来。这不仅反映在他对待黄子文等

人的问题上，也体现在他日常的工作中。谢觉哉对此深有感触：“领导总是正确的──如果都

正确，那就不应该出毛病。”“西北局……违反决定的，每是参加决定的。……犯法的是有势

力的人。”、“由于某些同志的狭隘，又缺乏法治的训练与习惯，因而给人以可怀疑的现象。”

（注 58：谢觉哉著《谢觉哉日记》》下卷，第 883、952、1031 页）谢觉哉在当年写日记时是

不可能点名也不敢点名，但他含混晦涩的笔调至少显露出高岗及其领导下的西北局存在着领

导者“立法犯法”、“一贯正确”、器局狭隘“等方面的毛病。1955 年，在清算高岗的错误时，

谢觉哉在发言中证实了他当初所指就是高岗的某些缺失，但谢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落井下石、

无限上纲，只是重复了自己昔日的观感。应该说，高岗在西北局时期所犯下的错误或者说他

身上的缺陷都是与历史背景、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在那样的时代里，高岗也作不出超越他

自身局限性的深刻反思，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高岗的这些毛病的时候，也不该独责高

岗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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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虽然在高岗的身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可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使用。1944

年 5 月 10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成立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

其中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

高岗。（以后又增加了博古）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

若飞组成。1945 年 3 月 16 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初步准备由毛泽东等 16

人组成，内中仍有高岗。中共“七大”召开期间，高岗代表陕甘宁边区作报告。1945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

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至此，高岗

已经从一个西北苏区的领导人一跃而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提携高岗，在

生活上也时刻照顾高岗，高岗和李立群的婚姻就是毛泽东撮合的，李立群后来回忆说：“高岗

要带我去上杨家岭去看毛主席，我就跟他去了。毛主席请我吃饭，问我谁介绍来延安的，是

哪里的人，多大岁数了。我都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

造（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

是很幸福的，向他学习。……我当时莫名其妙。怎么我和他能相处？和他干什么？过了半天，

王明、王若飞、柯庆施，习仲勋也在。1940 年跟高岗结婚。我那时才 18、9 岁。”（注 59：李

肃采写《1949 之后：高岗遗孀喊冤》）而林彪、叶群的结合也是由毛泽东撮合的。（注 60：官

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第 151 页，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这也就是后来

党内之所以将“高、林”并称的一个侧面。

2.习仲勋在整风运动中

──────────────

在高岗风生水起的同时，习仲勋也开始进入毛泽东的政治视野。陕北“肃反”结束后，

习仲勋被安排在环县担任县委书记，这是降级使用，习仲勋倒也没有在乎。但有些人想不通，

他们发牢骚说：“那些‘左’的家伙杀了那么多人，怎么不治治他们？”还有些人对于贬低他

们的职务安排也不满意。刘志丹听到这些话以后就让习仲勋转达一下他自己的意见：“仲勋，

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

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

工作很重要，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注 61：《人民英雄刘志丹》，第 41 页，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刘志丹的顾全大局的思想、举动再一次感染了习仲勋。1936 年 9 月，习仲勋调任

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也是伸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重要触角。

惟其如此，在国共合作进入到激烈摩擦的阶段时，关中也就成为是非敏感之处。从 1939 年

11 月到 1940 年 10 月，国民党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生的摩擦事件一共有 221 起，其中关中

地区就有 64 起。至 1940 年 6 月起，国民党方面开始动用武力对关中地区实行小范围的零敲

碎打，习仲勋针锋相对，立刻组织边区军民予以还击。1941 年 8 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成立，

习仲勋兼政治委员，他和司令员文年生一道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胡宗南所部

展开激战，一举将其击退。这还是习仲勋“武”的一手，他另外还有“文”的一手。习仲勋

跟随刘志丹“闹红”自然明白“民团”的作用，这些地方武装有时候比起正规军还有力度，

所以，习仲勋就利用以往多与民团打交道的优势拉拢正宁县、耀县、旬邑县、彬县等地民团

头子，让他们 次限度的不再与中共为敌，这一招很管用，旬邑县的民团头子马宏德后来还

专门赠送习仲勋 25 条枪，另一个民团头子姚春桂还与中共交上了朋友。习仲勋还注意把中共

的统一战线政策做到一些有名望的地主、乡绅、富户的头上，像赤水县的绅士景田玉还被习

仲勋安排在县政府财政科担任科长。对于那些暂时叛变投敌的原中共党员、干部，习仲勋也

拿出气度表示既往不咎，原中共旬邑县县委负责人蒲玉阶深受感动，他在国民党阵营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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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为习仲勋他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证中共党人。所谓“打铁还要

自身硬”，习仲勋在对抗国民党顽固派的同时狠抓关中的军政建设。在习仲勋领导下的关中地

区，先后建立了四个县级、19 个区级、131 个乡级抗日民主政权，管辖人口十余万。（注 63：

张贵德著《习仲勋在关中》）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在于习仲勋明了天下大势，善

于挖掘、使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在抢夺知识分子的“战役”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模

式。

1937 年，任关中分区地委书记、专员、军分区政治委员时的习仲勋。

中共建党的基础号称是“工农联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内的领导层出于盲目师法苏

俄的目的和其他一些狭隘的政治考量，导致知识份子的力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摧残，这股风

气不但在党内、军内十分明显，也在中共建立的地方政权中时有体现，“肃反”中的主要矛盾

就是对准知识份子干部的。而当此国家、民族兴衰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共大打“翻身仗”的

关键时刻，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尽快改变对知识份子干部的使用，其中以周恩来、

陈云等人 为突出。陈云在 1939 年 12 月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中就严

重指出：“没有知识份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他还进一步阐述说：“抢夺知识份子是抗战中的

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份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陈云用了一个“抢”

字足以证明这件事的迫切，陈云说：“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

识份子都抢到手，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不要再

把这种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来悔之晚矣。”（注 63：刘家栋著《陈云在延安》，第 87、88 页，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一版）习仲勋虽然没有陈云这么深刻的讲话，却与陈云有着十

分共鸣的地方，而却他早就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大胆提拔了很多青年知识份子干部，

将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去，有人担心习仲勋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右倾”，习仲勋说：“怕什

么！只要为了革命，为了抗日，右倾又算得了什么？”到 1941 年，习仲勋下辖的关中地区区

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拥有初中或者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一件

事。习仲勋自己还亲自抓干部的学习教育和培养，亲自兼任关中师范学校校长，给干部群众

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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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关中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左三）和战友们

毛泽东身在延安，却并没有耳目闭塞，他时刻关注着地方的政权建设，特别是像习仲勋

这样的“少年才俊”更加引起他的注意。其实，毛泽东主义习仲勋是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

会师的时候便开始了。当时，毛泽东看到陕北的一些村落里贴着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的

落款处署名是习仲勋，就暗自记下了这个名字，等到习仲勋被从“肃反”的火坑里释放出来

后，毛泽东得知习仲勋也才 22 岁时，不由得惊呼：“这么年轻！”习仲勋在关中有声有色的工

作让毛泽东对他更加刮目相看。1943 年 2 月的《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

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一文中就突出表扬了习仲勋、王

震、马文瑞等人。社论发表不久，毛泽东就要习仲勋去绥德担任地委书记，习仲勋知道绥德

比较关中还要重要，而且拥有 50 多万人口，政治、军事情况都很复杂，他担心自己年轻一时

担不起这样的重担，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

也是锻炼嘛！”

陈云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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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1943 年 2 月，习仲勋到任绥德，以地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管理。

习仲勋甫一到绥德便遭遇了当时被看作是头等大事的“整风学习运动”。绥德素有陕北的“旱

码头”之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也是国民党方面摩擦、渗透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这里

的对敌斗争显得十分敏感。绥德地区的整风运动负责人是徐向前、习仲勋，实际上具体工作

一直是习仲勋来抓。康生在给绥德地委和分学委的指示信中强调绥德地区的“整风”、“抢救”、

“审干”不甚得力，特别是对与反对“红旗政策”，抓“红旗党”的问题始终没有充分重视。

在康生的这一基调下，绥德的整风运动的严猛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绥德“抢救运动”是从 1943 年 5 月开始的，重灾区主要是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因为这

里知识份子成堆，“小辫子”一抓一大把。绥德地委组织部部长白治民亲临绥德师范，他说：

“现在要审查干部了。……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

何不老实。”接着，绥德师范就受到了严密的监控，门口甚至上了岗哨。按照绥德地委的思路，

这个绥德师范的相当部分的教师是从原国民党省立绥德师范中留用的，自然就会“隐藏”着

一批“特务”，而且，教师不但成了特务，他们还发展学生继续当下线“特务”，也就自然形

成了一个“特务集团”。所以，白治民的话音刚落，绥德师范内部的大打特务活动便“声情并

茂”地开展起来了。不但男教师被打成了“特务”、“特嫌”，连一些年轻的女学生也成了国民

党特务的“美人计”的实施者，还按照年级分了组，一年级叫做“美人队”、二年级叫做“美

人计”，三年级叫做“春色队”，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 后抓来抓去居然

抓出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孩子，当有人问及这个孩子的姐姐为什么她的弟弟会是特务时，姐姐

无奈地说：“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种荒唐的事情在“抢救运动”

的执行者看来并不可笑，绥德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直接坐镇绥德师范抓“特务”，一个学员

因为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青年抗日服务组织即“战时青年别动队”就被诬指为“特务”，李华

生还给做了专门的“解读”，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加上那时已经把四川地下党组

织打成了“红旗党”，所以，凡是和四川党有过联系的学员也都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著名作家

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建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是四川地下党的，所以，李华生天

天跑来找韦君宜让韦劝说丈夫杨述“坦白”，李华生的跑来当然是有着上级的指示，用韦君宜

的话说“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而这位“大发雷霆”的地委书记正是习仲勋。

（注 64：韦君宜著《思痛录》，第 13、81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一版）杨述、

韦君宜夫妇成了习仲勋就任绥德地委书记以后大抓“抢救运动”的著名牺牲品之一。被整得

七荤八素的杨述倒是很有主见，他偷偷跑回来告诉韦君宜说不要相信那些强加给他的罪名。

可是，韦君宜不相信是没有用的，中共绥德地委相信杨述就是“特务”，李华生几乎天天劝说

韦君宜要她提示自己的丈夫一定要尽快坦白。坐困愁城的韦君宜只好去找杨述让他“坦白”，

杨述答应了。而名为“坦白”的大会上，领导在台上逼，群众在台下轰，坦白者一旦被认为

“不老实”就会被人拳打脚踢，拒不坦白的还被五花大绑送到保安机关。（注 65：白玉洁著

《人民心中的习仲勋》）“坦白”以后的杨述仍旧给中共中央上书要求中央为他昭雪，直到他

后来跑到延安才发现，绥德的“抢救”比起延安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注 66：有关绥德

地区出现抢救扩大化的倾向，安志文撰写的回忆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习书记》）一文中也承

认“绥德地区一个短时期内在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社会上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载《习仲勋革命生涯》，第 190 页，梅行撰写的《冷静清醒的领导者》一文中也说“绥德分区

的整风运动，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主要是对绥德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

手法”，载《习仲勋革命生涯》，第 194 页）

中共绥德地委把发现像杨述这样量级的“特务”当作一个重大的胜利报告给中央总学委。

抗日军政大学驻绥德的分校的副校长还在为这种充满了“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呐喊助威，

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逼供信，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注 67：韦君宜著《思痛录》，第 15、16、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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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与此同时，在绥德分区文协工作的殷参（即韦君宜笔下的殷三，原左联成员，建国后历

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辽宁日报》总编辑、《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等职）也被宣

传部部长李华生给盯上了。有一天，李华生找到殷参说：“你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好好学习

中央文件，写出坦白材料。”还把殷参安排到了地委给他“准备”的一间小屋里。殷参左思右

想也琢磨不出来自己怎么就有“政治问题”，反省材料写了一堆又一堆，李华生那里就是不通

过，李华生一口咬定殷参有问题，还警告他说：“你必循老实交代政治问题。”无奈之中的殷

参只好去找习仲勋，习仲勋说：“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老实交代，你没有政治问题，切不可

乱说。”恰好王震率部到达绥德，殷参以曾经在王震手下工作过的渊源又去求助王震，王震只

是告诉他说：“对待党的审查，要老实交代，没有的事，不要乱说。”殷参因为有了习仲勋、

王震的关照，自以为可以“过关”便在几天后的“坦白大会”上坚持自己没有问题。可万万

没有料到的是 5 天后中共绥德地委副书记找殷参谈话，威胁殷参说如果不坦白只能送他去保

安处。殷参坚持自己不能说假话，地委副书记却说：“只要你坦白，说什么都可以。”殷参在

重重压力之下只能“坦白”，“坦白”后的殷参获得了自由。（注 68：殷参著《“你不该假坦白”》）

这种“极左”的“抢救”热浪可谓此起彼伏，然而，此时的习仲勋倒是不再“大发雷霆”

了，而是慢慢地冷静了下来。他反复翻看了殷参等人的所谓交代材料，发现漏洞不少。在地

委组织召开的坦白大会上，有人提议殷参上台“坦白”，便被习仲勋给挡住了，如今看到的殷

参自己写就的东西，习仲勋不愿轻信，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经历过这种“肃反”，深知内中的弊

端，所以，他把殷参找来核实，并且严肃第对殷参说：“你不该假坦白”，接着，习仲勋把殷

参送到了整风学习班，此后给予了平反。过了一段时间，习仲勋又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特务

案”，被审对象是韩城籍的青年人，他准备去山西贩卖一些药材，可却被地委突然逮捕关押，

习仲勋亲自审问这个青年人，当青年人得知自己被怀疑是“特务”时，怒不可遏的捡起一块

砖头向习仲勋扔去：“我是关中愣娃你知不知道？”习仲勋拿起了椅子来招架：“你是关中愣

娃，我就不是关中愣娃？”（注 69：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69 页）从这些稀

里糊涂的案件中，习仲勋已经窥测到所谓的“抢救”，所谓的“特务”大多是空穴来风，当不

得真。

绥德地区的“抢救运动”先后持续了两个多月，没有像陇东、延安等地那么持久，这与

习仲勋本人有着集结的关系。习仲勋到任后很快制止了乱抓乱大的行动，对“逼供信”也给

予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停止“抢救运动”，着首先是一个大局问题，

习仲勋作为地方领导人是无法作出决定的，包括习仲勋自己在内，早就是中央社会部的怀疑

对象之一。原来康生、高岗掌握的一些敌特情报中总有习仲勋的名字，任弼时还专门委托师

哲前去调查了解，师哲后来说这也是中央决定把习仲勋调离关中的一个原因。（注 70：师哲

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176 页）所以，习仲勋不可能自作主张地结束“抢救运动”，

他只能做一点技术上的“处理”，例如习仲勋将“逼供信”的做法改为“集中起来相互揭发”

的办法，虽然也因此“使不少同志在精神上受到若干创伤”，“但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妥的，……

后对每个人的结论也是大体符合事实的。”（注 71：梅行著《冷静清醒的领导者》）特别是

当“抢救运动”逐渐白热化以后，习仲勋决定给毛泽东去信坦率第谈了他对“抢救运动”的

一些真实看法，直言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实质，这也是比较难得的。（注 72：白玉洁著《人

民心中的习仲勋》）延安整风的续曲“抢救运动”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抢救运动时我们政治

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愚蠢的。”（注 73：金城著《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 189 页，中国青

年出版社 1985 年版）习仲勋对“抢救运动”从盲从到局部清醒，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日臻成

熟。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并且兼任中共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有关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一段插曲，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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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大会上一再强调说：“大家不要忘了陕北的同志，延安是我们的立足点嘛。”根据毛泽东的这

一指示，把代表井冈山方面的李井泉、陈光从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撤

出，李井泉表示理解，而陈光则大为不满，他暗自发牢骚说：“毛主席，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啊？”李井泉、陈光腾出来的名额就给了西北方面的习仲勋以及参加过渭华起义的张仲逊。

（注 74：王恩惠著《参加“七大”：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载《纵横》2002 年第四期，第

19 页）1945 年 10 月，高岗奉命调往东北工作，西北局书记空缺，高岗向毛泽东推荐了习仲

勋，毛泽东表示同意：“要选择一个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

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据说一开始提议习仲勋担任西北局副书记，有人就以年轻为由表示不同

意见（习仲勋时年 32 岁），毛泽东便说：“当副书记年轻，好吧，那就直接当书记吧。”其实，

毛泽东这种出奇的用人之道并不只是体现在对习仲勋的赏识上。还在中共“七大”选举时，

陈赓就认为薄一波不宜被当选作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而且还向刘少奇做了反映。毛泽东

得知以后便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中央委员），提候补中委就不妥。”结果，薄一波

一跃而为中共中央正式委员，年仅 37 岁，是七届中央委员中资历较浅的一个。（注 75：薄一

波著《70 年奋斗思考》，第 375 页）

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

高岗、习仲勋在建设、巩固陕甘宁边区做了很大的贡献，为中共取得以后转战陕北的决

定性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民众基础。正如胡乔木后来所说：“毛主席在 1947 年撤出延安后为什

么坚持留在陕北，而且同胡宗南军队作战胜利了？党、政府、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

本的原因。”（注 76：《胡乔木会议毛泽东》，第 35 页）毛泽东在 1948 年 6 月也说过：“西北

立大功的有三位同志，不能忘记，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高岗、再一个就是习仲勋。”殊不知，

十多年后，，“彭高习”成了“反党同盟”的同义词，政治的变幻莫测的确令人难以捉摸，当

然这都是后话。眼下是毛泽东对高岗、习仲勋越来越起重，而对于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磨难

也就自然越来越关切，一场围绕陕北“肃反”的历史问题的再度交锋已经势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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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第二节

西北局高层会议上的交锋

1.朱理治与“高敬亭事件”

─────────────────

陕北“肃反”结束后，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这三位在“肃反”中大权在握的领导人

并没有受到什么过分的指责，相反还被放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其中朱理治任中共陕甘省委

书记、郭洪涛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程子华在抗战爆发后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

动员委员会高级党团书记。朱理治在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时，李富春任副书记做他的助手，

朱理治深感不安，请求由李富春担任书记，中央没有批准。1935 年 11 月中旬，朱理治第一

次见到了毛泽东。大抵朱理治已经从博古等人的接触中了解到面前的这位毛泽东已经逐渐影

响着全党、全军的政治走向，所以，甫一见面，朱理治便表态拥护遵义会议的有关决议，还

对毛泽东说：“当时中央不只军事路线错了，整个政治路线都是错的。”一个多月前还在陕北

挥舞“肃反”屠 的朱理治居然在三十多天后竟然意识到临时中央的“整个政治路线都是错

的”，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但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联共中央都要“望尘莫及”，

恐怕近在眼前的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也都要“自愧不如”了。而且，朱理治还用自己在白区

的工作经历做举例说明，这就更加令人称奇。既然朱理治已经从他自己的白区经历中品味出

临时中央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何以有在西北苏区大力推行这种错误的路线？而且，朱理治自

己也承认早在永坪会议、文安驿会议他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信，

而且还做了“个别的发展”，也就是他朱理治进行了个人发挥。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和支

持临时中央的“极左”路线的基础上，朱理治有怎么会进行“个别的发展”？机械的理解执

行与主动发挥执行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毛泽东对于朱理治的表态不置可否，只是告诉朱理

治说：“此事中央没有做过结论，不能谈。”这次会面给朱理治留下很深的印象，朱理治自称：

“他（毛泽东）这种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注 77：朱理治著《往

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集》）

1935 年 12 月以后，中共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朱理治再次受到毛泽

东的约见，这次主要是谈朱理治如何开展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毛泽东对朱理治的做

法很感满意。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朱理治在东北军问题上进一步进行挖掘、开採，而后又写

成了一篇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36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

决定改组中共陕甘省委，把陕西省委改名为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省委书记，朱理治调

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任秘书长。该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成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

李克农、李涛、边章五和朱理治。1936 年 8、9 月间，周恩来找朱理治谈话，要朱理治出任

中共中央特派员，负责管理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及东北军中的中共工作委员会（亦

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是刘澜波）朱理治在主导东北军地下党组织期间提拔任用了一

个人，他叫项乃光，1915 年生，辽宁开原人，曾就读于东北大学，是“12.9 运动”的骨干分

子之一，当时的职务是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巡视员。朱理治比较欣赏项乃光，这与项乃光的

学生背景有关，因为朱理治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便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他们之间在这点上的

经历比较近似。同时也与项乃光善于揣摩朱理治的脾气、秉性有一定的联系。朱理治提拔项

乃光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把他列入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随东北军东下。

在朱理治领导东北军中的“东工委”（东北军中的东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

委员会不同）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着“事变”的和平解决，东北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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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红军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半独立局面。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为 1937

年 2 月 2 日发生了“二.二事件”即东北军的少壮派枪杀东北军中的实力派也是主和派的首脑

王以哲而支离破碎起来。朱理治拖着病体黯然离开西安、转道乾县、泾阳县、耀县等处养病。

1937 年 5 月，朱理治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原本隶属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改由长江局直接领导，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曾经是王明为首的临时

中央的服从者、追随者的朱理治开始逐渐拉开与王明之间的关系，当王明职责朱理治领导下

的中共河南省委的工作布置“政治思想上有问题时，朱理治破天荒地表示不理睬王明的意见。

朱理治之所以敢于同王明表现出明显的分歧，主要是他在 1937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10 日间召

开的中共白区代表会议上嗅到了不寻常的政治气味。这次会议表面上是总结过去十年中的党

的白区工作经验、讨论新阶段下的方正任务和斗争策略，实则是毛泽东对党内“洋务派”的

政治清算的第一次有规模的试探。而刘少奇的所作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无

意中成了毛泽东试探的 大的气球。刘少奇第一次在党内旗帜鲜明地指出“左倾关门主义”

的错误，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极左路线的错误导致在白区工作中的种种失败，与名义上

还是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激烈的思想上的冲突，连在会上冲锋

陷阵的刘少奇自己都承认“这是自我入党以来第一次”，更遑论作为旁观者的朱理治了。作为

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赏识提拔下的朱理治一度是非常服膺王明等人的观点、政策的，

谁要是对这些表示非议，谁 后就会受到朱理治的批判，远的如陶铸，近的如刘志丹、高岗、

张秀山、黄子文等人。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发现王明等人搞的那一套东西已经摇

摇欲坠，毛泽东虽然在表态发言中对于刘少奇的报告有所批评，但其主流是支持刘少奇的，

包括同刘少奇争论不休的张闻天 后也不得不认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刘少奇

否定了过去几年中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王明等人的“传家宝”，这给一直

以来将“洋务派”奉为圭臬的人以极大的震动。，朱理治当然也在受到震动的行列之中，他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和必须面对的现实。会后，中央决定杨尚昆、彭真负责主导北方局工

作，1936 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全面负责北方的工作。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朱

理治感受到中共高层的政治改组已经悄然启动。也正是基于这种潜意识，朱理治才敢于半公

开的不再买王明的“面子”。所以，朱理治虽然没有接受王明的指责，可也没有因此反对外面

及其领导下的长江局，。到 1938 年 9 月朱理治回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在事态已

经基本明朗的情况下，朱理治抛出了他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时紧接着王明的发言的，但却

不是迎合王明的意见，而是反击王明的看法。朱理治的表态赢得了刘少奇等人的好感，随后

王明领导的长江局被宣布撤销，成立中原局加强党在华中地区的工作，刘少奇化名胡服担任

书记，朱理治则被任命为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成为中共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组

织系统中的实权人物。毛泽东也对朱理治的发言表示满意，当得知朱理治的妻子苏菲也回到

延安时，毛泽东还亲自安排让朱理治夫妇住进了凤凰山下的招待所。此后，毛泽东与江青举

办婚宴时还不忘了邀请朱理治夫妇参加。毛泽东同江青的结合素来受到党内高层的一些领导

人的非议，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张闻天、项英等人。项英从属下扬帆的口中得知了江青当年

的历史污点以后，给延安发去电报，明确表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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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在特科、北方局等处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王世英还把带有很多老同志联合签名的不

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的信交给了中央，这些意见都汇总到中央总负责张闻天这里，张闻天

出于对毛泽东的关爱和负责，建议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毛泽东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场把

张闻天的来信撕掉了，还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次日，毛泽东便在供销社摆酒，

张闻天等人自然没有在邀请之列。（注 78：刘英著《刘英自述》，第 123 页）而朱理治夫妇居

然能够得到毛泽东、江青的邀请出席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婚宴，至少说明了朱理治在毛泽东的

印象中是比较不错的，朱理治晚年还把这种“荣幸”多次与亲人谈及。（注 79：吴殿尧等著

《朱理治传》，第 314 页）朱理治在担任中原局组织部部长以及后来的中原局代理书记期间，

结识了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李先念。交谈中，朱理治对于李先念的才干很为赞赏，后

来提议李先念留在了豫鄂边区，还担任了豫鄂边区军事部部长。1939 年 4 月，身为中原局代

理书记的朱理治再度遭遇了一个类似于陕北“肃反”时期的大案即“高敬亭事件”，历史又一

次把他和当年陕北“肃反”的老搭档戴季英联系在一起，也再一次的将朱理治推到了一个考

验的边缘。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 年 8 月 12 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注 80：历来有一

种说法称高敬亭生于 1901 年，此说不确。2007 年 8 月 25 日，由合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

的“纪念高敬亭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在合肥大蜀山文化园举行。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秘书长王传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宗杰和、市社联副主席陆俊昌、合肥市新四军研究会

会长邹淦泉、合肥市民政局领导、新四军老同志、高敬亭家属以及部分学者出席了座谈会。

从这点上看，高敬亭出生于 1907 年而非 1901 年）192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 年 3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

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 25 军 75 师政委。高敬亭在鄂豫皖苏区对张国焘亦步亦趋、唯

命是从，特别是协助张国焘、陈昌浩推行“肃反”可谓不遗余力，他与周纯全、戴季英、谢

富治并称鄂豫皖、川陕“肃反”运动“四大干将”。高敬亭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于 1934

年 1 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 月兼任中共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

西北的党政军工作。1934 年 11 月以后，红 25 军开始“小长征”，高敬亭留守鄂豫皖根据地，

并且在次年 2 月组建了红 28 军，任军政治委员（不设军长）。高敬亭在留守期间，以区区 1400

余人对抗国民党军多次“围剿”，不但力量逐渐壮大，而且令国民党方面颇为头疼。在国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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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谈成功后，高敬亭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全支队共有 3100 多人，可谓兵强马壮，

是新四军个支队中实力 强的。

与其能力的顽强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高敬亭始终不懈的“肃反”情结。即便在张国焘、吴

焕先等人先后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高敬亭仍旧在大搞“肃反”运动，在党、红军内部大肆

清洗异己者。从 1934 年年底到 1937 年不足三年的时间中，高敬亭先后发动了三起大规模的

“肃反”运动，先后将红 82 师政治委员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

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郑定国、特务营营长林维先等人予以陷害、

逮捕，其中方永乐因为不同意高敬亭大面积捕人、杀人的行径就被高敬亭密令逮捕并准备处

决，方永乐为表白自己，主动请战，故意战死在阵地上。徐成基因为事先知道了高敬亭秘密

处决自己的命令，主动逃走准备另外开辟根据地，不幸遇敌牺牲。而余雄、陈守信、郑定国、

张家胜则一律遭到高敬亭的处决。林维先本人因为曾经救国高敬亭的命才被高敬亭“ 下开

恩”，免于一死。（注 81：童志强采访武汉区副司令员林维先记录，1980 年 12 月 13 日）高敬

亭的“滥杀”还不仅限于对党内、军内干部的迫害，对于一般战士也经常采取“恐怖”手段。

例如战士丢失了机枪零件，贴错了标语都要被判处死刑。（注 82：夏明星著《名将高敬亭被

错杀的前前后后》，载《纵横》2004 年第 2 期，第 31 页）

高敬亭在作风和个人品质上的 严重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邓子恢曾经如此评价高敬

亭说：“高（指高敬亭-引者注）贪污腐化、用人唯亲，在干部中信仰不高。”（注 83：邓子恢

注《我的自传》，载《邓子恢自述》第 20 页，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曾与高敬亭

一道共事的喻屏（建国后曾任中共东北中央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

职）也说：“高敬亭这个人心胸狭隘，身边容不下人。只要是哪个干部或者知识份子引起他的

不满，动辄便被关押，或是被枪杀。”（注 84：高振河著《喻屏传》，第 81 页，中共党史出版

社 2005 年 8 月第一版）而高敬亭除开这些致命的缺陷外，还主要表现在不听从中央号令、任

意排挤中央派员、独断专行、大搞宗派活动、树立其个人维权。中共中央曾经先后派遣郑位

三、萧望东、张体学、喻屏等人到高敬亭部参加领导工作，可是都被高敬亭以各种理由和各

种方式给予排挤、打击。（注 85：童志强著《高敬亭的功过评述》），载《党史资料丛刊》1982

年第一辑，第 141 页）1937 年 7 月，中共中央派郑位三、萧望东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红

28 军领导工作，其中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但是，高敬亭对他们根本不

予理睬，郑位三名为政委，其实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郑位三是鄂豫皖的“老革命”，人称“位

老”，可高敬亭却将郑位三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萧望东的政治部主任更是名存实亡，因为红

28 军内部党政军一切大权都由高敬亭掌握，政治部形同虚设。郑位三、萧望东来后不久，喻

屏、廖华也持董必武的介绍信前来高敬亭部工作，喻屏担任的职务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可

是，当高敬亭看了董必武这位中共湖北历史上的著名“领路人”的来信以后居然大发脾气，

原来董必武的信中告诉高敬亭准备给他派一位参谋长来，高敬亭当着喻屏的面就愤怒地嚷道：

“派参谋长来，我干什么！”喻屏虽然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可实际干的工作却是给高敬亭个

人服务，高敬亭结婚大办婚礼，喻屏负责接待客人，还要撰写对联，本来抱着效力革命年头

的喻屏有所不满，又有所流露，结果给高敬亭知道了，差点引发严重后果。（注 86：高振河

著《喻屏传》，第 78-81 页）张劲夫后来则直截了当地说明高敬亭排斥中央派员的实质是“怕

影响到他的地位”（注 87：张劲夫著《抗日战争时期为在安徽的经历》，第 36、37 页，安徽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在高敬亭的高压政策下，萧望东、喻屏等人都先后离开这里，另投别

处。更为夸张的是，高敬亭对于中共中央的指令视作无物，中共中央书记处早在 1938 年就注

意到了高敬亭的这股苗头，在 5 月 22 日的给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便提出“尽一切力量争取高俊

（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中共武装斗争中的一枚棋子的高敬亭部，居然发展到了中

央书记处表态要动用一切力量来使之纳入到党的领导的地步，这在一个高度强调纪律性、组

织性、原则性的中共内部是不可想象的。高敬亭的劣迹甚至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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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毛泽东在于李先念的谈话中说到：“听说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难共事。”（注 88：朱玉主编

《李先念传》，第 317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应该说，这时候高敬亭已经

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只是高敬亭尚不知晓，仍旧我行我素，终于惹祸上身。

19387 年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抵达江北加强四支队的领导并传达中央关于江北新四

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高敬亭表面上答应了，率领四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至合肥众

兴集，但不久就带领手枪团、特务连返回舒城，公开抵抗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这

是高敬亭年被杀的主要导火索之一。高敬亭被杀的另一个导火索则是戴季英的到来。陕北“肃

反”结束后，戴季英受到了严厉的党内处分，并被降级使用。中共陕北省委成立后，戴季英

担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1936 年 6 月起戴季英担任中共陕北东区特委书记。毛泽东知道

戴季英的“本事”在于“肃反”，所以，当萧望东、郑位三等人在高敬亭部先后碰了钉子以后，

戴季英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戴季英是 1938 年派到高敬亭部工作的，职务是政治部主任。

有关戴季英去高敬亭部，一直有一种说法是高敬亭主动邀请戴季英取得。但实际的情况则是

毛泽东派戴季英前去，而且还找戴季英谈了话，戴季英表示自己要“戴罪立功”。（注 89：谢

富治《关于戴季英有关材料的复审通报》，第 4页，1968 年 5 月 16 日）戴季英离开延安时，

张国焘已经被彻底批臭，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的原因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许世

友、洪学智等人先后被关押，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也拔枪自戕（未死，受重伤），李先念由军

政治委员降级担任营长。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除开谢富治等少数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冲击、整治。戴季英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掌管“肃反”大权，为人乖觉，善于察言观色，

具备了一套见风使舵的本领。他非常清楚他此去高敬亭部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戴季英初到高敬亭处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与郑位三等人受到的冷遇截然不同。高敬亭与

戴季英本来就是鄂豫皖根据地“肃反”运动的佼佼者，共同语言当然很多。尤其是高敬亭的

某些不愿对外人讲的话，这次见到了戴季英也一吐为快。哪知道，此刻的戴季英并不是为了

来听高敬亭的“牢骚话”的，更不准备做高敬亭政治上的“知己”，他所担负的责任是要高敬

亭就此俯首帖耳。因此，时间一长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就越来越明显起来。政治部本来在高敬

亭部就是一个摆设，政治部主任不过是高敬亭身边的“高级马弁”而已，戴季英前人的政治

部主任无事可做便给战士们教习识字，哪知道这又触犯了高敬亭，高敬亭说这位政治部主任

“拉拢”战士反对“首长”。高敬亭如此“跋扈”，在戴季英之前是没人敢于同他计较的，但

戴季英不同，他虽不直接与高敬亭交手，却暗中把高敬亭的所作所为报给延安。当时负责与

延安联络的四支队的译电员叫做江腾蛟，这位后来参与了林彪集团的大名鼎鼎的“小舰队”

的主力从这时起已经主动介入政治风暴了。江腾蛟其时职务不过是连长，但小学文化，又是

戴季英的湖北同乡，很快被戴季英网罗进来，成为心腹之一。高敬亭在四支队经营多年，毕

竟耳目还是很有一些的，久而久之他发觉戴季英“来者不善”，他开始注意戴季英的平素举动，

进而发现江腾蛟同戴季英的密切来往，高敬亭不禁勃然大怒，他藉口一封电报的问题将江腾

蛟抓了起来，高敬亭在四支队从来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江腾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甫一被

捕就痛快第招认了，虽然也遭到了刑讯毕竟保住了脑袋。可转眼江腾蛟趁着看管松懈跑到了

戴季英处向戴告状。江腾蛟 早告发了高敬亭这件事，连后来上了林彪“贼船”的空军第五

军政治委员陈励耘都有所耳闻，他说：“我知道江腾蛟这个人不好惹。他原是高敬亭的部下，

后来告发高敬亭叛变立了大功。”（注 90：许寅著《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戴季英意识到麻烦大了，高敬亭下一个针对的对象肯定是他戴季英，他立刻与高志荣等人迅

即离开四支队并向上级汇报高敬亭排挤、迫害“中央派来的干部”。戴季英的“告变”前后又

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叛逃事件让高敬亭彻底陷入绝境。

高敬亭在四支队内部多次宣传“新四军是吃四支队的饭”，言外之意就是说新四军主要依

靠第四支队即依赖他高敬亭本人。这种话如果仅仅是说说到也没有发生质变，而高敬亭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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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命令四支队这回舒城则是地地道道的抗命。此时，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已经随叶挺

过江。1939 年 5 月 5 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副之，邓

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在这个江北指挥部中，徐海东来自于红四方面军，

罗炳辉在长征途中一度立场不稳，犯了错误，属于背负一定的政治“前科”。（注 91：参见黄

火青著《往事回忆-张国焘反党南下》，载《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115 页，）张云逸虽然来自于红一方面军，但为人宽厚，不大管事。只有身为政治部主

任的邓子恢才是江北新四军的“灵魂”。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1925 年参加革

命。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县委宣传部长，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非常信赖和倚重的亲信人物，也是坚持闽西对敌斗争的主要代表，所以，邓子恢在新四军内

部不但与延安的毛泽东声气相通，而且对于打破项英在新四军内部的“一统天下”起了非常

重要的制衡作用。其实，在新四军领导层中不乏毛泽东江西时代的亲信，例如曾山、谭震林、

张鼎丞、邓子恢等，但是，一则项英独揽大权已经定型，二则这些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敢

于同项英“叫板”。本来在 1937 年 12 月的时候，中央已经明确规定中共东南分局（后扩大为

中共东南局）是负责领导新四军和东南地方党的工作的中央派出机关，分局的党务工作主要

由身为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主抓，项英肩负指导责任。但是，项英根本不给曾山实权，直

接把曾山晾在一边。曾山后来自己说：“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

蛋……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山曾经准备把他和项英之间的

分歧上报给中央，项英得知后立刻撤了译电员，连曾山要求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电报

也发不出去。曾山总结说：“为什么我没和项英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是由于项英的

家长制度非常凶；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软弱，这是一个教训，这种软弱是对党有损害的。”（注

92《曾山同志在华中局高干会议检讨皖南事变的报告》，1941 年 5 月 17 日）然而，曾三等人

所具有的“软弱”在邓子恢身上则没有体现出来，相反更多的则是邓子恢与项英的针锋相对。

邓子恢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命运部部长的身份巡视前线，发现新四军兵员不足、粮饷短

缺，他就建议搞游击队，罚没土豪劣绅的款项充实军饷。这点得到陈毅、谭震林、粟裕等人

的支持，却被项英批评为“人、枪、款主义”，陈毅、谭震林遭项英的指责抬不起头来，邓子

恢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的，不要怕……他（项英）的批评

指责，由我负责，担子归我挑。”（注 93：陈茂辉著《奋战闽西，逐鹿中原》）项英是公认的

新四军的一把手、东南党政军的首脑，邓子恢尚且如此抗言直辩，何况面对一个一再拥兵自

重、屡犯军令的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就在高敬亭指令四支队返回以后，叶挺等人赶到四支队重申中央东进的命令，四支队大

部分干部战士表示回应。但是，高敬亭虽然也勉强同意，却在背后指使第七团、第九团停止

前进，其中第九团在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胡继亭的带领下抵制了高敬亭的命令，并向江北

指挥部做了汇报。（注 94：童志强访问福州军区顾问詹化雨记录，1980 年 12 月 20 日）而第

七团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则携带未上缴的战利品（包括大量钱财）投靠国民党新桂

系。在上一年即 1938 年（4 月）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已经叛逃成

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要求各地的中共组织就此加强气节教育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而

此时，杨克志、曹玉福的叛逃再一次发生在于鄂豫皖根据地有着天然渊源的新四军四支队中，

这不由得不让中央保定严厉审查的态度。

“杨曹事件”一出来，戴季英马上杀了一个“回马枪”，他在邓子恢等人的支持下，大搞

政治清算，号召掀起反对“杨曹”的运动，矛头直接对准高敬亭。在这场运动中，戴季英再

度拿出看家本领，刑讯逼供比比皆是。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在严刑逼供下造成的

不利于高敬亭的“口供”到底有多少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是，戴季英以及他的背后的支持

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就是要把高敬亭的“宗派主义”一下子上纲上线到政治路线上来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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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于死地。经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批准，将高敬亭的错误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6 月

1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覆电同意邓等人的处置，明令撤销高敬亭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

转由徐海东兼任。中共中央的披覆让本已“高涨”的“反高敬亭斗争”进一步白热化，高敬

亭本人受到了戴季英率领下的审讯人员的酷刑逼供，但高敬亭并没有按照戴季英的要求招供。

高敬亭的“态度”激怒了“反高斗争”的领导者，他们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高军事当

局发去电报要求即可处决高敬亭。在一片“杀高”之中，有两个人当时相对比较冷静。一个

是时任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的朱理治，一个是新四军实际的当家人项英。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提出开展批判高敬亭斗争时，项英曾经征求中原局的意见。1939

年 4 月 18 日，朱理治以代理书记的身份覆电东南局项英，对高敬亭事件提出三点处理方式，

上策，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者择地养病；中策，给高敬亭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四支队

改由其他同志带领；下策与新桂系头目廖磊（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谈高敬亭支队，

戴季英仍留在高支队，或者撤销高敬亭的职务。（注 95：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333 页）

应该说，朱理治提出上中下三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特别是上策、中策，对于圆满处理

高敬亭事件是很好的启发。朱理治能够摆脱陕北“肃反”的阴影拿出如此冷静的方案，一是

因为他身处局外，二是因为这件事的关键人物真是当初陕北“肃反”的主角戴季英，这就令

朱理治产生了一种几乎本能的质疑。

以往很多传统的党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处决高敬亭是项英的决定，这种说法绵延至今、

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尊者讳的历史传统。尊者包括谁？包括毛泽东，也包括已经被中央

党史肯定了的邓子恢、叶挺、张云逸等人。而 初提供这一依据的正是毛泽东本人。1957 年

12 月 14 日，毛泽东在重新审查高敬亭的报告上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

要是项英。”（注 9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 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的这句“我怀疑主要是项英。”成立以后几乎所有谈及这段历史的党史教科

书的统一口径的唯一来源。那么，毛泽东这么怀疑项英有足够的证据吗？项英在“高敬亭事

件”中需要担负主要责任吗？

我们知道，在新四军内部特别是领导层中，陈毅与项英的私人关系虽然很好，但在很多

主要政治、军事观点上并不一致。甚至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冲突，陈毅作为“三年游击战争时

代”的老战友曾经给项英批过一个“八字”，他说项英是“五心不定，输个干净”。（注 97：

石言等著《陈毅北渡》，第 66 页，战士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一版）陈毅还给项英的所作所为

下过一个评语，叫做“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然而，就是这位陈毅在后来为清

算项英的种种错误而于 194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中共华中局高干会议时，公开说：“大别山的

高敬亭，是叶军长（指叶挺-引者注）搞掉的，不是项（项英）搞掉的。”（注 98：《新四军抗

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八）》，第 329 页）可见，项英与高敬亭 后遭到处决是没有直接关系

的，更不需要负什么“主要责任”。事实是当“高敬亭事件”发生以后，项英力主“冷处理”，

他说：“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他还提出争取高敬亭部在日军侧后方打一两个

游击提高该部的破敌信心借此推动他们完成东进的办法。1939 年 5 月 4日，项英还致电延安

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高敬亭发电进行慰勉。（注 99：《新四军抗日战争战

时资料选编（三）》，第 593、598、599 页）曾担负叶挺、项英之间的“调解人”的李一氓在

1989 年 9 月 5 日谈及“高敬亭事件”时也断然否认了项英需要负“主要责任”的说法，李一

氓说：“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震惊和惋惜，同时也感到无

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

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绝不会同意那样办的。”（注 100：《云岭》

第 26 期，李一氓同志谈话记录）1985 年由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主持编写的《新

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中也承认高敬亭被杀时叶挺带来蒋介石批准的公函宣布处决的。（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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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辅一著《项英传》第 352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其实，项英此人一向

在“捕人、杀人”的问题上相当慎重，这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远的且不说“富田事变”中

项英的客观态度，就以 1938 年 7 月 29 日的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拖枪叛逃”为例，项

英是 7 月 28 日动身离开新四军去延安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叶道志出逃的事件，“拖枪叛逃”

按照军法当然是极刑，但是叶道志的情况有些特殊，叶道志是红四方面军的干将，历任团政

委、师长、师政委等职，进入到新四军后感觉自己职务偏低，一直不满现状，此次拖枪外逃

是为了跑到八路军中寻找出路。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解

决，没有必要一上来就是处死，可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领导人却把叶道志枪毙了，不仅项

英得知以后不以为然，就是陶勇这些人也认为叶道志是冤枉的。（1983 年 10 月 21 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叶道志彻底平反昭雪。）杀掉一个特务营营长尚且如此小心谨慎，那么

对待一个四支队的司令员，项英怎么会轻而易举的决定处决呢？由上述这些史实资料中我们

可以看出来，“高敬亭事件”与项英没有直接关系，项英并没有表态处决高敬亭。那么，毛泽

东为什么要说怀疑主要是责任是项英呢？这里面就涉及一个毛泽东与项英的个人恩怨和政治

分歧的问题。毛泽东、项英二人本无太多的历史渊源，但在 1930 年 12 月发生的“富田事变”

的问题上彻底闹翻。

什么是“富田事变”？原来在 1930 年 12 月 3 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兼肃反

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政治保卫局（红 12 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坡，前往江西省

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坐落在这带

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界处的

富田曾一度是中共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斗争

形势犬牙交错，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 7日下午 3 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

即命令，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

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

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

任谢汉昌等。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 AB 团，然后交代其

他 AB 团成员。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一夜之间，省

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 120 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

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 20 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红 20 军 174 团政委刘敌也

是 AB 团，这时已是 8 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 40 里外的红 20 军驻地东固。就

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 月 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

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 AB 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 8 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

行委肃 AB 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

东固，捉拿红２０军中的ＡＢ团。9 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

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ＡＢ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红 20 君 174 团政委

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

问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ＡＢ团要犯抓了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

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

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ＡＢ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２０军会交给

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

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 月 12 日）吃罢早饭，刘敌找

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

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趁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

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

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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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偏偏跑了李韶九。由于担心李韶九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 174 团

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 12 君一排人

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三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

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震惊

苏区的“富田事变”。（注 102：引自《论ＡＢ团与富田事变的历史教训和启示》，载《党史文

苑》2006 年第 10 期）

“富田事变”发生后，对于被迫出走的红 20 军，毛泽东是力主严厉处置的，而作为苏区

中央局代理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项英则大唱反调，他指出“富田事变”的产生正是

因为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所致。他不同意毛泽东的“坚决进攻”的策略，反而主张化解矛

盾消除隔阂。而且，正面地提出对毛泽东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肃反”运动

中的“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批评。项英的主张随着历史的进步已经被证实是比较正确

的，也是比较冷静、客观的。但在当时却引发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激烈争论。随后，以王明

为首的中共中央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对被迫出走的红 20 军进行疾风暴雨式的处置。并因此

撤销项英的代理中央局书记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后红 20 军在 1931 年 7 月到达于都县平

头寨时，副排长以上干部都被缴械逮捕，均遇害身亡。而“富田事变”的祸首之一、公认品

质恶劣、被萧克称为“流氓性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李韶九，却仅仅获得留党察看 6 个月的

轻微处分，后来据说被陈毅枪毙，此说依据是罗英才、石言所著的《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

索》中的第 214 页所载，未经历史考实。后来，经毛泽东批准，1959 年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

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后，项英受到了重用，甚至在长征前夕，项英还在提醒李德时刻

要提醒毛泽东的政治反扑。（注 103：李德著《中国纪事》，第 107 页）如果说项英与毛泽东

的分歧、纠纷仅仅存在于中央苏区，那倒也不能构成毛、项关系的 终破裂。问题在于当抗

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如何一面抗战、一面应对摩擦、一面扩充自身实力等一系列关乎到中共

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项英仍旧与毛泽东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年处理“富田事

变”反映了项英正确的一面，而时下处理日（日寇）、顽（国民党顽固派）、我（中共）三方

关系上项英则明显落伍了。不能及时的将毛泽东的发展新四军的种种措施贯彻到实处，这给

中共在江南的武装斗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更被视作在政治上的“顶牛”。此外，还有一个不

宜察觉的个人因素也多少起了一些负面作用。这就是毛泽东同江青的结合，项英从扬帆处得

知了江青的历史，非常不满意，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润之要吃亏的。”在给延安毛泽东

去电报时，项英亲自加上一句话“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注 104：扬帆口述《断桅扬帆－

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第 50 页，群众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另《叶子龙回忆录》

第 67 页证实项英的确给毛泽东发过这封电报，但时间的记载与扬帆口述不同。）项英这其实

是关心毛泽东，不愿意毛泽东在婚姻大事上“马马虎虎”，而且当时持有类似态度的也不仅是

项英一个人。但是，这却被毛泽东理解为对他个人生活的“粗暴干涉”。（注 105：毛泽东给

康生的信，1941 年 1 月 16 日）政治上的南辕北辙、个人关系上的是非误解终于导致毛泽东

与项英的关系的全面破裂。“皖南事变”还没有彻底结束的 1941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就起草

发布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内中将项英与张国焘并列，声称：“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

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他们却踏上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因此，毛

泽东把“高敬亭事件”的主要负责人锁定为项英也是毫不足奇的，或可说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那么，真正需要对高敬亭之死负主要责任的又是谁呢？从前台来说，应该是邓子恢、张

云逸、叶挺、戴季英。从后台来看，则另有其人。先来看看前台的表演。1939 年 6 月 21 日

至 23 日，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大树林里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的大

会，叶挺等人先后发表重要讲话，邓子恢主持了 后一天的大会。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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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党籍、军籍的决定。（注 106：邓子恢传编写组著《邓子恢传》，第 236 页，人民出版

社 2006 年 7 月第二版）也就是在这天大会上，宣判高敬亭死刑，立即执行。高敬亭被枪决的

时间是 1939 年 6 月 24 日上午 8 时。其后，当中共中央追究枪决高敬亭这一错误时，邓子恢、

张云逸都承担了责任。（注 107：《访问李世焱记录》，1979 年 10 月 17 日，载《邓子恢传》第

237 页）

目前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都说邓子恢等人处决高敬亭只是收到了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

批准令而无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邓子恢传》中披露在高敬亭被杀后的两个小时，中共中央

要求将高敬亭送到延安学习的电报到了。这似乎在告诉大家，中共中央并不准备枪决高敬亭，

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人们请示蒋介石之后作出的决定。然而，这可能吗？且不说中共

历来都是一个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政治军事组织，就以中共在抗战中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来

说，中共新四军的党组织怎么可以在只收到国民党方面的指令而无中共中央明确的电覆的情

况下枪决一位支队司令员呢？（新四军支队司令员相当于八路军的师长）执行者的邓子恢难

道会如此的无组织、无纪律？如果真的是邓子恢“目无中央”，那么怎么解释以后邓子恢的命

运？又怎么解释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力保邓子恢？恰恰相反的是，邓子恢一生都服

膺毛泽东，尽管后来在农村问题上与毛颇有分歧，但在组织程序上，邓子恢可以说是从不敢

越雷池半步的。假如没有延安方面的暗示或者明示，仅凭国民党方面的一纸文电，邓子恢是

绝不敢轻易对高敬亭下手的。再有，项英本人在新四军内部的权威不言而喻，如果绕开项英

而仅凭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枪决高敬亭这样一个新四军的高级将领，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的，项英之所以事后并不追究且认同叶、项署名的联合布告，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邓子恢

等人有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可是中共中央的电文或者暗示又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先把历史的镜头对准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一幕政治对话。1968 年春，空军政治部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刘素媛（一作刘淑媛）利用跳舞的间隙向毛泽东转达叶群

的意思即准备提拔江腾蛟为空军政治部负责人（先为党委书记，后为主任），毛泽东断然拒绝，

并说了一句“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刘素媛随即把毛泽东的“ 高指示”传达给了吴法宪，

江腾蛟的“空政主任”的迷梦就此破灭。江腾蛟在建国后第一次授衔时只是少将军衔，当时

大多数少将军衔的将领在红军时期不过是下级军官，他们见到毛泽东的机会非常之少，毛泽

东对于他们的了解也是十分有限。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江腾蛟 后的职务不过是空军

某军的政治委员，即便是毛泽东知道此人，也不会到了断然发出“不可重用”的重话的地步。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一个红军时期不过是连排长级别的江腾蛟如此“关注”呢？这就要从高敬

亭被杀一事上找寻答案了。1973 年 10 月 19 日，康生在报送来的江腾蛟的有关材料上做过如

下批示：“江腾蛟此人一贯阳奉阴违、阴险奸诈，他欺骗党，欺骗毛主席由来已久。抗战期间，

新四军里面的高俊亭（后为高敬亭，原文如此－引者注）犯有严重的错误，下面请示要处决

他，毛主席回答的电报就被江腾蛟给恶意篡改了，主席后来对我说此人不可重用。江腾蛟怀

恨在心，对毛主席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后竟然堕落到妄图刺杀主席……”康生说“毛主席

回答的电报就被江腾蛟给恶意篡改了”，江腾蛟是译电员不假，可他有几个脑袋敢于篡改延安

来的电报？至于康生提及的毛泽东的电报，目前电报原稿已经无从找起，成了一个难解的历

史之谜。

高敬亭死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大搞“肃清高敬亭余毒”的活动，以致于人心惶惶，一

些干部战士由此脱离了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晚年

谈及此事还不免痛心疾首地说：“高敬亭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

命问题。”毛泽东后来也说过：“那个高敬亭是不是可以不杀啊？留下人头好说话。”1953 年

毛泽东提及“高敬亭事件”时专门点了戴季英的名字：“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

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七十年代中期，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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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的女儿高凤英给毛泽东去信喊冤，毛泽东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

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197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行文为高敬亭平凡。高敬

亭擅违军令、扩大“肃反”，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罪行”的东西（例如高敬亭在“肃

反”中的大肆杀人，这是史有明言的）后来随着总政的平反文件居然也给逐渐地淡化开来，

好像这位骁勇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的高敬亭纯粹死于“诬陷”，这种错误的解读党史其

实和当初杀掉高敬亭一样都没有弄通历史的真伪。

毛泽东在 1953 年说高敬亭事件是“戴季英搞宗派搞的鬼”，这倒很好理解，因为在 1952

年，戴季英已经被从政治上给打到了。但在当年也就是 1939 年，毛泽东对戴季英的评价却迥

然不同。毛泽东夸奖戴季英“敏锐”，高敬亭死后，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由徐海东担任，政

治委员则交给了戴季英，仍兼政治部主任，这样戴季英就成了四支队新的“当家人”。包括在

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戴季英仍旧比较收到重用，历任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

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等职。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戴季英比较欣赏，甚至还能倾心听取

戴季英反馈回来的不同意见。196１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忆这段往事，

他说：“我感谢戴季英、王树声，因为他们敢于跟我讲，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

当然，毛泽东也没有忘了补充一句“戴季英现在坏了”。（注 108：范青等著《陈昌浩革命生

涯》，第 481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第一版）有关戴季英建国后的事情，后面还要

提到，这里不再多说

2.西北局高干会议激辩中的若干焦点

──────────────────────

陕北“肃反”中的另外两个重要角色聂洪钧、程子华二人在抗战以后的形象又是怎么一

个样子呢？先来看看聂洪钧，1937 年 11 月聂洪钧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1938

年 5 月调任中央湖南省委军事部部长。1941 年回到延安，随机担任了中共党校第七支部书记，

在 1943 年开始的“审干”运动中，聂洪钧保护了陈养山等人（陈养山与熊向晖齐名，被称为

中共隐蔽战线的“后龙潭三杰”之一，见过后担任过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注 109：聂

洪钧著《半世略记》，载《聂洪钧回忆与文稿》第 21 页）程子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

奔赴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党委的负责人，在程子华到达冀中区之前，发

生了两个比较大的案子，一个是熊大正案，一个是李晓初案。熊大正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深得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器重。熊本人倾心革命，从 1938 年开始为八路军办理购买军火、医

药、通讯器材等事宜，一丝不苟、辛辛苦苦。可是，就在 1939 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

长的熊大正突然遭到军区除奸部的秘密逮捕，罪名是“汉奸”、“国民党特务”，旋即被秘密处

死。此案到 1986 年才得以平反。李晓初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担任过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

政治部主任，1938 年 4 月被秘密逮捕并秘密处决，罪名是“托派”。此案直到 1985 年才平凡。

受熊大正、李晓初两案的影响，冀中区的“肃托”运动出现扩大化的苗头，程子华很快发现

了这一倾向，程子华要求区除奸部部长认真甄别、发现矛盾。在程的干预下，“肃托”运动被

限定在很窄的范围内，并且没有出现恶化的趋势。程本人还在锄奸干部训练班毕业讲话中专

门提出锄奸工作“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与程子华吸取陕北“肃反”的教训不无关系。（注

110：卓雄、李方著《程政委在冀中》）

相比较程子华、聂洪钧的冷静的态度，陕北“肃反”的头号责任人之一的郭洪涛则一直

显得“冥顽不灵”。陕北“肃反”结束后，李维汉等人在郭洪涛的“瞒与骗”的手段欺弄下竟

把这位导致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人轻轻放过，郭洪涛不但没有收到应有的处罚，反而官

运亨通起来，先后担任了中共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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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会书记等要职。同时，郭洪涛还意外地取得了张闻天的信赖，而且由于他隐瞒了陕北“肃反”

的主要真相，毛泽东对郭洪涛也并无恶感。可是，高岗、张秀山、刘景范、张策这些受害者

却不能忘记郭洪涛在整个肃反运动中的罪恶。得意之后的郭洪涛大概有些忘形。1937 年 5 月

搞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选择，郭洪涛继续排挤张秀山、马文瑞等人，以留守名义让张秀山

呆在神府。马文瑞身为身为省委秘书长竟然也不能被郭洪涛允许参加该次会议。（注１１１：

《马文瑞传》，第 112 页）在选择中，郭洪涛将习仲勋、王世泰等人排除在外。郭洪涛还编了

一个有关陕北“肃反”的小册子，到处解释，搞得与会者对于陕北“肃反”的真相更加模糊。

（注 112：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114、115 页）郭洪涛的行径激起了一些原陕甘边、红

26 军关键人物的愤慨，张策当即发言不赞成郭洪涛把持下搞出来的候选人名单，并且提出郭

洪涛不适宜担任边区党委书记。（注 113：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 75 页）张策等人的大

声疾呼甚至惊动了朱德、林伯渠，他们亲自下来给代表们做工作，但是一部分人仍旧气愤难

平。（注 114：王世泰著《王世泰回忆录》，第 227、228 页）郭洪涛虽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反

对而落选，并继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的一把手，但是这件事引起了朱德等人的警觉，为什么

这些原来的陕甘边干部在陕北“肃反”平息之后仍旧怨气不止呢？当然，这次当选也给郭洪

涛一个错觉，他以为就此陕北“肃反”将成为他们既定口径下的“铁案”，所以，当刘志丹在

东征期间牺牲的消息传到陕甘宁苏区后，郭洪涛大放厥词攻讦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就

引发了张秀山等人对郭洪涛的斗争。

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郭洪涛隐瞒“肃反”真相也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李维汉发觉

了。李维汉到陕甘省委工作期间，陆续听到了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人对陕北“肃

反”的回忆，这让李维汉感到颇为突兀，因为此前郭洪涛给他汇报的是完全不同的。经过调

查了解，李维汉发现郭洪涛的汇报有问题，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北局审查肃反工作的

决定》都有缺陷，没有全局、彻底的解开陕北“肃反”的真相。（注 115：李维汉著《初到陕

北》，载《回忆与研究》第十一章）受骗上当的李维汉非常生气，他把事情的经过向毛泽东、

张闻天做了汇报，直到晚年，李维汉还气愤地指责郭洪涛说：“我就受过你的欺骗，我就上过

你的当！”毛泽东知道这件事以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洛甫同志（张闻天）当选总书

记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正确解决肃反问题。”（注 116：张策著《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陕北肃

反问题？》）毛的这句话的含义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把郭洪涛同张闻天联系起来，

也表明他 终要解决的决不是简单的为陕北“肃反”作出必要的澄清，而是借助这一事件的

反反复复进一步打击张闻天、王明这些党内的“洋务派”。不过，眼下的毛泽东还不能真正解

决肃反问题，可对郭洪涛的欺骗行为则需要作进一步纠正。张秀山等人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期间听到了郭洪涛散步的对刘志丹的污蔑以后，非常生气，专门向中央做了反映，中央对此

作了调查，并与 1938 年的蓝家坪会议上对郭洪涛进行了处分，免去他的边区党委书记职务。

（注 117：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95、96 页）后因时局紧张，郭洪涛又给重新任命为中

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山东省委改成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郭洪涛仍任省委书记兼

军事部部长）在郭洪涛外放期间，高岗的势力逐渐扩大，而陕北“肃反”的真相也随着高岗

等人的掌权陆续被摆在毛泽东的案头。加之对党内“洋务派”的全面“包抄”已经取得了实

质性的进展，一个全面解决陕北“肃反”遗留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进而对王明、张闻天、

博古等人为首的“洋务派”进行组织上的部分清算的计划，已经在毛泽东的胸中形成。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简称“西北局高干会议”）

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历时 88 天，西北局所属地区县级以上干部、部队团以上干部 266 人出

席，中央方面派来旁听的干部也多达 200 多名。毛泽东、刘少奇、康生、朱德、任弼时、陈

云、彭真、贺龙、叶剑英、高岗等高级领导人悉数参加。为解决一个地区党的历史问题竟然

牵动如此之多的高级干部汇聚一堂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而这次会议中间出现的“交

锋”、“论辩”、“冲突”的激烈程度也是中共党史上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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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朱理治、戴季英、聂洪钧、郭洪涛（程子华因为远在冀东，未能参加高干会议）这几位

陕北“肃反”的重要角色都至时至终地参加了这次会议。朱理治是 1940 年 3 月作为中共“七

大”代表，奉调回延安的。他在中原局工作期间因为用人不当，导致了项乃光的叛变。项乃

光从东北军工委与朱理治分手后得知朱理治在竹沟一带活动就主动找上门来，朱理治对项的

印象一直不错，就留他继续在中原局做友军的工作，项乃光在工作期间被国民党方面拉拢，

加之他对中共的某些固定的成见导致他准备脱离中共的企图，这些企图没有得到朱理治的严

肃制止，朱理治反而继续拍给他外出的任务，这就给项乃光 终叛逃提供了机会。此后不久，

项即投靠国民党，并且交代了一些中共内部对国民党工作的情况，致使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

地下组织遭到一定的破坏，损失严重。（注 118：朱理治著《往事回忆》，载《纪念朱理治文

集》，第 465 页）现本人后来逃奔台湾，此前一度与张国焘、张之楚等人过从甚密。郭洪涛、

戴季英都是在 1940 年夏秋之际回到延安的。这几位当年陕北“肃反”高高在上的主角此刻等

于坐到了被告席上，听任大家对他们的政治审判。

此时的高岗已经不再是“肃反”期间被捆绑的对象，而是此次高干会议主席团重要成员。

1942 年 10 月 19 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任弼时主持开幕式，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10 月

21 日、22 日，陈正人做了整党问题的报告，随即就这个报告的讨论引出来对西北党史上的恩

怨纠缠的大讨论，一大批深受迫害的干部提出要进一步清算整人者的罪恶，七年多的积怨倾

泻开来，可谓群情激奋，连毛泽东也深受感染。11 月 2 日，西北局高干会议转入揭批陕北“肃

反”问题，矛头直指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以往在 1935 年处理“肃反”时没有

涉及的层面，这次也一并给捅了出来。

1942 年 11 月 8 日，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先后在会上发言并接受质询。这个被称作

是“脱裤子”的时间段里，我们仍旧可以透过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看到郭洪涛等人是如何自我

辩解的。郭洪涛先是说他没有估计到刘志丹、高岗恢复一度给杜衡搞垮的洪 6 军的正确路线，

他强调他之所以没有估计到主要是因为北方局开的一个陕北党团联席会议造成的。郭洪涛话

音未落就有人指出他的漏洞，随之而来的哄笑声不绝于耳。有人问郭洪涛：“你在那时讲过反

革命右派要肉体上消灭，有没有这件事？”郭洪涛立刻把责任推给了朱理治：“那时朱理治写

的。”接着就有人质疑他的推卸责任，郭洪涛只好承认说：“朱理治写了以后给我看，我看了

没有提出意见。”下面有人喊：“郭洪涛，请你向党说实话！”郭洪涛只得说：“我说过，祥和

的不坏。”还跟着强调说：“我主观上当时并没有要害高岗、刘志丹，客观上害了，我就不知

道了。”当有人点出朱理治所得的材料都是郭洪涛提供的，郭顿时无言，只好含糊其辞地说：

“我现在反正是犯了错误，我情愿甘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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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郭洪涛在山东分局（右三）

轮到戴季英发言时，戴季英把自己在 1935 年“肃反”中的错误轻描淡写了一番，接着就

把责任推给了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说：“关于肃反，我没有管全面的，我只负责瓦窑堡这

一部分，肃反主要的是在军团。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

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关于逮捕刘志丹，是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洪

涛送到我处的。”“记得理治很兴奋，认为问题已经证实，为防事变，决定逮捕，叫我写信给

前方，他并说他与洪涛商量，后来我照他的意见写信，理治、洪涛均签名拿回来后我也签名，

此信送到路上遇刘志丹看了，我始终没有审问过刘志丹。”戴季英或许觉得这样还不够，就把

红 25 军“肃反”的来由又说了一遍，连吴焕先这些个死人也给扯了进来。戴季英的发言尽管

有很多地方是给他自己辩解的，而且存在着漏洞，但多少反映出朱理治郭洪涛的问题，至少

在逮捕刘志丹这件事上朱理治的责任已经滑不过去了。

朱理治不得不站出来就陕北“肃反”的问题表态了。朱理治先给自己准备三面“盾牌”，

第一面是北方局执行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而他朱理治不过是北方局派去的代表而已；第二

面是郭洪涛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而他朱理治不过是轻信了材料；第三面是红 25 军到了陕北，

带来的肃反的办法。那么，他朱理治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朱理治自我总结道：第一，从书

本出发，执行上级指示，没有从实际出发；第二，轻信郭洪涛；第三，自我批评精神不够。

为了进一步给自己开脱，朱理治还形容他自己就是西北的一位“现代堂吉诃德”，不断地“大

战风车”，那“风车”又是什么呢？显然“风车”是“右倾反革命”，因为中央路线错了，所

以他朱理治“大战风车”就成了笑话。可言外之意他朱理治是被动的，被人驱使的。总之，

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尽管可以算在他朱理治身上，可他朱理治也是“情有可原”的。朱

理治尚未说完就被人打断，有人直接问道：“你和郭洪涛是怎样隐蔽自己的错误的？”众多当

事人同时在场，朱理治自然无法抵赖，只能承认“不很诚恳坦白”。接着有人问刘志丹是怎样

被捕的？朱理治凄凄惶惶地表示要仔细想一想，还准备和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再一起琢

磨琢磨。此外，朱理治还否认“肃反”是有计划和步骤的。

对于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一再回避事实真相的行径，原陕甘边苏区和红 26 军的许多

干部非常愤慨。11 月 9 日，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在会上发言：“郭洪涛经过间接的办法使

上级党北方代表痛恨我们，也就是朱理治来的原因。……洪涛同志说前方杀人，后发没有杀

人，因为瓦窑堡的人都是重要的人，这并不是喜爱这些人，是企图在这些重要的人身上收取

一些材料，然后再杀。”张秀山也在会上说：‘理治同志也在这里坐着，我希望你来一个反省，

我觉得你的反省精神不够，自我批评精神也不够。我在师哲同志那里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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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料是你给中央写的，这个材料和过去 1937 年写出的肃反解释的小册子，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这里面完全把自己的责任推掉，自己好像没有责任，……没有坦白的作自我批评，究竟偏

听了什么？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不能兼听？高岗发言说：“你朱理治说中央代表派你来陕北

搞肃反，这说的通吗？你朱理治要不是偏听偏信，不是主观上浓厚的宗派主义倾向，陕北肃

反怎么搞的起来？什么都要算在别人的头上，中央的路线错了，为什么中央的路线错了，可

毛泽东同志却还是正确的呢？为什么还有一些同志及时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呢？而你朱

理治，还有郭洪涛问什么至今还不能坦率的交换意见，把自己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说清楚，不

能向党和同志们坦白、交心呢？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共产党人，可这么做哪有一点共产党

人的味道？”11 月 11 日，马文瑞发言中也涉及郭洪涛的问题，马文瑞说：“从党性高度看，

他们有个人主义思想，特别有领袖欲……他们既要当领袖，就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因此

总爱给别人扣上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以致发动肃反，把同志当成敌人加以

杀害”。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对于交代问题实际上是各自有一套应对的“拳经”的，而却

其核心就是一点即“推托”，或推给中央路线，或推给他人，实在难以推掉的便闭口不谈。例

如朱理治一般是把责任推给中央或者戴季英，郭洪涛则把责任推给朱理治、戴季英，而戴季

英则把责任又推给朱理治、郭洪涛。凡此种种在下一轮的较量中尤为明显。11 月 12 日，郭

洪涛再次发言，他说：“朱理治问我右派是怎么来的，我说右派都是通过 26 军和西安的关系

来的，后来朱理治把它夸大说是高岗、刘志丹勾结右派。……我到前方后，首先见程子华同

志，表明我的态度说高岗、刘志丹 大不过是封建集团、死人结合，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

程子华的态度很坚决，说他们是反革命。”郭洪涛这次给“挤牙膏”似的挤出来一些实质性的

东西，比如把朱理治、程子华的问题给踹了出来，但仍旧回避他自己的责任。彭真、高岗、

贺晋年、马文瑞、崔田夫先后打断他的发言，发出质询。彭真说：“希望你本着客观诚实的态

度将过去的事情说清楚，而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那是没有用的，今天不但是西北局的高级

干部会议，也是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整顿‘三风’，你也是赞成的，为

什么不能拿出一个态度来呢？”还有的人干脆拍案说道：“你郭洪涛要凭良心说话！”还有的

人说：“请洪涛拿出一点党心、良心出来，如果你还有的话！”郭洪涛一时满面羞红。在这种

状态下，他继续端出朱理治，他说：“我讲一讲我对朱理治的新认识，我一部分已经跟彭教育

长（指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引者注）看过。……陕北肃反是朱理治一人包办，一人肃反，他

只同戴季英一个人谈……陕北工作我没有参加，肃反的内幕我不清楚。”为了尽快摆脱大家对

他的质问，郭洪涛甩出“重磅炸弹”，他说：“前方来信提出陕北红军接中央红军，可是朱理

治不同意，他和我谈过，他不赞成陕北红军去迎接中央红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赞成迎接

中央红军，大家也可以研究。”郭洪涛洗刷自己所抛出的这枚“炸弹”震惊了中央上层。11

月 13 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首先发言给朱理治郭洪涛的问题定性，说他们是“左倾错误路

线”。次日即 11 月 14 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会议，亲自十几次地质问朱理治，话锋很健、言辞

锐利。由于毛泽东的亲自上阵，其他领导干部也都有备而来，彭真、高岗、康生、徐特立、

蔡畅、王首道、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陈正人、王世泰等人都先后发表质询，焦点就是

集中在朱理治“不欢迎中央红军”这一点上。因为这一点一旦坐实，朱理治就不再是需要仅

仅承担陕北“肃反”的责任了，而是要为抗拒中央的领导付出全部的代价。朱理治招架不住、

狼狈不堪，他急不择言地说：“我们保卫了边区，牵制了东北军，也就等于迎接了中央红军。”

这么一说，大家更不愿意放过他了，什么叫“也就等于迎接了中央红军”？毛泽东提出要朱

理治当面与戴季英对质，朱理治情急之下喊出：“现在讲话都不拿良心来讲话！”顿时，会场

秩序大乱，人们纷纷咒骂朱理治，质问他什么叫“不拿良心来讲话”？康生、高岗问朱理治

这么对待毛泽东是什么意思？“苏区有个朱毛，白区有个朱理治”又是什么意思？黄罗斌还

质问朱理治问什么在瓦窑堡挖大坑？是不是准备活埋这些北部的干部的？高岗说：“我要去迎

接中央红军，被你制止了，你什么企图？什么打算？你陷害刘志丹和我们一大批人还不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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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们迎接中央红军，你是不是想自立为王？”同时，远在前方的程子华也给中央发来电报，承

认肃反中所犯下的错误，“缴械投降”。朱理治表示自己要彻底反省这些错误，要找时间详细

谈谈过程。聂洪钧在会上发言也指出朱理治、郭洪涛必须对“肃反”副责任，同时他却回避

了他自己应该负有的责任，只是一口咬定他只是下令杀了江旭的妻子一人而已。

晚年马文瑞

与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的推托、拒绝认错的态度相对照的则是张秀山、习

仲勋等人的坦诚、直率。11 月 15 日，张秀山再次发言，他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红

26 军正确的路线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不可避免地走到肃反？第三

个问题是今后我们怎么办？可以说这三个问题都是高屋建瓴的对过去的历史作出客观的总

结，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坐在一旁认真谛听的朱德还不时地对张秀山的发言发出赞许的声

音。张秀山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一定要走到肃反，为什么陕北 1935 年两条路线斗争要发

展到肃反呢？个别人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吸纳在他对这个问题还是不认识，在他的两次发言

当中，没有把这个问题坦白诚恳的讲出来。一个人虽然有十多年的党龄，但是思想上没有入

党，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事隔十多年后，毛泽东也谈过革命的确存在“同路人”的问题，

有些人貌似共产党人，貌似信奉马克思主义，其实不过是一种行为上的认同，而非思想上的

融合。只不过，毛泽东谈论“同路人”话题当作打人的棍子对付当时直言犯上的彭德怀。张

秀山还提出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同时应该防止那些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夸夸其谈脱离实

际的分子们再度沉渣泛起，提高全党的觉悟和认知能力。张秀山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

认同，彭真说：“秀山同志的发言有事实、有根据、有理论、以理服人，是一个教育干部分清

路线是非的好教材。”任弼时也说：“张秀山同志讲的对！”（注 119：谢觉哉著《谢觉哉日记》，

第 430 页）习仲勋在会上发言不多，主要是讲了中央救了陕北，并没有过多的纠缠过去的恩

怨，给人一种恢宏的感觉。事后连康生都说：“这些被整过的同志能有这样的表态是非常难等

的。”

而朱理治等人在 11 月 16 日以后还在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朱理治专门给

大会主席团部分成员任弼时、高岗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自己如何欢迎中央红军的，在信中反

复强调自己是不存在害人之心，没有什么政治阴谋的，还强调因为没有无线电，所以，与外

界沟通困难，并讲自己因为精力集中在肃反，所以头脑中对于中央红军的到来缺乏足够的认

识。这封措词讲究、用心深刻的长信是朱理治在高干会上有一次自我表演。

11 月 17 日、18 日，高岗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这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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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告事前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这份报告共分六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与陕北“肃

反”有关，特别是第四部分的《肃反事件》中郑重提出陕北肃反，朱理治、郭洪涛应负第一

责任，这就比 1935 年的那份报告更进一步，也就更加澄清了历史的脉络。高岗指出：“在肃

反的全过程中，朱理治、郭洪涛都是主谋者，他们二人具有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他两个是

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就此“极端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的帽子戴在了朱理治、

郭洪涛的头上，一戴就是十几年。这份报告后来被列为中共中央“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

一。11 月 21 日、23 日，毛泽东作了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

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自此，朱

理治、郭洪涛在陕北“肃反”的错误已经上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度，属于严重的

政治路线错误。可见，毛泽东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为陕北“肃反”翻案，其兴师

问罪的矛头是直指王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或可说是指向所有历史上的“反毛派”的。

12 月 12 日，《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式

公布，（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指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推行得错误肃反，将刘志

丹、高岗、张秀山、杨森这些忠于革命的同志予以逮捕，不仅是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

恶。该决定还指出朱理治、郭洪涛是具有着“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

说他们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决定》还指出朱理治、郭

洪涛推行的肃反以及对应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遵义会议之前的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

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是登峰造极的结果。《决定》宣布撤销朱理治边区银行行长职务、撤销

郭洪涛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职务，并限制郭洪涛、朱理治在三年之内不得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

给朱理、郭洪涛 后严重警告处分，并说本应开除党籍，顾念他们曾为党做一些工作，本着

治病救人的方针予以从宽。《决定》还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仍旧有效，“程子华同志

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负有一些责任”。《决定》赞扬了刘志丹、高岗执行正确路线的立场

和态度，宣称“这是值得我们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

12 月 4 日，朱德在大会上做了一篇发言，朱德说:“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推翻已有的

领袖，都想当中国的列宁。……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的作一点

工作，能作什么就做什么，叫作什么就作什么，这样， 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

说。”朱德的这番谈话实际也是在侧面敲打此次西北局高干会议真正瞄准的目标即王明等人。

1943 年 1 月 14 日，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高岗在大会上做了结论性讲话。毛泽东也做了讲

演。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大规模的解决西北历史上的政治路线、政治派别

等诸多问题的总结性大会，大会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人在过去的陕甘边、陕北斗争中的关

键性作用，否定了朱理治、郭洪涛，从而也就等于否定了支持郭洪涛、朱理治的临时中央及

其政治路线。1981 年李维汉还肯定地指出：“第一，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之正确的；

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注 120：李维汉著《回忆与研

究》第十一章《初到陕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次高

干会议对于部分澄清历史真相、梳理历史痕迹还是有所裨益的，但同时这次大会也一样存在

着缺陷，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没有、也不可能完整的诠释历史，以往在“肃反”

过程中打击高岗是不对的，可现在用大会决议的方式将高岗的历史全盘美化同样也是片面的。

从这次大会之后，高岗成为与刘志丹、谢子长并列的西北三大领袖之一，而刘志丹、谢子长

早已牺牲，所以，高岗就成了唯一的正确的西北领袖。正如毛泽东在 19456 年 4 月 24 日的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的那样：“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注

121：毛泽东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载《中国党史资料》总

第 48 辑，第 45 页）

高岗的呼声越来越高，却没有压得住一个人的反抗，所谓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此人就是阎红彦。阎红彦在 1933 年 8 月，因为在是否退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问题上与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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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达吵翻而受到批评，阎红彦拒绝检讨。在他与谢子长、郭洪涛分手后的 11 月被调去孙殿英部

做兵运工作，担任士兵委员会书记。1934 年，阎红彦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并进入苏联的国际列宁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1935 年返回陕北。1936 年任黄河游击

师师长，后黄河师改为红 30 军，阎红彦任军长。抗战爆发后，阎红彦任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

政治委员、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中央

党校一部军事队第 14 支部书记等职。阎红彦在陕北并不愉快，这里有他的两个对头，一个是

高岗，一个则是陈伯达。高岗的地位且不用说了，早就高高在上，而陈伯达也是延安红极一

时的人物，他做了毛泽东的秘书，他所在的窑洞成了延安的“小新华社”，陈伯达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那时威信相当高”，他每周六晚上的“洞中闲话”成了延安不少干部

趋之若鹜的对象，陈伯达口中的某些消息、意见往往也就是毛泽东的，因此陈的谈话给人以

权威性的感觉。（注 122：曾彦修著《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段回忆》，载《纵

横》2006 年第十一期，地 58 页）薄一波曾向刘少奇反映过陈伯达出狱的疑点，刘少奇碍于

毛泽东的面子不得不说：“当个秘书还可以吧。”（注 123：薄一波著《70 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第 149 页）陈伯达虽说颇具“权威”，可毕竟离阎红彦有些距离，而高岗则不同，同时阎红彦

的顶头上司。1942 年夏，高岗找到阎红彦做“工作”，希望阎红彦这个昔日的“对头”出面

给他的历史“美言”两句，遭致阎红彦的拒绝。

阎红彦

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阎红彦再度对高岗的历史问题提出责难，却受到与会者的讥讽和指

斥。1945 年中共“七大”，高岗被提名为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向刘少奇、任弼时提

出反对意见，遭到他们的申斥。阎红彦并不干休，还要求把他对高岗的意见记录再案，并一

再强调高岗的品质不好。（注 124：毕兴、贺安华著《阎红彦传略》第 108-112 页，四川人民

出版社 1987 年版）

阎红彦的反驳的声音没有对高岗的地位的上升构成任何威胁，相反高岗继续水涨船高。

对于高岗的劣迹，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只是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高岗的分量显然比阎红彦

重要。而阎红彦是以党员“无事不可对党言”的身份，毛自然不便直接开罪于他，况且，这

种得罪人的事，毛更不会直接出面，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党史教科书中也只能由任弼时或者

刘少奇来充当批驳阎红彦意见的“恶人”了。1945 年 7 月，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

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再一次讨论有关陕北“肃反”的问题，背景是有几个人对于西北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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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会议不满，背后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高岗将此上报中央，中共中央批准再搞一个会议，

把这件事彻底定下来。在这次座谈会上，朱理治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发言明显有些比在高干

会议上表现得诚恳了一点，而且，他还揭露了郭洪涛翻云覆雨的两面派手法，他说：“同样一

个事实，当说道是对的时候，洪涛可以用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刘、高是错的，用来替刘、高

画花脸；当说到这件事不对时，他也可以用来责问我，把类似这样的问题，凑了 22 个，用来

替我画花脸，反正都可用来害人。”（注 125：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428 页）朱理治还

讲了有关“不欢迎中央红军”的来自于郭洪涛的讹传以及西北政治保卫局挖坑活埋人的事情，

这次发言用张秀山的话说：“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欢迎”。

朱理治固然没有躲过审查，当初支持、信任朱理治的后台“老板”即中共中央驻北方代

表孔原和他的战友柯庆施也迎来了他们的噩运。孔原离开北方局以后去了莫斯科，担任了国

际互济会主席团委员。他在苏联的时候，也正是王明、康生在苏联的 后时期。孔原以前虽

与王明有所认识但并不熟悉，这次在一起工作时间尽管较短，但对王明的某些做法，孔原并

不以为然，这就给王明捕捉到了。王明组织人搞了一个专门小组审查孔原，还开除了孔原在

列宁学院高级班的学籍，如今他敢于表露对王明的不满，在王明看来这无异于是后院起火，

当然要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予以镇压。王明时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执行委员会

委员，深得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赖，所以，孔原被王明这么一整，处境非常困难，孔原

自己说过：“1936 年至 1937 年是我在党内生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 严重的打击”。其实，警

告处分这些还在其次， 为可怕的就是不准孔原回国。从 1937 年开始，苏联已经展开了声势

浩大的“大清洗运动”，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吞噬了数万人的生命，原本与王明有仇隙的著名

的“江浙同乡会”冤案中的主角俞秀松、周达文等人就是王明假手苏联内部将其等秘密处决

的。所以，孔原如果继续呆在苏联，下场很有可能非常危险。幸亏孔原后来遇到了王稼祥，

向王禀明了情况，得到了王稼祥的帮助，得以顺利回国。（注 126：孔原著《怀念敬爱的稼祥

同志-回忆几件往事》，载《回忆王稼祥》第 98、99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孔原 1939

年 4 月回到延安，曾向毛泽东反映康生在苏联吹捧王明的事情，但并没有影响康生在任何“窜

升”。1943 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孔原被打成“红旗党”、“叛徒”、“特务”等多项罪名，有赖

周恩来、叶剑英出面为他缓颊，这才重又返回工作岗位。

柯庆施

柯庆施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与王明的关系一直不错，王明晚年在回忆

录《中共 50 年》中还不忘为他含冤叫屈。在整风运动之初，柯庆施还没有转过弯子来，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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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书廖鲁言把王明对他的谈话告诉了毛泽东，柯庆施闻知还专门跑到外面那里提醒王明要

注意毛泽东的动向。柯庆施的这些个小动作很快被人告发，成为他的“罪状”之一，随后不

久柯庆施就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在会上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柯庆施就

此遭到关押。刘少奇还找柯庆施谈话，点出柯庆施的“要害”在于始终没有揭露王明。（注

127：王明著《中共 550 年》，第 133、142 页，东方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一版）以上王明的

回忆并不够十分准确，刘少奇去找王明谈话并不是刘少奇本人主动要去的，而是有人让刘少

奇去的，而且此人深知刘少奇同柯庆施在政治上的某些分歧，一再“鼓励”刘少奇在这个问

题上不要与柯庆施“妥协”。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居然惊动整风运动的头号干将康生亲

自出面斗争柯庆施，其来头更非一般，令人称奇的是康生斗争柯庆施打的一个旗号竟然是“为

少奇同志出口恶气”。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斗争柯庆施的场面非常激烈，康生亲自问柯庆施：

“某年某月，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庆施说他想不起来了，康

生又问：“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了？”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

系家中。马上就有人要柯庆施说出这个“关系”来，柯庆施不说，就有人上来“打他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介书生也乐于参与这种批斗，他与柯庆施早有嫌怨，此刻也在“出口恶

气”。柯庆施被逼无奈，只好不开口，康生大怒：“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注 128：李耀

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 145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还有人质问柯庆施：“你戴了黑眼睛，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

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说这些都是假的，没有的事，很

快遭到围攻。柯庆施的妻子后来被逼不过，投井自杀。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出

面干预了，柯庆施就此活了下来。（注 129：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 216 页）毛泽东

深知柯庆施不可能也不敢反对他的权威，之所以会给大家留下与王明藕断丝连的感觉，无外

乎此时的王明还没有完全批臭、批倒。就柯庆施个人的历史来看，此人从无“犯上”的“恶

习”，倒是经常自觉地站到 高领导的“正确路线”这边来，如此一个讲究服从、习惯尊崇的

人，毛是没有必然将其打倒的，而且这时施以援手，必将成为异日对付政敌的有力工具。若

干年后的事实证明，毛的这一手的确比较高，并且也是毛在对付刘少奇、林彪乃至邓小平等

“接班人”的过程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的“热辣招数”。

平心而论，如此手段的整柯庆施固然不对，而且十分过分，但柯此人品质恶劣、助纣为

虐的本质则是需要给予负面评价的。党内有些领导人一时看不穿柯庆施的本质，像薄一波后

来还在华北局给柯庆施留了一席之地，任柯庆施为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当时就受到刘少奇

的反对，薄一波坚持使用柯庆施，刘少奇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薄一波没有细想

刘少奇的这句话，若干年后终于明白刘少奇的苦心造诣不是空穴来风。薄一波写道：“后来事

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

判断，完全错误。……用错了人，一旦让他们钻到高级领导层，必然要玩弄诡计、兴风作浪、

其祸害极大。”（注 130：薄一波著《70 年奋斗与思考》上卷，第 463、464 页）柯庆施在五十

年代鼓吹毛泽东的发言甚至比林彪还要早，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以后，柯庆施、李井

泉等人则激烈地反对彭的意见，柯庆施甚至对毛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

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见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柯的这番危言耸听使得本已对彭及

其上书行为强烈不满的毛 终决定不遗余力地将彭打翻在地。陈云后来说：“对毛主席的错误，

地方有些人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是什么意

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注 131：钟文编

著《百年陈云》，第 38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文革”中江青集团的三个

首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均与柯庆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张春桥就是柯庆施一手培养起

来的，而姚文元则是在张春桥的提携下起家的。一位曾经比较同情柯庆施在延安挨整境遇的

老干部晚年谈及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时不无感慨地说：“如果知道此公后来危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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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深，还不如当初把他和他老婆一起送到井下了呢。”当然，这都是戏言，但也从侧面折射出

柯庆施的为人。当然，要避免柯庆施这类人物的出现， 大的着眼点决不是把他推到井下，

而是从制度上进行约束。

西北局高干会议与西北党史座谈会让高岗大出风头，也让他与朱理治、阎红彦、郭洪涛

等人的矛盾越结越深，西北历史上陕甘边、陕北两大派系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这两次隆重的会

议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相反则随着党内高层政治风向标的不断变化而进一步暗流涌动，且

牵扯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第四章

“高饶事件”真相

第一节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1.林彪、高岗初次联手

──────────────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即将走到了尽头。其时，虽然中共还没有放弃对“和

平”的 后争取，可国民党显然已经有些时不我待了。陈诚、白崇禧，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

头子，一个是蒋介石的对立面代表，却对国共在 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的关系的发展态势都有

惊人的共鸣：“天无二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只要存在，也就等于对本党实质性生存特具

大威胁仍旧未能安然解除。打得赢打不赢都要打。”有关国共再度翻脸引发的三年“内战”

的始作俑者究竟由谁来承担，目前海峡两岸的史学研究者仍然无法统一观点，这不是本书需

要解释的范畴，但当时手握五百多万重兵的国民党政权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都不会容许

卧榻之侧还有他人酣睡。（注 1：张治中、李一氓均有回忆，毛泽东愿意到南京去，并且中共

准备把淮阴、淮安合并作为中共中央总部所在地，李一氓负责选址，参见李一氓著《李一氓

回忆录》第 346、347 页）

既然“和平”维持不下去，就要有应变的准备。中共党人在这点啥并不含糊，作为中共

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早在 1945 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便已思考中共

如何选择下一个更为重要的落脚点了。毛泽东看中了东北。他说：“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

我们把现有的一切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注

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 426 页）根据刘少奇的提议，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共东北中央

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组成，彭真为书记。这个“五人班子”主要还是

从“和平”的角度考虑，像彭真、陈云都很有一些大城市工作经验，特别是白区的经验，而

伍修权则具备与苏联人打交道的资历、资格。至于军事方面，只有程子华负责。虽然当时中

共也意识到把大量的军队派往东北，可在“动武”这点上还是有所顾忌的。另外一点则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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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东北问题上的些许分歧，毛泽东主张“集中主力”，而刘少奇则主张“分散到地方，去接

收政权，进行群众工作”。1945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电报催促林彪、萧劲光尽

快赶到沈阳。此前一天，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改变“分散的方针”。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电

东北局，提出“霸占全东北”的总方针。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东北人民自治

军总部，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1946 年 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仍任

总司令，彭真仍任第一政治委员）这时，高岗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被派到了东北。1945

年 10 月下旬，高岗同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陈正人、凯丰（何克全）、陈光、朱瑞、刘

英等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延安。11 月 20 日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沈阳。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决定

以陈云、高岗、张闻天、张秀山、李兆麟组成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高岗任北满军区

司令员，陈云兼军区政治委员，北满给中央去电以“陈（陈云）、高（高岗）、洛（洛甫，即

张闻天）”连署。

彭真

高岗 初对彭真的工作是支持的，却没有想到林彪早已不满彭真在东北局的领导角色。

林彪之所以与彭真之间出现裂痕，既有旧日的个人恩怨，也有工作上的巨大分歧。林彪、彭

真早有共事的经历。1942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中共中央党校进行改组，毛

泽东、任弼时作为中央党校的 高领导，责成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管理委员会主抓党校的

日常工作，而这个三人管理委员会实际负责的只有彭真、林彪。其后，林彪去重庆，1943 年

夏季返回延安。林本人在党校的管理上负责军事方面，自林彪离开后，党校主要有彭真主管，

毛泽东也非常放手。但林彪回来以后却以自己“无事可作”心怀不满，他在私下里批评彭真

“乾纲独断”，任弼时知道后找彭真谈话，让彭真注意调整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彭真向毛泽东

汇报是不是分一些工作给林，毛泽东未置可否。林彪认为这是“彭真高我的 状”，大为不满。

彭真主持东北局时期，毛泽东在 1945 年 10 月 16 日致电彭真：“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

明确林彪是彭真在军事上的助手。但林彪对此不以为然，林彪后来在 1966 年批判彭真时曾经

吐露一段心曲：“当时，主席让我去帮助彭真，我是有些想法的，主要是考虑彭真这个人霸道，

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再有他在军事上是外行，我说的很多意见，他其实根本就不懂。”在这

里，林彪说彭真“霸道”并非只是在彭真已经垮台的背景下展开的，林彪在东北时期就如此

的批评过彭真。而事实上，彭真举凡在军事上的主张多要与林彪商量，很少个人专断独行。

（注 3：田酉如著《彭真主持东北局》，第 162 页，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第一版）至于说

彭真在军事上是“外行”这倒是实话，作为统帅东北全局的一把手彭真来说，他的确对于军

事指挥是比较生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少实际的经验。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彭真对于战争

的敏感程度比林彪差，彭真在 1946 年春已经提出“和平不能期待”、“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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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这与毛泽东、刘少奇乃至中共中央自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考量是一致的。可是，林彪

却在 1946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东北局和东总干部会议上（即“抚顺会议”）突然指责彭真有“右

的倾向”，据凯丰（何克全）个人所作的记录说林彪在会上态度非常粗暴，尽管是从工作的角

度出发，但“有伤忠厚”。（注 4：凯丰《1945 年-1948 年工作笔记》）林枫对于林彪的骄横提

出了批评，林枫说：“这是东北局的会议，怎么就你有一个人讲？”当林彪说东北局派往农村

的干部少的时候，林枫当场顶了他一句：“来的少，就来一万多人。”多年以后，林枫的这次

“顶牛”被视作“在东北就反对林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注 5：穆欣著《林枫传略》，

第 25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一版）而其他与会者诸如凯丰、伍修权、叶季壮、

萧劲光、何长工、周桓等后来都回忆说彭真在会上表现的比较有“涵养”，没有同林彪发生争

吵，而是平静地将东北局的一些情况摆在了桌面上。林彪 后也不得不表态说：“关于说东北

局对发动群众不敢放和右的倾向，是不妥的。”（注 6：田酉如著《彭真主持东北局》，第 161

页）林彪并没有因这次暂时的失守却步。1946 年 3 月 13 日，高岗在海龙县梅河镇同彭真、

林彪相遇。次日，高岗主动找林彪谈话，二人对彭真评头论足、颇多微词。林彪向高岗介绍

彭真领导东北局的工作时指责彭真“没有战争观念”、“部队到东北没有作战的精神准备，而

是准备进大城市”，还说东北局目前“管理混乱、一塌糊涂”， 为点题的是林彪说彭真下达

军事命令“不通过我（即林彪本人）”，还说彭真这么做是违反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的。林彪希

望高岗也一道出面，向毛泽东反映彭真的“问题”，他给彭真的定性是“不是掌舵的人”，“不

宜主持东北全局”。中共是纪律严明、等级森严著称的政治组织，彭真作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

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全权负责中共在东北方面的党政军工作，林彪纵使对彭真有很多意

见，尽可以向上反映，也可以向彭真当面指出。但是，林彪却背着彭真鼓噪由高岗出面拉人

攻讦作为上级领导的彭真，这从中共的组织原则的角度上说叫做“非组织活动”，是要受到严

肃处分的，可事后证明林彪的违反纪律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非议，反而得到了毛泽东的认

同，或者说是毛泽东在纵容林彪。毛泽东纵容林彪如果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也自有他

的一番苦衷。当时东北的形势被没有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做的“独霸”，相反

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不容稍缓。国共在东北的较量说到底是要“刺 见红”的 ，而在军事上

很有一套的林彪自然是毛泽东倚重的主要对象。彭真虽然在白区工作上颇具能力，可在这种

以军事为主题的环境下显然不如林彪更能完全体会毛泽东的战争意图。“寸有所长、尺有所

短”，彭真包括以前的项英，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非泛泛之辈，但不等于他们可以充当指挥千军

万马的军事统帅。林彪虽然精通军事却并不熟悉城市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例如 1946

年 3 月 13 日，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3 月 15 日，林彪便提出要将南

满地区的全部工业设施、煤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彭真为首的东北军急电中央表示不同意见。

林彪进而提出可先行破坏无关群众生活利益的军事工业部分。3 月 17 日，中共中央覆电：关

于南满工业区，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

国、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的影响。（注 7：田酉如著《彭真主持东北局》，第 167 页）

经过比较、权衡之后，毛泽东决定保留林彪在东北的绝对指挥权。1946 年 5 月 1 日，毛

泽东电告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同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

则可调高岗等来助你。”林彪心领神会，乃于 5月 10 日电告中央提出调整东北局、东北民主

联军领导人的意见。自此，“换马”已经成为可能。促成毛泽东临阵换将的一方面是日益严重

的政治、军事形势，另一方面则是高岗为林彪的出台所做的种种铺垫。高岗正像他和林彪在

梅河口镇研究的那样，联络的一大批人致电毛泽东，要求替换彭真，这些意见不能不引起毛

泽东的重视。毛泽东甚至还派遣周恩来前去东北调处林彪、彭真的关系，后因周恩来要事缠

身未能成行。林彪当然清楚毛泽东态度改变的全部理由，所以，他也投桃报李，一再向中共

中央推荐高岗。5 月 12 日中央覆电称：“照林彪电以高岗代理罗荣桓为第二政委……长驻总

部。”5月 15 日，林彪再电中央建议高岗兼任东北局副书记。6 月 16 日，经过毛泽东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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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文传达到东北，全面改组东北局领导层。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6月 24 日，高岗兼任东北

局秘书长，成为林彪在东北地区的第一助手。新的东北局领导班子中，高岗同林彪的关系

为密切，罗荣桓为人谦让、宽厚，凡事以大局为重，与林彪与也能维持关系。陈云则与上述

诸人又有所不同，对于林彪、彭真的矛盾，陈云了然在胸，却从不轻易表态。按照资历来说，

陈云是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等人无法比拟的，早于 1932 年陈云就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从 1932 年到 1946 年这十四年中，陈云几乎没有间断的出现在中央决策层中，扮演

很为重要的角色。况且，当时陈云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即候补常委），排名在彭真之

前。可陈云的特点是比较善于处理同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纵观他的一生，尽管他的上级不

断变化包括周恩来、王明、毛泽东、邓小平，但陈云始终没有超越自己的角色，基本做到了

善始善终。这反映了陈云其人的老到、圆熟。因此，东北局的这段愉快合作的经历在后来“高

饶事件”中成为高岗主动拉拢陈云的一个小基调，当然这是后话了。

林彪

要彭真像陈云、罗荣桓、高岗那样保持与林彪的合作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1947 年 5 月，

彭真离开东北局的领导岗位，转赴华北。彭真走后，林彪、高岗与戎马倥偬之际仍旧不忘了

清算彭真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不断给彭真制造新的“罪名”，就在彭真离开哈尔滨的当天即

1947 年 5 月 2 日，林彪在会上便公开指责彭真“阶级观点模糊”，还继续攻讦彭真“留恋大

城市”，高岗在一边帮忙说：“要脱下皮鞋，穿上靰鞡到农村去。”吕正操、林枫当时就不同意

他们的笼统说法，吕正操说：“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占领城市，饭也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弹药

也没有。”吕正操他们到郑家屯途径农村就没有吃上饭，还是到原来的日本开拓团找的饭吃，

这些活生生的事例给吕正操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反对林彪、高岗不顾事实的上纲上线。。林

彪就此深恨吕正操。1966 年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立刻就把吕正操给端了出来，

说吕正操与彭真、林枫在东北穿一条裤子，搞“桃园三结义”，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注 8：吕正操著《吕正操回忆录》，第 391、498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三版）在

西满分局工作的张平化（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搞土改

试点时说他在实践中发现东北的农民发动的时候比较难，一旦发动起来就很有战斗力，林彪

追着问张平化这个观点是不是彭真跟他说的？搞得张平化有些莫名其妙。原来，林彪到东北

以后宣扬一种观点即“东北人见人很恭顺，简直成了羔羊，太驯服了”，林彪认为东北的群众

“不可依靠”，彭真、林枫等人都不同意林彪的观点，和他有过争论，彭真坚持认为东北的群

众“值得信赖”，时候证明，彭真的观点并没有错。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东北的百姓参加人民

解放军的共有 160 多万人，参加支援前线的民工多大 300 万人，仅在辽沈战役中，支前民工

就高达 183 万人，支援粮食 1.1 亿斤。（注 9：穆欣著《林枫传略》第 258、259、253 页）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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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年 11 月下旬，叶剑英抵达东北，奉命检查工作，林彪向叶剑英“控诉”彭真，把彭真说的一

无是处，叶剑英没有听从林彪的意见，根据自己的分析向中央做了汇报。（注 10：伍修权著

《回忆与怀念》，第 212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面对林彪、高岗的咄

咄逼人，彭真主动向中共中央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毛泽东当时还不准备

对彭真做进一步的处理，所以，很快就出面给彭真“打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解

释说东北的事情与中央的指导也有关系，彭真不是路线错误，彭真还是好同志。给彭真在东

北的工作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高岗与林彪（左一林彪，左二高岗）

2.习仲勋与王震的分歧

───────────────

1948 年 8 月，中共中央同意林彪的建议，以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19049 年 3 月 11 日，

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就在高岗参加东北局工作的同时，习仲勋也在西北地方搞得有声

有色。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第一件大事是纠正“土改”中

的左倾行动。从 1947 年开始，中共统辖下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兴起。但是，“土改”

从一开始就被“左倾”的思想所统治，其中晋绥地区的“土改”尤为酷烈。据《山西历代纪

事本末》中记载，截至 1948 年 6 月 22 日统计，仅就兴县 8 个区 290 个村而言，一共打死 1050

人，其中有地主 380 人，富农 382 人，中农 345 人，贫雇农 40 人；自杀共 863 人，其中地主

255 人，富农 285 人，中农 310 人，贫雇农 11 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死的 63 人。当时

主持晋绥土改的是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此人后来主政四川，再度引发大面积饿死人的

恶性事件。在李井泉的领导下，晋绥土改“极左风暴”越刮越烈，甚至也刮到了陕北，在“贫

雇农当家”的“极左”口号下，刘志丹、马锡五、曹力如、王子宜这几位为西北革命做过巨

大贡献的家属也未能幸免遇难，一时间，连烈士家属、革命均属都成了斗争对象，农村里不

事生产、无事生非的地痞、流氓、“二癞子”都成了“革命的主人”，他们坐在主席台，随便

指责别人是“王八蛋”，轻则殴打，重则致命，像警二旅旅长张达志的弟弟就被以索取“浮财”

的名义吊打。更有甚者，一些流氓无产者藉口“土改”，抢占他人财物、强奸他人妻女，可谓

无恶不作。习仲勋很快发现了这股苗头，他给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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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土改 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习仲勋还大声疾呼：“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

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眼前的农村中的一些所谓的“贫雇农”其实不过是

“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真正好的基本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习仲勋的

认识得到了毛泽东赞同，提出纠正“土改”中的“极左”现象。第二件大事是客观、冷静的

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西北地处边疆，一直以来都是汉族、少数民族杂处的敏感地带，民族关

系是关乎到该地区生死存亡的关键性问题。由于复杂的历史纠葛、宗教背景以及民族习惯等

因素，西北地方的某些少数民族始终抱有敌对情绪。1949 年年底青海昂拉部第十二代千户项

谦纠合马步芳部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民族叛乱，习仲勋审时度势，不急于轻易

采取激烈手段对付叛乱，而是攻心为上，利用政治谈判的方式化解激化的矛盾，先后与项谦

进行了十多次的和平谈判，为争取他的翻然醒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习仲勋认为单纯的依

靠军事力量，容易作成“夹生饭”，不利于长治久安。在习仲勋的不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

政治感召下，项谦终于率部投诚，毛泽东闻知，大为感叹的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

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注 0：《习仲勋革命生涯》编写组著《毛泽东与习仲勋》，载

《习仲勋革命生涯》第 34-37 页）

习仲勋在西北局

新疆土改风波中的主角王震

但是，习仲勋在慎重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的同时一样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使得

他不得不抽身去面对新的挑战。1952 年 5 月 26 日，以王震为首的中共新疆分局下发《关于

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该指示号召“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完

全不理会此前即 5 月 7日中共西北中央分局下发的“游牧区要暂时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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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时不搞土改，甚至不办减租”的指示电以及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

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

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的指示电的整体精神，径直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开展所谓的

“镇压反革命”活动，错捕、错杀了一批人，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时任西北局宣传部秘

书长的秦川（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回忆说：“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

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押后，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此项重

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乱捕（包括处死）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以

致局面搞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习仲勋街道新疆方面的情况报告以后，发觉问题严重，

立即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勃然大怒，除在 6 月 18 日电告新疆分局和西北局制止

“镇反”运动外，还“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进行严厉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

党委。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代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

词严厉。当时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 后只以暂时降级使

用了事。”（注 11：吴江著《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载《炎黄春秋》2003 年第 11 期）当时，

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是王震，第二书记是徐立清，第三书记是张邦英，分局常委还有邓力群、

包尔汉、饶正锡等人。

按照毛泽东批评指示，1952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新疆中央分局党委会议，由

刘少奇亲自主持。会上，习仲勋做了重要发言，习仲勋说：“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

错误，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

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的无

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

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刘少奇也批评了王震“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事后，王震被免去中共新疆分局第

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省财委主任等职务，改任新疆分局常委、新疆军区副司令

员代理司令员兼财委副主任。7 月 15 日至 8 月 5日，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的精神，西北局、新

疆分局召开中共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习仲勋、张宗逊、刘格平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做了

《传达中央指示及时检查新疆工作意见》的报告，会议要求与会者“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

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中的错误。…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

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注 12：

《王震传》编写组著《王震传》上卷，第 516-518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就在外界大张旗鼓的批判王震的时候，一直主张对此事件主要当事人严厉处置的毛泽东忽然

把王震找了去，王震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则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

而且还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临走时，毛泽东还紧紧握

了一下王震的手。（《王震同志谈话记录》，1986 年 8 月 2 日）

联系到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等人岌岌可危时也是毛泽东施以援手、保护过关的往事，

可知毛泽东在用人的问题上素来是有“格外之举”的。事实上，习仲勋对于王震的错误不是

没有提醒，不是没有事前打招呼，搞“不教而诛”。1951 年 4 月 13 日，习仲勋就给王震去过

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开展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也不赞成

把‘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压对象。”可惜王震没有听进去。（注 13：林牧猪《我所知道的习仲

勋》）搞民族问题 忌简单粗暴，而王震恰恰就有“粗暴”的毛病，1940 年毛泽东在延安就

郑重提醒王震主义克服粗暴，毛泽东说：“你这粗暴的毛病引开改一改了，我等待你五年。”

实际上，王震一直没有改，他自己在 1965 年 1 月 13 日农垦部的党组会议上就承认：“毛主席

那时说我暴躁，不民主，说等待我五年，但二十多年了没有改。”（注 14：《王震传》编写组

著《王震传》上卷，第 529 页）“粗暴”貌似技术性问题，实际则是方面领导人特便是负有重

大责任的领导人 不该具有的缺点。列宁在他的著名《遗嘱》中专门提到“粗暴”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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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列宁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

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而且，毛泽东也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

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习仲勋

制止了王震在新疆的政治上的粗暴掘洞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且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

定。1952 年，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问薄一波：“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薄一波说：“年轻有为”，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 年 11 月 5 日，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即当时的中央军委）。这时，党内领导人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只有刘少奇、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而已，高岗跻身其中已经说明了他的份量所在。五十年代初，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高岗坐镇大后方，殚精竭虑协助彭德怀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1951 年 10

月 25 日，彭德怀获得了朝鲜 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说：“如

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

表区接受这枚勋章的。”（注 15：洪学智著《洪学智回忆录》，第 526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二版）后来在军内还流传着一个有关高岗支援前方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笑话。

1953 年 6 月 16 日，秦基伟奉命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及志愿军战士的吃穿问题，说战士们

作战很辛苦。秦基伟说：“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对我们 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

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了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泽

东信以为真地说：“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

笑话。”毛泽东听后大笑：“还是不愿吃炒面啊。”（注 165：秦基伟著《秦基伟回忆录》，第 363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二版）

秦基伟中将

从 1952 年 8 月起至 1953 年初，中共东北中央局、华东中央局、西南中央局、中南中央

局、西北中央局的五个主要负责人即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先后被调来中

央工作，号称“五马进京”，其中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又有高岗明显高出

他们一头，担任与政务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

先”之说。本来，“一马当先”应当算得上高岗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殊不料他很快被卷入

到新的政治漩涡中来，并且就此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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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第二节

“批薄射刘”与“拥林反刘”

1.高岗同刘少奇发生龃龉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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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被调来京且明显在职务上高出其他四位中央局书记。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仅仅说高

岗是毛泽东的亲信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调来北京的这五位中央局书记中的邓小平、邓子恢

哪一个同毛泽东的渊源、关系比高岗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高岗在东北时期的不俗表现，换

句话说就是高岗的“业绩骄人”。“高饶事件”发生以后，高岗成了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尘封者，

他的很多事情都不再被提及，特别是他的一些成绩、贡献更是被湮没到历史的故纸堆中，现

在我们就其中比较典型的几段往事做一个介绍，借此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岗的历史形象。

毛泽东当初的设想是占据东北作为中共革命稳固的后方，而占据之后的任务则是稳定。

这两个的系统工程分别是由林彪、高岗完成的。应该说，毛泽东放手使用林彪、高岗在“解

放战争”中是很有特色、很为成功的大手笔。黄克诚对于林彪在东北时期的评价是这么说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 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 1948 年 12 月部

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

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

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真实。”（注

17：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第 377-381 页）陈云也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

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不必否定。”杨尚昆说：“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

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这里，杨尚昆用了一个“特别”尤其说明林彪在东北解

放战争中的功劳。然而，林彪很快入关，占据东北并非全部目的，根本还是要巩固东北作为

前方的有力的支点。在这方面，高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

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 1952 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历史上 高水准（1943 年）的百分

之十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 高水准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到中农，其

中一部分即百分之二十还是富裕中农。（注 18：《三年来东北工业建设获得伟大成就》，载《东

北日报》1952 年 9 月 20 日；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办公室编《东北农业三年来的恢复与发展》，

载《东北日报》1952 年 9 约 1 日）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

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1950 年 4 月开始的东北

地质勘探是建国后地质工作的盛世，作为中国地质学重要的创始人的章鸿钊曾经深情的回顾

道：“在中国 30 余年的地质史上，我就不曾见过这样光荣的一年！”（特注：武衡编《科技战

线 50 年》，第 616、66 页，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李富春也在有关的报告中指出：“由

于工业的恢复与农民余粮的购买，使国家掌握了物质，既有适当力量调剂物价，又有力量来

支援关内的需要。”（特注：李富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12

月 2 日）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人”的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

一切”，毛泽东也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用“诚招天下士、广揽四

方才”来形容高岗在东北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高岗是中共党内部分比较重视人才、重视技

术、重视知识份子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东北解放以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东北在人才问

题上出现了真空局面，高岗针对这一现状，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派专人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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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份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高

岗本人亲自在党代会上做《站在经济建设 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

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的脱颖而出。东北各地去还在高岗的督促下陆续兴办各

类学校、大学，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基地。东北局强调东北的干部培养、提拔的原则是“定人

定向、成熟一个、提拔一个。”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 1952 年，东北培养了 10 万余名新

生干部投入到生产、建设、管理的第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 8 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

线不可或缺的骨干。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

不以“山头”为唯一依靠，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

子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李锐还一度给高岗拉去做秘书。

（注 19：张明达著《我的回忆》第 317-321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一版）对于

高岗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们，高岗也是不避忌讳，一体任

用。例如张闻天，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虽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多

少权柄，到了东北以后做过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又做了中共辽东

省委书记，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定很多

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者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

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刘少奇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注 20：张秀山著

《我的 85 年》第 235 页；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 319 页）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股激烈地反对毛泽东，遵义会议

上极个别维护博古等人的领导干部中就有凯丰。“延安整风”前后，凯丰迅速转向，成为批判

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战线的“干将”之一，甚至因此还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

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该会议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凯丰、王明七

人组成），但在 1947 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仍旧

对他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意见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

出难得一见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以来的老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一词甚至到了争吵

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

意见就要争论，在红 26 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张秀山能够把当年陕北的

作风带到东北，至少说明高岗还是能够容忍的，高岗后来还专门对张明远夸奖张秀山政治上

很强。也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做过刘少奇的

秘书，在一大批眼中是典型的“流派”，而且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也与林彪、高岗有着很

大的异议，但就是对这个林枫，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

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注 21：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 319、320、321 页；张秀山著

《我的 85 年》，第 249 页）过去的一些党史教科书把高岗描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党内“恶霸”，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一个“恶霸”，又怎样解释毛泽东

对他的提拔重用呢？有怎样解释在他领导下的东北地区取得的这些难得的成就呢？

但是，高岗的缺点也一样非常突出，不如说他的生活作风的腐化、个人行为上的专横跋

扈以及主观上的文过饰非，有的时候更是听不得反对意见，这些缺陷如果仅仅存在一个普通

的干部的身上，其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可高岗不同一般，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东北中央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

席，所以，这些缺点一旦同实际地位联系起来也就显得非比寻常了。例如对待李德仲的态度

就表现出高岗缺乏足够的政治涵养、缺乏应有的政治气度。李德仲，辽宁盖县人。东北大学

肄业。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定无槁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

宣传部部长，中共平山地委、平西地委书记，热河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松江省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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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记，吉林省委代理书记。建国后，历任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中共平凉地委书记，

中国科学院委员、副秘书长。同时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抗日战争前，他做

中共北方局的交通员，单身一人跑遍了平西、太行一带，独立恢复和创建了河北省 17 个县的

党组织。1937 年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吴德介绍李德仲时，全场都震惊了，

因为李德仲的出色工作，使得中央决定把原定的白区中共党组织“百分之百的损失”的提法

改为“基本损失”，吴德绘制的李德仲恢复、创建党组织的草图至今保留在有关部门。抗战爆

发后，李德仲为了抢运中共北方局档案，不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给周恩来、李雪峰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1946 年李德仲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他在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时非常得力，

连李立三都称赞他“政策水平高”。（注 22：尹西林著《周总理智救李德仲》载《纵横》2005

年第三期，第 9 页）据张秀山回忆，萧华他们刚到南满时兵力不足四万，就是在松江省委的

大力支援下，兵员先后得到强有力的补充，罗荣桓给李德仲下了一个再度扩充五万人的目标，

当时松江省已经供给了东北大军三万人的兵员，但李德仲后来还是超额完成了任务。1946 年

至 1948 年，松江省共扩军 12.7 万人，补充主力部队就有 8.7 万之多，这在一个仅有 210 万

人口的松江省是非常难得的，这也凸显了李德仲其人的非凡能力。（注 23：“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217 页）高岗对这样的干部当然高看一眼，李德仲比较年轻，是东北局的重要储

备干部之一，高、李关系自然很融洽。但是，李德仲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耿直。高岗同

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关系不睦，高岗一怒之下准备把刘锡五调走，李德仲出于公心前去

劝阻高岗不要调走刘锡五，谈话中，李德仲的几句“逆耳忠言”刺激了高岗，惹得高岗当场

大怒。此后，刘锡五调走，李德仲代理吉林省委书记。“三反运动”时，吉林省省长周持衡因

贪污公款被撤职，李德仲向中央检讨省委的失误，高岗借此建议中央对李德仲“应长期降职

降级使用”，李德仲不久就被打发到抚顺某煤矿担任矿长。“高饶事件”发生以后，李德仲并

没有因为高岗整过他而落井下石，仍旧以德报怨。（李德仲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所作所

为后面将要专门提及，此处不赘。）（注 24：尹西林著《周总理智救李德仲》，载《纵横》2005

年第三期，第 10 页）像李德仲这种德才兼备的干部尽管偶尔有不顺耳的声音，作为代表中央、

统帅一方的大区负责人高岗也应该加以理解、包容，这是作为高级领导人起码的认知，但高

岗却“问过则怒”，动用组织手段狠整李德仲。建国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李之琏在高岗手下工作时对东北局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的

突然停发发表了一点个人看法，说看不到这本“通讯”有点“被堵嘴”的感觉。这件事让高

岗知道了，高发了大脾气，冲着李之琏喊道：“是对我的路线有意见吗？你说谁堵你的嘴？”

后经李之琏解释后高岗才算平息怒火。（注 25 杨立著《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第 45、

46 页）李之琏其人在建国后丁玲等人遭难时挺身而出直言不讳以致于遭到周扬等人的报复打

击，拨乱反正时期，李之琏为大批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一个比较正直的领导干

部，作家孙犁晚年专门有过回忆李之琏的文章。其实，像李德仲、李之琏这些人，他们言语

中虽然有点“刺”，可都是无私心，从工作角度出发，却都没有得到高岗的正确对待，联系到

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提及的高岗迫害黄子文的事情，可以发现高岗的器局是比较狭隘的。难怪

毛泽东与罗荣桓私下谈及高岗的为人时，毛泽东说：“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注 26：黄瑶

主编《罗荣桓年谱》，第 760 页，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更主要的是高岗个人性格

中的致命缺陷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政治角色的更替而成为压倒“骆驼”的 后一根稻草。

高岗进京以后同刘少奇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批薄射刘”一直发展到

“拥林反刘”。如果单纯的把高岗、刘少奇之间的龃龉看作是高岗的“野心”所致，那就是过

于简单的理解这一段中共党史了，也就是过于简单的看待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的思考了。

对于如何建设好新中国，尽快把中国从百废待兴的沼泽中拉出来，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

东，本人心中并无定见。或可说他对经济建设的这一套本来就不怎么懂得，在他第一次出访

苏联时，连斯大林都看出来了。斯大林曾对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说过：“毛这个人搞军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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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争比较有本事，但我和他谈了几次话，发现他对经济领域的问题并不在行，可以说是一无所

知。我很担忧的是中共能不能在这个人的领导下建设好一块和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也许我

的担忧是没有意义的。”（注 27：米·安·苏斯洛夫著《苏斯洛夫工作笔记》，第 55 页，俄罗

斯驻美大使馆提供，徐逊翻译）毛泽东对这点也不是没有认识。1957 年 3 月 22 日在南京部

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他说：“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

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注 28：吴

江著《文化大革命由来》，1976 年上半年稿，载《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第 162 页，明窗出

版社有限公司 1995 年 3 月初版）第一次庐山会议开会前，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承

认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毛泽东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年纪大了。（特注：《胡乔木

回忆毛泽东》，第 15 页）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承认：“那我来说，经济建设工

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

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至于生产力方面，

我的知识很少。”但是，当 1966 年 2 月，中央决定印发这个谈话下发给全党阅读时，毛泽东

决定删除“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

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这与 1966 年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注 29：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著《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第 1203 页）相比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

济的“胸中无数”，刘少奇则做了很多的必要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在今天仍旧没有“过时”

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在建国前后就明确提出“经济建设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

务。”具体他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民主化和工业化”，他特别强调说：“没有我们国家

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

在刘少奇勾画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注意事项包括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限度、

必须用经济的方法管理国民经济、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注 30：

庞松著《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载《中共但是资料》总第 75 辑，第 93-98

页）事实上，刘少奇的这一总体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等有识之士的回

应，并在多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可是，这一貌似超前实则务实的纲领性

思路尤其是重视市场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重要内容，却遭到了

否定甚至批判，刘少奇在天津的著名“讲话”也给扣上了“支持剥削、盘活资本主义”等一

系列导游“极左”标签的帽子，成为后来打到刘少奇的部分口实。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这些

想法、构思、思想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赞同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把刘

少奇的经济建设思路同中国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而是始终处在摇摆不定，忽而支

持、忽而反对的怪圈中。比如刘少奇反对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急躁情绪，反

对过早的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毛泽东也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

15 年。”但实际上，毛泽东建国后不久就把这个正确看法自我否定了，搞出一个“穷过渡”

出来。而刘少奇虽然暂时可以说是勉强的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可他始终没有忘怀自己总

结的那一套办法，而且时有流露，这就给毛泽东一个“不合拍、不协调”的印象。赵家梁（高

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曾任国家计委长期计划综合局副局长）回忆说：“毛主席认为少

奇同志作为接班人不合格的想法，不是在 1964 年，也不是在 1962 年，还要早。从认识上、

工作上存在的不同意见，到对一个人整个的看法，不是短时间的，有个认识过程。……毛主

席不只一次讲过，听说，有人不愿意走，不想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要推他、拉他，帮他，

实在不行，就让他挪挪位置。这句话很重。这个话主席公开讲，知道这个情况的人不少。少

奇同志在主席的心目中，从不合拍、不协调，到对他不满、有看法，怀疑他的品质，够不够

接班人的问题，这件事有一个发展过程。1953 年是比较明显的一段。”（注 31：赵家梁口述《参

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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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工作之余

以往的一些党史教科书以及一些传统说法总是喜欢在毛、刘之如何建设或者探索社会主

义在中国的总方向上做文章，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分歧导致毛、刘的 终分手，这种皮相之谈

除开为尊者讳的背景外，就是很少查考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对整体政治格局特别是中央人事布

局上的重要考量。我们已经说过，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自己并无定见，因为直到

邓小平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毛泽东本人无法直接清楚地判

定哪一种行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哪一种行为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林彪后来被毛泽东拉上“神

坛”，许以“接班人”，可就在 1959 年以后，就在林彪极力吹捧毛泽东，为毛泽东在“大跃进”

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遮羞之际，居然赞成“包产到户”，这是与毛泽东里路完全相背离的，但

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重用。（见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 年 10 月 8 日）

所以，毛、刘的分歧乃至决裂的本初缘由并非来自于彼此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思路上的不谐之

音，而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总体制衡的角度，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的势力必须得到一定程

度的遏制所致，毛泽东多次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这个所谓的“阶级斗争”说

到底就是政治利益的整体分配。现在一些研究者谈及毛泽东晚年的几次重大政治决策即达到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原因，都羞于谈论“政治斗争”这一本源话题。这是比较滑稽的一

种现象。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考虑的问题首先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政治家搞“政

治斗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就在“权力”的归属上。就毛泽东自

己来说，他生前从不讳言“权力斗争”的话题， 能代表毛泽东晚年意志的中国共产党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旗帜鲜明第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泽东作为中

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属于“创业垂统”的“开山鼻祖”，他统帅的各路诸侯成分复杂、山

头纷繁，内中不乏坐拥一方的骄兵悍将。毛泽东如何将他们纳入正轨做到如臂使指，既要有

目标上的感召，也须有手段上的高超，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善于参杂中国传统

的“南面之术”，其“恩威并用”的手段也远在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之上。这就使得毛泽东比起

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更能获得党内的尊崇与服从。如果讳言毛泽东在政治斗

争、权力斗争中的手腕、手段，那就无法完整地解读毛泽东。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擅长平衡各

方势力、派别的消长，才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彻底形成中共的“政治特色”，用胡乔木的话说就

是“勉强的维持了党的统一”（注 32：《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

的讲话》，1980 年 9 月 21 日）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所采取的

打压行为，也是在毛泽东政治制衡的总体态势下的必然结果。至于说到毛、刘包括高岗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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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天津讲话、新税制、工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计较，不过是这一制衡思想长河中泛起的

几朵重要的涟漪而已。假如我们把目光再放的远一点，看看刘少奇身后林彪、周恩来、邓小

平、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文革”时期短短四五年间或毁灭、或病故、或倒台、或遭谴责的

下场，就不难发现直到生命的 后一刻，毛泽东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太阿倒持”的现象。晚

年的毛泽东曾对康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算是部分地道出了他的某段心曲：“我这个人在重大原

则上是从不让步的，什么叫重大原则？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啊、社会主义啊，等等，都是言不

及义、隔靴搔痒，两个字，就是权力，一个权，一个力，有权还要有力。别小看这两个字，

当初陈独秀听了古比雪夫的那套洋玩意，我们就丢了半壁河山。……同党外的敌人斗要靠权

力，同党内的这些人斗也要靠权力，你们不敢说，我是不怕讲这些的。……中国这么大，中

国党这么多灾多难，没有一个头是不行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外国人批评我搞掉

林彪，说我反复无常，说我出尔反尔，他们知道些什么？……革命就有个领导权的问题，林

彪他们所争的也就是这个，权力放在谁的手里的问题，列宁不是说了嘛，与其你独裁，不如

我独裁！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历史从来都是如此。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

‘一穷二白’的样子，这么多人，如果都上来说了算，能行吗？一天就垮台！这是中国的实

际……革命的印把子、 把子是要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的……将来你们上了台，也要这么搞，

不这么搞就要垮台，十个有十个垮台。”（注 33：毛泽东与康生的谈话记录，1971 年 11 月 22

日）从毛泽东的这段谈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了 1952 年以后逐步削夺刘少奇权力的一些重

要步骤的原曲了。

刘少奇在会上

高岗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好，可也说不上坏。高岗初到东北局搭班子的时候，有

人指责高岗是把原来的“西北局”搬到了东北局，形容高岗搞自己的“西北帮”，这时候还是

刘少奇站了出来给高岗辩白，刘少奇告诉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柏村：“东北局的干部都是中

央调配的，不是高岗拉去的。”并请陈柏村转告高岗，不要因此被包袱。（注 34：张明远著《我

的回忆》，第 320 页）因为刘少奇在关键时刻给解围的事情，高岗后来还在东北局的干部中说

刘少奇这个人“比较公道”。但是，高岗与彭真的关系则比较紧张，着一方面是他同彭真的个

人恩怨，另一方面则是高岗对白区的干部的整体印象问题。中共组织内部根据地出身的干部

即“苏区”干部往往对“白区”干部抱有一定的成见，这些成见并非都是空穴来风，主要是

因为一批“白区”干部的确眼高手低、刚愎自用，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以蛮干、冒

险著称。特别是高岗自己亲身接触的“白区”干部留给他的印象更加糟糕，朱理治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朱理治领导的陕北“肃反”几乎要了高岗的性命，也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的

后一片立足之地。而朱理治是搞学运出身的，这点与彭真、薄一波非常相似，而且朱理治

和彭真、薄一波一样都有被捕的经历，虽说后来是给党组织营救出来的，可党内的一些“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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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干部对于他们这些人的出狱背景都深感怀疑，（薄一波等人出狱填写的“假自首”材料是

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例如陈赓就曾反对薄一波进入中央委

员会。高岗在延安整风期间亲眼目睹了彭真领导中央党校“整风”的全过程，对于其推行的

那一套比较“左”的作法非常不满，加之林彪的两次重要的谈话，让高岗对彭真产生了很大

的反感。认定彭真就是“朱理治之流”，以后在东北局工作期间，高岗不遗余力第支持林彪反

对彭真也是由此来。彭真离开东北局以后，林彪、高岗主持东北的全面工作，林彪入关前曾

同高岗有过一次谈话，林彪交代说：“彭真的历史问题要搞一个结论出来，他在东北局不执行

毛主席的决定，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给党的工作带来的重大危害是不能回避的，必须要说清

楚。”（注 35：高岗给毛泽东的信，1952 年 1 月 23 日）按照林彪走前的布置，高岗很快腾出

手来搞了一个“决议”性质的东西出台，这就是 1949 年 4 月 20 日在他主持下召开的东北局

高干会议上通过的《高岗同志关于辽东历史问题的结论》，该结论大批彭真，说彭真“给与党

的危害很大”。这一结论上报中共中央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看法。而这份材料中

的批判彭真的部分内容后来也没有因为高岗的垮台而失去其效力，到时在“文化大革命”中

再度翻了出来，成为射向彭真的若干炮弹中的一枚。

“批彭（彭真）”只是拉开“批刘（刘少奇）”的一个序幕。接下来，高岗的炮口对准了

刘少奇。当然，这并非高岗的主意，因为如果没有更为深刻的背景，高岗是决然不敢轻易把

矛头指向从 1943 年 3 月 20 日就被中共中央明确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

的。

思考中的刘少奇

刘少奇、高岗的首轮交锋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时就开始了。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

天津视察工作，期间召集了部分资本家进行座谈，会上，刘少奇说：“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

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

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

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

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

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

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

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

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

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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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

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

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着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

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

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

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

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

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刘少奇所谈及

的问题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涵义。事实上，列宁当初搞的“新经济

政策”同样也是照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不等于纯而又纯的“政治

真空”，对于那种用所谓“革命”的名义来强调“一枝独秀”的“极左”做法，毛泽东早就有

过批评，毛泽东说：“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有笔直，圣经上载了

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

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错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

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份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

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注 36：杨尚昆著《杨尚昆回

忆录》，第 70 页）对照毛泽东的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再来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可

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此刻的毛泽东已经不再准备坚持他当初的这份正确的假话的内容了。

刘少奇还对东北地区用“极左”的面孔粗暴对待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做法提出

了严肃的批评。这件事的起因是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的一封来信引起的。邹大鹏

（1907-1967），辽阳县首山镇后三塊石村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晋绥分

局处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长春特别市市长、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建国

后，历任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是第二、三

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在了解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内容以后，有感

而发地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邹大鹏的信中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

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收到信后，认为应该有必要发一个

通知，让所有的中央局都认真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经毛泽东修改、批准，这封电报

于 1949 年 5 月 31 日发出：“ 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

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

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

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

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同年 8月 28 日，刘少奇访苏

归来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再度婉转地提出东北局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做法

是需要检查的，同时，刘少奇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高岗没有发表于刘少奇观点不同的看法。

然而，时隔不久，高岗经人指点，吧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转呈给毛泽

东，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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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高岗合影（右一高岗）

早在 1948 年初，东北的北满地区出现了一部分有当地群众自发组成的诸如“合伙组”、

“四四二合作社”等农业联合组织，这一形式受到了当时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林彪、高岗的

反对。1948 年 10 月，东北局将其定性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责令立即解散。次年年初，

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负责人魏震五（后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做了些实际调查，发现

情况与林彪、高岗等人职责的不完全一样，这种群众自发的农业合作组织在春耕生产中还具

有一定的优越性。魏震五反馈回来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当东北地区农业经

济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很多中农不再热衷大搞农业合作组织而希望单干时，高岗去在

1949 年 12 月的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农业工作会议上强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并且

还就党员雇佣劳工表示明确的反对。“党员雇工”这一问题就此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刘少

奇随后也被卷了进来。刘少奇对于“雇工单干”有着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意见，他或：“东北土

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掛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

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 70%

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

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

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

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

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

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工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

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工，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

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

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中共中央组织部按照刘少奇的口径给东北局的有关指

示中也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

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

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

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中组部的讲话、批示被高岗通过陈伯达转呈给了毛泽东，毛

泽东怒形于色，但没有急于表态。1951 年 4 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

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向中央华北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再行提高一步

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

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村的私有基础。针对山西省委的“过左”和急于求成的意见，华

北局多次说服无效，只好请刘少奇出面干预。为教育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

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1951 年 7 月 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

报告上加上了一段批语，刘少奇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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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不久，毛泽东却单独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1951 年 9 月，根据

毛泽东的建议，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原本将

农业合作组织定义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的高岗忽然对此热衷起来，他先于中央一步搞出

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 10 月 14 日上报毛泽东。高岗在报告中提

出：“对农村合作互助运动要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

向较为高级的形式。这里的关键是对合作互助组领导的实际成效如何，即是否提高了农业生

产力，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要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

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但必须强调自愿，不能对单干

农户有任何强迫和歧视。对单干户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同样要帮助他们解决。人民政府

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毛泽东收到立刻表示赞

同，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高岗的报告转发给中央局、省市党委、中央各部门以及中央政府

各党组：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

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

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基础

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

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

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

不久即可发给你们。”（注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 476 页）

毛泽东肯定了高岗，否定了刘少奇。接下来在“工会”的定性问题上，高岗再一次赢得

了毛泽东的喝彩。

2.从“炮打”李立三到“新税制”风波

───────────────────────

中共起家的三大运动即“工运”、“学运”、“兵运”中，“工运”（工人运动）始终处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上。建国后出于“一边倒”的总方针，事事效仿苏联，工会工作更成为重点之

一，全国总工会主席比照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这时担任“全总”中共党组书记的是李立三。

李立三针对中国工会在新时期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李立三工会不能成为政府的“行政

尾巴”，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当党和政府的应声虫，而是应该牢牢地把握住代表工人的根本利

益这一点。李立三的看法得到了邓子恢的唱和。1950 年 7 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委员

会扩大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观点同李立三的颇为相近，而且还做了引申。9 月，中南局下

发《关于当前工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把邓子恢的意见整理成为文件。长期从事“工运”

工作并有着大量相关经验的刘少奇很快就发现邓子恢的说法很有现实意义，他赞扬邓子恢的

报告“很好”，还要求按照邓子恢的文章的精神做一个工会工作的巡查。但是，邓子恢、李立

三乃至刘少奇的观点很快遭到高岗的反驳，高岗授意下起草的文章《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

会立场的一致性》充满了火药味，直接炮轰邓子恢、李立三。1951 年 4 月 22 日，高岗还把

这篇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轻描淡写地批了高岗两句，但仍旧赞成高岗的主要观点，对

邓子恢、李立三表示不满，特别是对李立三不满，毛泽东说李立三是“旧病复发”。刘少奇不

同意发表高岗的这篇文章，高文虽未发表，但是高岗“痛打”李立三的目的则达到了。高岗

写文章打李立三是很有些算计的，因为作为毛泽东的亲信之一的高岗深知毛泽东对李立三的

厌恶程度。1946 年春夏之交，李立三借道延安，想去看望毛泽东，，师哲满口答应，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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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向毛泽东汇报时，毛并不热情，口气极为冷淡，等到李立三奉命去毛泽东住处王家坪时，毛

泽东对李立三仍旧表示得十分淡漠，以致于李立三准备向毛泽东张嘴汇报的东西也没有说上

几句。（注 38：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216 页）毛泽东每每提到党内历史上的

某些往事时总要把李立三叫起来，李立三只好当众忍诟含辱的说：“是的，主席，这都是我的

错。”（注 39：林利著《往事锁记》，第 185、18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第一版）

领导工人运动时的刘少奇

在“工会”问题上与刘少奇观点相近的李立三

在毛泽东批评李立三“旧病复发”的几个月后，1951 年 10 月 2 日，李立三又写了一篇

《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李立三在文章中还“书生气十足”的就事论事，

殊不知他的这篇文章已经激起毛泽东的愤恨，毛泽东说：“李立三就以为自己意见正确。”（注

40：唐纯良著《李立三全传》，第 258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二版）由此对李立

三的政治打击纷至沓来。先是免去了李立三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接着召开大会公开批判李

立三的“错误”，陈伯达衔命亲自到会定了批判的调子。1953 年 1 月，“全总”把李立三的“错

误”传导到全国范围内，提出“肃清影响”的号召。从此，李立三再度被打入“冷宫”，六十

年代初到中共华北中央局担任书记初书记，当时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是自奉“我就迷信

毛主席”的人，他对李立三真正算得上“严加管教”，李立三一旦问及工作，李雪峰就批评李

立三说：“人老不服老，什么都管！”以后竟然连华北书记会议也不让李立三参加了。（注 41：

唐纯良著《李立三全传》，第 274、275 页）在对力量快速落井下石的人群中还有中央编译局

副局长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六十年代初，陈昌浩与苏联妻子格拉娘闹崩，就诬陷

格拉娘是“苏修特务”，1964 年更把李立三的妻子李莎牵扯进来，散布“苏修就是依靠格拉

娘和李莎这两个特务搞情报”的无耻谰言。（注 42：唐纯良著《李立三全传》第 283、284 页；

林利著《往事锁记》，第 190-192 页）当然，在众多的冷眼中也有少数人仍旧视李立三如旧，

例如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就不顾父亲林伯渠的劝阻，依然和李立三一家保持来往，“文革”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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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到了牵连。1967 年李立三不由自主地陷入“文化大革命”中 为凶残、黑暗的“孙维世

案”中以致被逼致死，对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

陷害李立三、李莎的陈昌浩

在“新税制风波”之前，“合作社”、“工会”、“民族资产阶级”这三件事上，高岗同刘少

奇多有抵触，传统党史观点告诉我这是高岗挑战刘少奇的开锣，其实，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

单。我们已经述及，在三场争论中，每当刘少奇提出 后决定意见时，高岗都没有直接提出

异议，他批判李立三的文章刘少奇表态暂时不予发表，高岗也没有“顶牛”，有的党史研究者

用“高岗内心自然不满”这样似是而非的话来揣测高岗当时的想法是非常滑稽的。就拿高岗

批判李立三这件事来说，高岗为什么要发表文章“痛打”李立三？就在高岗让手下人起草《论

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文章时，高岗还是有过犹豫，他说：“李立三的观点是

少奇欣赏过的，这篇文章发表会不会让少奇反感？”可是，过了一天，高岗就改变了主意，

要立刻发表这篇文章不说，还把该文寄给了毛泽东审阅。是什么原因、什么人导致高岗忽然

变更主张决定“痛打”李立三呢？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定论。（注 43：我们在走访原东北局曾

参与《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文章撰写的一位当事人时，这位当事人说高

岗接过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说了很长时间，以后态度就变了。应当事人要求，本书注解隐

去他的真实姓名。）

但不管怎么说，高岗在这三起事件中敢于“碰硬”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所他是“舍得

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高岗不仅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注意取悦毛泽东，即便是在某些细节

上也很注意联络、沟通毛泽东身边人的感情、关系。1949 年 6 月下旬，刘少奇访苏，高岗陪

同前往，江青正好也在苏联。斯大林准备宴请中国代表团，出于礼貌，页邀请了江青。刘少

奇考虑到江青的身份，格外叮嘱了江青见到斯大林以后在言谈上应该谨慎一些，以刘少奇当

时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这么做本无可厚非，但却引来江青的不满，她背后对林伯渠的女

儿林利抱怨刘少奇：“他自己的老婆就是个资产阶级，有什么了不起，竟管起别人来了。”与

埋怨刘少奇相比，江青对高岗似乎比较看重，她把李讷托付给高岗现行带回中国，等到江青

回国途径沈阳时，高岗精心设计了一套欢迎仪式，让一批妇女站在台上致敬欢呼，高岗本人

亲临火车站把江青迎进了当时 为体面的旅馆──铁路旅馆，因为江青比较喜欢林利，高岗

居然提出要林利做他的翻译。江青当时在党内并无显赫地位，而去苏联不过是治病而已，高

岗竟然如此大动干戈的迎来送往，其根本则在于讨好毛泽东，应该说高岗的这一手法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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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毛泽东、江青关系的亲近人物才会使用的，林利当年作为旁观者为我们留下了毛泽东江

青私人关系真实的一面，她说：“毛主席对她（江青-引者注）很好，关怀备至，经常通电话，

她的病情包括微末的细节，都在电话里谈很长时间，她的夫人地位，在我看来是巩固的。”因

为毛泽东要回北京担心江青一人留在外地深感寂寞就让林利专程陪护江青。（注 44：林利著

《往事锁记》，第 148、149、156 页、167 页、162 页）以往某些党史教科书极力掩盖毛泽东、

江青之间的正常的夫妻关系，经常告诉我们毛泽东是如何“讨厌”江青甚至远离江青，这是

非常不真实的。事实上，江青把此行的遭遇一点不漏的汇报给了毛泽东，十八年后，康生在

一次会上替江青出头，他说：“1949 年，江青同志就看出来刘少奇是一个软骨头，他在苏联

就知道和苏修碰杯，不敢坚持原则，江青同志提醒他，还受到他的打击报复。江青同志回来

就把这一动态向主席做了汇报。”（注 45：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汇报会上的讲话，1967

年 11 月 28 日）这就是说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了刘少奇一状，至于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不得

而知。

毛泽东对高岗的来京是抱着很大希望的。1952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你早

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在决定调高岗

来京之前，毛泽东还给高岗配制一副“顺气丸”，“药引子”就是那位“肃反专家”戴季英。

戴季英建国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书记，河南某些地区当初是戴季英

与王树声等人一道开辟的根据地，何况戴本人一直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元老”，所以，到开封

主政以后同中共河南省委多有些不同的意见。再有就是戴季英始终对加在他头上的一些帽子

不满，尤其是陕北“肃反”的旧账，只要有机会，他就要申诉。这些“抗上”的举动终于惹

怒了上级组织，中共河南省委报请中共中南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将戴季英开除出党。

1952 年 2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

决定》，《决定》称：“戴季英参加革命斗争 20 多年来，一方面在几个革命时期，对党对人民

曾经做了不少工作，有过相当贡献；另一方面，他虽然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但由于他的地主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与个人主义的本质仍然保留着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所以

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

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表现

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其次，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

与家长制统治，晚安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作风上疑神疑鬼，无中生有，阳奉阴

违，处处撒谎，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假冒别人名义挑拨离间。……再次，表现在思想

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为我独尊的权位思想。他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

的伟大人物，他自诩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几乎是中央委员’，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

‘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凡是他工作过的地区，把那里人民和党所艰苦创造的

伟大功绩，都写在自己的账上，谁要是比这样来捧他，他就说谁是‘不尊重历史’，是‘忘本’。

他喜人奉承，风头主义，处处宣扬自己，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

章来吹嘘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遗像和在像上题词来抬

高自己。…… 后，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戴季英的错误，

已经产生了对工作、对团结、对干部、对群众的严重恶劣影响。开封市委名为党委，实际处

于无核心的瘫痪状态，许多上级决议停放很久，不传达不讨论，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尤

其是直接障碍了目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顺利进行。由于戴季英实行宗派活

动，迁就包庇有毛病的干部，使有的干部被资产阶级侵蚀已经烂掉，有的快要烂掉，使干部

情绪消沉苦闷。戴季英的无政府无纪律和反党行为，乱发议论，乱发文告，标新立异，也在

群众中发生了恶劣的影响。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

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总之，戴季英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

益造下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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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并建议省与开封市人民政府及各种革命组织撤销其一切职务。省委号召开封及河南各级党

委和全体党员从戴季英的错误中受到教育，为彻底肃清类似戴季英的错误思想而斗争。”

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

1952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评论文章《彻底对‘老资格’的错误观点》，

文章点了戴季英的名，把他和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列，并且指出戴季英的症结所在“如

戴季英虽然参加革命很久，但是他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品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戴季英就

此被打入另册，此后尽管“高饶事件”发生，可并没有因此影响对戴季英的评价，1961 年毛

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戴季英时还说“戴季英现在坏了”。戴季英也始终没有放弃申述，

直到九十年代，戴季英才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略微浮现，而这些无疑都要归功于当年红 25

军征战途中，他就过刘华清的一条命，就在独树镇战役中，刘华清的左腿踝骨被打伤，按照

规定本应留在当地养伤，“养伤”在当时的背景下往往就意味着永远的掉队，很大红军的伤员

在红军大队人马离开后惨遭屠杀的情况比比皆是。后来还是戴季英提出把刘华清带上，这件

事让刘华清铭刻一生，在他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还不忘了专门提及：“我一直感激戴季英”，1996

年 6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到河南考察工作，专门看望了

91 岁的戴季英，这对戴季英多少是一点安慰。（注 46：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第 48、

49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第一版）戴季英垮台的通报送抵东北局书记高岗的办公桌

上时，高岗正在开会，他拿起这份通报兴高采烈地告诉与会者他是在多年以前就发现这位戴

季英“是在不是个好东西”。而高岗另外一个眼中钉朱理治此刻正在高岗的手下工作，动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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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处处碰壁，本不会吸烟的朱理治苦闷不已，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用香烟打发时间，

惶惶不可终日。（注 47：吴殿尧等著《朱理治传》，第 496 页）昔日的对手们要么潦倒，要么

下台，而摆在面前的又是领袖的赞扬、战友们的吹捧，踌躇满志的高岗尚未意识到两年以后

他将比戴季英、朱理治等人的下场还要悲惨。

高岗进京不久，便同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发生了冲突，起源是“新税制”。其实，

高岗与薄一波早就有些不睦，“三番运动”期间，东北局的部分干部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

给中共中央写信揭露高岗的一些缺陷，身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薄一波代为

转呈毛泽东批阅，并加了一段“按语”，事后被高岗得知，高认为薄一波是故意给他难堪。不

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重大事故，中央检查委员会 iuhe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派员调查，对出

事方有些责备，高岗怀疑这是薄一波从中捣鬼，再度往他和东北局的脸上抹黑。但是，以上

这两件事还不足以让高岗对薄一波发动“进攻”，问题的症结在于毛泽东对薄一波的不满。

担任财政部长时的薄一波

说到毛泽东对薄一波的不满，实际上也是和新税制有些关系。1952 年 12 月 26 日，政务

院地 164 次会议批准了由财政部拟定的修正税制方案。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

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这一次新税制的原则是体现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

修正税制有恋歌特点，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但正如薄一波自己回忆的那样“在修正税

制的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新税制从 9 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

点税，许多该做工作没有去做，或者虽然做了但做的很粗。比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

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

志对某些具体哦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也未予认真考

虑。”（注 48：《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 235、23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但在新税制公布的同时，商品流通税

的各项实施细则并未及时公布，商人们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

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及时下达，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买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尤其是

华东和中南地区，出现了涨价、抢购、停业的混乱局面。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联名写信给

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在接到向明和北京市委的报告后很快作出反应，他给周恩来、邓小平、

薄一波、陈云写信严厉指出：“此事我看报时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懂。”（注

49：《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回顾》上卷 234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1953 年 2 月

10 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就新税制问题做了汇报，

毛泽东则进一步对新税制提出批评，口气比较上次更加严厉，而且直接就把这种工作上的失

误上升到路线错误上来，毛泽东说新税制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还由此指责政务院犯了分

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亲笔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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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 1953 年 3 月 24 日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在毛泽东的高压下，政务

院的分工进行了重大改组，高岗本人亲自负责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

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邓小平分管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邓子恢分管农

业部、林业部、水利部；饶漱石分管劳动部；粮食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

银行则由薄一波分管。这样一来，周恩来成了一个几乎空头的“政务院总理”，只负责外交部

一块。

这还只是毛泽东“雷霆之怒”的一部分内容，接下来的 1953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就杨

尚昆的送来的书面报告做如下批示：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

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

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

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

是破坏纪律的。（注 5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0 页）这里所说的“是错误的，是破坏

纪律的”指的正是刘少奇。

可以说，一个“新税制”迎来的风波让毛泽东将周恩来、刘少奇统统批评在内，如果简

单地将其视作工作范围的失误，毛泽东没有必要说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擅自发出”这类

用词很为严重的话，更无需因此大搞政务院的改组，其背后的主要源头则是毛泽东针对刘少

奇、周恩来等人的政治势头进行的在他看来认为“必要”的遏制，包括对薄一波的整治都可

以说这是毛泽东政治制衡手段在五十年代初期的第一次发作。

杨尚昆与毛泽东（右三杨尚昆）

刘少奇自从 1941 年以后逐渐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特别是 1943 年 3 月 20 日，他和毛

泽东、任弼时组成三人书记处，标志着他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中的第二号人物的初

步确立。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更是毛泽东当然的副手，在特殊时期还代理中共中央主

席，内尔党务、外而军事，这已经被党内外所公认，邓小平后来说的“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

成的”也是由此而来。在刘少奇身边聚集一大批白区干部，比较突出的有彭真、薄一波、林

枫、安子文等。即以彭真而言，他以及他的历史背景下所笼罩的政治势力的延伸就非常可观。

彭真的妻子张洁清的姑母就是张秀岩，姑父就是李铁夫，有关李铁夫的情况我们在本书的第

二章已经做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李铁夫的学生就是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商业部部长、国

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姚依林是著名的“12.9 运动”的中坚力量，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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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成为该运动的风云人物的还包括宋平、蒋南翔、杨易辰、任仲夷等人。而当时领导“12.9

运动”的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之一的便是黄敬（又名俞启威，曾与江青有过一段短暂的结

合），这且不说，刘少奇、彭真都是重整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人，晋察冀乃至华北的大片土地上

都有他们播撒的火种，这一带的一大批干部都或多或少的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兼

刘少奇、彭真都先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主管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刘少奇兼任过中央组织委员会

书记，彭真兼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在干部的提升、任免上有一定的发言权。特别是当

东北解放以后，诸如黄敬、任仲夷等人先后成为主持一省或者一个地区的领导者，薄一波、

林枫则成为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当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以后，整个中共中央的中枢都在原

北方局、华北局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些地区的干部因为熟悉情、经验丰富，很快成为主导力

量。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奉调中央，协助主持中枢工作，同时继续过问华北地方工作。而刘

少奇更是在中央分为“前委、后委”时便把工作的地点、重心放到了华北。这样，在河北、

山西、天津这几个毗邻京畿的地区中，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来有人指责

刘少奇在华北“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羽翼众多”虽有过分的地方，可也多少道出了一些实

情。而且，随着中共武装斗争的全面胜利，中国大陆范围内已经再也找不到敢于同中共分庭

抗礼的政治对手，疾风暴雨式“夺权”革命告一段落，下面则是要以经济建设和巩固胜利果

实为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带来的课题却并非“苏区”多数干部们的强项，倒是刘士奇、彭

真、薄一波为首的一些列白区干部比较拿手的好戏。由此让白区干部系统很有了一些表演的

空间和舞台。而这些现象和现象中流露出来的“本质”在毛泽东看来则是有些危险的苗头。

因为政治制衡的 大原则就是两条，一条是避免“合而谋我”，一条则是避免“一股独大”。

现在，刘少奇一方的势力有“坐大”的趋势，势必影响这一平衡的格局，毛泽东经常强调的

“清一色不好，要掺点沙子，土地板结了，不太好。”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毛泽东动手

进行肢解、分化、改组、削弱也是政治考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3.高岗受命批判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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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定打出高岗这张牌还是颇有深虑的。首先是高岗这个人所处的背景，众说周知，

高岗是西北革命格局地的代表人物，而西北根据地给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谓党内外皆知。西北

的干部在建国初期定级时普遍受到优待，例如马明方，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贾拓夫时任政

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2 年调京，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都是行政三级，与邓小

平等热人平级，这在当时叫做“高配”。其次，高岗的能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从延安时期的西

北局再到东北局、抗美援朝等，高岗做的都比较出色，这是一个亦军、亦政的双料人才。再

有，高岗当时的“人缘”颇好，党内厚道如朱德、耿介如彭德怀、“圣人”如罗荣桓、奸狡如

林彪、能干如陈云等都对高岗保有良好的印象，有的甚至同高的私人关系也很不错。毛泽东

比较信任的谭震林、李井泉、陈正人这些从中央苏区时代就紧跟毛泽东的重要干部同高岗的

关系也很融洽。应该说，当时重用高岗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点了头的，而是有点“众星

捧月”的味道，当然这主要和毛泽东的不断奖掖高岗有关。而高岗 大的也是 为突出的优

点便是能给领袖解决疑难问题，毛泽东对叶子龙说“高麻子这人能干事”也包含这层含义，

像抗美援朝期间的后勤保障，毛泽东就有难言之隐，因为苏联人在这件事上有些“口惠实不

至”，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高岗在这方面做到了不遗余力，毛泽东后来当面与高岗半开

玩笑地说：“你高岗可以用古人的话来形容，叫做‘不烦圣虑’”。因此当毛泽东感觉要解决刘

少奇系统的尾大不掉时，也就自然第一考虑到高岗这个合适的人选。

1953 年，毛泽东忽然作出要搞一个“一线”、“二线”的决定。这件事的缘起用毛泽东的

话说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身体很疲劳，准备适当休息一下；再一个是自己退到二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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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考和处理一下大的原则、战略问题。这种“退居二线”的想法以后又多次出现，但终其

病故也始终没有实现。倒是因为他的提议引出了很大的政治波澜，以致于后代有些党史研究

者将毛泽东的“退居二线”视作“以退为进”或“旁敲侧击”、“引蛇出洞”、“徐晃一枪”。就

第一个身体原因来说，倒也不是完全作假。从 1951 年开始，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就出现了点问

题，特别是毛岸英的意外死亡给他的打击尤达，杨尚昆作为旁观者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他

的日记中写道：“实际的打击则不小！”杨尚昆还专门用了一个“惊叹号”表示打击的程度。

（注 51：杨尚昆著《杨尚昆日记》，第 6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从这一

时期毛泽东同康生的通信内容看，谈及“生老病死”的话题很多，康生这时在养病，毛泽东

与他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而且，作为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忠实的老部下谭震林就劝毛泽

东要注意休息，同时签名联署的还有柯庆施、陈丕显等人。（注 52：陈丕显著《陈丕显回忆

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 184 页）但也应看到，这时候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总体还是不

错的，之所以出现了些问题主要是劳累、悲伤所致，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退居二线”

的考虑更多的则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毛泽东设计的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否仿效苏联设

立部长会议；第二，党的 高层可以增设总书记或者中央副主席。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照例

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很大，斯大林生前一直由他亲自兼任。而“总书记”则是书

记处的头，是党中央一把手的第一助手。斯大林本人就是通过“总书记”这个位置问鼎 高

权力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该职务并不显赫，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应该是秘书处秘书长

的意思。只是此后斯大林借题发挥，将此职务的许可权扩大到 大，斯大林死前已经不允许

党内再行设立总书记这一职务）不论是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党的总书记，按照中共七届一中全

会以来的格局看，人选都无外乎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当中产生。可是，毛

泽东却把关注的目光投给了哥哥、林彪和邓小平。

也是在 1953 年，毛泽东还格外交给高岗一项特殊的任务，这就是调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

的具体情况。高岗把这件事交给了张秀山去办。高岗对张秀山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

档案中有关刘少奇 1929 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张秀山问高岗：“这样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高岗说：“我跟陈云说过。”张秀山又问：“东北呢？”高岗说没有。张秀山表示：“这件事不

能扩大，传开不好。”高岗、张秀山说这些话的时候，高岗的秘书也在场。（注 53：张秀山著

《我的 85 年》，第 321 页）

刘少奇在 1929 年 8 月 22 日曾经被捕，《刘少奇年谱》中记载这件事的经过时这样的：

───8 月 22 日下午六时许，和孟坚到奉天纱厂，了解该厂预定在 27 日举行罢工的准

备情况。两人在纱厂北门外，正准备与厂里的通知接头是，被厂卫队扣押。几天前，孟坚到

纱厂同厂里中共支部商定了斗争方案，并在工人中进行了宣传。厂方得悉工人因工资问题正

在酝酿罢工，就四处寻找所谓“煽动者”。他们根据叛徒崔风翥告密，先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

玉逮捕，继而将刘少奇、孟坚作为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扣押。8 约 3 日同孟坚一起，被解到

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押在临时看守所。8 月 24 日警察局对刘少奇和孟坚的所谓“煽动工

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说，他是因为失业没有出路才来到奉天的，没想到在奉

天大白天就无故被人抓来，真是不知道这是哪家的王法。因警察局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

审问没有结果。8 月 25 日警察局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一同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

所。在看守所，刘少奇利用放风机会同孟坚谈：既然将我们解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十分严

重。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工人（指常宝玉），要对他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作好事。现在

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也否认煽动工潮。经

过做工作，常宝玉翻了供。8 月 31 日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向中央报告刘少奇、孟坚被捕经

过。被捕原因是“叛徒崔某（即崔风翥）与厂中阴谋勾结“所致”。同时，向中央汇报了近几

个月来满洲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现有党支部 19 个，近期可增加到 38 个；现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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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员 182 人，其中产业工人 79 人，手工业工人 6人，农民 21 人，其他职业 76 人。9月 1 日周

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刘少奇、孟坚被捕事件给满洲省委的信，指出刘少奇、孟坚到满洲

省委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他

们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少奇、孟坚二人。9 月上旬

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所谓“煽动工潮”一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

着应付，坚持被捕开始的一套说法，加上常宝玉的翻供，不承认认识刘少奇、孟坚二人，法

院在既无人证有无物证的情况下，只好将审讯就此结束。9 月中旬奉天高等法院下判决书，

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孟坚出狱当天，

同临时常委派来的人见了面，并回到省委秘书处。

刘少奇本人对于 1929 年被捕的这段经历从不隐瞒。早在 1942 年春，他就应奥地利医生

罗生特的请求，撰写了一份个人简历，在简历中刘少奇写到：“1929 年到满洲工作，任党的

满洲省委书记。在满洲被捕一次，由于证据不足与我在法庭上的奋斗，两个月后被宣告无罪

出狱。”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汇报了他以往的工作经历，

包括他的满洲被捕的过程，事实上中共中央也保存了有关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给中央报告刘少

奇被捕的材料。毛泽东当时就表示过：“少奇同志的历史是清白的，事实是清楚的。”1952 年

初，刘少奇再度撰写“个人历史简述”，有关 1929 年被捕的情况，刘少奇写到：“1930 年春，

在罢工中被捕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到证据，遂得以出狱。”这份简历中的部分

内容是王光美笔录经刘少奇审阅过的。（注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第 549、555、55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一版）1952

年初的这份简历与 1942 年春写给罗生特的那份在被捕时间上有些出入，写给罗生特的那份写

明时间是“1929 年”，而 1952 年这份则作“1930 年”。但这种年份上的错误，在比较了刘少

奇 1942 年春给罗生特的简历与 1952 年初王光美笔录的这份简历以后发现并不是什么罕见的

事情。例如，在给罗生特写的那份简历中，刘少奇自述自己的出生时间的描述是“1898 年阴

历 1 月 11 日”。（注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

册，第 553、548 页）实际上，刘少奇写的这两份简历中有关他个人出生的时间都不正确，他

正确的出生时间按照《刘少奇年谱》中记载应该是 1898 年 11 月 24 日，即农历的 10 月 11

日。按照常理，一个人在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上一般不会记错，即便记错也可能是在月或者日

上，像前一份简历中居然连年份都能记错，这是比较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少奇 1952

年初所写的“1930 年被捕”的误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就在这份 1952 年初撰写的个人简历

中，刘少奇在自己何时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间上一样搞错。由此益见，

这种时间的错漏是在所避免的。（注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

少奇文稿》，第四册，第 550、560、561 页）而且，这种记忆上时间的错误并不只是存在于刘

少奇一人，即以毛泽东为例，他对斯诺说他是 7 岁开始读书，可是，《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的上卷第二页中却告诉我们，毛泽东是在 9 岁开始读书的。毛泽东对斯诺说他是 1924 年三月

间回沪（即上海），但是查阅《毛泽东年谱》可知，他是 1924 年 2 月回到上海的。毛泽东对

斯诺说他是“1920 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而《毛泽东年谱》

中则记载毛泽东是 1920 年 4 月 11 日到了上海，在整个 1920 年夏季的毛泽东的活动中从未有

过他参加某个会议的记录，更没有中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的记录。（注 57：毛泽东同斯诺谈

话记录参见斯诺著《毛泽东自述》，影印本，第 136、175、178 页；另见《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上卷第 2、57-67、12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一版）如果说刘少奇记错了自己的

被捕时间比较奇怪的话（两份简历中的有关被捕时间前后相差一年），那么毛泽东作为中共早

期创始人之一记错了党的成立时间（自述和年谱中有关党的成立时间的叙述也是相差一年）

不也一样令人称奇吗？其实，这种失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在整个中共创建、壮大过

程中可谓比比皆是，即便是在今天中共执政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党史的资料、研究算得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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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牛充栋的情况下，像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仍旧无法准确确认。所以，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

罢，他们在各自的回忆中出现时间、地点、人物、职务等等错讹是稀松平常的，不值得大惊

小怪。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毛泽东要背着中央常委直接让高岗调查刘少奇的档案？像刘少奇

这种至关重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调查他的档案、背景资料至少应该通过中央常委会，即便

是为了担心泄密不让刘少奇本人知道，那么，中央常委也不应该集体遭到隐瞒和回避，因为

不是是《党章》还是当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都没有赋予哪一个人具有特殊的

权力在规避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前提下去搞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档案。事实上，刘少奇在 1929 年被捕的

这一历史始终是后来打到刘少奇、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审查的重点专案。文化大革命中

为了调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一事，专门调动了 400 人组成的“彻查队伍”进行档案调查，其

规模昭示的背景不言而喻。而且，负责王光美专案组的康生专门就 1953 年调查刘少奇档案一

事做过重要的批示，康生的批示写道：“刘少奇早年在 1929 年就被捕变节，关于这一点，我

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洞悉一切，他在五十年代初就让人调查过刘少奇的档案，但是，这

项工作被高岗、张秀山他们给耽误了，特别是张秀山包庇刘少奇，在汇报材料上胡写什么‘刘

少奇被捕一节事实清楚，没有异常’，妄图体刘少奇遮掩过关。”（注 58：康生在王光美专案

组送审材料上的批示，1968 年 3 月 3日）康生在“文革”由毛泽东提议掌管刘少奇、王光美

专案组的主要工作（同时还有江青负责抓总），可谓不遗余力，戚本禹曾经回忆说：“主席把

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的夫人从中央文

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注 59：黄峥著《刘少奇专案组始末》，载《回首文革》第 1032 页，中共当事出版社 2000

年版）如果我们把 1953 年毛泽东让高岗调查刘少奇档案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专案组再度

以刘少奇沈阳被捕一事为主要突破口这两件貌似并不像连的事件放在一起考虑的话，我们会

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所以，1953 年发生在刘少奇身上和背后的种种怪异的某些举动决不是

高岗这样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能够操纵得了的，而高岗敢于批判薄一波、敢于“大闹财经

会议”应该也不是高岗本人的心血来潮、“野心”萌发能够解释得了的。

高岗受命批判薄一波之初便说过：“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

的老底。”高岗这么胸有成竹不是偶然的，听说要挖刘少奇的“老底”更不仅仅限于豪言壮语。

1953 年 5 月 14 日，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

知》，该通知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由此

制定由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陈云五人负责领导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在五人之下

设立具体的办公机构，按照工、财、交、农、劳划分职责。五人当中，高岗排名第一，这项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高岗的下一步任命，即监管财经工作。6 月 9 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邓小

平、彭真、饶漱石、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鸣等开会，研究召开全

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这次会议确定全国财经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为总的经常

主持人，会后形成的报告当晚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批准。6 月 13 日，全国财

经会议正式开始，在会议期间，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华

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陶铸向刘少奇开了一炮，这件事虽然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出发，但给与

会者留下的震动是很大的。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就说过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猛牛”，“是头上

长角的”、“有不同意见，他就要顶，有时候顶得你要死”。陶铸因为中央党校在延安时期的整

风运动搞得过活，一直不很原谅彭真，在东北局工作时，陶铸便于林彪、高岗关系不错，在

对待彭真的态度上，陶铸也是持批评态度的。由彭真而对刘少奇也很有看法，陶铸认为刘少

奇“用人比较偏”，特别是在对刘少奇建国前后发表的一些针对经济领域内的讲或持有不同看

法。从当年留下的陶铸的发言记录看，陶铸在会上虽然炮口对准刘少奇，但始终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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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既没有搞人身攻击，也没有含沙射影。而高岗在他的笔记中关于陶铸发言后的评价是五个字：

“士气大振，好！”陶铸的发言由高岗进呈毛泽东，毛泽东粗粗看后说：“陶铸以前是两手抓

着枪杆子，到了两广，是一手抓着枪杆子，一手抓着犁把子。现在厉害了，还抓住了秤盘子。

陶铸同志的发言很有意思，建议大家都看看，兼听则明嘛。”会后，高岗请陶铸吃饭，高岗对

陶铸说这次财经会议就是要狠狠整一整薄一波，希望大家勇敢发言，不要有顾虑，我们有主

席，有中央撑腰，就是要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高岗还请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陶

铸虽然没有答应，但在后来的“批薄”的斗争中也是显露了一番身手的，不仅陶铸、谭震林、

邓子恢、陈正人等都在会上狠批薄一波。高岗在会下反复联络各方人物，对谭震林、邓子恢

等人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

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高岗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

得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

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高岗说以上这些话的时候是并不单纯第代表他

个人看法的，否则会的的转向也不会因为高岗说了这些话而变得“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

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了。新税制的错误被演化成为路线错误，既然毛泽东早

就点名批薄一波是“右倾”，接下来自然也就涉及到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了。薄一波接二连三

第做自我批评，但没有通过。

刘少奇手迹

7 月 12 日，周恩来致信薄一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

思想、政策、组织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

以注意。”7月 13 日的会上火药味很浓，有人已经公开指斥薄一波：“为什么不敢‘脱裤子’？

怕羞是过不了关的！”周恩来站出来息事宁人，也算是替薄一波挽回一点面子，但高岗等人严

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即摆在桌面上谈薄一波的错误，并不准备就此放过薄一波。高岗指责薄

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还影射刘少奇，把刘少

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

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

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的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

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

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后；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强加到薄一波头上，指

责薄一波在 1950 年到 1951 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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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念党的 30 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

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高岗就此质问说，那么农

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路呢？接下来高岗自己解释说，农民把地主

斗到了，取得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

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

“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

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注 60：林蕴晖著《一个伟人

的斗争与命运-刘少奇之路 3》，第 788 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邓小平与彭真

高岗的发言得到了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根本张不开口，

只好不再发言。周恩来感到这种激烈的斗争实在有些过分，但又不便阻拦，因为发言者多数

都是与毛泽东很有渊源的重要人物，而且其来势也决非泛泛。万难之下，周恩来只好请示毛

泽东出面，毛泽东说：“结论做不出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

议嘛！”毛泽东让陈云、邓小平参加会议，尤其是让邓小平第一次在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做这

种结论的本身，并不是给薄一波开脱、解围，而是要树立邓小平的威信。会场内的争斗固然

紧张，而会场外的暗流涌动同样惊心动魄。林彪因为所谓的“健康”原因在西山修养，一些

大区负责人准备去看望他，由高岗负责联系，这次去西山看望林彪的包括谭震林、邓子恢、

陈正人、罗瑞卿、陶铸、谭政、萧华等，高岗带队。林彪在同他们见面的过程中谈及中央的

权威问题，林彪表示：“目前白区党组织的一批干部控制着要害部门，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

想很危险，容易把党引向歧途，现在薄一波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苗头，这件事我们这些

人是有责任跟主席说的，我们跟了主席这么多年了，有的是从井冈山、从闽西就开始的，有

的是从陕北开始的，趁着现在还只是苗头要控制住，控制好了，就不会走向反面。……高岗

同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注 61：中共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批转《林彪与高岗、

饶漱石是一丘之貉》揭批材料，第 5 页）林彪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种话一旦在小范围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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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稍后，张明远去高岗那里，有人就对张明远说：“林总看问题很尖锐深

刻，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

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提出反驳时立刻遭到回应：“中央的情况，你不了解。”（注

62：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 381 页）因为毛泽东点名要陈云、邓小平回来参加会议，7 月

20 日，高岗去北戴河看望了陈云，高与陈的关系素来不错，东北合作又比较愉快，属于能够

谈得来的，例如像调查刘少奇档案一事，高岗就只告诉了陈云一人。但这次还是没有怀疑陈

云。而陈云在高岗到来之前，已经从有关渠道了解到了 高当局安排他和邓小平参加会议的

根本要义。

8 月 3 日，邓小平到会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

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

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

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8 月 6 日，陈云也到

会发言，他说：“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

经济。……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 1950 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同志们在会

上提出中央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

起做了 4 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

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

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相比较而言，邓小平的发言显得更为干净利索，直接点出

了主题即不能把薄一波的工作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邓这么说当然不是他个人的孤立看法，

而且，他也不可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脱离毛泽东的想法，不过，尽管如此，在当时一边倒批

判薄一波的声浪中，这几句“评功摆好”还是让薄一波“心存感激”。

薄一波

若干年后，薄一波仍旧不能忘怀：“邓小平实实在在、诚恳负责的发言，既体现出对工作

高度的责任心，有饱含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之情。”但是，邓、陈虽然不同意给薄一波扣上“路

线错误”的帽子却不等于因此可以给薄一波全面解围。这时候，全党都在看毛泽东的眼色。

8 月 12 日，姗姗来迟的毛泽东终于开口了。他说：“新税制的错误更张子善的问题不同，

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

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

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

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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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

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

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

议的。……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

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

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

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

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毛

泽东在会上的批判是急声厉色的。与会者中有些人多年以后还记得当初的情景，在薄一波听

来更是有“汗流浃背之感”。

批完薄一波，毛泽东又不点名第批了一通周恩来的“分散主义”，他说：“关键是巩固集

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

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进城以

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

再由政府执行。”所谓的“分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后期所批判的“独立王国”的前身。随后，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道：“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犯了错误都要检讨，

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攻讦 凶、闹得 狠

的高岗却没有领受任何批评，倒是尽可能维持大局的刘少奇、周恩来成了矛头所指。 感奇

怪的是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毛泽东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居然引用了会场外的林彪的几

句关于所谓白党区的话，颇为耐人寻味。

“批薄射刘”这一幕虽然暂时告终，但对刘少奇的“穷追猛打”并没有结束，接下来的

“讨安伐刘”和“拥林反刘”才把一些人的底牌彻底暴露了出来。

4.“讨安伐刘”

──────────

谈及“讨安伐刘”，先要交待两位关键人物，一个是饶漱石，一个是安子文。饶漱石（1903

年－1975 年），化名梁朴、小姚等，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今临川市临川区）人。1923 年参

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任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

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5 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

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中共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

记，新四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

东军区政委。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同刘少奇结识较早，关系较好，1929 年 8 月 22

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饶漱石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与任国祯（陈少敏的丈夫）、李易山共

同商量营救刘少奇的对策，并作出立即营救刘少奇、孟坚（即孟用潜）的决定。（注 63：《刘

少奇年谱》1929 年 8 月 29 日）刘少奇出狱后，饶漱石还如实的向中央说明了这次事件的全

过程。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到延安时还带了一份饶漱石亲笔写的有关刘少奇本人在沈阳被

捕的经过的证明材料，以便核对。应该说，在白区工作的接触中，饶漱石给刘少奇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在新四军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1941 年刘少奇同王前（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结

婚时，还专门邀请了饶漱石、陆璀夫妇前来，刘少奇甚至赞誉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

（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说起毛泽东、饶漱石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党史教科书对此

一直讳莫如深，其实，毛泽东对待饶漱石是很有好感的，饶漱石在抗战爆发后回国工作，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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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任了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这项任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毛泽东对饶漱石的看法甚至影响到

了毛岸英，毛岸英就曾经夸奖饶漱石是“政治家”。（注 64：曾彦修回忆“毛岸英极称赞饶漱

石，说饶是个政治家”，参见曾彦修著《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载《炎黄春秋》

2003 年底 7期）毛泽东在同行是谈及饶漱石是，曾经使用了“此同志甚好”的字眼。（注 65：

毛泽东给康生的信，1942 年 8 月 15 日）1946 年 10 余人 28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书

记处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注 66：杨尚昆著《杨尚昆回

忆录》，第 235 页）后来王光美在接受黄峥采访时也晦涩第谈及外界对刘少奇、饶漱石的关系，

王光美说：“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

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 1942 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

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

少奇同志的误解。”刘少奇子在离开新四军之后，饶漱石成了新四军的一把手，刘少奇走前特

别提出要对“陈毅同志尊重，多征求他的意见”，但饶漱石自恃有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任并没

有把陈毅放在眼里。1943 年 10 月，饶漱石利用整风之际对陈毅突然发难，陈饶之间因为工

作上、思想上、性格上的种种矛盾与此一并发作，饶漱石抓住陈毅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的

旧账大做文章，以致新四军内部不少干部对陈毅敬而远之。饶漱石还在会上列举陈毅的十大

错误进行人身攻击，陈毅有口难言，他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

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饶漱石在会后现行向毛泽东、刘少奇告状，

电文长达 1500 字。此为新四军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黄华塘村）

毛泽东随后覆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

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

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

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

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饶漱石将这封电

报在一定范围内传达，特别是毛泽东所提“此事件是不好的”更成了打击陈毅的“尚方宝剑”。

新四军内部对陈毅的批判一时风起云涌，而陈毅、粟裕后来的失和也是这一时期种下的祸根。

1943 年 11 月 25 日，陈毅踏上去延安的征途，军部仅派作战参谋一人、炊事员一人护送，场

面特别冷清，陈毅作诗云：“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11 月底途径

邳雎铜军分区时，遇到赶来见面的张震（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张做通宵夜谈，颇吐

了一些苦水，经常在外征战的张震得知陈毅在新四军内部的遭遇，不免大吃一惊，同时也为

陈毅抱不平。（注 67：张震著《张震回忆录》，上册，第 224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

第一版）陈毅到达延安后本准备向曾经在井冈山共同奋斗过的毛泽东一吐衷肠，却遭到毛泽

东的否定，毛泽东说：“与小姚的问题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1944 年 3 月下旬，饶

漱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大骂陈毅，牵扯到过去的一些旧账，饶漱石在电报中不无倨傲地说：

“陈同志来电……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毛泽东-引者注），以便你给他帮助。”陈毅得

到饶漱石给他自己的覆电以后，非常恼火，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 4 月 10 日找陈毅面谈，

毛泽东说：“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注 68：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

上册，第 428、429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一再使用“人

家”二字，指的当然是饶漱石，这就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饶漱石主持批判陈毅，连毛泽

东也爱莫能助。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来看一段若干年后毛泽东与董必武之间的非常类似的对话。六十年代，

毛泽东委托董必武主持编篡中共党史，并且由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书记，董

必武就编篡史提出几条建议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因陈伯达拖延不办而不了了之，董必武向毛

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时，毛泽东说“既然人家（指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这件事

因此搁浅下来。（注 69：董必武撰写组著《董必武传》，下册，第 105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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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2006 年 1 月第一版）这段对话中也有一个“人家”即陈伯达，按照表面意思我们似乎也能看

到好像是因为陈伯达的反对，导致了毛泽东的无奈。实际上，不论是 1944 年的“人家”饶漱

石，还是 1966 年的“人家”陈伯达，何敢在斗争陈毅、董必武这样中共元老的事情上自作主

张？这是一望便知的问题。

饶漱石 陈毅在苏北

陈毅就此滞留延安，反复检讨当初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毛泽东的“错误”，

即便如此，在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被留在延安，百无聊赖之际只能下下围棋作为排

遣，薄一波问陈毅为什么还不回去，陈毅茫然作答：“他们不让我走。”（注 70：薄一波著《领

袖·元帅·战友》增订本，第 141 页，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陈毅的一句“他们不让我

走”道出了“黄花塘事件”的部分真相。曾一度代理新四军军长的张云逸就“黄花塘事件”

说过一段非常晦涩难懂的话：“如果一个恩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的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

话，那时假的。一个人无法洋洋都当第一，不管他又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

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注 71：《革命回忆录》之 9，第 167 页）张云逸还对身边的工

作人员说过：“黄花塘事件是欠了陈老总的一笔账，但是，这笔帐什么时候交？我恐怕看不到

了，你们能不能看到，只有天知道。”其实，“黄花塘事件”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谜团，

其真相始终处于迷乱之中。如果仅仅是饶漱石打击陈毅这么简单，那么饶漱石早就给批臭多

年，何以谈“发动”的这起政治事件竟然越过时空数十年仍不能正解呢？而如果饶漱石是刘

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何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批臭的时候，该事件仍不能披露一二呢？

凡此种种，岂不令人深思？

在陈毅、饶漱石之争中，刘少奇是站在饶漱石这一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饶漱石深得

毛泽东的信任。1945 年中共“七大”选举过程中，华中代表对饶漱石颇为不满，指责他有“欺

人、弄权、虚构”等缺点，不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刘少奇到会后批评了给饶漱石提意见

的人，认为这是第饶漱石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然而，刘少奇到华中区代

表团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有人已经先行致信给刘少奇：“小姚（饶漱石的化名）处境微妙，宜

向同志们说明，力争小姚当选。”所以，刘少奇批评给饶漱石提意见的人自然也是事有必至了。

1952 年年初，饶漱石身体不适，粟裕向中央建议饶漱石离职休养一段，饶漱石大为不满，来

北京后当面问毛泽东三点：第一，我对斗争是否勇敢？第二，我在华东局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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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第三，为何要用粟裕陪我进京的方式调京？毛泽东表示：“如果你认为健康能够支援，可以立

即回华东工作。”（注 72：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 796 页）据李银桥回忆，党内高级

领导人见到毛泽东几乎都是如履薄冰、恭敬有加的，而饶漱石竟然如此咄咄逼人地质问毛泽

东，毛泽东却丝毫不予责怪，这种咄咄怪事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如果说饶漱石是刘少奇提

拔起来的干部，连刘少奇本人都不敢对毛泽东如此提问，饶漱石又何来这么大的胆量？（注

73：饶漱石私下对粟裕评价颇低，认为粟裕此人比较阴，不宜共事，这也就是饶漱石为什么

提出“为何要用粟裕陪同我进京的方式”的由来。）

饶漱石

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维汉晚年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到了一件往事，1962

年有一次多名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开会研究问题，这时候毛泽东走了进来，几乎所有的领导

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只有邓小平仍旧坐在那里不动，作为目

击者的李维汉当时还对邓的“无礼”心存不满。（见邓小平与李维汉谈话记录稿，1980 年 5

月 24 日）而邓小平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且不会遭到毛的指责乃至怨恨，自然与邓同毛多年以

来的渊源、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联想到饶漱石咄咄逼人的那一幕，有关饶漱石同毛泽

东的实际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饶漱石进京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这一职

务是彭真担任，这时交给了饶漱石，在饶漱石来说有些“老马识途”，因为饶在 1946 年就担

任过中组部的部长。饶漱石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谁也没有想到他同常务副部长兼人事部

部长安子文的关系忽然紧张起来， 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安子文（1909-1980），1909

年 9 月生，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然。米脂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

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4 年冬季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 年五卅运动中因散发传

单被校方勒令退学，后到北京，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读

书。1926 年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被北洋军阀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

开除。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27 年 1 月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

任发行工作，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冯玉祥部第三路军第 19 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经常向师

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东征河南作战。大革命失败后转至开封。1927 年 12 月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何能省委交通科科长。1928 年 3 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

严守党的秘密，被判刑 11 个月。在开封第一监狱内从事秘密斗争，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

1929 年秋出狱赴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

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1930 年调任中共中央北

方局交通科科长。1931 年 1 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不久奉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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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再次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受到敌人严刑拷打。担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参

与组织狱中斗争。1936 年秋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

工作。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全国抗战爆发

后，离开北平辗转到达太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工作。11 月到达晋东南，任中共太岳

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 月至 8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兼

统战部部长。2 月至 7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7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太岳特

委书记。同年 8 月至 1940 年 1 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9 年 4 月任中共

晋冀豫区太岳地委书记。1940 年 1 月至 1943 年 1 月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参与领导太岳抗

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2 年 10 月起参与领导和指挥沁源围困战。

1943 年春奉调离开太岳区赴延安。同年 7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主

持日常工作，1945 年 4 月至 6 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5 年 8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0 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

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7 年 7 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随同刘少奇和朱德

等中央工委领导人从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9 年 3 月

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9 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1949 年 11 月至 1955 年 3 月兼

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0 年 9 月至 1954 年 9 月任中华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1950 年 11 月至 1954 年 10 月任人事部党组书记。1951 年 12 月至 1955 年 4 月兼任中央人民

政府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注 74：《安子文档案资料》）安子文同刘少奇的关系很深，

与薄一波等都属于当初经柯庆施、刘少奇提议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那批“假自首”人员中的

骨干力量。饶漱石初到中组部和安子文相处的并不很差，他还到处对人说：“我出来乍到，很

多地方要仰仗子文同志，他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和少奇同志、彭真同志接触比较多，有不

少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其实，当时不少人也认为饶漱石、安子文搭班子比较理想，因为外界

的看法是饶漱石属于“刘少奇的人”。但这种和谐的关系很快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

的攻讦。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档案照）

1953 年 3 月初，高岗找安子文谈话，高岗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

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岗说他因

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

意见。按照高岗传达的意见，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

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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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

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

习仲勋、刘澜涛。（注 75：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 798 页）高岗在同安子文谈及这

份名单时还专门推荐了习仲勋和刘澜涛两个人，安子文也表示他们两个人不错，年轻、正派、

有经验、有能力。但随后安子文提出的名单中并没有直接把习仲勋、刘澜涛列在正式成员中，

因为考虑到习仲勋、刘澜涛只是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骤然提拔到政治局委员，恐怕不合

适，安子文也把自己的顾虑说给了高岗，高岗表示同意安子文的看法。这样，在高岗、安子

文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么一份名单，如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彭真、邓小平、高岗、林彪、薄一波、邓子恢、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康生、

饶漱石、李富春。（原名单中还有习仲勋、刘澜涛，后剔除）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中共七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外，新进入政治局的有邓小平、邓子恢、林彪、饶漱石、薄一波、李富春。这

六人中只有薄一波同刘少奇的关系较深，饶漱石与刘少奇有点渊源，其他的都是毛泽东的亲

信大将，安子文拟就的这份名单可以说完全按照高岗传达的意见办理的。高岗当着安子文的

面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奇怪的是当高岗拿着名单走了以后不久，就传出“有薄无林”

的说法，即有薄一波没有林彪。

刘澜涛

党史教科书一直在宣传这是高岗编造的“谣言”，事实上，高岗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有

薄无林”的关键不在于名单上是否有林彪的名字，而在于薄一波已经属于犯了“错误”的，

已经在 1953 年 1 月就给毛泽东点了名的“右倾”，何以在 3月安子文继续“庇护”他，让他

出现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这件事在当时是被毛泽东看作“大有来头”的“不正常的倾向”，

反映了“一种宗派的情绪”，毛泽东的这种意见很快被高岗传了出去，成为“讨安伐刘”的指

导性方针。其实，安子文之所以拟上薄一波的名字，并非是什么“宗派情绪”，而是比照大区

中央局书记的规格。高岗传出的这句“谕旨纶音”的同时，饶漱石也被找去谈话。6 月的全

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配合高岗一起暗批刘少奇，饶漱石说：“少奇同志又宗派情绪，…薄

一波是这个圈圈里的人，这次斗了薄一波，以后还要斗彭真，还要斗林枫。”饶漱石还说：“安

子文胆大包天，第一次组织会议时就搞包办代替，想搞出一个共产党的”安福俱乐部“出来，

毛主席发了雷霆之怒，这才让安子文缩了回去，这次安子文旧病复发，搞出一个有薄无林的

怪物名单，说明他是典型的宗派分子，或者是宗派打手。”1951 年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

议的确遭致毛泽东的不满，被批判为“包办代替”，毛泽东还说：“什么组织工作会议，什么

党员八条，我怎么不知道？”事后，安子文做了检讨。饶漱石就是重提显然是“醉翁之意不

在酒”，奇怪的是安子文拟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居然连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知道。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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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周恩来从会上听到饶漱石的“揭发”以后找安子文了解这才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刘

少奇批评了安子文，安子文一肚子委屈自然难以在那时候的那种气氛中予以倾诉。倒是彭德

怀得知这件事以后说了公道话：“安子文自己哪来的胆子写这个名单？还不是有人让他写，他

才写的？”高岗说彭德怀的“屁股坐歪了”，彭德怀说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怕什么？彭的这些

话给反映上去，深遭人忌。高岗、饶漱石的一唱一和的“大闹财经会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回

应，现在的党史教科书上只列出高岗、饶漱石两个人的名字，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单

练”，是非常不客观的。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很快接见了高岗和张明远，毛泽东当面

表扬高岗：“东北的工作搞得比较好……你们季候还要搞得更好……东北要带头。”（注 76：

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 382 页）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不久的 1953 年 9 月，中央又决定召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这次

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意在修正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某些“错误”，这次会议的

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习仲勋、胡乔木、杨尚昆、钱瑛以及六

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加强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

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可是，会议一开幕，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就指责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1953 年之前工作有六大错误，称中组部在干部遴选上存在“宗派、圈圈”

的思想，领导上有“右倾思想”等，而谁都知道 1953 年之前的中组部部长正是彭真，彭真的

背后自然是刘少奇。郭峰发言之后，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李士英也起而回应，不点名地

指责刘少奇。10 月 14 日，本来参加粮食紧急会议的张秀山也被拉倒组织工作会议的现场做

了长篇发言，张秀山的发言批评了安子文、薄一波，坦率地指出了中央组织部在工作中的不

足和缺点，这与某些人带着纯然的“整人”的目的发言是不同的。但是，这些人的发言总体

都是指责中央组织部和安子文、薄一波的，使得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成了讨伐刘少奇、彭真、

安子文等人的又一阵地。这是继“大闹财经会议”之后又一次打击刘少奇的有预谋的政治表

演。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再一次提出安子文拟就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的问

题，而会场内外传递的“小道消息”更是漫天飞舞，本来一些是刘少奇、周恩来在同少数中

央领导同志之间的正常的工作谈话都给揭发了出来，搞得一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疑神疑鬼。这时，中央宣布暂停会议，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刘少奇在批评完安子文以后，

也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一些其实并非他的责任的“责任”，邓小平则说：“子文同志也有成

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中共中央看到组织工作会议的部分目的

已经达到，决定结束，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刘少奇再次做了自我批评。

“批薄射刘”、“讨安伐刘”之后，高岗打出“拥林反刘”的旗号。说起来这个旗号并不

是高岗自己要打出来的。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

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高岗还说：他去毛主席那里，主席问他谁当部长会

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主席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注 77：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 793 页，此处另可以参见李立群的回忆，李立群对

记者李肃说过，毛泽东的确让高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见李肃采写《1949 年之后：高岗遗孀

喊冤》一文，还可以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高岗还说毛泽东讲过，陈正人同志应该担

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就是刘少奇不通过。陈正人表示要保卫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我们这些

人要组成统一战线。还说让和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多通通气，关键是林彪那里，要经常走动，

林抓主席的思想很准。高岗说我就是拥护林彪同志出来，让他做部长会议主席或者兼总书记

也行，就是不能让大权旁落到白区党的手里。 从高岗和陈正人的这次谈话中可以了解到，高

岗这是已经成为毛泽东首选的两个站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候选人之一了，另一个则是一直称病

的林彪。通过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的两次较量，党内推举高岗、林彪的呼声明显增强。

彭德怀还邀请高岗去做部队的财经情况的报告。1953 年 12 月 4 日，彭德怀更是提出可以把

军委的日常工作也交给高岗主持。（注 7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556、565 页）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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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号称“党内圣人”的罗荣桓也推荐高岗。（注 79：《罗荣桓年谱》，第 760 页）但是，高岗始

终坚持拥戴林彪出来，饶漱石也是这个意思。高岗说过：“我就是拥林反刘，刘（刘少奇）一

贯不稳，这是毛主席说的。”

彭德怀、罗荣桓、陈正人、林彪、罗瑞卿、谭政、谭震林、黄克诚等对高岗的支持外，

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陈赓、李锐、习仲勋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陈赓与薄一波素

来不睦，延安“七大”前，陈赓就向中央反映过薄一波有过被捕的经历不宜担任候补中央委

员的候选人，遭毛泽东否决。1948 年，华北地区土改大搞“贫雇农当家”，有人借机整陈赓，

连陈赓的东西也进行搜查。这些不愉快的往事高岗自然清楚，所以，一批薄一波，高岗就去

找陈赓，让他在会上开炮，“报一箭之仇”，陈赓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向周恩来告发了高岗。

（注 80：《陈赓传》编写组著《陈赓传》，第 472、473、800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第一版）李锐作为高岗在东北时期的秘书和助手，一度受到高岗的信任，但李锐却因为长

期接触高岗，对高岗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1950 年他与黄克诚坦率的谈及高岗：“其一，此

人根本不读书，文化很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

斥甚至记仇。”黄克诚不同意李锐的看法，反而认为中央对高岗的重用是对的。（注 81：宋晓

梦著《李锐其人》第 235、236 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习仲勋作为高岗的老战友，

而且还是高岗推荐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人选，但对高岗在 1953 年的活动却不以为然。

习仲勋说：“少奇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代理中央日常工作差不多十年了，现在突然提出来换

掉他，这是不合适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新中国刚建立，一切还都要团结为主，

不能东搞一下，西搞一下，让敌人看我们的笑话。说我们是朱元璋坐龙庭，李自成进北京。”

事实上，这还只是习仲勋表面上的看法，私下习仲勋曾经对几位原陕北的老战友透露过自己

的隐忧：“我们陕北这些同志不要动辄就有”陕北救了中央“的念头，这是老黄历了，现在

好谁也不要提。主席选择接班人自有他的看法，我们这些人不能作参谋，也做不了参谋，做

好做个局外人……井冈山下来的同志可以多说一些，他们有那个资本，我们就不要多说，更

不要去出头，……他（指高岗──引者著）现在这么做，不合适，对他自己也不好，……党

内的人事一向 敏感，他并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人，我对他现在的做法不理解，也

很担心。”（注 82：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习仲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上册，第 55 页）

这些人的反对意见虽然一时还没有形成气候，可随着高岗在两次会议中打击面过宽，不

但刘少奇系统的人普遍受压，周恩来的政务院系统也横遭指责，而新近来京的邓小平对高岗、

饶漱石的“上窜下跳”尤其不满时，这股力量也就不断地得到了加强。陈伯达后来说高岗是

“草包”，虽然不全对，可也说明了在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前后高岗的某些表现的确操之

过急，给对手提供了反击的空间。这在 1953 年 11 月以后便逐渐露出苗头，而 早捕捉到这

一苗头的却是毛泽东。

第三节

高岗自杀前后

1.毛泽东决定抛出高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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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1953 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免去薄一波担任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第一副

主任、财政部部长的职务，由邓小平接替。这是已经被批得“遍体鳞伤”的薄一波大有“倦

勤”之感，他在 8 月 22 日应召同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提出准备到下面去工作。毛泽东没有同

意，毛泽东提出让薄一波去找谭震林、邓子恢谈谈，薄一波颇有怨气地说：“现在不找他们，

不欠他们的帐。”毛泽东转而又提出找朱德、彭德怀谈谈，薄一波接受了：“两位老总那里一

定要去谈谈。”这次谈话虽然结束了薄一波准备“下去”的顾虑，但仍旧没有给薄一波带来实

质性转机，8月 27 日，毛泽东把卫生部的头头的检讨发给薄一波，让薄对照学习，薄一波并

不同意毛泽东的转发意见，读后心情很不愉快，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违心地承认毛

泽东送来的材料对他有所“帮助”。这样，毛泽东才透过陈云、邓小平允许薄一波在 9 月 7

日外出一个月转一转。11 月，薄一波把转出去看看的一些感受、见闻写成报告呈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又不高兴了：“我是让你到全国各地跑一跑，你只记得一个华北！”（注 83：薄一波著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176、177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一版）薄一

波动辄得咎、四处碰壁的窘境让他深感不快，他准备去找刘少奇谈一谈，但当他了解到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的一些内幕以后，遂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眼下刘少奇的日子不见得比他好过。

由于“倒刘”的动静越来越大，已经引起党内高层的普遍关注。11 月，刘少奇在陈云的

陪同下到高岗处检讨自己的“错误”，能让刘少奇这样一位党内第二号人物主动对高岗认“错”，

其背后的巨大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高岗当时的态度还是很热情的，但不敢做任何结论性的解

释，随后高岗通过有关人把同刘少奇的谈话传递给了中央。过了一周，高岗才发出话来说刘

少奇也是“假检讨”。不断涌动的“倒刘”的暗流引起党内高层的普遍关注，有些领导人对于

不断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已经啧有烦言，关于这一点，林彪、陈伯达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向毛

泽东汇报。这里要重点提议下 1953 年 11 月 26 日林彪给毛泽东传递的消息，据称，林彪认为

高岗“活动太紧，已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陈伯达则同毛泽东说：“高岗搞得过火了，现

在是激起了民愤。”毛泽东打断陈伯达的话说：“什么民愤，不过是官愤、华北愤而已！”到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准备收网，却也多少感到了问题已经不再完全沿着他当初设计的轨道前行

了。

陈伯达

1953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再度“投石问路”，在这一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

泽东提出在他外出期间有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本来是自 1943 年以来形成的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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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例，特别是中共“七大”以后，这种情况可谓约定俗成。可毛泽东这次却忽然把这件事当作

问题提了出来。刘少奇比较识趣，首先推辞了，他说：“还是轮流由书记处的同志主持好。”

高岗马上表态同意：“还是轮流吧，轮流好。”以往的党史教科书总是强调只有高岗赞成搞“轮

流”，借此说明高岗的“野心”的“暴露”，其实，这是断章取义。当时在会上赞成轮流的不

但有高岗，还有朱德，朱德表示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搞轮流。（注 84：吴殿尧主编《朱德年

谱》，新编本，下卷，第 1462 页）倒是彭德怀表示不同意见，彭德怀说：“我不赞成轮流主持，

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很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

来主持。”毛泽东不确定第问：“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刘少奇仍旧推辞，彭德怀说：

“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就这样，在彭德怀的支援下，刘少奇再度

于毛泽东外出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会后，高岗不无悻恼第质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主持，

彭德怀说：“这是我的认识”，高岗听后非常生气。（注 85：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565

页，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一版，此处《彭年谱》记载的时间是 12 月 24 日，但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第 279、280 页上记载提出轮流一事是在书记处会议上，

《朱德年谱》新编本也持同样意见，今从《毛传》和《朱年谱》的时间确认即 12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

书记处会议刚过，有关高岗私生活腐化堕落的材料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前。高岗私生活

的腐败在党内高层并不是秘密，只是因为一直受到遮掩而不被追究。高岗的这一毛病早在红

军时期就给黄子安等人揭发过，李锐这些跟随高岗的工作人员也有过类似的评价。但高本人

并不知收敛。高岗在北京的住处多次举办过”家庭舞会“，受到邀请的高级干部很多，甚至

周恩来、彭德怀也在受邀之列。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周恩来》转引以为在周恩来身边的

工作人员的回忆：”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

临。……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第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

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

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

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

两次。因为权延赤这本书的文体例属于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所以，文学色彩比较浓厚。但

也多少从侧面反映了高岗的所谓的“家庭舞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

说周恩来曾经应邀前往，发现舞会“很不像样”，当场“不辞而别，以后再也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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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8 月 22 日，高岗还专门邀请彭德怀去参加舞会，遭到彭的谢绝。（注 86：王焰主

编《彭德怀年谱》，第 556 页）而这些生活上的“小结”虽然不能影响毛泽东对高岗的看法，

却起了败坏高岗名声的作用。中共高层诸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任弼时、陈云

等都在私生活上严于律己甚至过着某种“清教徒”的生活，高岗既然被某些舆论公认是“部

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那么理应比上述诸人在这方面做的更为完美，至少不要低于这个标准。

而且，建国初期的党内高级领导人、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的好与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原

则问题，有些高级干部就是因为这方面做得不够合格进而被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罚，例如公安

部副部长王近山中将仅属于“移情别恋”便被撤销职务、下放基层。因此，高岗的对手把这

个东西抛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暗示。但如果反对派们仅仅是准备用这个东西来说明高岗的问题，

那就显得过于“小儿科”了。因为高岗的这些毛病，毛泽东不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是第一次

见过类似的材料。如果说这些昭示高岗私生活不严肃的材料是一块“敲门砖”的话，那么，

邓小平、陈云求见毛泽东则是敲响了党内斗争进入白热化的警钟。

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同志在 1953 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

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

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

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

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

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

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

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注 87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陈云也回忆说：“我把高岗和我谈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

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陈云所讲的即高岗说：“搞几个副主席，

你一个，我一个。”这段话历来有些争议。高岗的遗孀李立群对此有过不同看法，她说：“陈

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

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援这个轮

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

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

怎么能说是我说的？”李立群还向记者谈了毛泽东与高岗之间议论陈云的某些话题，“毛主席

更高岗说，陈云这个人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病了。”（注 88：李肃采

写《1949 年之后：高岗遗孀喊冤》）

李立群的回忆并非都是空穴来风，这里我们有必要把陈云同高岗之间的真实关系做一个

交代。陈云和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彼此的关系就很融洽，在有些问题上高岗从不对陈云隐瞒，

向前面我们提到的涉及刘少奇档案调查一事就是高岗告知陈云的。1953 年 1 月，中共中央打

算在三月里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听取“五年计划”的报告，由谁来做这份报告，显然非

常重要。高岗推荐由陈云来做，高岗并给毛泽东写信大力举荐陈云：“因为我对全国情况及不

了解，是在很难作好。陈云同志对于全国情况了解，摸得很透，五年计划的报告由他来作，

效果一定能更好些。…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也恳请陈云同志为主，他不仅情况熟悉，

且已摸过一遍，一波同志及我和计划委员会的几个专职委员一定会很好地帮助他编制计划

的。”（特注：高岗给毛泽东的信。1953 年 1 月 28 日）在这封信中，高岗以其中央人民政府

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大力推荐陈云，而且还用词谦卑，居然“恳请陈云同志为主”。

而得知高岗推荐了自己的陈云欢快给毛泽东去信转而推荐高岗，陈云写道：“关于编制五年计

划的工作，高岗同志说以我为主，这不合适。……应该以高岗同志为主。”（特注：陈云给毛

泽东的信，1953 年 2 月 8 日）当毛泽东动手肢解周恩来的政务院系统时，高岗一时身负重任，

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公开吹捧高岗说：“高岗同志来中央后，中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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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才实行五口通商。”（特注：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3 年 8 月

6 日）在整个揭批薄一波等人的系列活动中，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陈云）中，除了毛泽东以外，也就是陈云比较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这些“情

报”无疑都是高岗透露给他的。

李立群谈及的毛泽东对于陈云的观感一事也是有例可循的，毛泽东对陈云在建国后的观

感的确是越到后来越差。1967 年 2 月 10 日，毛泽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

东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要扩大，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

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叶群参加，张春桥、姚文元在京也参加，不通知陈、朱德、聂荣臻。

毛泽东对陈云的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粉碎“四人帮”后，当叶剑英提出给陈云安排进入政治

局时，遭到了华国锋、汪东兴的联合反对。华、汪对陈云的看法应该说是来自于毛泽东。（注

8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下，第 958、959、1122 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高岗所说的“搞几个副主席”并不是高岗的发明创造，而是毛泽东

的初衷。当陈云奉命征求林彪的意见时，林彪说：“除刘少奇外不要提别人了。”这话传到毛

泽东的耳朵里，毛立刻说：“难道副主席只要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我对林彪的揭

发》，手稿，1971 您 10 月 8 日）否则高岗怎么敢在陈云面前提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

会上讲：“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

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注 90：毛泽

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 年 9 月 13 日，这里所提出的刘少奇首先提倡其

实也是刘少奇秉承了毛泽东的意图的结果）邓小平、陈云“告状”的核心在于“高岗近日活

动似有封官许愿、拉拢同志们打击刘少奇之嫌”等一系列关键内容上。也正是像陈伯达描述

的那样“激起了民愤”，高岗的频频吹风、讲话、抛石头已经让党内高层认为一场政治风暴即

将来临，在国家初建、四方未稳的情况下搬动刘少奇、周恩来的地位不但不明智，而却容易

“翻船”。

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场戏目前也有收场的必要。因为至少两个目的达到了。第一个削弱

刘少奇系统的力量，至少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都已经做了检讨，林枫、彭真也即将作出

检讨，周恩来也为所谓的“分散主义”做了深刻的检查，刘、周等人的把柄乃至朱德提倡“轮

流做庄”的证据都掌握在手中，成为以后随时打击乃至打倒他们的工具；第二个将原属于苏

区系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邓小平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其实，毛 早提出以搬请“救兵”

的名义让邓小平、陈云出面参与其中已经很具深意。邓本人对于高岗掀起的这场风波并不十

分清楚，自然属于比较干净的，自然出来说话也就属于比较客观，借此毛不但提高了邓的威

信，而且还将邓 终推倒前台取代彭真的地位。彭真早于 1945 年 8 月 23 日即由毛泽东提议

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七届中央书记处实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彭真相

当于候补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弼时去世后，陈云依次递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即常委，

实际上在任弼时病休期间，陈云已经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并与毛、刘、周、朱一并组成中

共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彭真仍旧候补。1954 年 10 月 31 日，在颐年堂开会时决定，彭真

临时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特注：《杨尚昆日记》，上卷，第 126 页）也就是说这时候

彭真也成了中央常委之一。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资格的彭真在稍后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竟

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无缘，代之而起的则是邓小平成为八届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彭真

成为邓的副手。与其说是阻遏彭真，毋宁说是阻遏刘少奇。同样的一幕在 1969 年的中共九届

一中全会上再度上演，黄永胜在中共“九大”之前是同周恩康生一道酝酿新领导班子三人小

组成员之一，进入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是势所必至，但随后江青出面演出的“闹票风

波”，公开叫嚣“黄永胜进常委，我也进常委”使得黄永胜的“常委梦” 终破灭，表面上看

江青的选票固然比黄永胜要多一些，但内里则是有人故意拿江青当作幌子，阻止黄永胜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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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其背景无外乎阻止林彪集团的再度“坐大”。两相对比，加之毛泽东当面对杨尚昆所说

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指高岗──引者注）攻下去。”便会清楚毛之所以让邓出面收拾部分

残局的本来意义所在。

而启动陈云这个“杠杆”则完全不同于邓，某种意义上说陈云只是视托邓走到前台的“配

角”。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则也有现身说法的涵养在内。陈云同高岗关系素来不错，而且对

于高岗在奉命发动批刘、批薄、批彭等一系列斗争的内幕颇有心得。关于这一点，后来林彪

当面对陈云说过：“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 年 10

月 8 日，手稿）可见，陈并非局外人。而陈云多年以来深知毛的为人，熟悉毛的一些做法，

随意，从不轻易表态。即以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为例，字啊那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

等中央常委纷纷发言，连久病的林彪也不例外，毛甚至罕见地做了尽管是轻描淡写的自我批

评，然而，陈云却只字不提，以“过半年可以讲”为由谢绝毛对他的邀请。多年以后陈云透

露些许真相：“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风格，同时不能给

毛主席难堪。”（陈云谈话记录，1988 年 5 月 21 日）“和稀泥”是不是陈云的性格姑且不论，

一句“不能给毛主席难堪”算是道明了陈云当时的心计。因此，在整个批薄射刘运动的前期，

陈云很少陷入其中。直到他认为高岗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时，他主动站出来表示要

讲话，这也就是毛后来说陈云“形势好了他就站出来”的摹本。不过，毛鉴于眼下高岗、饶

漱石的某些“过火”行为已经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毛泽东既有必要让邓、陈继续频

繁曝光，也很有必要让自己走出来“以示至公”。

毛泽东现在信任的高级将领中吹风。1953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召见罗瑞卿、谭政，劈

头就问：“中央要分一、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来主持？”罗瑞卿说：

“主席如退居第二线，当然由少奇同志来主持第一线。不过……”毛泽东说：“不过什么？！

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上的人睡觉，有些人谁在

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们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

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

的副主席。他对康生同志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

没有了。他不只要达到刘少奇，还要打到我，他也会打到林彪。”毛泽东还让罗瑞卿把这些话

向萧华、邓华传达。（注 91：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 140、141 页，1994

年 6 月第一版）12 月 24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挑明：“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

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

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现在，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

中央的风这么吹（手势朝上），他的风这么吹（手势朝下），我们大家要注意，你们赞成不赞

成？”毛泽东的突然转向让高岗莫名其妙，当晚就给罗瑞卿打电话，罗瑞卿请示毛泽东以后，

毛泽东说：“快去，看他讲些什么？”罗瑞卿到高岗住处后，高岗对罗瑞卿说，要很好地注意

主席的健康，主席检查身体的时候，一步也不能离开，要看好，可要千万注意 ，不要马虎。

高岗还说：如果采取部长会议形式 ，我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瑞卿回答高岗说：我会

注意主席的健康，检查身体时也绝不马虎。至于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我估计主席可能不赞

成你的意见。何况，林彪现在身体也不好。（注 92：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

第 141、142 页）

罗瑞卿回去后即把高岗所谈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 2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搞一

个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由刘少奇主持起草。此后，毛泽东去杭州“修养”。高岗因为没

有从罗瑞卿那里得到比较有价值的东西，便去四处打探消息，这时已经有人暗中告诉高岗，

好现在就去刘少奇那里检讨，高岗不相信，他准备给毛泽东去信。此时高岗还把希望寄托

字毛泽东身上。哪知道，1954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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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

是，党内有人要打到他。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

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有人要打到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

毛泽东用手指了指翻译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

的实施，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注 93：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 413、

414 页）毛泽东径直把高岗的问题捅给了苏联人。这说明高岗的事情已经升级了。可是，高

岗拥戴的林彪却被毛泽东轻轻地从中摘出，毛泽东委托陈云转告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

还要林彪尽快同高岗划清界限，“与他分离”。这样，林彪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一下子从主角

变成了“上当受骗”。

1954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草案致信刘：“决议草案

已做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

示同意。”毛泽东特别提到林彪，“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再一次把林彪划出圈外。毛泽东建

议开一次中央全会，把决议定下来。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全会“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

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但同时，毛泽东也对刘少奇提出：“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与

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

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这里所谓

的“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是虚晃一枪，实质还是要刘少奇检讨，从字数上讲，刘少

奇的这份“有三四千字即可”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的自我检讨几乎不相上下。1 月

16 日，刘少奇再度致电毛泽东：四中全会决定在 1 月 30 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想全会

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 1 月 20 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书发上，请予审阅

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

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

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就在这时（1 月 21 日），毛泽东收到了高岗的来信，高岗承认他犯了错误，并且急于想到杭

州见毛泽东。1 月 22 日，毛泽东覆电刘少奇：“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

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

同志的觉悟。”“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

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

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

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一句“高岗同志不宜来此”已经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暂时要高岗“委屈”一下了。1

月 27 日，毛泽东对七届四中全会的有关事宜做了 后决定。但是，毛的内心是不平静的。1

月 28 日，毛泽东同杨尚昆做了一次长谈，杨尚昆的记录如下：（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各

中央局一人，军委副主席，来电和信印发全会各同志。

组一委员会审查意见，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冲淡了中心。

凯（丰）、杨（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的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为另外决议。

修改经过，由杨给以说明。

(2)文件应交××（俄文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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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评，交？登？

请考虑。准备登、交，在必要时。

对尤金是否说内容？说就要泄密。

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

即三种可能情况。

“冲”：

1 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 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 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 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

席，甚至需主回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谈话的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以；这次不好，以后还可以。

全会方针：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时可以达到“和平

会议”的。

“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陈毅）。

19 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

（富春）谈话。

四个方案：

1、去杭──不好处理。

2、主回──也不好处理。

3、由主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指定刘、周与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则请回高，并告刘周：来信已转，不必来，委托什么人

谈。

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回。

全会完毕，请邓（小平）、罗（瑞卿）立即动身，需要 10 天。20 号前二读党章（应为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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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引者注）。立即看材料，法国、美国。

2 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陈[伯达]、乔[胡乔木]同志）。

3 月 1 号讨论，由刘、周、邓负责，3 月份内开会，把人找齐，3 月内完，4月 1 日交（政

治顾问身份），刘、邓、邓（子恢）、伯达（伯达可解释）交苏共中央征求意见，5 月 1 日公

布。

新民主国家是否交？总路线文件应交。

由恩来召集谈话。

（3）会议 3 天为好，必要 4 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

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评（财经错误）。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由陈（云）、

李（富春）；薄，小平帮助。

他力免不冲，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

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请主回，极力避免。

其目的在过关。小平可以参加。

（注 94：杨尚昆著《杨尚昆日记》，上，第 100-103 页）

这份谈话记录详细、客观的记载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心态。第一，也就是 为重要的，

即极力避免毛泽东会北京，避免毛泽东同高岗会面，记录中多次提到“请主回，极力避免”

这一涵义；第二，与高岗的谈话，陈云不参加，也就是越少的当事人介入越好；第三，刘少

奇这边的薄一波、林枫、彭真必须检讨；第四，一定要给高岗出路，“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

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是决定四中全会大方向的航标，四中全

会也的确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只是没有料到的是高岗“禁不起斗”（毛泽东语）， 终还

是选择了绝路。

2.高岗两度自杀

─────────

1954 年 2 月 6 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刘少奇做长篇讲话：“我们党内产生过

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

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

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 危险的，

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

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 容易从内部

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

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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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覆敌人的阴谋。…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

情绪，他们因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

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

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

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解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

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组敌人来破坏党分裂

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态的萌芽，

就必须敲响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

的错误。”

刘少奇“点题”以后，朱德、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 44 人先后发言支持，批判高岗的

“错误”。指出高岗的问题在于“个人野心”、“分裂党”。2月 10 日，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

而邓小平则为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做了一番解释：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刘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

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

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

的简直是一些留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

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 1949 年初少奇同志在天

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

那些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

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

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 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

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

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

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

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俄我所听到的留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富农

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我说有

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是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

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四中全会前，周恩来等人考虑到高岗的为人，特别嘱咐陈赓带上手枪坐在高岗的附近，

以防意外。（注 95：陈赓传》编写组著《陈赓传》，第 802 页）同时，周恩来还在深夜召见陶

铸，让陶铸也带上枪进入会场，以备万一。（注 96：杨立著《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第 191 页）高岗、饶漱石在全会上做了检讨发言，在此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 1 月 25

日、2 月 5 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 2 月 3 日也找饶漱

石谈了话。但是，这些谈话在刘少奇、周恩来等看来还没有触及高饶的实质，2月 15 日到 25

日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有 43 人陆续发言，言辞激烈，不留情面。高岗

自 1937 年以后一路扶摇，平步青云，17 年的顺境已经让他习惯于批评别人、整别人、看别

人的窘态，如今这些“待遇”突如其来地加在了他的身上，自然难以承受。。高岗回家对妻子

李力群说：“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座谈会一直

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请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注 97：李

肃采写《1949 年之后：高岗遗孀喊冤》）高岗虽然为人粗率，却也神经脆弱，当初在陕北挨

整时就想到过自杀。（注 98：此处为陈伯达回忆，陈伯达说：“高岗历史上就有过一次自杀的

企图。他在延安时曾跟我谈到过。1935 年中央代表朱理治打击他时，他很沮丧，一次他跑到

苏区边界。四顾茫茫，感到自己处境狼狈而又无力摆脱，曾想自杀。”）此间，高岗所遭遇的

形势明显比 1935 年的还要恶劣，于是，他再度选择了自杀。2月 17 日，高岗第一次自杀（未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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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当时担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晚年对此事做了一个回忆：1954 年 2 月 17，高岗照常早上 8

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

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9 点刚过，高岗接待客人后来到值班室，要矫洪良一起去院里

散布。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有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

看看。”这些日子，高岗心神不宁，我和高岗夫人李立群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

外。因此矫洪良已有思想准备，他婉和平静地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看看什

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弹夹和子弹，高岗假装着端

详手枪，问这问那， 后说：“今天下午去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

我。”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高岗沉着脸说：“亏你

还是个老战士！怎么？还不相信我吗？”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散完步，

矫洪良赶紧到值班室给卫士长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我。我当时正在贾拓

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告别贾拓夫，与老白匆匆赶回来。回来时，已是 11

点 45 分左右了。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

屉，顺手从抽屉拿出一份信稿，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2月 17 日”，又

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

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做完这一切，

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面颊下巴，擦洗干净，还

在渗血，匆匆忙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两个信封涂上胶水，

封起来，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这时，机要秘书董文彬和我轮流上楼缠住高岗。

我下楼后，李立群赶紧上去，见起居室里没人，一时找不见高岗。正焦急间，高岗儿媳丽达

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这个套间是堆放杂

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李力群见高岗脸色苍白，样子很激动。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

群开始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似听非听。后来高岗要服务员小张把两

封信交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把两封信交给我。我们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

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这时服务员小张又被支使下来。于是，我、

小董和李力群三人跑在头里，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

紧跟着跑上楼。我跑在 前面，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决不能

这样做呀，不能呀！”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我和高

岗并排坐着，面对壁炉，看董、李二人在壁炉前烧信。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

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

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

手，枪掉在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

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

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的墙上。在枪响和

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

抱住他，一起慢慢倒在地毯上。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

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

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

时，人民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式的严峻。经过大家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

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

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可是，

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

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

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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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从我们上楼、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

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

的时候，是下午 1 点 45 分。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

委员。安志文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得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志文说：

“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

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

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

有气无力地：“喂？……”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

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安志文

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高岗木纳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总理说：“那好，以

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

这时已是下午 2 点 45 分。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

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报告中央！”我和小董点头称是。下午 3 点 15 分，总理接见了我们。

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

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我），三是防止他外逃，

跑到外国使馆去。”我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 4 点 15 分了（注 99：赵家梁口述《高

岗的第一次自杀经过》）

很快高岗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原本考虑要高岗再回西北工作，这次毛泽

东改变了主意，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注 100：叶子龙著《叶子龙回

忆录》201 页）若干年后，罗瑞卿被诬，跳楼自杀，毛泽东听说以后当时就说了一句“真没

出息”。（注 101：李雪峰著《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的内情》，载《百年潮》1998 年第四期）毛

泽东始终认为“自杀”既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直薄弱的表现，所以，在那个年代中，举凡

自杀的人往往还要在身后扣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帽子。

高岗首次自杀以后，毛泽东对高岗不再持保留态度，而是亲自上阵修改批判高岗的文章，

调门提高到很吓人的程度。毛泽东亲笔在周恩来的批判稿中加上这样一句话：“高岗的这种黑

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

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这顶帽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高岗的“死刑”。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在会上急声厉色地指

责高岗“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同志

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芒刺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见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

上的发言提纲，1954 年 2 月 25 日，手稿）

高岗的《我的反省》在 4 月 29 日的定稿中仍旧坚持自己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没有反对过

党中央，也没有真正的反对过刘少奇、周恩来。在赵家梁整理的高岗《我的反省》手稿（1954

年 4 月 29 日）中，高岗如此认为“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刘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少奇，

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 1947 年到 1952 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

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

47 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1946 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

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主持工作（后来因形势紧张未成行）。

着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 1947 年。当时赵德尊去平

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

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援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

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是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

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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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成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苏有些偏袒，

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东北解放后，也只

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不如对待

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到北京以后，

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

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

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等，这些都

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

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章的批评

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

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策气候，逐步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

来的思想，犯了大错。”“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 20 年代少

奇在奉天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

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

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的位子上拉

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

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了

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现在有人说我反

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党夺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

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

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

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四中全会和座谈会，

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说心里

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关于少奇的问题，如

上所述，我都对陈云讲过。1953 年上半年，我们一起议论过好几次，一致认为：毛主席确实

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主席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

的意愿，而且 好在八大以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议论过，这件事有谁出来挑头比较合适？

怎么搞法？谁是毛主席做合适的接班人？陈云认为这件事由我挑头 合适。要我先搞起来，

搞确实后再告诉毛主席。我都同意了。我们还说到林彪是毛主席 合适的接班人。我也把自

己的一些想法同一些领导干部交换过意见，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我说过少奇左右摇摆，

很不稳。要是有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现在主席健在还好，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主席不

在了，那还不乱了天下！关于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我向人散播过，主席讲，他

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当政府主席、议会议长或当什维尔尼克。‘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根本

不是主席说的，使我伪造的。现在有人说我假借毛主席的旗帜反对少奇，我承认这是事实。

但说我伪装拥护毛主席，却不是 事实，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效忠于毛

主席的。毛主席提出，他不在北京期间，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几个常委轮流

主持工作，我跟陈云、邓小平说过轮流好，不支持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杭州时，也

曾跟林彪、陈正人说过这个意见。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

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

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的清呀！”“七大

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

人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否则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

这次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

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要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主要是从工作实际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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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在干部问题上，少奇肯定要乘八大之机安排他的

人，这是很危险的。将来选八大代表时，我就不选李雪峰、薄一波。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

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捡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以此贬低白

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这些，我跟陈云、林彪、陈正人、陶铸、黄克诚、王鹤寿等人议

论过。现在想想，人家讲，你为什么把它捡起来？”“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

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

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即使我是真的反革命分子，真的野心家、阴谋家，

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

绝不会！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来当，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

事。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关于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去 53 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

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

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如果我真

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

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就在高岗失魂落魄之际，饶漱石也从趾高气扬的高位跌落下来，成为众人清算的对象。

饶漱石在党内素以手段残忍著称，他自己曾经公开说过：“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

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特注：黎

玉著《黎玉回忆录》，第 250、251 页）饶还有点“小人得志”的一面，当年他和杨尚昆都在

上海工作，是同事关系，彼此称呼自然无须客套。1946 年，饶漱石回延安，此时的饶已经是

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杨尚昆还像从前那样直呼其名“小饶”，但饶漱石装着没

听见，直到杨尚昆喊了一声“饶政委”，饶漱石才答应。（注 102：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其实，饶漱石在配合高岗的行动的时候多少对时局有了一点“忧患”意识，这与高岗的

完全盲目乐观还有所不同。饶漱石曾经在背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主席多次强调要以武装斗争

为主，我和高主席跟随主席的日子还是浅，不像林总他们，从井冈山就跟着主席了，我们出

力了，但我们究竟会怎么收场，谁也不敢肯定。”（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的揭发与批判》，

第 6 页）但饶漱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结局竟然是如此惨烈，加之这个人的弱点也是很明

显，那就是遇事慌张，此间受到毁灭性打击，饶漱石早就六神无主了。高岗座谈会召开的同

时，毛泽东制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负责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其中陈毅的名字是毛泽

东亲笔加上去的。陈毅与 1953 年 12 月 7 日在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把他找去，和他泛谈华东的一些事情，陈毅因为不得要领，没有多谈什么，毛泽东表

情平淡。等陈毅出来，杨尚昆也追了出来，告知陈毅，毛泽东是准备听听陈毅如实地反映情

况的，陈毅这才转回去，重新与毛泽东说起饶漱石的某些是非来。当谈及陈毅推让华东军政

委员会主席一职时，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陈毅：“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然和情况下

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其实，陈毅推让的时候，饶漱石正如日中

天，谁能知道他是“野心家”？谁又敢说他是“野心家”？至于陈毅“推让”华东军政委员

会主席这件事， 为清楚的莫过于毛泽东本人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种方面大员的职务

终拍板必然由毛泽东作出，如果毛不同意陈毅“推让”，陈毅何来如此“谦逊”？

有怎么可能“谦逊”得了？

1954 年 3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批准里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会后，毛泽东再

次找陈毅去谈话，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

扩大化的嫌疑。”此话给陈毅震动很大。（注 103：：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第 657 页）

刘少奇也向陈毅就饶漱石一事道歉，说自己看错了人云云。陈毅后来说刘少奇的道歉是“代

人受过”，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三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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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对毛泽东思想）言行成为批判陈毅的“炮弹”。在众人的轮番批判下，饶漱石彻底崩溃，痛哭

流涕的同时不断认罪。当翻译阎明复（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去看

他时，饶漱石表情木然、神态呆滞，只说了一句“小阎来了”，再无二话。（注 104：阎明复

著《1952 年随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9 辑，第 55 页）

1954 年 2 月，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周恩来想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报“高饶事件”，周

恩来告诉尤金：高岗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他想在党内占有更高的地位。

众所周知，“七大”以后，刘少奇是毛泽东 亲密和信任的人。毛泽东到外地去，都是由刘少

奇代替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想到，除了刘少奇外，自己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因此高岗认为，

如果得以打到刘少奇，那么他自然可以取代刘少奇的位置。不久前，毛泽东鉴于自己的健康

状况、工作劳累过度及年龄的原因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减少自己目前的工作量，以便能有更多

的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实际工作问题，因此毛泽东请书记处成员考虑设立党的副主

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高岗极力反对此项建议，因为他清楚，如果赞同决定，设立这样或那

样的职务，党的副主席或当的总书记职务显然会被选举为刘少奇。高岗在私下谈话中表示，

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毛泽东准备在 12 月人休假，而刘少奇知道高岗对自己的

态度，建议毛泽东不在期间，由高岗在内的 7人集体轮流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当时还是

询问了谁合适在他休假期间代替他，所有人都同意刘少奇，只有高岗一人表示反对。……全

会决议的草案已散发给中共中央委员。高岗和饶漱石清楚决议所指的，是他们的所为，并在

当前尽量同许多同志进行谈话、交流。在这些谈话和交流中，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部分错误，

但对内心的功名目的避而不谈。根据周恩来的看法，在全会上，高岗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只是为了蒙混过关。……不排除在全会上一些人揭发高岗从前与其进行的反党谈话，高岗

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些事情，进行抵赖；同样不排除他采取胆怯的做法，声明自己被逼到绝路，

除结束生命外，别无选择。周恩来说，从高岗方面来讲，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因为他将在所

有人面前受到揭发。例如，高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书记，1951 年

去世）去的地方。……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以及其他人同高岗谈话，目

的是给高岗一个摆脱目前陷入困境的机会，并加以改正。毛泽东指示，无论是报告中，讨论

时，还是在决议里都将对高岗、饶漱石不指名道姓。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不准备做

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

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注 105：尤金日记。1954 年 2 月 23 日。绝密、正本。文号：

143；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 25-35 页。）

当尤金再度同刘少奇、周恩来会面并转达苏共中央的感谢通报时，周恩来指出：就高岗的工

作量和范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饶漱石大。高岗先在西北，后在东北负责主要工作，

后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他与党的工作者具有广泛的联系，直到现在还在他们终将享有威

信。许多同志没有完全认清高岗的本来面目。利用这一切，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

误；另一方面，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央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饶漱石

是一个口是心非、善于隐藏的人，当向他指出宗派活动事实后，他惊慌失措。高岗则是应外

一种性格，表现相反，竭力威胁并用无赖的方式加以抵抗。 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

上有崩溃的成分。（注 106：尤金日记。1954 年 2 月 23 日。绝密、正本。文号：144；俄罗斯

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 36-40 页。）

这两次与苏联人尤金见面的时间分别是 1954 年 2 月 2 日和 2 月 13 日，（注 107：师哲也

回忆在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前夕，尤金在刘少奇处同周恩来、刘少奇谈高饶事件。参见《师哲

自述-我的一生》第 414 页）而且两次都提到了高岗有自杀的迹象，第一次周恩来告诉尤金“高

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书记，1951 年去世）去的地方”，第二次周

恩来又告诉尤金：“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

央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上有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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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成分。”我们知道高岗的第一次自杀时间是 2 月 17 日，也就是说早在 2 月初（高岗首次自杀

前），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就已经意识到高岗可能会有自杀的意图，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高岗的

保护措施始终不很到位，以致于高岗接二连三的采取自杀直至死亡。而且，不仅是刘少奇、

周恩来，就连”养病“的林彪都知道高岗可能“自杀”。1953 年 12 月下旬，陈云奉命找林彪

谈话，林彪当时就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回来后还向毛做了汇报。（陈云《我对林彪的揭

发》，1971 年 10 月 8 日，手稿）关于高岗自杀的责任，毛泽东在五年以后的 1959 年 8 月 16

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这事怪我，这

是个很不好的事。”（注 108：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 310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一版）可见，高岗 后能够自杀得逞，责任显然不在刘少奇、周恩来身上。而所谓的“时

间延误了”恐怕更像是一句托词。

打翻高岗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清洗他的旧部，消除他的影响。1954 年 3 月 26

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高岗的部下张明远、张秀山、郭峰、马洪、

赵德尊等人进行了无限上纲的错误批判。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周恩来、

罗瑞卿也莅临会议。周恩来曾找张明远做了一次谈话，希望张明远“深挖毒瘤”，但同时也强

调不要搞扩大化。张明远当时的感觉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党中央要把我们几个人都划入高

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的意思”。但 3 月 28 日周恩来回京之后，情况大变。林枫、罗瑞

卿一唱一和，对东北局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横加指责、乱扣帽子。林枫发言中说高岗“在

个别苏联同志和朝鲜同志面前拨弄是非、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吹嘘自己正确，进行不利于中

苏和中朝团结的阴谋活动”，这其实是给后来高岗定下“里通外国”罪名的张本。（注 109：

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 840 页）罗瑞卿则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

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张秀山、张明远等同志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注

110：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 1954 年 5 月 9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

部会议上的发言》）林枫也配合地说：“高岗并找到了某些同盟者和积极支持者，把持东北局

的领导。”（特注：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 1954 年 5 月 9 日印，《林枫同志在东北地区

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张秀山不同意林枫、罗瑞卿等人的观点，认为一位强调东

北局成了高岗的“贼窝子”是不客观的，他还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挺身为马洪作证，

但这些都没有得到林枫、罗瑞卿的善意的回应。林枫甚至无中生有的说张秀山在高岗到北京

以后“仍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罗瑞卿则教训张秀山，批

判张秀山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反党”，罗瑞卿说：“反对刘少奇同志就是反党。”

罗瑞卿还追问张秀山为什么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注 111：有关高岗查看刘少奇档案一事是

陈云在会上揭发的，毛泽东后来说：高岗背着我查少奇的档案，被陈云同志发现了。）张秀山

做了如实的回答但仍旧给扣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东北军区

副政治委员周桓为了迎合林枫、罗瑞卿，硬说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是高岗

的“五虎上将”，这一说法深得林枫罗瑞卿的欣赏。（注 112：张秀山著《我的 86 年》，第 320、

321 页，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 394 页）林枫、罗瑞卿就此向毛泽东汇报，连“五虎上将”

也汇报在内，毛泽东也很赞同这一提法，以后还在讲话中多次引用。倒是周恩来听了罗瑞卿

的汇报，不免长叹说：“东北高干会没开好，没想到这样。”东北局形成的决议《关于拥护七

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张明远事后不服，准备申述，林枫向他交底说，如果再申

述就会加重处罚，他还转引毛泽东的指示，对东北的几个人要从严处理。（注 113：张明远著

《我的回忆》，第 394 页）不久，中央决定对张明远、张秀山、马洪、赵德尊、郭峰处以降级

撤职处理，受到高岗牵连的原高岗秘书，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华明被逼自杀（未遂，后死于文

革中），其他一些干部也分别受到株连。值得一提的是曾被高岗贬低的李德仲在东北局高干会

议期间的表现。周恩来了解到李德仲受到高岗打压的经历，所以，在东北局高干会议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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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要李德仲参加，开会时，周恩来还点名问李德仲来了没有，有人借此劝李德仲揭发高岗，但

李德仲却说：“高岗下台了，罪有应得，我就不再落井下石了。”后来罗瑞卿又找李德仲谈话，

李仍旧不涉及一点他与高岗的个人恩怨。（注 114：尹西林著《周恩来智救李德仲》，载《纵

横》2005 年第三期，第 10 页）对于东北局的“五虎上将”的“莫须有”的罪名，周恩来内

心深感不安，他在 1955 年夏委托王震去看望贬在盘锦工作的张秀山，王震亲口告诉张说“总

理认为东北高干会议没有开好。”（注 115：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329 页）

1954 年 4 月，中央明确宣布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设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相

当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连串的打击向高岗扑来，高岗顿感绝望，

首次自杀不遂后，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马明方等高岗的西北老战友奉命去看望高岗，

态度冷淡、表情刻板。习仲勋一见高岗就说：“你的错误及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指自杀），

你是错上加错……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注 116：张秀山著

《我的 85 年》，第 313 页）以后又传来准备对高岗实行逮捕的消息，这让高岗感到震惊，他

是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知道逮捕以后意味着什么。处于绝望的高岗乃于 1954 年 8 月 17 日

再次自杀，终年 49 岁。计苏华、力伯畏以及苏联专家白祖比克等人赶到高岗家中时，高已然

死亡，床上发现安眠药的胶囊，后断定高岗是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的。稍后，习仲勋、马明

方、徐子荣也赶到现场，处理后事。（注 117：王凡等著《红墙医生》，第 169 页，作家出版

社 2006 年 1 月第一版）高岗两次自杀选择的时间都是 17 日，这给中共党史研究留下了一个

谜。高岗死后，毛泽东决定大张旗鼓地批判“高岗、饶漱石”，并赠给这两位本无渊源的“单

干户”一个新的“头衔”──高饶联盟。随后在 1955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

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宣布他们是反党联盟。

在高岗自杀以后，有两个人的表现需要特别说一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习仲勋。高

岗遗孀李立群回忆说：“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

了，这点我感激。”（注 118：李肃采写《1949 年之后：高岗遗孀喊冤》）中央责令李立群写交

代材料，李立群写了不少东西，习仲勋看到上面有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名字就给撕了，让李

立群重写一份，尽可能地少牵连他人。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揭发出来，成为习仲勋的一

大“罪状”。（注 119：《一九六七九月十六日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 大会纪要》，陕西师范

大学“八一”战斗队编）

“高饶事件”虽以高岗自杀、饶漱石名裂而告终，但它留给后人的遐想的空间却随着时

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就连始终肯定反击高饶正确的邓小平也在 1980 年指出：“高岗究竟

拿出了一条生命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既

然号称“反党联盟”却连个纲领性的东西都没有，连个路线都不存在，这是比较滑稽的现象。

而且说高岗“反党”、“反对毛泽东”迄今为止也没有足够的有力的证据说明这一点，倒是高

岗至死都没有承认他是反对毛泽东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曾任苏联驻沈阳总领事（1950-1952）

的列多夫斯基在他 76 岁时在莫斯科出版了为高岗喊冤的专著《高岗、饶漱石事件》，他对中

共党史研究者说：“我在同高岗朝夕相处的 2 年多的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

中国共产党的话。”（注 120：列多夫斯基与乐景河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说谈话记录，2001

年 10 月 5 日）至于赫鲁晓夫，师哲的回忆录中流露出高岗暗通斯大林以致于后来被斯大林出

卖等离奇情节更是不值一驳，因为高岗从 1937 年开始便积极追随毛泽东打击党内以王明、博

古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其痛恨莫斯科的态度党内尽人皆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扬高岗反

击“教条主义”的功劳。所谓高岗送小汽车给斯大林，高岗的秘书华明就证明高岗送小汽车

这件事是请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不是高岗的擅自决定。而且，自五十年代以后党内的

几次所谓“里通外国”的罪名加诸高级领导人都被事后证明为子虚乌有，如果真的高岗“私

通”苏联，为什么到了俄罗斯外交档案解密时仍旧拿不出一点有力的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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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高岗本与刘少奇并无隔膜，甚至对刘少奇还表示过具体的尊重。但从 1949 年邹大鹏去信

谈资产阶级问题以后却与刘少奇开始产生矛盾，并且一步步的对其进行攻讦。期间长达几乎

四年的时间，毛泽东竟然一无所知？其谁能信？所谓高岗“假传圣旨”蛊惑人心反对刘少奇

更是离题万里，谭震林、陈正人、邓子恢、谭政、罗瑞卿、萧华等哪一个不是可以直接与毛

泽东对话的亲信人物？又岂能是高岗通过“假传圣旨”便可以任意摆布的？直到 1953 年底，

毛泽东征求罗瑞卿意见时，罗也对刘少奇主持一线持保留态度，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难明内里，难道林彪也是鼓中之人吗？林彪作为高岗拥戴的主要对象，

按照党内斗争的法则竟然能够在整个高饶事件洗刷得一干二净，岂不怪哉？1953 年 12 月，

朱理治去杭州林彪的住处看望林彪，却引起了林彪异常惊恐，“9.13 事件”后查抄毛家湾发

现的林彪的日记中两次提及林彪本人梦见朱理治骂他、追赶他，令林彪痛恨已极。（注 121：

吴殿尧著《朱理治传》，第 504、505 页）这至少说明林彪在“高饶事件”中的实际扮演的角

色。然而，林彪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与邓小平一道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是打

击高岗有功，自不必说，那么林彪呢？难道是反击刘少奇有功不成？就在打击高岗时，毛泽

东转而去了杭州，避而不见高岗，且“极力避免”，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果说高岗反对毛泽东，

何以毛泽东不能当面批判高岗的错误？自建国到 1976 年毛泽东病故，其间 27 年的时间内，

中共中央全会仅有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缺席，岂不耐人寻味？“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大

搞“揪高饶漏网分子联络处”，在北京四处张贴大字报，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这些人说：“你们

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高饶事件是主席亲自处理的，不要搞了！”（注 122：张明远

著《我的回忆》，第 423 页）周恩来的这句话是深可琢磨的。高岗既倒，可加在刘少奇身上的

“罪名”却一直带着，直到刘少奇被打倒。高岗说毛泽东准备让刘少奇搞“议会”，第一届人

大开幕后，刘少奇不就做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了吗？1956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

七中全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算半个

（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

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注 123：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13 日）在这段谈话中，毛泽东把自

己和朱德、刘少奇划到跑龙套的圈子里，虽然刘少奇只是“算半个”，但也同“恩来同志、陈

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等“少壮派”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因为毛泽东说了，“跑龙套”只能维

持维持，而不能登台“演主角”。我们都知道，刘少奇是生于 1898 年 11 月 24 日，而周恩来

则是生于 1898 年 3 月 5 日，应该说周恩来比刘少奇整整年长八个多月。关于刘少奇的生日，

毛泽东不可能记得十分清楚，但是，刘的出生年份这一点毛泽东应该知道。因为 1948 年当刘

少奇年满 50 岁的时候，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小范围内给刘少奇搞过祝寿活动，其中朱德专门作

诗一首为刘少奇贺寿。（注 124：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第 1318 页，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而周恩来的出生年份毛泽

东也是了解的，何以同年出生的两个人，一个年少一点的刘少奇成了“跑龙套”的，一个年

长一点的周恩来反成了“少壮派”？高岗死前同张秀山 后一次谈话时说到：“在有薄无林的

名单问题上……没有考虑到扩散后果的严重错误……毛主席发现追查时，又没敢承认错误，

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 大错误。”（注 125：张秀山著《我的 85 年》，第 313

页）什么叫“没敢承认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说：“早在

1953 年 6 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我党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那是财经会

议召开（6 月 13 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说的 7 月 7 日），我党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

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

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值得一提的

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

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主席器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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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

一文的几点意见）其实，高岗对于毛泽东的为人曾有过一个评价，他说毛泽东是“可与共患

难，不可同富贵。”（注 127：《高岗绝不是死老虎──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大反党分子高岗

斗到臭》，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联络委员会红卫兵联队编

《进军报》第 31 期、首都工交口革命造反联络会员会编《红色工交》第 20 期合刊号，1967

年 8 月 29 日）但是，高岗包括来自“不要轻易骑上去”的林彪终究没有抵住权利的诱惑，迈

出致其死亡的关键一步。平心而论，高岗狭隘、粗暴，私心较重，还不能承担领袖群伦的重

任。但要因此说他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则不真实。退一步说，他反对刘少奇也不能说

是反党。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规定：“必须注意区

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

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对领导，不等于反党。”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岗就算是反对刘少奇

也算不上反党，何况高岗的所谓“反对刘少奇”的种种背景如本节中所介绍的那样，本非高

岗的本意。“高饶事件”那种隐衷颇多，《杨尚昆日记》1953 年日记只从 12 月 24 日开始，其

余月份日记均未被整理着收入，可见定有隐情不能外达，原西北局一位曾与高岗在陕甘边共

事的老人后来直率地说过：“高饶事件不过是主席让高岗和我们这些陕北出来的干部当炮灰，

给井冈山的那批人开路。”可见对“高饶事件”即便在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不同于官方既定的看

法。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政治事件的全貌将会逐渐明晰起来。

这里需要把毛泽东的“井冈山情节”做一简单的概述。一句“井冈山下来的”在那个时

代包含了诸多的内涵。“井冈山干部”是毛泽东的嫡系力量，对于这一点，毛自己从不讳言。

195 年，毛泽东在自己的生日晚宴上向钱学森、陈永贵介绍曾志时，就直率地说道：“曾志同

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特注：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卷，第

433 页）而赵尔陆的个人遭遇更能说明“井冈山干部”的特殊性。六十年代，在研究、制定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把原来已经设定的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之外再加一个“死官僚主义分子”，邓小平

当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把“死官僚主义分子”变成“敌我矛盾”，标准不好掌握。毛泽东马

上定义道：“死官僚主义就是不听中央的话，抗着中央的指示不办，按他的一套一意孤行。”

邓小平当即举出赵尔陆的例子出来，邓说：“按这样划，那么说赵尔陆同志算不算？”赵尔陆

是井冈山下来的干部，邓这么一说，毛边有些犹豫：“赵尔陆也要算吗？”此次会议以后虽然

“死官僚主义分子”写到了文件上，但不再作为“敌我矛盾”，而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

理。（特注：李雪峰著《华北局工作漫谈》）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赵尔陆，毛泽东从李

敏处得知，不满地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怎么还整他啊？”（见康华清著《文化大革命

中的李敏和毛泽东》，载《百年潮》1999 年 12 期，第 62 页）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

鼓吹的“双一标准”（即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其实也是来自毛泽东的“井冈山情结”。张

爱萍在回顾毛泽东对于彭德怀、林彪这两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遭到的种种截然不同

的待遇时无不感慨地说过：“彭（指彭德怀-引者注）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

林（林彪-引者注）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

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

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见张胜著《张爱萍人生记录-从战争中走来》，第 342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一版）当然，“井冈山的干部”也不是一路畅通的唯一标

志，当“井冈山的干部”遇到江青、毛远新等人时，一样也会头破血流，一样也会身败名裂。

“疏不间亲”这个大道理往往是可以管很多小道理的。

习仲勋在得知高岗的死讯后，感叹对高岗的处理过于严重，同情高岗的境遇。同刘景范、

李立群说了一句“看他们咋对陕北人民交代！”（注 128：《1967 年 9 月 16 日同三反分子习仲

勋拼刺 大会纪要》，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编）十几年后，这句感叹话让习仲勋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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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了苦头。

第五章

习仲勋蒙难

第一节

阎红彦诬陷习仲勋

1.毛、刘关系出现重大裂痕

──────────────────

高岗死后，一直套在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程子华等人头上的“紧箍咒”有所松弛。

从西北局高干会议一直到五十年代初，上述诸人都被这个历史包袱死死地压住。朱理治在东

北局备受高岗侵淩，后来调到北京，不料仍旧与高岗遭遇，朱理治担任的中财委物质分配局

局长的职务也被高岗免去，新任局长韩哲一被高岗叫去告知“朱理治这个人不好”，高岗还重

提西北历史的旧帐，让韩明白朱理治是有“前科”的人。朱理治只好被迫养病。高岗自杀，

上述诸人很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则是他们喊“冤”叫“屈”。中共中央也考虑到原来的西北

历史座谈会以及西北局高干会议中高岗的地位需要重新修正，所以，同意再次召开西北历史

问题座谈会，这是中共中央第三次出面解释西北历史问题。

1955 年 4 月上中旬，彭德怀、马明方受中共中央委托召集西北地方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

志举行了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也叫高岗问题座谈会，与会者包括习仲勋、朱理治、贾拓夫、

马文瑞、程子华、聂洪钧、阎红彦、刘景范等 47 人，这次会议开了八次，给死人高岗扣了一

堆帽子，郭洪涛借机翻案，准备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多少减

少了他头上的帽子的数量。这次座谈会也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谁决定逮捕的刘志丹和高岗？

程子华终于说了实话，是由朱理治、戴季英、程子华决定的。(聂洪钧《聂洪钧回忆与文稿》，

第 39、40 页）实际上这次座谈会并没有真正解决朱理治、郭洪涛希望解决的“问题”，所以，

即使座谈会结束以后，朱、郭仍旧要求给他们“平反”。

其实，在 1955 年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之前，朱理治这些人就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因

为高岗死了，朱理治就认为原来陕甘边这些人的脊梁骨断了，便几次故意与张策这些人为难。

越共希望交通部派船迎接他们在越南南方的游击队（当时越南南方还在美国人手里），朱理治

未加考虑就予以答应，事后陈云追究此事的失误责任，还是张策主动承担了起来。作为交通

部党组副书记兼副部长的张策在王首道征求对朱理治的意见时，张策不计前嫌，仍旧以同志

对待朱理治，但朱理治担任交通部副部长以后却几次三番地故意找茬整张策，还在王首道面

前诬告张策，引起张策的愤慨，张策质问朱理治：“在交通部相处不长的时间里，从你干的这

几件事看出，至少你的主观主义还没有改变，和你在陕北所犯的错误性质上基本时一样的。”

朱理治无言以对。(注 2：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 127、128 页）然而，今昔异势，高岗

已经被当作“野心家”、“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新代理人”给批倒批臭，西北的历史当然需要重

写。1956 年 9 月，郭洪涛再度提出申诉。1958 年，朱理治也提出申诉。1959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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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分别作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和《关于郭洪涛

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审查意见》中对朱理治的陕北“肃反”的错误定性为“还

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丹、高岗的阴谋陷害”，而且轻描淡写地将其归纳为“在思想上存在着严

重的主观性、片面性。”而且，还为朱理治原来的“拒绝迎接中央红军”平了反。对于郭洪涛，

《审查意见》中称郭洪涛不是肃反的主持人，没有诬陷刘志丹、高岗的意图，也不存在拒绝

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即使是有问题也是方法上的问题。而且，《审查意见》要求凡是 1942

年结论中与此不符的都要照此修改。应该说这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让原来的陕北的这一派

又有了“翻身”的机会，而原来陕甘边挨整的这一派再度在心里结成了疙瘩，这给后来西北

历史问题的全盘激化引发习仲勋的冤案做了一定的铺垫。

朱理治

积极要求“翻案”的郭洪涛

而中央监委的这个意见所作的铺垫还只是局部的，进入 1959 年以后，中共中央高层不断

的内讧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日渐扩大的分歧才是西北历史问题重新付出水面乃至被人利用成

为兴起大狱的根本背景。

1959 年夏季庐山会议批判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大

跃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种带有政治指令性的狂热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

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简直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农业、轻工业生产在 1959

年已有大幅下降，1960 年继续下降，农业总产值只完成 415 亿元，比 1959 年下降 12.6%。粮

食产量 2870 亿斤，减产 530 亿斤，下降 15.6%。（注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大师辑要》，第 162 页）1960 年全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 406.12 斤下降到 327.24 斤，

降幅为 19.4%。（注 4：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272、273 页）一些地方身份的群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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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多，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

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该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

则是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

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地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

“1961 年到 1962 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 150 亿斤。”（注 5：李先念著《李先念文选

1935-1988》，第 258-260 页）更为严重的是大跃进造成的居民人口的锐减和非正常死亡人数

的增加，据《庐山会议简史》记载：“中国人口总数在 1959 年是 6.72 亿，1960 年减少 1000

万人，1961 年比 1959 年减少 1300 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千分之 20 的人口净增长

率推算，正常情况下 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字应该在 4000 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 1959 年和

1962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注 6：谢春涛著《庐山会议简史》，第 282、283 页，中国青年

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 1949-1976》也承认“当时河南有些

地方（ 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而且“大量出现浮肿

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

泛滥’征购了过头粮。”到 1960 年 10 月，“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

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注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卷，第 1069、1073、1097 页）认真总结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困难和进一步解决这些困

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962 年 1 月，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 7118 人，故称“七千人大

会”。这次会议的核心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中的错误。

刘少奇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灾难和前景都做了比较切实

的估计和总结。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直接点出已经暴露出来的客观存在的问题的严重

性，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

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

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

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

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

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

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气。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为、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

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

断。”刘少奇还说：“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

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

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刘少奇还提倡大胆的认真话，他说：“有

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

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

事求是，那就是承认错误，就要做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

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

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

打击报复。这就不是事实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在共产党内，在

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注 8：刘

少奇著《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21 页、424 页、439 页）刘少奇一方面提出取消诸如“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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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一方面指责“左”不见得比“右”好，提出有什么反什么，

有左就反左。刘少奇给大跃进的诊断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造成的后果的估计和毛泽东一

个指头、九个指头的说法不相吻合甚至背道而驰，尤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这在毛泽东听来十分刺耳。随后在 2 月 21 日到 23 日于中南海西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上即西楼会议，刘少奇进一步说道：“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

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

难做斗争的勇气！”（注 9：《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549 页）刘的西楼讲话已经把党内存在的

困难迟迟不决的主因给捅了出来。

刘少奇与李先念（右二李先念）

继刘少奇的“大胆”发言后，彭真也口出真言：“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

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

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当留下

恶劣的印象。”（注 10：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720 页，中共党史

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一版）周恩来除了检讨属于自己份内的错误以外，还对与会者说：“党

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都是不行的。……

中央的责任是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都是盾，地、县都是矛。矛

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注 11：《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 4155 页，中共文献出版

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可见，周恩来也是主张直言敢说，把问题都说出来、说清楚。邓小平

也在会议上主动提出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多年以后当邓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

体核心时还是如此认为的：“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

一个人犯错误。”（注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60 页）

面对大家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毛泽东也不得不做了一个表态发言，他说：“凡是中央犯的

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

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注 13：《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1196

页）就在 1月 29 日，林彪忽然讲了一番异调独谈的话，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

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客服困难。

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

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

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

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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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和事后都证

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林彪还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

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 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

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 ，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

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

主要的一个部分， 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

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

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

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

见收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

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

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

更加强起来。”林彪的讲话刚刚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他对于林彪的讲话的感觉是相当满意

的，事后他在审阅林彪的讲话整理搞后还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

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注 14：毛泽东给田家英、罗瑞卿的信，1962 年 3 月 20 日，手稿）

毛泽东问过罗瑞卿：“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能讲得出来？我水

平差的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注 15：《三次

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07 页）据王光美回忆，“七千人大会”本来没有通知林彪参加，是

毛泽东提出要林彪到会的。（特注：黄峥采访王光美记录稿，载《党的文献》2006 年第一期，

第 19 页）而且林彪的这番讲话也不是事前指定专门班子起草的，属于“临场发挥”。也可以

说林彪的到会某种意义上与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可谓一脉相承，都是毛泽东搬请的“救

兵”。即以林彪的这番出奇的发言而论，在当时，林彪的讲话实际是给了一部分高级干部“维

护毛泽东”的印象，例如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说：“那时我们感觉到林彪挺身

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当时就有人这么说。……当时觉得林彪说得对。”

时任国家冶金部副部长的袁宝华说：“林彪的报告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而且他讲了以后，

毛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 号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对他的讲话还挺

感兴趣，感觉林彪这个人还是实事求是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

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注 16：张素华采访杜润生、袁宝华的记录，载《变局-七千人大会始

末》第 311、303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年版）然而，袁宝华毕竟不是毛泽东，在毛泽东

看来，刘少奇的讲话和林彪即席发言是有着天壤之别。“七千人大会”应该说是毛泽东和刘少

奇、林彪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也做了一个长篇的关于民

主集中制的发言，但是，这份讲话稿在 1966 年 7 月 1 日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毛泽东意见公开发

表时，却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认为发表此文在 1966 年的夏季已经“不合时宜”。（注

17：’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1966 年 6 月 30 日，手稿）毛泽东对于在“七千人大会”

上揭露困难真相，把事情说得“漆黑一团”实际是不满意的，由此对刘少奇可能日后对他进

行的某种“政治清算”也就是俗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猜疑愈加增大。后来江青说：

“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注 18：廖盖隆著《党史探秘》，

140 页，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可谓道出了内中的原曲。

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在大跃进初期包括庐山批彭和军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也有一些“左”

认识，但是，随着刘在基层走访、实地调查的时间越长、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越多，刘少奇也

就越来越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一般性的判断。1961 年 4 月的湖南家乡之行给刘少

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看到大跃进造成的惨剧认真负责地对家乡人说：“中央有责任，要

想你们承认错误。”、“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注

19：《刘少奇选集》下卷 328-331 页）这也就是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中能够很坦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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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错误和后果的由来。但是，刘少奇所说的“怕什么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

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却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的思考。大抵后来刘

少奇也感到这句话”有些刺激人“，所以，公安部党委要传达时，刘少奇告诉谢富治这句话

不要讲了。谢富治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既然不怕揭，为什么还怕传达？所

谓“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尤其令毛泽东大起疑心，就此联

想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毛泽东曾批判赫鲁晓夫“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说他曾经是斯

大林的“宠儿”，“尊重斯大林像尊重父亲一样”可是一旦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却把斯大林

“踩在脚下，打入十八层地狱，比狗屎还不如”，毛泽东多次警告全党，“不要学赫鲁晓夫”，

“做秘密报告是绝没有好下场的，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平心而论，刘少奇的讲话并非指向毛

泽东，在整个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始终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康生曾问过刘少奇：“有人准

备为彭德怀说两句话，说庐山会议的结论是不是下早了。”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发言狠批彭

德怀以后，刘少奇还主张“批彭”应该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因此还让胡乔木起草一个

“反左”的文件。（注 20：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5 页）可是，一旦听到有人

准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对彭德怀的问题“说三道四”并可能由此影响到毛泽东的权威，

刘少奇不但立刻予以制止，而且还专门在会上发表了一段不准给彭德怀“翻案”的讲话。刘

少奇说：“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坐在旁边的毛泽东，立刻插话：“只要

不是里通外国。”言外之意已经把彭德怀与“里通外国”联系起来。（注 21：王焰主编《彭德

怀年谱》，第 771 页）但是，刘少奇维护毛泽东的这些举措并没有像林彪吹捧毛泽东那样给毛

泽东留下愉快、深刻的印象。究其内里，除开政治上的主张逐渐有了南辕北辙的裂痕以外，

还有就是刘少奇根本不了解毛泽东。

刘少奇、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李锐感觉毛、刘相知甚深，纳罕他们何以 后走到分手的田地。彭真、杨尚昆也问刘少

奇的儿子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到你父亲？”（注 22：刘源、何家栋著《四清疑团》，载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 8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一版）如果一定要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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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刘相知甚深”那也不过是在四十年代，建国以后，毛、刘的关系始终处在一个“拉、打、跟”

的怪圈中，作为主轴的毛泽东，遏制刘少奇的势力发展，将其固定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不时还要给刘少奇做一“宣传”藉以保证毛的政令、思想的畅通。作为副手的刘少奇为了巩

固自己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则必须选择“紧跟”，唯独在这一点上，刘做得并不理想，

因为他总是不断掉队。第一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于彭德怀的来信已经做了批判，李井泉、

柯庆施这些人早就心知肚明此次彭德怀无疑要做了“靶子”，可刘少奇却以为可以把批彭压缩

在一个小空间内进行，甚至还要起草反“左”文件，就在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当即表示是否

应该和毛泽东谈一下，却引起刘少奇发了脾气。时候还是彭真做了刘少奇的工作，这才作罢。

这件事胡乔木说给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虽没有立刻表示什么，但也说：“啊，有这回事！”这

句意味深长的短语在毛泽东心中留下的痕迹应该是不平常的。（注 2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 15、16 页）七千人大会期间，彭真说了一些有关毛泽东错误的话，陈伯达反驳彭真的说法，

彭真又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评，这不

好。”（注 24：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721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1962 年，毛泽东看望刘少奇一家.

毛泽东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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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彭真其实也是根据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亲口谈话“不要怕讲我的缺点”这一口径来与陈

伯达进行辩论的。其实，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真，在对待毛泽东的缺点的批评方法上都没

有摸透毛泽东的脾性。黄克诚后来说过：“毛若要转弯，得由他自己主动转弯，决不肯被别人

逼着转弯”（注 25：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第 322 页）刘澜波追忆七千人大会时说：“毛

泽东同志缺少自我批评精神，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我们

很少看到毛泽东自己开展自我批评，相反，尽是压制、打击和报复批彭者，七千人大会上一

面大讲民主集中制，一面还说：‘全国几亿人，一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他在那个大会

上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言外之意，责任还是大家，而对林彪的

‘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我还不止一次的听毛泽东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昭的，没有

不亡国的’。”毛泽东甚至还指责朱德，说朱德一听到“反对个人崇拜”就“眉飞色舞”。而在

毛泽东当时看来，正是有人准备“逼着”他转弯，不但“逼着”他“转弯”，还“乐于”看到

他下“罪已昭”，这是不能容许的。尽管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给毛留足了面子，可在毛

看来这显然与他的思路不同，毛后来对江青说过：“林彪的发言（指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发言

-引者注）是小骂帮大忙，而他（指刘少奇-引者注）则是大骂小帮忙。”

然而，毕竟“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造成的危险局面已经不容置疑，如果这时候对

刘少奇等人提出的“调整”政策唱反调，势必引起党内的反感。所以，毛泽东暂时予以隐忍，

暗地里他却对江青、康生说：“搞经济看来我们不行了，还是搞阶级斗争比较内行一些。”也

就是说，毛泽东必须重新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法宝才能重新让自己走到政治前台、重新树

立其“一贯正确”的形象。而如何利用一两个突发事件作为号召全党、全国、全军上下高度

重视“阶级斗争”则是毛泽东重点考虑的方向。因此，当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耽于

旧日的恩怨是非向康生举报小说《刘志丹》时，毛泽东终于将其抓在手中，开 祭旗。

2.阎红彦告状

──────────

1956 年工人出版社出面约请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刘志丹原名刘景桂）的妻子李建彤

撰写《刘志丹》一书，旨在歌颂这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此前，刘景范署名发表的

《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在读者群中引起一定的积极的反响，工人出

版社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李建彤进行约稿。可是，工人出版社的出发点到底比较单纯，

而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则思考得更深。刘景范思考的时间正是郭洪涛等人鼓噪“翻案”的那

一年，因为高岗的问题，使得刘志丹的历史也成了一时难以触摸的敏感问题，刘景范不同意

妻子接受这样的写作任务，容易引发是非。然而，刘景范、李建彤的犹豫很快被包括他们自

己在内的主、客观因素给否决了。一方面，李建彤自己后来说：“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事迹，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形象，时时激励着我。他们太可爱了、太值得尊敬了。……

当时，我担心自己水平太低，写不好，但长期蕴蓄在我心里的火一样的激情和强烈的革命责

任感，又促使我非写不可。写，我一定要写！我要写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写陕甘宁根据地

的人民群众，通过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为中国人民

指引解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来自工人出版社的极力动员。而更深一层的则是李

建彤乃至刘景范还不甘心这段复杂的历史任由朱理治、郭洪涛等人随意拨弄。就在李建彤决

定撰写《刘志丹》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得知消息，他立刻予以坚决的反对。因

为这时，“高饶事件”已经让本来就不很宁静的西北党史旧案沉渣泛起，如果再写《刘志丹》

这类题材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可惜，习仲勋的建议没有引起李建彤的足够重视，她没有

听从习仲勋的建议，反倒很快的开始了创作之路。李建彤走访了大批的在陕北工作过的老同

志、老干部，注意从历史的角度刻画刘志丹。书写得很顺手，1959 年夏《刘志丹》的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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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修改完成，这时候的《刘志丹》一书的体裁已经改为长篇小说。即便是这样，后来在

送审给习仲勋的时候，习仍旧颇为担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

思想呢，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 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

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

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 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习仲勋要

求把这本书写成“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提出不

要刻意拔高刘志丹，避免给人提供攻击的口实，特别不要描写高岗，以免触及党内 大的忌

讳。这些忠告，李建彤并没有完全接受，小说《刘志丹》塑造的人物罗炎就是以高岗为基本

的。而整部小说当中刘志丹的形象也的确过于“高、大、全”，这当然也和当时的那种文化背

景有关。不过，不论是习仲勋，还是李建彤都绝对没有想把这本小说当作什么“挑战的檄文”

或者“下战表”。小说准备出版时，习仲勋还在犹豫，刘景范就去做习仲勋的工作：“陕北的

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也就点头许可了，

一场政治风暴随着小说《刘志丹》的出版拉开了序幕。

刘景范（妻子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弟）

就在写作小说《刘志丹》之处，李建彤也走访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

政委阎红彦。阎红彦在延安揭发高岗，受到了来自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压力。如今高岗自

杀，验证了阎红彦当时的部分评价，毛泽东也不得不利用开会的机会对阎红彦做了一下自我

批评：“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注 26：《阎红彦传略》，第 113 页）

这件事很让阎红彦风光了一阵。如今看到李建彤竟然如此“不识时务”提出写刘志丹，不禁

有些恼火，他第一反应就是不要写刘志丹，要写就写谢子长。在阎红彦看来，“西北地方 早

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

看作是西北地方的 高负责人，在 1930 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1931 年成立

的中共队委会和 1932 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四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

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

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后来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小说《刘志丹》

的责任编辑）借阎红彦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阎红彦请教一些西北历史问题，阎红彦说：“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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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

跑……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阎红彦的话引起何家栋的反感。（注 27：邢小

群著《何家栋访谈》，载《往事回忆》第 102 页）但是，何家栋以及李建彤、刘景范都没有从

阎红彦的这句话中听出他的“杀气腾腾”。

1962 年 7 月 21 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上卷），他

在简单地看了几篇以后就武断的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

代的历史”。7 月 23 日，阎红彦给作者李建彤写信阻止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信中说：“写

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

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

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

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的这封来信。随后，小说《刘志

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8 月上旬，阎红彦看到小

说《刘志丹》连载，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报告此事。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

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第一版）的第 171 到 183

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特别是第 174、175 页中居然

刻意掩盖阎红彦向康生报告的事实，手法可谓拙劣至极。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

难掩其破绽百出。关于阎红彦就小说《刘志丹》报告康生一事，算得上史不绝书、比比皆是。

例如在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的 1095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

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陈清泉等编撰的被称为官方正史的《陆定一

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的第 462 页中也说到：“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

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 邱石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

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一版）所载文章《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对小说《刘

志丹》的批判》中也说明是阎红彦报告的康生。（该书第 257 页）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撰写的《曲

折发展的岁月》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一版，2004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的第

518 页也记载了阎红彦向康生报告的过程。如果说以上这些书的版次都在李原的《只唯实》

一书之前的话，那么，《马文瑞传》编写组撰写的《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一版）中仍旧指出阎红彦向康生报告小说《刘志丹》一事。（详见该书第 466 页）而且，

《马文瑞传》的作者是这样写道：“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发表的该书部分章节，又建议全

总领导停止刊载，接着报告了康生、杨尚昆。”请注意这里面，“康生”在前，“杨尚昆”在后，

也就是说阎红彦先行报告的是康生，然后报告给杨尚昆。然而，李原却闭口不谈阎红彦告状

给康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种公然的选择性失明的解读历史居然奢谈什么“只唯实”，实在

令人感到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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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康生

康生得到阎红彦的报告，如获至宝，很快向上反映。1962 年 8 月 24 日，康生写信给杨

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9月 3日，阎红彦第二次去信给杨尚昆，

提出两点意见，还是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

次召开座谈会，谈谈西北历史问题。他哪里知道，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泽东

已经和康生就小说《刘志丹》的问题通了气。早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彭德怀有感于刘少奇的

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和“里通外国”的暗示、指责写了万言书，为自己抗辩。这件事引起

了毛泽东的注意和极大的反感。1962 年 8 月，毛泽东与柯庆施、陶铸、王任重说：“我对彭

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他平反。”（注 28：谢春涛著《庐山会议简史》，第 260 页）1962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又说：“现在是国内国际、天上地下，看到了一点错误，太阳黑子，就

拼命攻击，乌龟王八相连。”也就是说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看作是“算账”、“翻案”，

同国际上反对中共的势力做等量齐观。在毛泽东、康生就小说《刘志丹》一事通气后，这件

事很快就升级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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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康生手迹

1962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子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

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

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

级也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这张纸条是康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当

场宣读的，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张纸条的真实来源。1967 年 9 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工

作会议上，康生谈及了这件往事，康生说：“主席（毛泽东）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

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就说这

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后来，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

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 年我们

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安、彻底的

清洗出去……有的人写政治小说，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账派……”

由此可见，纸条本身已经毫无异议，问题在于毛早就确认要把文艺界作为政治大清洗的突破

口，小说《刘少奇》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而已。

由于毛泽东给小说《刘志丹》定了性，所以，与会者立刻闻风而动，对小说《刘志丹》

乃至习仲勋、刘景范口诛笔伐、大肆叫嚷。实际上，这些人比起阎红彦的“阶级觉悟”还是

差了一大截子。9 月 8 日，就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阶段，被李原封为“只唯实”的中

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就在西南组发言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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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完成的……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

传高岗。”在这里，阎红彦说习仲勋以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这是无中生有的诬陷。小说

《刘志丹》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叫做崇炎，后来改为罗炎。据何家栋介绍，小说《刘志丹》中

提到这位号称是以高岗为原型的罗炎一共只有两处，一处是刘志丹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

委委员罗炎，罗炎交给刘志丹两份文件，还问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

啥问题？”第二处是刘志丹南下失败，回到照金，见到了罗炎，罗炎也只说了一句话：“大家

盼你眼都盼穿了。”（注 29：何家栋著《阎红彦的代理人想干什么？—给邢小群的信》，载《往

事回忆》第 119 页）这两段再普遍不过的描述从哪里可以看到是给高岗翻案呢？阎红彦的谈

话整整比康生递条子、毛泽东阐述早了半个多月。康生也接着阎红彦的话继续评击小说《刘

志丹》，康生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阎红彦与康生一唱一

和，震惊了会场内外。而毛泽东点名小说《刘志丹》以后，阎红彦更是公开批判习仲勋是《刘

志丹》的“第一作者”。阎红彦、康生的发言在全会的总 72 号简报刊出以后，引起了爆炸性

的轰动。（注 30：“陈清泉等著《陆定一传》，第 462 页；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6 页）习仲勋后来回忆到此说：“1962 年夏天，……

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

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

为高岗‘翻案’。”（注 31：《习仲勋文选》，第 314 页）习仲勋文中所指的“某人”已经不言

而喻的了。何家栋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认为连阎红彦都没有看过。因为他就是这么个思想：

谢子长和他才是正确路线代表。谢子长在他初到陕北时就牺牲了，当然就是他代表。你不能

写刘志丹，只能写谢子长。他没有看，并没妨碍他给小说定性。他说，小说的主题是：“南有

井冈山，北有永宁山；南有毛泽东，北有刘志丹”，是多中心论，和毛主席争革命正统。……

现在回头看，问题一发生，李建彤就处于劣势。阎红彦当过二十几军军长，根本不把李建彤

当对手。他想翻案，撇开历史是非，紧抓政治要害，揪住小辫子不放，硬坐实你为高岗翻案，

反正都没有看过书，也好糊弄。先将你置于为自己辩诬的地位，叫你没有还手之力，就把她

彻底孤立了。等到哪天查清楚，人家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历史是非问题一变而成为政治问题，

而且又切合阶级斗争主题，就只能挺着挨打了。”（注 32：邢小群著《何家栋访谈》，载《往

事回忆》第 105、104 页）阎红彦的告密乃至污蔑、无中生有的栽赃给这场现代文字狱提供了

充足的“炮弹”，是导致习仲勋蒙难的主要诱因之一，这是阎红彦一生都洗刷不掉的 大污点。

毛泽东本人其实并不相信习仲勋会搞一个什么小说来“反党”，更不会轻易的冒险给高岗

“翻案”。据习仲勋的秘书田方回忆：在 1958 年夏季一天下午，习仲勋兴奋第告诉我，刚才

毛主席让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一见面就用慰勉的口气发问：“仲勋，

怎么样？还有包袱吗？”（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的审查中确定与习仲勋毫无关系）习答：“我

早已没有包袱了！”毛又说：“那就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人在游泳池亲切第闲谈了一阵。（注

33：田方著《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载《炎黄春秋》2002 年第八期）就在习仲勋因为“小

说反党”被打倒以后，毛泽东仍旧与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仲勋是个好同志，

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

那次说的话是泛指。”（注 34：《习仲勋文选》》第 317 页）这次同张仲良的谈话是在习仲勋被

打倒以后进行的。可见，知道这时毛泽东仍旧不认为习仲勋在这次所谓的“利用小说反党”

事件中扮演什么关键角色。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把小说《刘志丹》这件事上升

到如此高的高度以致于 兴师动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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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下放落马时的习仲勋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刘少奇在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 后一天会议中谈论小说《刘志丹》

的有关讲话吧。刘少奇说：“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

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

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

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毛泽东此时插话：“提出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

奇又说：：“《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

财吧。”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

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

介石一样。”毛泽东补充说：“彭（彭德怀）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注 35：丛

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19-523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表面上看是批判习仲

勋内里还是纠缠于高岗、彭德怀的旧账，更是将其与当时“反修”、“防修”等阶级斗争大主

题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小说《刘志丹》牵扯到高岗问题，而高岗是反对刘少奇

的，再度打击“死老虎”高岗自然对刘少奇有利，而压制彭德怀翻案自然又是对毛泽东有利

的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即便是牺牲了“好同志”习仲勋，也一样是“利大于弊”。

习仲勋全家合影（后排左一为习近平）

毛泽东说过：“有人不愿意走、不想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要推他、拉他、帮他，实在不

行，就让他挪挪位置。”（注 36：张素华采写《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一些问题的思考-赵家梁

访谈》，载《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 314 页）换言之，这次利用小说《刘志丹》事件打击

习仲勋乃至打压彭德怀、邓子恢是毛泽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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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对于一个已经被毛泽东认为有了一些分歧的刘少奇，毛泽东尚抱有一点“拉他”的余地，希

望刘少奇能够“跟上”他的“社会主义步伐”。而刘少奇始终把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信条，在

他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高岗的阴谋可能就得逞了”，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在“小说《刘志

丹》利用刘志丹宣传高岗”这件事上表足态度，更要在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阶

级斗争”等大战略上深加赞同。在此之前即 1961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

一再强调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

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了下来。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

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

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

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注 37：刘少奇著《当前

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刘少奇还在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不允许“把责任放在……

哪一个人身上”还强调这不是“路线错误”。而在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刘少奇又担

负起毛泽东亲手交给的“四清”的重担。可以说是亦步亦趋，步步紧跟。一位元老曾就毛、

刘关系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感受，他说：“少奇同志讲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看起来也很左，

但是你要搞清楚这是为什么？他那么做其实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有些话主席不便说的，少

奇就先去说，有些事也是这样，少奇就去做，主席也说了，他要是先发话，有些事后来就没

有余地了，中央的几个领导先替主席说说、做做，这对主席观察、思考问题都有帮助。……

少奇同志后来发现了很多问题，他忍不住对主席说，我们不能这么搞了，老百姓太困难了。

主席就火了，说你不搞，有人搞，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还要走！” 这番谈话道出了毛、

刘关系的一个侧面，但并不完整。我们前面提到过，建国后，刘少奇始终在重大问题上紧跟

毛泽东，虽然有的时候出现过不和谐的局面，但刘很快调整自己的思路争取与毛泽东“合拍”，

这是刘保证其接班人地位的一种手段。然而，刘毕竟不是毛，他的经历、学识、素养与毛有

着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一旦遭遇到特殊的历史环境便会一点点发酵起来。在对待“大饥

荒”和“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刘不自觉的流露出一丝“民本”的思想，他激动地对毛说过

“人相食，要上书的”的话，也一度对彭德怀的上书本身留有些许余地，这些现象都被毛看

在眼中，这也就决定了刘 终是跟不上毛泽东的。其实，不但刘少奇，包括后来的林彪、周

恩来、邓小平这几位“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第一副手，又有谁真正地跟上了毛泽东的

政治步伐？可惜的是刘本人浑然不觉，“四清”运动，刘的有些做法明显是“极左”，伤害了

不少人，这件事成为刘在政治上的败笔。1966 年彭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较量中应声

落马，而此时的刘少奇不知是出于自保还是继续紧跟毛泽东的原因，对来访的越共领导人胡

志明说：“我们身边的赫鲁雪夫已经揪出来了，就是彭真。” 当刘少奇自己岌岌可危时，毛提

出召见他，这是毛、刘生前的 后一次见面，刘主动提出辞职，毛并不表态，而是要刘“好

好学习、保重身体”，并给刘推荐了三本书，分别是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

械人》和《淮南子》，刘少奇如奉至宝地让下边的人去找来，结果除了《淮南子》一书找到外，

其他的两本都没有发现，刘少奇这才明白：“书名不对。”(据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载

《实话实说福禄居》，第 251 页） 毛经常给人扣上“机械唯物主义”的帽子，而海格尔（又

作海德格尔）又是这一领域的知名人物，何以连他的主要作品的名字都会搞错？事实上，海

格尔的主要作品中根本就没有名为《机械唯物主义》这本书。狄德罗的重要作品中也没有毛

所提出的《机械人》这一部。三本书中，两本书都不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偶然？

至于刘后来向毛提出的辞职一说，毛为什么没有回答？还是江青一语道破天机：“刘少奇真是

死不改悔，他都死到临头了，还惦记他的那几顶帽子（指刘少奇提出辞去的国家主席、政治

局常委、毛选编委会主任三项职务－引者注），他辞不辞职，还不是一个样？无产阶级的革命

群众早就不允许他干下去了。”可以说直到这时，刘还是没有看清楚毛泽东。

应该说，打倒习仲勋是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的 后一次“合作”，几年以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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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就成了他口口声声批判的“彭、高、习”的“总后台”。这自然是刘少奇个人的悲剧，同时也

未尝不是刘的喜剧，因为刘如果能够一直紧跟毛泽东的话，那么他的政治结局也不会像今天

这样光明的收场。

文革中惨遭批斗的王光美

被批斗中的刘少奇

既然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那么，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

重中之重。在批判习仲勋的现场会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被“请”了出来，现身说法，“控诉”、

“揭发”高岗同习仲勋的“密谋”。李力群揭发习仲勋在高岗死前曾经有过一次密谈，这次密

谈的内容，被李力群归结为三点：第一，习仲勋“劝说”高岗与刘少奇等人斗争到底； 第二，

高岗、习仲勋继续鼓吹“陕北救了中央”； 第三，习仲勋交给高岗的儿子高毅（小名高老虎）

一把手枪，让高毅为父报仇。李力群的三点揭发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高岗、习仲勋既然是

“密谈”，李力群怎么知道的？高岗的儿子高毅远在西安，习仲勋给这个青年人一把手枪，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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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里迢迢从陕西跑到北京来“为父报仇”？这比演义还要荒唐的揭发居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联系到 1965 年 12 月为批判罗瑞卿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所谓的刘亚楼临终四点意见，两者

竟有惊人的相似，而其实质都是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其实，不仅是像李力群这样的“死老

虎”要为揭发习仲勋添砖加瓦，就连在位的封疆大吏诸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等人也

必须表明态度、狠揭习仲勋。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奉命找张德生谈话，希望他对习仲

勋的批判“立新功”，张德生无奈之下，只能牵强附会地给习仲勋列举了八条“罪状”，其中

重要的六条如下：1、1949 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

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2、1950

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

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

字都不能改。” 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 4、

在 1961 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5、习仲勋的家

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

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揭发下，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习仲勋专案审

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包括康生、贺龙等）据此定案，习仲勋从而遭遇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

灾。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当然也难逃“法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

文奉命审查刘景范，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回忆：“1962 年 10 月 23 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

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到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

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着，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

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

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

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 16785 人，其中 229 人被打死、75 人被逼疯、53

人严重致残。诬陷习仲勋的阎红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行为，

愤而自杀。但是，小说《刘志丹》的风波还没有完结，“文革”结束后，少说《刘志丹》一度

松绑，再次与读者见面，而且，成了上中下三卷，据何家栋回忆：这一次写的，路线斗争不

仅没有削弱，反而更突出了。以前还有所顾忌的事情，现在是撕破了脸，放手去写了。阎红

彦那一派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了调查组，重新调查。 后胡耀邦决定停止发行。也许是不

想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息事宁人吧。（注 38：邢小群著《何家栋访谈》，载《往事回声》

第 112 页）三卷本的小说《刘志丹》 终被停止出版。（注 39：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

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初版时曾经有过关于阎红彦告发一事的记载，稍后还有关于小说《刘

志丹》在八十年代被禁止出版的论述，但是，2008 年 1 月第一版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两处都被删除，不再提及。）这还只是一个开头，有关

西北历史问题因为郭洪涛的自我翻案再一次的被提到了桌面上来，成为一批领导人争辩的焦

点。

附录

《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作者温相答问录（上）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2008 年 10 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将一段 光

血影的惨烈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该书的作者温相认为，笼罩在重重黑幕下的陕北“肃反”，

既是从中共创始前后就肇始的党内恶斗的延续，又是高层后来交锋乃至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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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无论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1954 年“高饶反党联盟”，还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及 1962

年以小说《刘志丹》为导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这场“肃反”的引申和变异；要认识

“文革”中毛泽东先后整垮刘少奇和林彪，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必须在

陕北“肃反”中找到解读的钥匙。这本书沿着两大条线索——陕北肃反和高饶事件展开，不

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做出了颠覆成说的解读。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出版之后，温相应约为多维写下了关于写作体

会的专文，书面回答了采访提问。《多维月刊》已经刊出他的答问录，温相的专文将在下期月

刊刊出。

听多了“光辉”历史引起疑问

高：你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机缘的触发下，对“陕北肃反”感兴趣的？

温相：七十年代后期，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收到刘志丹烈士陵园送的一本薄薄的

小册子，基本都是碑刻图片，内中有周恩来一首诗的拓片：“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

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周恩来一生写诗不少，留下来的不多，陈毅说过，能做好总理，不一

定能做好诗人。周恩来就在这句“讽劝”下笑着接受了陈毅的意见（据陈昊苏回忆）。但周的

这首诗不但留下来了，还被一部分记忆锁定，其中包括我。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

名人叫做刘志丹，而且记住了周恩来的这首诗，上中学写作文专门引了前两句，还受到老师

的称许，说引用得当。

我认识的长辈当中有几位同西北闹革命和肃反的重要人物郭洪涛、张秀山、张明远、郭

峰、张劲夫等人关系不错，有的甚至和他们一道共事多年。比如说郭洪涛，我就很早便得知

他的大名以及他的“光辉”历史——这需要加引号：这“光辉”是在历史真相没有完全揭开

的情况下自我塑造的光辉。

高：我是读了你的书才知道这个名字，得知他虽然资格很老，1935 年 2 月就担任中共西

北工委组织部长、秘书长，陕北省委书记；1936 年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

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但他却是陕北“肃反”的 主要干将之一，

迫害了不少中共干部。

温相：“光辉”历史听得多了，反而引起了疑问。

看看刘志丹陵园提供的图片，就知道这位“人民的英雄”死后哀荣是不得了的：毛泽东、

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李维汉、朱德、李富春、叶剑英、贺龙、陈云、徐向前、王稼祥、

李鼎铭等党内党外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有题词。虽然那个时候的中共还只是在野党，但如此之

多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革命首领的身后竟然这般大动干戈的纪念，本身也说明了这位地方首

领的不同凡响。

然而，这位不同凡响的刘志丹到了建国以后反而沉寂下来了。

刘志丹的先见之明

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认定的西北三位主要领袖分别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高饶事

件以后，刘志丹也受了牵连，回忆他的文章、文字屈指可数，阎红彦写了一篇《纪念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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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谢子长》，里面还不点名的影射批判刘志丹，可见刘志丹当时的实际地位。这时候的刘志丹和

鲁迅差不多一个样子，都是表面上尊崇，其实是冷落……

高：对鲁迅并没有冷落啊？“文革”前到“文革”后，书出了不少，研究和纪念文章、

活动也持续不断，按照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重新发现”鲁迅。

温相：对，利用他的光环打击对立面，但实际上避而不谈其一生追求的精神实质。“文革”

结束以后的 30 多年，可曾有过一部专门描述刘志丹生平活动的影视作品？只有两部电影《北

斗》和《陕北牧歌》里面隐隐约约的露了一点：其中《北斗》中有周恩来解救刘志丹的那一

小段而已。据说这个片子在上映之前就打政治官司，上映以后官司一直也没有断过。再后来

就是电视剧《刘志丹与谢子长》、《延安颂》。其中《延安颂》里面有个插曲，有刘志丹主动自

投罗网的那段。

高：恐怕 1962 年小说《刘志丹》的文字狱，让人们不敢踏入这个雷区，是原因之一。

温相：唯一一部描写刘志丹的小说给打成了“反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本

身就是一大发明。刘志丹是西北革命的领袖，可刘志丹生前 信赖的战友高岗、习仲勋、张

秀山、刘景范、黄罗斌分别成了建国后几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祭坛上的牺牲品——你看看鲁迅

信任的那些人：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等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可谓异曲同工。从这些

表面上看似乎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就可以发现刘志丹到底在某些高层人物心目中处于何等地

位。

那么，是不是讲刘志丹得罪了谁？得罪了某些决策的 高首脑？也不是。毛泽东对刘志

丹还是有些好感的，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至于邓小平，恐怕同刘志丹都没有谋面，更谈不

上直接的好恶了。

高：你如何解读这种表面尊崇、实际冷落的原因？

温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刘志丹本人的印象如何，而在于对刘志丹这个人思想上的

认同与否。刘这个人虽然是中共的地方首领，但在他的言行中，能看到某些思考或者说主要

精神是比较“前卫”的。 值得注意的，就是刘志丹死前同习仲勋的 后一次谈话中说了这

么一段：

“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

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

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

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我觉得

刘志丹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算作一句“政治谶语”，中共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历程几乎一点不差

的走上了他生前 担心的极左路途。

你看，刘志丹说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这点和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信

中提到的一模一样，而且这句话也 让毛泽东忌讳，为什么忌讳？无非是触到了痛处。

还有这句：“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

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这句话活脱脱地映射出毛泽东在五六十年

代种种蛮干。据李锐考证，毛本人虽然自奉是马克思、列宁在中国的传人，但其本人阅读马

列经典著作屈指可数，大约只精读过那么有限的两三本，而且毛始终在经济建设等问题上，

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刚愎自用、任性而为，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冒

进等等，给中国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深远的灾难，至今没有完全肃清。

刘志丹是在东征之前同习仲勋说的这些话的，指责的矛头不可能是针对毛泽东，那时候

的毛泽东还不具备领袖全党的地位；刘志丹也不可能预知几十年后中共会走这样的险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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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他从陕北肃反中得出的切肤之痛，得出的血的教训。这与刘志丹一生

反感“左” 的东西，反感“宗派”，反感利用宗派情绪来打击异己的“肃反”有着直接关联。

刘志丹说：“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

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种种作为

不正是给这句话做注脚吗？毛本人 后不正是“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吗？刘志丹骨子里的

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反封建，其实鲁迅也是一样。惟其如此才会与毛的思想格格不入，而他

们的信徒也才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毛的清洗、清算。毛泽东对罗稷南不是说过，假如鲁迅活到

建国后无非沉默和坐牢两种可能吗？

法官和历史学者靠的都是证据

温相：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刘志丹两个关系比较亲近的战友习仲勋、张秀山在建国后

的命运多舛，也就很好理解了，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么个道理。中国号称

“反资本主义”，喊了差不多一个甲子了，可是，这几十年下来拿的是什么东西来反资本主义

呢？李维汉晚年，1980 年 5 月 24 日，同邓小平有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谈话，也是他的个人反

思：

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

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

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

邓小平在 1980 年关于党和国家制度那篇讲话中也吸收了李维汉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所

喊的所领导的“反资本主义”（或者说“反修正主义”）正是用封建主义的那套东西来反对资

本主义，所以，非但不会领导大家走到一个比较光明的地带，反而越来越走入死胡同，越来

越走向反面。而毛的这些东西，不要看他打着什么“反特权、反官僚”等等旗号，究其内里，

早在三十年代的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肃反以及陕北“肃反”过程中就已经先行试验过了的。

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百代都行秦政制”。

高：你在研究、写作当中，接触了大量史料包括很多人的回忆录，这些材料不仅彼此矛

盾，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你判定真伪的依据是什么？

温相：历史研究者有时候与法官一样，所谓“天道无亲、史笔无情”，法官要把一个案子

办成铁案，依靠的是证据；历史学者要把历史的真相铺陈开来，依靠的还是证据。有些事情

法官可能做不到，而史官却能够做到。

高：你研究这段历史并写出来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温相：就是为了“揭盖子”，揭露真相、揭穿谎言。

这里我说的“揭盖子”，有揭“大盖子”、“小盖子”之分。先说“小盖子”：党史研究中

的为尊者讳这类现象非常普遍，比如说陕北肃反这件事的缘起其实与谢子长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因为谢子长早在延安时期就被党内树立为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所以，后来的党史教

科书中是绝口不谈他与刘志丹之间的是非恩怨的。再比如朱理治这个人，中共党史介绍他的

篇幅很少，说到肃反这段往事，也没有直接点他的名字，只是含糊地说“中央驻西北代表团

领导同志”，近年以来，朱理治的一些事情逐渐披露出来，可一样也是为尊者讳。我举个例子，

后抓捕刘志丹是谁决定的？《朱理治传》的作者喋喋不休地为他辩解说：朱在审讯张秀山

的时候便发现情况有异常，乃决定停止杀人，停止审讯云云。那么，这是什么时候？是 1935

年 10 月 3 日，可两天以后刘志丹仍旧被诱捕，这说明了什么？1955 年 4 月，“高饶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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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后中央再次召开有关西北历史问题的座谈会，地点是北京饭店，当时高岗已经死了，即便是

这样的情况下， 后当事人也都承认，抓刘志丹的决定是三个人做出来的：朱理治、程子华、

戴季英。起主要作用的或说主要拍板人就是朱理治。这个座谈会的内容，《朱理治传》作者不

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专门提及？是健忘若此？显然不是。

那么，“大盖子”又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中共政治肌体中两个根深蒂固的毒瘤，一个是

肃反，一个是宗派。这两个毒瘤始终缠绕着中共，它们是同恶相济、朋比为奸的。正因为有

了宗派，才会有肃反；正因为搞了肃反，宗派才会顽固生存下去。中共党内肃反和宗派的代

表人物表面上要首推王明、张国焘，但他们在对“肃反”的融会贯通上则远不及毛泽东，或

者说他们对于肃反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而毛则把肃反这种形式挥洒自如地融化

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

还将写一部苏区肃反史

高：揭 70 年前陕北肃反的盖子，对于 21 世纪的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温相：毛泽东曾经有一段语录：“国民党怎么样？看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看

国民党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段话

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史的某些人物和事件。陕北肃反可以说集江西肃反、鄂豫皖肃反、湘鄂

西肃反之大成，实行时间 短危害却 为酷烈、打击面 大，不但差点要了刘志丹、高岗、

习仲勋、张秀山这些人的性命，如果延续下去也必然要了中共的性命。然而，就这么一段悲

惨的历史长期得不到真实的解读，长期以来被一些人用双手掩盖，不但掩盖，而且还采用了

“瞒与骗”的手段蒙蔽大家，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2004 年 2 月第一版）中有

个叫做马韦谨的干部（县级市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曾经发出一段感慨：“世界上 坏的人怎么

会进了共产党？又怎么会当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该书第 84 页）同样的质疑如果放在“肃

反”这件事上也同样可以发出类似的感慨：“为什么每次党内肃反杀掉的几乎都是有本事、有

能力、有才华、有见解、有道德的人？而那些本身劣迹斑斑的人却能挥舞着屠 随意对别人

砍杀却不受到任何有力的指责呢？这种悲剧为什么会绵延不绝的始终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长

期上演呢？”比如说鄂豫皖肃反杀害的许继慎、曾中生，湘鄂西肃反杀害的段德昌以及陕北

肃反即将杀害的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人无不如此。难道说这样沉重的话题不值得我们

今天做认真的思考吗？所以，作为后来者，我自觉有必要把这段历史搜检出来，告诉大家，

让读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它，判断它，反思它。

高：你下一步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温相：我准备写一部苏区肃反史。《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这本书只是一

个开头，只是叙述了陕北肃反；而江西苏区肃反、湘鄂西肃反、鄂豫皖肃反包括湖西肃托我

都将在下一部书《苏区肃反史》中详细谈及。

《高層恩怨與習仲勛──從西北到北京》2008 年 10 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将一段 光

血影的惨烈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笼罩在重重黑幕下的陕北“肃反”，既是从中共创始前后就

肇始的党内恶斗的延续，又是高层后来交锋乃至政治运动的源头之一。无论是四十年代的延

安整风，1954 年“高饶反党联盟”，还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及 1962 年以小说《刘志丹》

为导火索的大清洗，都可以看作是这场“肃反”的引申和变异；要认识“文革”中毛泽东先

后整垮刘少奇和林彪，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些人事浮沉，也都能在陕北“肃反”中找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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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读的钥匙。

【温相小档案】

目前担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兼中方首席代表。

曾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供职。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十年发展纲要》，曾在《人民日报》、

《金融时报》、《金融体制改革》、《文史知识》、《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报刊上发表专

业论文三百多篇，其中部分文章获奖，有的文章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从 1997 年开始在新华社所属报刊上开设个人专栏。代表作包括《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纵横谈》、

《中国国债市场面面观》、《毛泽东研究》、《晚年林彪》、《帝国杀戮——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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