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 月 社科纵横 Jan，2018总第 33 卷第 1 期 SOCIAL 杂悦陨耘晕悦耘杂 砸耘灾陨耘宰 灾韵蕴. 33晕韵. 1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建构显然有许多问题，而

且对如何建构正在形成共识。多年前，学界就核心

价值建构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也有着明显的

争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后，似乎标志着

这一争论的结束。但是，正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

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现实的发展往往超过人们的

理论总结。人们从内容上对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多有认同，但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不

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人们的思维中有种简

约主义本能，希望用一两个词汇，一以贯之，把核

心价值说清楚，从而完成入脑到入心的转变。按照

历史辩证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一个“大

智移云”的时代，社会生活的样态之变化远远超过

人们习惯性的想象。

虽然时代发展变动可谓眼花缭乱，但并非是

杂乱无章。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事情难以看清，是

因为我们太与现实搅动而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

我们以思想的远镜头俯瞰当下，我们也许会在时

光的望远镜中看清现在，乃至未来的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收拾人心的历史得到启

发，从未来的过去看当下的未来。

现象

观察中国当代社会价值建构可以有很多角

度，可以从正反面都找出一大堆理由，赞扬其进步

者有之，谴责物欲横流者大有人在。有关中国人的

形象以及中国现实的描述在两极中震荡，批判者

和赞赏者都能找到坚实的理由。欲对其进行分析，

必须把当代社会价值图景放置到更大的时空背景

中去观察。

当下国人价值追求虽然千姿百态，但物质主

义倾向明显，造成国人并不佳的国际形象。当国人

开始有钱到世界各地开始旅行的时候，一些有关

中国人的许多糗事暴露出来，国人行为不得体似

乎正在变成世界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国式过马

路”俨然成为专有名词，锻炼身体的广场舞俨然也

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确，国外国内频频出现的

“某某到此一游”并不光彩。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

说话，旁若无人打手机，很少顾及他人感受。中国

旅客大军在给当地带去巨大消费的同时，也以行

为不得体而著名，欧洲、东南亚，甚至连台湾和香

港地区，对大陆游客颇有微词。

国内的情景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媒体频频曝

* 作者简介：成兆文，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论儒学道统对中国当代价值建构的意义成兆文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本文关注的是儒学道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建构问题的分析，认为有两个倾向值得重视：一个是金钱对价值观的宰制，造成价值观的扁平化，丧失了国人精神追求维度的丧失；一个是本能的金钱欲望没有长效的精神性因素引导，会导致即使在扁平化维度价值张力的松懈。文章还从近代中华民族命运、国外思潮以及政策引导入手，分析了当代价值流变的原因，由此以史为鉴，以汉代为例，提出儒学道统对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重要性。文章最后结论认为：中国当代价值的核心问题是铸造新的民族魂，这需要高度重视以“伏羲（女娲）—龙”为符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关 键 词】铸魂 儒学道统 精神共同体 龙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8）01-00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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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在食品、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都有层出不群

的丑闻，小悦悦事件刺痛了国人的道德良心，南京

母亲因吸毒被抓孩子饿死家里的事件让人唏嘘不

已，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至于老人

跌倒没人扶，见到危险躲着走。苏丹红、瘦肉精和

三聚氰胺事件出来后，我们看到企业家在法律介

入后，面对镜头痛哭流涕，但就是缺乏真诚的道

歉，其态度俨然是：我咋这么倒霉！为什么抓住的

只是我！当一些无良企业悄悄污染水源和其他生

态环境的时候，道德的谴责已经没有用了，法律的

界限都被突破。当今中国的耻辱感似乎荡然无存，

当有人提倡“法无所禁即可为”的时候，实际上的

情景是法无所行就敢为。当反腐风暴将一个个蠹

虫绳之以法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贪腐官员发自

内心的真诚忏悔，而是洋洋洒洒动不动“我是农民

的孩子”这样大言不惭的辩护。

建筑质量事故、医疗和食品安全事故被暴露

后，我们很少看到有官员主动引咎辞职，几年前，

孟学农辞去山西省长成为为数不多敢于担责的官

员。与陈水扁等人振振有词的自我辩护相对照，韩

国前总统卢武铉在接受检察机关贪腐调查后羞愧

难当，最后以跳崖自尽这样激烈的方式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每到节庆时候，天安门广场就会聚集数

万参观升国旗仪式的游客，游客散尽后北京的环

卫工人会开动十多辆垃圾清运车来清理广场。制

造垃圾似乎成了中国游客的标志。一些哈日族津

津乐道的是日本人在重大集会后地上片纸不留，

甚至在遭受重大自然灾难时还保持着较好的秩

序，这也似乎显示了中国当代道德建构中的问题。

当批判的眼光对当代中国道德状况给出并不

美妙图景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各个例证、各种理

由。在即时性的网络时代，某些并没有广泛性的个

案，可能被迅速吹大甚至炒作与操纵，一些网络大

V 在背后角力，使得真相被意见淹没。自我反思是

一个民族走向进步的前提，如果不是恶意的批判，

国人自戕性的道德图景描述是心态开阔的表现。

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当星期六、星期日发达国

家店面关门、举家郊游或者远方去度假的时候，中

国的产业工人却为了争取加班费夜以继日。调查

数据显示，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一族，原先

中国人津津乐道日本人所谓的过劳死，在当代中

国屡屡发生。欧债危机爆发后，世人并没有看到相

关国家变得更加勤勉节约，相反，除过花钱继续大

手大脚外，希腊等国的民众还是雷打不动每年两

个多月到海边去晒太阳。除过勤勉之外，中国人还

保持着世界上超高的存款率，当一些国家过着“今

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甚至透支未来、花子孙后

代的钱时，多数中国人还秉承强烈的忧患意识，为

了未来，为了家庭责任，过着牺牲自己休闲、透支

自己健康和精打细算的生活。同时，中国人仍然是

非常讲求亲情孝道的国家，每年壮观的春运潮显

示出中国人心灵向往的决绝与无畏。

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一种应然的价值

理想，它对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塑将会在未来逐渐

显现。同时，我们认为，理论是生活样态的总结和

提升，未来生活的发展必将对具体的理论总结提

出更高的要求与促进。

当代中国的价值状态从实然的状态观察，可

以有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静态看，当代中国社会

价值的基本现象是严重的物化与享乐化，造成社

会价值评价系统的严重扁平化，其核心问题可以

总结为金钱化。

金钱作为一般社会价值的评价尺度本来无可

厚非，问题在于它已经在当代中国成了价值的绝

对宰制，成了事实上的价值之魔，是消解高尚道

德、情感荣誉等心灵指标的价值垄断者。由此，造

就了中国社会大量的冲破心灵底线的行为，道德

失范只是价值系统严重扁平化的后果之一。

在当代中国，金钱几乎成了衡量价值的唯一

天平，在生活当中扮演着价值仲裁者的角色，几乎

成了国人的价值图腾。甚而，向金钱的妥协蔓延到

整个社会所有行业，使得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在实

然的角度看，即使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主张，但都

被金钱的魔杖指挥。金钱的信仰化、图腾化使得中

国严守数千年的心灵底线一次次被刺穿。

金钱化是社会价值物化以及享乐化的另一个

表征。所谓物化，意味着社会价值的承担全部基础

已经物质化，是金钱化的另一种表述。物化是人们

极力寻找上手的物质，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出去。享

乐化不同于日常的简单享乐，而是把价值之基让

位给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欲望，缺乏把价值向

更为深广的源头伸张的耐心与张力。这也意味着，

金钱化、物质化和享乐主义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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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消费逐渐走向无名化，信用卡的使用

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但物化的态势并没有因此

而改变，相反，这为物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从动态看，情景马上发生了变化。取一个近镜

头，近四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图景可以描述为：

从极端的理想主义走向极端的实用主义，然后又

向温和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回归。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无论评价尺度如何变

化，但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理想主义色彩极为

突出，混乱和激情一起燃烧，乌托邦式的目标引领

社会价值的构建，我们从简单的好坏两极评价中

超越出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在当时作

为“已知”的实相而存在，它似乎不是问题。随着剧

烈的社会转型，过去人们已然的价值追求遇到了

空前挑战，国人从理直气壮喊革命、羞羞答答谈物

质经历了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有现实难觅理想

的一段岁月。当今中国对核心价值问题的重视，实

际上是对汹涌澎湃的物质化大潮后的一次精神反

思与校正。

后果

金钱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价值载体的功

能，但一旦成为绝对的价值审判员，就会引发一系

列后果。

当社会的价值图腾唯钱是从的时候，意味着

人们沦落为金钱天平上的一个无个性的数字，数

字化成为人的宿命。数字化作为生存与管理的手

段，已经和正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数字化

意味着单个人的消失，独立的个人被涌动的信息

流淹没。通约化的语言让人沦落为智能时代的一

个小点。金钱收购一切，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

什么是无价的。这就给本来拒绝外在化、数量化的

精神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切独立的精神性

创造都可能在数量化中兑换成不同的数据，量的

差异代替了质的分别。而只有量的世界中，价值是

同质化的，扁平化的，是没有精神站起的立锥之地的。

一旦金钱形成价值宰制，意味着一切围绕金

钱就成了社会共识。金钱就从改善生活的手段飙

升为生活的目的本身。这就会消解心灵的价值，道

德良知以及高尚的情感都会遭受诘问。人们围绕

金钱旋转，机会主义天经地义，自利自私得到鼓

励，自觉性的道德行为没有多少价值。人们直奔金

钱而去，耻辱感、荣誉感都会被金钱所消解。我们

看到，许多国人并不注重自己的荣誉了，即使做出

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被抓住的时候仍然心安理得。

道德的失灵只能让人们乞灵于法律。而法律本身

带有冷冰冰的性质。当社会秩序完全依靠法律来

解决的时候，人们只能活在一个没有温度的世界中。

单纯就社会管理讲，一个只认金钱为价值之

神（魔）的社会，是难以维系长久的。因为，一旦人

们的致富热情从本能走向自觉，马上就会追问：活

着是为了什么？赚钱在事实上的图腾作用，就会阻

碍精神的继续发育，人们很快会发现自己穷得只

剩下币爷（金钱）了。这就会带来另一种后果：当人

们赚取一定的金钱后，人们的赚钱欲望就会弱化。

当今之世，中国人的赚钱欲望仍然是世界上

最强的。其原因除过近代百年积贫积弱的苦难记

忆外，还得益于当年以“致富有理”的号召开掘国

人物质激情的闸门。但是，经过近四十年的释放，

这个激情已经明显减弱了，人们开始普遍追问：赚

钱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随着财富的积累越来越

重大。

对金钱目的追问是金钱本身无法回答的。所

谓价值图腾就是必须把所有的问题回归图腾自

身，并力图给出一个答案。一旦人们无法得到答

案，图腾本身的信仰功能就会下降。金钱无法回答

金钱自身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延续，赚钱就不再

是生活的动力。我们看到的场景是，中国人仍然是

勤勉的，但正在走向慵懒。老龄化的社会之所以缺

乏经济活力，在于人到一定年龄后生理机能会自

然衰退，行动力的下降自然会减少交换物质能量

的欲望。反过来讲，一个没有赚钱欲望的社会未必

是老龄化的，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古今中外具有普遍性。在

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人在跨入资本主义的时

候，一种金钱与道义结合的精神产物应运而生，这

个问题的答案以新教伦理的形式得以解决，即把

赚钱当作一项接近上帝的神圣事业来完成，从而

使人不以个人的本能化欲望为价值基点。中国现

代国家制度的设计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和世界

历史运动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巨大的价值消解后

果，企图找到新的符合本民族的价值引导力量。这

个力量在过去以为是已经解决了的，现在才意识

到问题仍然是问题，中国尚未找到这样类似的引

导力量。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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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这样的考虑。

流变

以上匆忙从静态的剖面对当下国人的价值观

予以描述。但从动态的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国人显

然并非从来如此，中国人曾经活得很舒展阳刚。

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

利，纪念为了什么？记住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从

来没有仅仅沉湎过去的纪念。当人们在谴责当年

日本军国主义残暴无道、警惕日本极右翼势力重

新抬头的时候，一项很容易被忽略的最需要的工

作是：尽快完成对民族精神流变的反省与清理。抗

战时期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也给日寇

以沉重打击。但是，人们不应忘记，比起给日寇的

打击，中华民族自身遭受的损失严重得多的多。造

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除过日寇太残暴之外，还

在于我们自身的民族精神尚未觉醒。抗日战争正

面战场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但也不乏

一触即溃、缺乏战斗意志的事情，特别是出现大量

的汉奸，成为二战史上一个令人羞耻的奇特风景。

日本国内一些人至今内心还怀有傲慢感，这也是

他们对二战尤其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缺乏反省忏悔

的原因之一，他们心灵深处并不认同被中国击败。

相反，给日本国民以毁灭性打击的美国，不但战场

上胜利了，而且形成了对日本国民心态的宰制。日

本对美国只有仰视与恐惧，对中国却充满傲慢。

同样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了不可一

世的美国人，即使在美国的角度看，中国至少与美

国打了个平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冲锋陷阵和大

无畏不怕死的精神，让美国人仰视多年。要知道，

许多志愿军属于原先被改造过来的国军，这说明，

人的差别不仅仅是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某种精

气神的东西。

共和国成立后，无论如何评价当时的跑步进

入共产主义运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人们通过控

制力极强的组织行为，哪怕是乌托邦的召唤，都拥

有一种空前高涨的精神。精明的当代人可以嘲笑

那时候的某些盲目与空想，但是，铁人精神不正是

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吗？王进喜不就是甘肃精神甚

至是整个中国精神的化身吗？

再往历史深处走，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阳

刚血性。在诸子百家时代，求知的欲望，思想的激

情随处可见。在这个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

样态成型，至今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汉唐时代，中国人血脉偾张，激情与豪迈成为汉唐

的主旋律，渴望建功立业、驰骋疆场成为时代主格

调。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在文化上两件事影响深

远，一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件事是《史

记》 给华夏民族与匈奴人等找到了共同的祖

先———黄帝。前一件事是后世议论不绝的，后一件

事则隐含在文化的潜流中，不为世人注意，影响却

同样深远。这两件事共同的作用是形成了意识形

态建设的指导思想一元化，以及真正的天下观念。

汉人作为身份性符号出现了，武帝以来，汉人的强

悍与包容都声名远播。唐朝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

流的局面，说到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集

中体现，也是文化自信心的表现。唐诗之所以成为

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乃是因为后世难以拥

有煌煌大唐那种包容开放的自信与激情。

唐朝以后，中国人的文化血性递减。宋文化总

体精致细腻，但缺少了文质彬彬之质，开始走向文

弱化。虽然，古今中外都有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打

败的先例，而且在冷兵器时代，以机动和骁勇著称

的蒙古铁骑所向披靡。我们看到，中国人在汉唐时

代的舒展大方，让位于宋明时期的内敛小气，疆域

收缩，心态也跟着保守起来。宋明理学的流行标志

着中国人的精神越收越紧，从“存天理灭人欲”发

展到后世的“以理杀人”，文化从君子之风走向了

野蛮之气。满清入关之际，南明王朝还保存着超过

百万之众的军力，却抵挡不住多尔衮十七万的铁骑。

即使后世对宋明的军力多有失望，但“崖山之

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宋明时期的精英阶

层还保留着气节与刚烈，别忘了陆秀夫背着南宋

末代皇帝蹈海而死，自觉殉难者官民不下十万，而

明朝崇祯皇帝盛传是在煤山歪脖子树上上吊身亡

的。满清时期，中国疆域不小，但文化上更加走向

保守，甚至，文化上彻底丧失了先秦生动活泼、汉

唐包容开放的大国心态。彼时，义理学（哲学）衰

退，考据学流行，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士大夫躲

到故纸堆里，国人精神之禁锢越发明显，封关闭

海，自绝于世界发展潮流。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

本等引发了强烈反响，在中国上层却是泥牛入海，

悄无声息。陈天华总结当时统治者“宁予友邦，不

予家奴”，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前身。内斗厉害

而丧失同仇敌忾的对外意识，成了近代民族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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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之一。

原因

国人“彻底”放弃精神性追求的大幕是随着市

场经济的大潮开启的。但往远说，这个报幕已经在

近代有了先兆。

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

体西用”说，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德赛”二先生大

旗，中国精英阶层对西方的认知，经历了从器物

（坚船利炮）到制度（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再到

文化（民主与科学）的历程。国人意识到，西方器物

的胜利背后有着文化的甚至是哲学的原因。这一

认识历程无疑是走向深化的。但另一方面，这个历

程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

中华民族近代苦难史是精神的富矿，但它至

今没有转换为丰厚的精神资源，仍然沉睡在国人

的心灵深处。当代中国人心灵的失重感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强，即使在诉诸于笔端的文化作品，仍然

难以寻觅到沉郁而深刻的精神图景。一个被金钱

所奴役的社会是无法潜心深挖厚重精神资源的，

遑论精深的思想加工。

当今中国价值建构所遇到的问题，与百年前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虽然社会文明基础已经发生

巨大变化，但近四十年来，物质主义下的价值扭曲

也达到了空前。就在中日抗战初期，毛泽东等人就

研究中日国民的差别，他把两国归结为是否有组

织状态，这一总结至今有效。所谓有组织状态，意

味着能否凝结共识，团结一致。团结的前提是意识

到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认识到彼此是共荣共损

的利益攸关者。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看似地大物

博，但被各自捆绑分隔在小块的土地上，造就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农意识，这也是孙中山

等人痛心疾首诊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根据。如果

无法凝聚共识，中国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就无法

转换为强大的综合国力。高度的组织化社会状态

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图景，城市中有各个单位，农

村有公社、大队、生产小队等，今天看，一些不符合

时代要求的社会组织变动显然是必要的，但重回

无组织状态无异于强化散漫的小农意识的历史记忆。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流变与实然状态有许多

值得总结的教训。

当国民尚处在生存边缘的时候，过高的理想

是立不住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等人设计和发起

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恢复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常识。

由于对贫困日子的刻骨记忆，人穷怕了，就会对物

质财富过度追求。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温饱迈

向小康的社会转化中，土豪、炫富、烧包等挥金如

土的生活集中开始爆发，暴殄天物都成了拥有财

富的自大与自卑心态流露。在这一时期，人们的财

富欲望是基于本能的，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缺乏

安全感的，所以，只有拼了命赚钱才能弥补不安全

感。国人的整体贫困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而是几

十代人的整体记忆。三百年来，当西方文明乘着近

代工业革命的快车急剧积累财富的时候，中国人

大多还在遵循靠天吃饭、以食为天的生活，解放之

初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其生产资料充其量相当

于工业革命后普通的欧洲农民。近代以来，在列强

和腐败政府等天灾人祸的多重作用下，让中国人

空前赤贫，以至于多年来见面打招呼一直是：“你

吃了没有？”

在价值指导思想上，“猫论”或者“致富有理”

论起到了很大引导作用。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

中，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农业本身收成

的薄利性，使得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

念深入人心。在义利之辨中，重义轻利是一种前资

本经济时代的必要选择。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实则把财富本身签订为价值的基本出发

点。中国人由此一下子脱下了对利益羞羞答答的

外衣，开始面向物质财富的裸奔。我们认为即使决

策者反对极端实用主义，但事实上形成了社会的

极端主义流行。恢复常识在中国往往需要矫枉过

正，五四的先贤们是如此，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亦

是如此。因此，当阶段性的口号完成历史使命的时

候，必须进行更符合时代气质的指导理论转变。

要看到致富这一大潮是随着世界精神气质的

变动而涌动的。国门一开，中国—世界就开始相互

协调共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是现代化抛出的价

值包袱，它既是工商文明初期扩张的原动力，也是

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缘由。享乐主义本身是一

个充满自戕性的词汇，因为，有许多快乐是需要战

胜痛苦才能体味到的，人的幸福感很大来源于比

较化的感受，没有苦与乐的对比，人的身心就会把

当下合理化，从而没有任何感受。享乐主义则服从

了人现有的欲望指向，及时性是它的特征，享乐主

义等于及时行乐。及时意味着对未来缺乏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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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耐心，因而，它很容易屈服于到手的欲望释

放，而根本不愿意为了长久的幸福做出必要的牺

牲与付出。“乐”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感受，它本身

需要迅疾，有快才有乐。乐需要及时抓住手头，需

要为当下服务，有什么就挥霍什么。这种及时性必

然导致人们心为物役，心灵随着物化的跳动而转

移，再难以找到一个巩固的价值之基。因而，享乐

主义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这也是近代西方哲

学转向当中最为重大的问题，它整整耗费了尼采、

海德格尔等人的全部思想力。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气质，有种

化精神为物质、视物质为精神的倾向，关于此论，

本人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有一点结论可说明：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中，中国人在物质消费中

所感受到的精神含量格外突出。

我们不应忘记，许多国家在文明转型之前，其

思想精神状态与中国的小农意识并无二致。重温

西方传教士对民治维新之前日本国民的评价，就

可以看到那些词汇完全可以用以描述中国人。短

短几十年，日本人就脱胎换骨，成为具有强大凝聚

力的国家。犹太人在二战前的两千多年一直是冷

血的高利贷者形象，在文学家笔下一直充当道德

的靶子。二战后的犹太人，痛定思痛，在清算法西

斯遗毒的时候，更多把反思的目光指向了自己。如

今的犹太人，除过在经济、科技领域独领风骚之

外，俨然是高素质的代名词。但是，我们也不应忘

记，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来警醒世人的

时候，曾引发世人尤其是犹太人的一片哗然。

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精神是可以塑造的，实然

的价值是可以引导的。

文化出场

显然，当下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需要理想化

的引导。这个理想必然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当下中国的具体国情，

它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的总结、提炼与升华。同

时，它也是一种可能趋势的指向，是伦理的必然

性，是应该通过努力而能达到的目标。目前，缺乏

一个提纲挈领的价值口号是它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需求层次上来说，物质问题解决后，精神需

求就开始上升。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热传遍大江南

北，正是对应着中国当代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中国人整体

低头足温饱、发小财，那么，现在是开始仰望星空，

沉思人生意义问题的时候了。个人需求有层次，民

族发展亦有层次与不同阶段。当下中国正处在文

化重新登场的时刻。

温饱和小康实际上还在物质层面表述社会发

展状态，这样的人还处在正常生活的生物学意义

上，而人的差别更多的在于其文化内质。正如我们

对几十年前国民精神的描述分析，不同的精神武

装会带来人本质的截然不同。

对当下中国来说，第一位的问题是召唤某种

精神，然后才是何种精神的问题。

精神在古代中国文化中表述为精气神，它源

自中国哲人对宇宙人生的体悟与认识。精是能量

的未发状态，精饱不思睡，这是古人身体修炼中切

实得出的经验。气在孟子等儒家那里，表现为至刚

至柔，至大无外的浩然之气。神在现代语境中容易

神格化，在古代则是变化莫测之意，通俗说是激情

而富有创造性的生命体现。后世道教在身体修炼

中有一套严格而略带神秘的仪轨，它虽长期处在

隐匿的状态，但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哲学所讲的生

命体，气聚为生，气散而死。生死转换，天地一气

耳。用现在的话讲：活得有力度，有激情，视死如

归，生死自然。

文化的出场首先会遇到何种文化的问题。

“五·四”闯将们的眼光显然有些过犹不及，或者矫

枉过正。他们所主张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看

法，无论后世如何袒护都无法庇其浅陋。每一代人

都有自己的文化视域，角度即局限，即使鲁迅这样

的大家也只能属于他们的时代。

对于一个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古老文明体来

说，重视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必然逻辑。这不但在于

传统文化是本民族生存主体性的主要标志，更重

要的是，由于文明自身本有的绵延，反过来已经说

明了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

看到，在“打倒孔家店”后的九十年，在“批林批孔”

之后的四十年，孔子又一次回到人们的精神舞台。

拘囿于生存实相的芸芸众生，也许看不到这个变

化的趋势，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以及香港

新亚学院的一些新儒家们早已看到了这一趋势。

文化的登场马上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命

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转化中面临着这样几个问

题：它是什么？它能是什么？它该是什么?思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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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事情，就是把现有的东西赋予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文化的出场是为了思想

的登台做好准备。

招魂

从近代算起，中国罹患民族失魂症已经至少

一个半世纪了。近代志士仁人的各种努力，尝试了

各种办法，从自由主义到法西斯主义，从孔教立国

到马列主义，每个行动后面都隐含着对现实的巨

大批判。今天看，那些“五·四”先贤们激烈的言辞，

从其学理上讲并没有多少留下经得起考验的论

断，甚至某些观点可谓偏激而幼稚。但从其言辞当

中分明能够感受到对现实的强烈的忧虑忧愤，失

望甚至绝望。而从传教士对满清时期，从国人的记

述和分析来看，作为一盘散沙的民族性流布了至

少数百年。

由此，我们可以说，近代先贤的努力，从现实

价值追求上讲是为了救亡图存，从精神层面讲实

际上是一次次的招魂行动。今天，尽管在国家治理

层面，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退出了官方

的意识形态。同时，作为农垦文化生存经验的总

结，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某些具体的

内容上的确显示出某些不适应性。但是，作为世界

上唯一绵延的古老文明体，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伟大文明的生命特质不仅仅是某些具体观点

的超前，更在于其思维方式、文化品性有着巨大的

弹性。作为对农垦文明的洞察，诸如具体如何践行

孝道等具体的内容已经被时代所质疑。但智慧本

身并不仅仅是观点的集合体，而是源于生存环境

又超越于自身生存经验的精神结晶，不仅仅是匍

匐在大地上对潮起潮落的经验感受，它应是超越

时代的人类普世价值。因而，我们可以断言，传统

文化中那些活泼生动的东西仍然会旧枝发新芽。

儒家的仁爱思想表面看是农垦文明的产物，

仁爱的根本是孝悌，是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孝悌的基础是家庭。注重家庭伦理在中国绵

延了数千年。对家园的看重有着较为浓重的农垦

文明特征，因为，在小农经济当中，土地和农民实

现了相互依赖甚至绑架，稳定是生存的第一要务，

人们必须守护土地才能春种秋收，这就使得家庭

关系显得异常牢固。同时，农业是季节性很强的产

业，在大规模的提灌技术发明之前，绝大多数人只

能靠天吃饭，人对大自然的依赖是现实的，天人合

一是活生生的生存经验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

再者，作为收入产出比相对较低的产业，财富的累

积是非常缓慢的，这就为平均主义留下了空间。农

业本身是经验性很强的，老人的经验可以让庄稼

获得更好的收成，敬老是因为老人往往显得更有

价值。这也就让孝道有了存身的现实基础。

作为对现实生存经验的超越，以儒家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存经验。譬如孝，

与孝联系的词汇有孝道、孝敬、孝顺、孝养、孝慈等

等，孝不仅仅是因为老人有用，而是发自内心的情

感相通和人们智慧觉醒后的道德自觉。这种看重

感情相通和道德自觉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儒家的

继而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在孝的维度中，

孔子反对把功利性的赡养看作是孝，因为，那种行

为“牛马皆有养”，而他最为看重的是“色难”，有人

说这无非是要给父母亲好脸色，此话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在父母跟前保持好的心情才会有发自内

心的和颜悦色。否则，孝就可能变为作秀。

同时，儒家把源自家庭伦理的孝上升为道，孝

和道组成了一个新的名词。这意味着，孝不仅仅是

子女对父母的感情，而且是连通祖先后代的信息

通道，甚而是流布万物之间的情感本体。从孔子的

“乐水乐山”情怀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从董

仲舒的“人副天数”、“天人相与”到张载“民胞物

与”、“天人合一”，只有把儒家的孝道放到情感本

体上理解，才能体会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

一思想。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反对儒家那种爱担责任

的沉重生活，实际上，道家意识到人力的有限性，

看似消极无为，实则主张顺势而为。但儒家的孝一

旦上升为人与自然的感情，人对大自然就像孩子

对母亲一样，这时候，儒家就和道家走到了一起。

佛家刚开始因清修主义，而没有家庭伦理的概念，

和儒家牴牾甚久，但视天下父母为自己父母的时

候，佛教伦理就是一种彻底的大孝，这也是佛教最

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

传统文化这样看重自己的发源，中国的寻根意识

已经沉积为文化基因，它是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基

本系统，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是中国文化孜孜以

求的基本特征。这种行为究其目的而言就是求道，

就此情感而言就是行孝。孝就是从那个汩汩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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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头开始，经过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从远古往

未来不断传递。这不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伦

理，而且是中国生命观的集中体现。生命不是毫不

相关的原子，而是互相涵摄的源流。每个人都在远

古时刻承继了源头，又化身为溪流，是时间的通明

者。这也意味着，找出和构建一个源头是必要的，

且是有非常意义的。

儒学道统与黄帝

由于中华民族位于亚洲大陆深处，是一个相

对独立的原创文明体，这决定了，它自身的精神演

进必须倾听自己的历史脉动。毫无原则地引进吸

收异质文明，也许在撮尔小国可以办到，但面对一

个原创性的文明体的时候，显然就会失效。这种异

质性越大，引发的应对与反弹就越强。这一点，被

中国近代缓慢转型中的各种遭遇反复证明。

从孝道的角度看，未来是过去的合理延伸。未

来不是时间的断裂。那么，什么可以成为人们文化

上的行孝对象呢？

汉代人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办法，现在看来

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郑重的文化选

择。选择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实际上表

明了将承继儒家根本的伦理纲常。然后，在司马迁

那里，历史有了开端，而且是匈奴人、汉人等有了

共同的开端———黄帝。这一良苦用心实则是对儒

家孝道文化的躬亲践行。黄帝不仅仅是汉人的精

神之父，而且是其他人的精神之父。这就一下子构

造出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共同体。

儒学道统把自己的开端一般放置在三皇五帝

时代，其发展线索一般的表述是 “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经过周公而被孔子集大成。唐代韩愈认

为这个道统在孟子之后不传，俨然有舍我其谁的

道统勇气。后世论者把尧舜为儒家道统之开端，道

家汉代后黄老并称，这就似乎把黄帝划到道家道

统的阵营里去了。其实，从精神共同体的角度看，

黄帝不但是道家之发端处，更是儒家道统的关键

性肇造者。

汉代之前，中国文化无疑有着非常成熟的形

式，但是，江山一统后，拿什么来涵摄人们的精神，

让天下真正归心？这一思想任务无疑给了司马迁、

董仲舒等人，只有他们才有这种思想的敏感性，才

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此之前的历史

文献，只是随地散落的一件件事情记述，它们既没

有内在的逻辑，也看不到共通的精神指向。在古文

经学家看来，“六经皆史”，然而，这些经典相互间

看不出思想的契合，尤其，编年史实则是流水账，

尽管从中有着知往察来的思想张力，但史学本身

的视野仍然是有限的。《春秋》是非常重要的儒家

经典，却对鲁国之前的事情一言不发。换言之，在

汉代之前，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只是到司马迁等人那里，寻找共同的祖先

成为自觉行动。

黄帝在汉代之前就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流布，

虽然汉初道家创制出了黄老之术，但黄帝本身的

精神始源作用并未凸显。而在司马迁之后，有关黄

帝的事迹就突然间增加了。在《黄帝内经》中，黄帝

成了向得道者广成子求教的谦虚学生，甚而，许多

后世论者言之凿凿认为该书成本于汉代。在司马

迁那里，黄帝的地位大大提升，他不但拥有超凡的

神力，而且是当时所有民族共同的祖先。也可以

说，夸张其神力是为了这一论断做铺垫的。

黄帝的谱系虽然复杂，但在司马迁的算术中，

它传了没有多少代就进入到了尧舜禹时代。细心

的读者会追问，黄帝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的后

代谱系为何显得线条粗犷？

这一问题在《汉书》中以另一个形象解决了。

司马迁对伏羲是只言片语，班固则对伏羲大书特

书。易经的作者不仅仅是文王和孔子，而是开启文

明之门的龙祖伏羲。在此之前，有关伏羲的传说都

是异常简略的，甚至可以说，伏羲氏远观近譬的画

卦行为也有着汉代行文的痕迹。但在汉代后，尤其

是《汉书》之后，有关伏羲和女娲的故事就越来越

生动具体和内容庞杂。有关伏羲的形象大多出自

汉墓，尤其是蛇身人面图，从汉代或者严格说从班

固之后，在各个地方都可以见到。但是，人们尚未

找出一个比汉代还早的生动有趣的伏羲图。尽管

蛇首人身是古代世界性文化现象。

20 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和顾颉刚发动的疑

古思潮内在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是丧失文

化自信心的外在表现。大禹是一条虫，三皇五帝都

是古人的信口开河。顾颉刚的疑古主义引来中外

有关人士的欢呼。但也就在那个时代，殷墟甲骨文

发现了，王国维提出的双重证明法首先证明了殷

商文明的存在。得源于新时代中国的大拆大建工

程，许多地下沉睡几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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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和各种文化遗址都在还原一个真实而更为久

远的历史文化图景。疑古思潮本身成了被批判的

对象。李学勤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质疑者

不少，拥趸越来越多。

伏羲与龙：新的道统象征

伏羲的地位因其“一画开天”而开始飙升。女

娲在儒家文化语境中本来受到某种抑制，但因与

伏羲的亲缘关系，被人们不断提起，二者合二为一

的趋势明显。

陇西成纪在文献中被记载是羲里娲乡，当然，

这个仍然是汉代的文化记忆。伏羲散见于先秦文

献和传说，但只有到班固那里，寻找一个更加久远

的精神共同体成为自觉行动，人文初祖是一种必

要的追溯与重塑。随着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

的发掘，其与伏羲女娲的有关传说，在文化内容

上、形式上，关键还在时空点上的高度契合，这就

把历史传说越来越接近信史。

今天，面对大地湾一抹黄土，卦台山下神奇天

然的太极图，伏羲庙那种明代起就官民祭祀遗留

下的文物规制，历史之宏图，是真是实？我们既不

能幼稚地认为，伏羲就是一个超级英雄，是一个寿

命特长、力气很大、智慧很杰出，那个完全迥异于

人的超人，单就伏羲氏的十四项功德就超出了人

创造发明的可能界限。但又不能说包括司马迁在

内的古人在撒谎，因为，从文化遗留的本身而言，

反推过去，必然存在类似伏羲女娲这样的人，尽管

他不可能是具体的单个人，更可能是一个创造的

英雄群体。类似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还

将继续，其丰富之内容继续释放，但即使把所有的

地下文物都翻出来，也不会找到非常完整的伏羲

图景。虚实之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秘密。虚

实相间性牵涉到中国特有的历史观，东亚儒家文

化圈中都有着向历史追溯寻找精神之根的伦理冲

动。而这一点，恰恰影响了后世的所谓民族性。

当人们惋惜近代中国甚至是宋代以来中国人

精神缺乏必要的刚健之气的时候，我们以历史的

目光看到，精气神的东西是可以塑造的，民族性是

可以改变的。那个为汉代奠定精神共同体的黄帝

和伏羲，都为形成大统一而富有活力的大国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中国至上而下都意识到，社会价值建构

已经到了需要强势引导的时候。随顺人的本能要

求，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它自身缺乏必要的凝聚

力。伏羲是龙的化身。龙是包容性、克坚攻难的文

化象征。今天，由于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的退出以

及信仰本身的坍塌，中国社会价值的扁平化已经

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需要一个精神象征。

新的价值系统必然既要契合国家发展的阶段

与民族特性，又必然要契合人本身具有的先天性

差异这一基本事实，因而，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必然

是立体的，是各安其位的。是脚踏大地的，又是仰

望星空的。我们告别英雄的时代太久了，金钱宰制

下的犬儒主义即使是实然的全球化生活状态，但

并不代表其应然的理想未来。今天，怀揣百年民族

复兴梦的中华民族，既需要超越初始本能的物质

欲望，恒久开掘经济发展动力，更需要召唤昂扬向

上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在理想与现实当中取得

恰当的平衡。这两件事共同的要求是做好中华民

族的铸魂工程。

对于一个绵延永续的文明体来说，回顾过去

就是着眼未来，返本开新是化历史的经验为当下

的智慧，继承是为了更好创新。同时，传统文化既

是包容的又是创新的，我们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汲取力量，又在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这就要求当

代学人以更加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思想重构性，有

序持久释放厚重的精神资源，又为当下和未来的

中国精魂塑形。

伏羲是龙的化身。龙（loong）是包容性、克坚攻

难的文化象征。龙或潜于九地之下，或动于九天之

上，至刚至柔，变化无穷。龙既可以从现实当中找

到必要的原型，又不同于现实中任何现实当中的

“百虫”。龙的形象从产生到定型，从辽宁的红山龙

查海石堆龙到元代龙的形象定型，龙的现象演变

至少历经了七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演变已

经造就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已然成熟，

而龙本身的精神含义是需要填写的，它可以有不

同的含义，但它又深契中国人的心灵结构。

简单说，“伏羲（女娲）—龙”，这就是多元一体

的文化结构，龙本身是大孝文化的遥远处的呼应，

伏羲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招魂者，也将是未来需要

着力打造的中华道统的象征。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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